李易诚,孟万忠,王庆伟

(太原师范学院 地理科学学院,山西 晋中030600)

文化遗产是人类精神和物质财富有效结合的产物,巨大的内在价值在时间坐标系里将与文化、自然、历史、科学的多重价值进行交融,使文化遗产对人类未来社会产生持久的作用力[1]。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数量庞大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见证了众多王朝的兴衰,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加强文化遗产的挖掘阐释和传播利用,能够提高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认识,构建自我身份。目前,国外对文化遗产的研究侧重于文化遗产价值和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模式和健全法律制度,重点关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等[2-7]。文物保护单位制度作为中国特有的一项文物保护制度,自颁布起就对国内的文化遗产保护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内对其的研究兴起于21世纪,最初集中在数理统计层面,随着ArcGIS、SPSS等分析软件的出现,开始转向文保单位的价值、空间分布以及影响因子研究[7-11]。综合来看,以往对于文保单位空间分布影响因子内容的分析并不充分,忽视了历史背景下与现今所存在的差异,没有合理选取地域中独有的一些影响因子。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的山西,不仅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建设者,还是近代民族革命的主战场,保存着大量不同时期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从距今180万年的西侯度遗址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寨人民公社旧址,都在见证着这片古老大地所走过的辉煌历史。截至2023年6月,山西共有省级以上历史文化名城12 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简称为国保单位)531 处,国有可移动文物320万余件(1)数据来源于山西省文物局网站。。

但是拥有如此丰厚历史文化遗产的山西尚未把文物承载的文化力量充分释放出来。当前山西省的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内部结构不合理,文旅融合不深入,缺乏创新能力等诸多问题,在文化产业作为国家支柱性产业的战略背景下,山西的文化产业必须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坚定地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故以山西省的国保单位为对象,探索其所表现出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地域特点,挖掘山西省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加强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与开发,深层次进行文旅融合,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以此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山西省文物局网站发布的1～8批山西省国保单位名录,通过对发布的数据信息进行整理,共531处文物保护单位,借用百度地图拾取了山西省国保单位名录的空间坐标,根据对其类型进行分类,基于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分析不同类型文物在分布中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差异。

1.2 研究方法

1.2.1 最近邻指数

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可分为集聚型、随机型和均匀型3种类型[12],最邻近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1)

1.2.2 核密度估计法

(2)

式中：s为待估计对象的位置;si为落在以s为圆心、h为半径的圆形范围内的第i个估计对象的位置,h的取值会影响到估计对象核密度值空间分布的平滑程度。

2 研究过程与结果

2.1 山西省国保单位的总体概况及演化

根据山西历史发展脉络并结合国保单位在山西各个历史时期分布的数量,将整个历史时期划分为史前、先秦、秦汉至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和近现代7个时期。表1显示,秦汉时期的国保单位数量最少,与大部分其他省份不同的是,山西省国保单位的数量在宋元时期数量最多,而不是明清时期。史前至先秦时期共有42处,数量之多甚至超过了一些省份同时期国家和省级两级文保单位之和,充分体现出山西的历史悠久,特别是晋南地区的临汾和运城两地,作为“尧都舜壤”,是中国史前文明探源的重要源地。根据我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型划分,山西省古墓葬、古建筑、古遗址、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及其他一共6种类型的国保单位数量见表2。从表2中明显可以看出古建筑在山西的国保单位数量中占比最高,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文物保护单位。从核密度分布[图1(a)]来看,历史时期山西省国保单位整体呈聚集分布,主要分布在太原-晋中、运城-临汾以及长治-晋城3大核心区。

表1 山西省各市不同时期的国保单位数量

表2 山西省不同时期各类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

2.2 不同时期国保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

2.2.1 史前时期空间分布特征

山西省史前时期国保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rI为65.91 km,理论最邻近距离rE为46.65 km,最邻近指数R为1.14>1,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均匀型。根据山西省国保单位核密度分布[图1(b)],发现其集中分布在晋西南地区的临汾和运城,省内除忻州、阳泉、长治外均有分布。

早在远古时期山西的地理环境就非常适宜人类居住,在从芮城县西侯度北上至阳高县许家窑,最终南下落脚于临汾陶寺的这场迁移中,人类变得越发成熟,能够更好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华夏民族也在山西正式跨入了文明社会的大门。盐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维系生命的物质,在人类发展早期占有重要地位,产盐区一般为民族文化最先形成的地区。运城地区盐池含盐量极高,只需太阳曝晒,结晶成盐即可被捞取食用,为缺乏生产工具的远古先民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在当时海盐和井盐尚未被开发的条件下,远古先民必须围绕着盐湖聚居和发展,河东地区人类文化遗址密集也就不足为奇。

2.2.2 先秦时期空间分布特征

山西省先秦时期国保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rI为37.91 km,理论最邻近距离rE为40.40 km,最邻近指数R为0.93<1,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根据山西省国保单位核密度分布[图1(c)],发现其集中分布在晋西南的临汾和运城两地,晋中地区的太原、吕梁和晋中也有零星分布,晋北地区尚无分布。

先秦时期,广阔的晋北和晋中地区一直是游牧民族的草场,直至春秋中期,农耕与游牧分界线才在晋国的大力开拓下向北推进至太原盆地,所以这一时期经济重心一直在沃野千里的晋南地区。中条山一带蕴藏的大量浅层铜矿,为晋南地区在青铜器时代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当时的晋国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生产。河东盐业也在这一时期开发更盛,士大夫阶层在盐业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商旅络绎不绝,形成了众多商业城市。

2.2.3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空间分布特征

山西省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国保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rI为51.43 km,理论最邻近距离rE为41.27 km,最邻近指数R为1.24>1,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均匀型。根据山西省国保单位核密度分布[图1(d)],发现其空间分布主要在晋中地区的太原,晋北地区的大同和晋西南地区的临汾、运城分布也较为密集。

秦汉时期,汉匈战争持续不断,山西北部地区成为双方争夺的重要地区,汉朝末年的山西军阀割据,战火频发,虽经曹魏、西晋两朝恢复发展,但西晋后期永嘉之乱,更使原本富裕繁华的平阳、晋阳、河东毁于一旦,这也导致在这600多年的时间内山西的文化遗产留存极少。北朝时期,平城作为北魏早期都城,不仅留下众多文化遗产,也使得整个山西地位突出,与此同时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统治阶层的青睐,寺院地主经济繁盛,北齐后主高纬在晋阳地区大修佛寺,故北朝时期留下的国保单位多以佛教寺庙遗址和石窟寺及石刻为主,大同云冈石窟便是这一时期佛教石窟的代表作。

2.2.4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空间分布特征

山西省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国保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rI为38.93 km,理论最邻近距离rE为40.40 km,最邻近指数R为0.96<1,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根据山西省国保单位核密度分布图[图1(e)],发现其主要分布在晋西南的运城和并以晋东南的长治、晋城分布最为密集。

隋唐时期,河东地区达到了顶峰,河东世家大族的手中紧紧把持着朝政,仅裴氏一脉,有唐一代便出了17位宰相,蒲州城更是一度成为中都。晋东南地区由于煤炭和铁矿资源丰富,冶铁行业蓬勃发展,其所处地理位置又较为优越,与东部河北、河南平原地区联系便利,晋煤外运在这一时期便已初具规模。整个隋唐时期除唐武宗一朝灭佛之外,其余各朝普遍尊崇佛教,加之建筑工艺不断发展,佛教寺庙在山西遍地开花,特别是中国现存的三座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不仅均在山西,而且有两座都是佛教寺庙,展现着这一时期佛教在山西的辉煌。

2.2.5 宋元时期空间分布特征

山西省宋元时期国保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rI为9.37 km,理论最邻近距离rE为12.42 km,最邻近指数R为0.73<1,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根据山西省国保单位核密度分布[图1(f)],发现其主要分布在晋中地区的太原,晋西南的运城,并以晋东南的长治、晋城分布最为密集。

宋元时期,战乱频发,能够给予百姓一丝精神安慰的宗教在这一时期拥有了众多信徒。佛教在这一时期更加平民化和世俗化,道教的各个道派蓬勃发展,朱熹、二程(程颢和程颐)、王阳明亦重新发展、复兴了儒学,“三教并行”成为这个时代最独特的标志。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也利用宗教来教化民众,巩固政权。晋北地区作为当时的辽宋对峙时期的主战场,屡遭战火侵袭,虽有辽金两代对于大同的不断建设,但也仅留存下来一些珍贵的佛教建筑,整体数量较少。政局相对稳定的晋中和晋南地区则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宗教建筑,是现今山西省国保单位分布的历史时期中宋元时期占比最多的主要原因。

2.2.6 明清时期空间分布特征

山西省明清时期国保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rI为12.99 km,理论最邻近距离rE为15.46 km,最邻近指数R为0.84<1,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根据山西省国保单位核密度分布[图1(g)],发现其集中分布在太原和晋中,运城和晋城分布也较多,沿汾河分布的特征明显。

明清时期文保单位集中分布在太原和晋中的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内晋商的显赫。明清时期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晋商作为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商帮,回乡修筑宅院,这些气势恢宏的晋商大院见证一个个家族兴衰,与此同时晋商的兴盛,极大带动了山西工商业的发展。晋中地区的平遥、太谷、祁县等地票号业兴盛发展,太原一度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城内的寺庙、教堂、学堂遗留至今便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

2.2.7 近现代时期空间分布特征

山西省近现代时期国保单位空间分布的实际最邻近距离rI为29.82 km,理论最邻近距离rE为40.40 km,最邻近指数R为0.74<1,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根据山西省国保单位核密度分布[图1(h)],发现其集中分布在太行山区和吕梁山区和太岳山区。

自七七事变之后,山西省一直是八路军抗战的主战场,在敌后开辟了以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等为主的广阔的抗日根据地,长治的八路军司令部和黄崖洞兵工厂以及众多革命旧址都是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这场反抗外敌侵略中英勇斗争的证明。

3 影响因素

3.1 自然因素

3.1.1 地形因素

地形是影响区域人口分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山地区域其影响和约束作用更加明显[14]。为探究地形对山西省国保单位的影响,采用叠加分析法将山西省国保单位的地理坐标与山西省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高程地形图进行叠加得到图2,从图2中明显发现国保单位主要分布在山西省的7大盆地,其余国保单位则零散分布在山地的谷地中。

审图号：晋S(2020)005号图2 山西省国保单位高程海拔分布

在对不同海拔高度范围内分布的国保单位数量进行统计后发现,海拔0～200 m内没有分布,分布在海拔201～500 m的国保单位有81个,海拔501～1 000 m的国保单位有326个,海拔1 001～2 000 m 的高原地带有124个,海拔大于2 001 m也没有分布。由此可见,与平原地区文保单位数量和海拔成反比不同,山西省国保单位分布数量和海拔没有比例关系,反映出地形对于文保单位影响显著。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①盆地的地势较为平坦,交通便利,土壤肥沃,适宜传统的小农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自然灾害较少,有利于人类的长期生产生活;②高原、盆地、台地等平川河谷仅占山西省总面积的20%,人地矛盾突出,加之战争时期百姓为躲避战乱,不得不向山地中地形较为平坦的河谷地带转移,因此盆地和河谷地带成为历史时期山西人口密集、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的主要地区,故而国保单位密集。

3.1.2 河流水系因素

河流水系对于文明演进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世界各地文明都起源于江河流域[15]。利用ArcGIS分析工具中的多环缓冲区分析,依据河流级别,分别建立一级河流缓冲区20 km,二三级河流缓冲区15 km,四级河流缓冲区10 km,五级河流缓冲区5 km,得到山西省河流缓冲区和国保单位的分布(图3)。据图3可得,沿河分布的国保单位共有371处,占总数的71%,整体除晋东南地区外,分布的近水性较强。

审图号：晋S(2020)005号图3 山西省国保单位河流缓冲区分布

根据山西省气候中心发布的2021山西省气候公报中“北部大部和中部部分地区降水量在600 mm以下,其余大部地区在600 mm以上,晋城、长治东南部和运城东南部降水量在1 000 mm以上”可知,气候降水决定了晋北和晋中地区无论是需要大量灌溉的旱作农业,抑或是需要逐水草进行放牧的畜牧业,临近河流都是二者发展的基础条件,所以晋北和晋中地区国保单位几乎全部沿河分布,故国保单位的近水性较强。晋东南长治和晋城两地降水量充沛,与晋北和晋中地区相比并不缺水,农业发展需要灌溉用水较少,故国保单位近水性较弱。

3.1.3 气候变迁因素

气候历史是认识现在和未来的钥匙,历史上多个时间尺度的人口波动与迁徙、经济波动、社会治乱变化乃至朝代更替等社会兴衰事件与气候变化有密切而复杂的对应关系[16]。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气候变化造成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的变化,对失去资源的民族而言,寻找新的空间成了生存的重要基础,对峙状态下民族冲突就不可避免[17]。这种冲突往往以草原民族的获胜,并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政权而结束,随之而来带来的影响体现在民族间相互交融,草原民族逐渐汉化,汉族文化也主动或被动吸收一些胡风,留下了极具异域特色的文物建筑。据此可以将气候变迁看作民族融合时期文保单位众多的根源。气候变迁对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带来的危害是沉重而广泛的,使得粮食产量减少、自然灾害频繁、生产熟制改变,多种经营生产萧条[18]。将气候变迁看作造成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衰落的原因之一,那么仅仅存在98年的元朝却建造出多达125处的国保单位,与其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温暖期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也验证了气候变迁通过农业经济发展这一要素对国保单位的分布施加了重要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气候变迁虽是自然地理环境方面因素,对于文保单位分布来说却是许多人文地理环境要素变迁的根源。

3.2 人文因素

3.2.1 政治经济因素

历史文物古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社会政治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又反过来影响文物古迹的形成和分布[19]。例如,河东地区从先秦时代围绕盐池的早期文明中心,变为汉唐时期专供京畿盐用的畿辅要郡,再转变为宋元以降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盐利专区,可以看出河东地区的地位在不断下降,而河东地区的国保单位分布密度也与之下降[20]。又如,宋元时期,山西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冲突频发的地区,但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心,民族交融的最前沿,这两点共同造就了这一时期山西的国保单位不仅最多,而且异域风情突出,文化内涵丰富。再如,明清时期山西国保单位集中分布在太原和晋中两地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一时期声名显赫的晋商在山西的城镇和乡村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从深层次来看,晋商的成功则与其忠诚高效地执行着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因而国运与商运密切相连,晋商的兴衰几乎可以看作是明清两朝社会和经济兴衰的缩影[21]。因此不难发现山西省国保单位的分布是在地方政权变迁和经济社会螺旋式发展共同影响下所形成的。

3.2.2 宗教信仰因素

文物保护单位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在物质层面上反映着历史时期内人们的生产力水平,在精神层面则反映出人们的精神价值和思维方式。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开始大规模传入山西,这一时期整个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社会环境纷乱复杂,佛教的“因果报应”教义则很好地迎合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的精神需要,更重要的是佛教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一度成为国教。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后,平城地区大肆兴佛,开窟造像,寺院林立,晋阳地区则是由于深信禅道北齐帝王在此久居从而迅速发展,因此这一时期国保单位的类型以佛教寺庙遗址和石窟寺及石刻为主,集中分布在平城(今大同)、晋阳(今太原)一带。佛教基本理念中讲究“悟”与“沉思”,晋东南地区低山丘陵广布,形成较为孤立、封闭的小环境,可以给佛教弟子安静修行提供了宗教氛围[22],所以隋唐时期除了显赫的河东地区外,对于宗教景观的另一个集中分布区就在晋东南地区。宋金元时期,儒释道三教融合,三教合祀的现象体现出三教界限模糊,也说明社会下层百姓宗教信仰趋于多元化[23],晋东南地区是这一时期三教信仰的传播中心,故而国保单位密布。明清时期国保单位由于晋商的辉煌所以主要分布在晋中地区,宗教伦理又在晋商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晋商大院内的宗祠、城镇中的庙宇都体现出晋商经济的理性化运营中宗教文化要素的重要价值[24]。在从东晋到近现代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不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底层民众,他们的宗教信仰、精神寄托都对于山西省国保单位的时空分布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3.2.3 建筑艺术因素

建筑是活着的历史,也是可以触摸的时代记忆,记录着时代的变迁,蕴含着地域文化特色,充盈着不同的建筑智慧[25]。自旧石器时期原始人类在黄土沟壁上挖开第一个横穴伊始,建筑就成为山西悠久历史的最有力的证明。山西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库”,中国现存元代以前的早期建筑山西占到7成以上,中国仅存的唐代木构建筑也都遗存在山西。但由于历史过于久远,朝代更迭中天灾人祸,早期的建筑极易受到损坏,宋代以前的保留下来的建筑类型更多以古遗址、石窟寺石刻、古墓葬为主,难以考察当时的建筑原貌。宋代开始在建筑中广泛适宜减柱法、斜拱、琉璃装饰,使得这一时期山西的建筑特别是宗教建筑大放异彩,加之抗震、避雷、灭火等建筑保护技术的深入发展,为这些瑰宝保存至今提供了重要的现实条件,应县木塔、华严寺、晋祠圣母殿都是这一时期建筑的典范。明清时期,晋商得益于“开中制”的实行,从盐业中获取大量财富,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晋商私家大院不仅数量众多,建筑艺术亦尤为高超,这些大院民居外观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内部景致独特、装饰华丽,具有“外雄内秀”的鲜明特点。明清山西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得城镇繁荣,现今晋中地区的许多县城中依然留存着明清两代的宗教、教育建筑,如今山西省国保单位类型中古建筑众多也是主要得益于宋代以来建筑艺术的不断成熟和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以山西省531处国保单位为研究样本,引入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等研究方法分析研究山西省国保单位时空分布特征,并运用叠加分析和缓冲区分析等方法揭示影响山西省国保单位时空分异背后的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1)山西省国保单位空间平均最邻近指数R为0.69<1,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呈现出临汾-运城、长治-晋城、太原-晋中3大核心区。

2)7个历史时期山西国保单位分布的核密度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史前和先秦两个历史时期的密度特征都是为以运城、临汾为中心的高值区,周边为零散分布;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核心分布区集聚分布于晋中和太原两地,大同、临汾、运城也有较多分布;隋唐时期以长治为核心的高值区和以运城为核心的次高值分布区;宋元时期核心分布区集聚分布于长治和晋城两地,次核心分布区较为集中在临汾、运城,太原、晋中、吕梁等地分布也较为密集;明清时期呈多核心高值区聚集分布在太原、晋中、运城3地,以及一个次高值分布区晋城;近现代以来则集中分布在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以及太岳山脉3座广阔的山脉上。

3)在影响因素方面,山西省国保单位时空分布格局在自然地理环境因素方面受地形和河流水系影响十分明显,集中分布在盆地地形和近水区域,在人文地理环境方面政治经济发展和宗教文化信仰变迁影响显著,高超的建筑艺术则是山西国保单位保存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

山西省国保单位时空演化特征是自然与人文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从这两方面着手进行影响因子的讨论,研究中缺少了对于坡度、历史时期交通等因素的讨论,后续的研究会针对上述问题深入探讨。研究如何更好地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充分的文化旅游的开发,不仅可以促进文旅深入融合,对于丰富山西省的文化旅游体系也将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由此提出两点保护和利用策略：①对于海拔较高、位置偏远、开发难度大的国保单位应加大财政投入和对于当地居民的宣传教育,提升保护力度,重视北朝、辽、金三代极具异域色彩的文物资源;②借助国保单位中开发较好的优势景区,将地域内国保单位有机串联起来,因地制宜地设计文化旅游线路,提高文化知名度和旅游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