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宏斌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保定 071000)

0 引 言

“知己知彼”是情报工作的灵魂[1]。孙子以“五事”“七计”“知胜有五”“四知”等经验构建了以“知论”为核心的情报思想,以用间、相敌、探察“三法”概括了“知彼”的情报实践[2-4]。在情报学的研究重心从Information 向 Intelligence演化的进程中,诸多学者从信息论角度深入研究“知彼”的路径与方法。如美国匹兹堡大学商学院J. E. Prescott教授提出“根据竞争信息形成竞争决策”的“金字塔”信息跟踪模型;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Porter教授设计的“依据跟踪目的决定跟踪内容”的竞争对手分析模型;美国西北大学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教授提出的竞争对手“六步骤”分析链;中国学者包昌火、包琰提设的关于竞争对手的市场、能力、时间“三维分析法”[5];亦有学者深度剖析了预警防范中安全情报的态势感知、分析推理、对抗策略等作用方式[6]。

情报工作对“彼方”事实的认知具有立体化需求,是对 “他方事实的本来面目和深层次原因[7]”的认知与判断。从信息论路径探讨“知彼”的方法,侧重于将Information 转化为认知彼方事实“本来面目”的Intelligence,而难以合理揭示隐匿于彼方事实背后由其意图和能力构成的“深层次原因”[8]。在1950年11月中国部队参与朝鲜战争的事件中,美国及其盟军严重受挫的直接原因就是忽略了中国军队介入战争的能力而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性措施。把情报工作视为组织的“认知对抗”活动[9],从决策论角度,借助决策本质论中的理性行为体形态来剖析情报组织基于理性主义的决策机制[10],揭示有关情报组织的意图与能力、目的与行为之间的关联形态,厘清情报组织相关事实背后“深层次原因”的理性溯源路径和归因范式,发掘能够影响情报组织进行理性选择的前置条件,有益于延伸信息向情报的激活[11]、转化[5]、增值[12]与判读[13]过程,并最大限度地阻止甚至破坏彼方情报组织的决策体系获得正确的认知和判断,也为解决“安全信息泛滥而安全情报缺失”的“重藏轻用”问题[14]拓宽了理论视野。

1 将认知对抗中的情报组织视作理性行为体的理由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在西方政治学领域中的主导地位,理性行为体形态是情报组织认知对抗的基本认知范式。高金虎教授通过提出旨在摆脱“镜像思维”等困境的批判性思维结构来筑建合理的知彼模式[15],学者赵冰峰基于情报的“客体不在场”问题提出情报主体认知和影响情报客体的“客场化”或“客体虚拟还原”的知彼路径[16],批判性思维认知、“客场化”认知及“客体虚拟还原”的核心要素是客观、理性、逻辑、实证。将情报组织从意图到能力、从目的到行为的决策过程视为一种行为体的理性选择过程是以批判性思维“客场化”认知或“客场虚拟还原”情报组织的合理假设。

1.1 情报组织在认知对抗中以行为体形态存在

在情报这种特殊的社会对抗活动当中,对抗各方以组织的形式而开展活动,不同的情报组织根据各自所持的立场和价值体系试图维护己方在对抗冲突关系中的非对称优势[16]。人类及其组织是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社会行为体,主要区分为个人、家庭、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国家和国际组织等多种类型。相较于“个人”“群体”“国家”这样静态描述性概念,行为体的概念更强调意识、目的、行动及结果等主观能动性。在最初的行为体(social actor)理论中,行为体通常仅指个人,个人基于其身份、地位、利益、意图和能力等因素而实施相应的行动[17]。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扩大了行为体的范畴,认为国家和非国家组织作为人类的集合同样具有人的特质,是能够影响社会结构和秩序的行动者[18]。弗雷德里克·弗雷(Frederick W·Frey)把行为体定义为任何做事的实体,主张行为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团,前提是它们具有足够的行为内聚性而被看成是单一实体[19]。

在以冲突与合作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理论中,行为体作为单一实体而呈现的行为内聚性主要来自三种渊源:以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eal Waltz)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认为,由个体组成的行为体同样具有个体的私利本性,行为体的地位、身份和利益是由某些物质性权力来维系的,行为体为了追逐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必然与其他行为体产生冲突,冲突是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根本特征[20];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则主张,维系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并非仅仅是物质性权力,非物质性权力因素也发挥重要作用,在各种行为体为了追逐物质利益而产生冲突的同时,亦可通过发挥非物质性权力因素的作用来达成合作以抑制冲突[21];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将共有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作为行为体的内聚核心,认为人类关系的构成主要是由共有观念决定的,这些共有观念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突出行为体的主观能动性。温特认为任何行为体都是由观念结构、物质结构、利益结构所组成的,但是物质的意义和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观念所建构的,物质因素可以发挥某种程度的独特作用,但归根结底还是观念发挥了作用[18]。

以行为体形态存在的情报组织在认知对抗中通常具有以下特征:(1)具有追求某些目标、开展对抗活动并对冲突关系中的其他行为体产生影响的行为能力,这种行为能力以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为前提;(2)有着与其他行为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这是它们之间产生冲突关系并进行对抗活动的根源;(3)以相对稳定的行为体形态表现出来,具有一定的政治或经济实力,并以此影响社会事务的发展方向和进程[22];(4)拥有推进行为体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的政治、经济或军事等手段,并能够运用各种手段来影响其他行为主体,以按照既定的目标来改变对抗冲突现状。

1.2 以行为体存在的情报组织通过理性决策开展认知对抗

尽管情报工作领域相对庞杂,涉及军事、国安、公安、科技、经济、竞争等多方应用,但其中的大部分参与者都愿意把情报组织的普遍行为视作行为体或多或少有目的的行为,认为情报组织有合乎理性的目的,能做出正确理智的选择。例如,对于某起暴恐袭击事件而言,拥有理性决策能力的行为体,如国安或公安情报人员,会自觉形成这样的疑问:恐怖组织为什么要实施这次袭击?这种分析关注特定的概念:恐怖组织的目的与目标。其采用的推导方式:如果恐怖组织实施了这类袭击,它肯定是已经具有了这种目的。当情报人员能说明在恐怖组织既定的战略目标下实施恐怖袭击行为的理由是什么,其就“解释”了此事件。通过分析行为体在特定情势下需要实施什么行为才能实现其既定目标,也就可以预测该行为体将要做什么或应该已经做了什么。通过确定行为体的目的与利害计算来分析该行为体的理性行为,这是情报组织通过理性决策开展认知对抗的标志性特征。

1.3 行为体的理性认知对抗遵循惯常性的概念模式

情报组织通常是根据大部分隐藏着的认知模式来分析和判断情报对抗活动中某行为体在外交、安全、军事等政策方面的理性选择,这些处于隐态的认知模式对于情报组织的分析和判断具有重要影响。就情报活动而言,特定的情报组织所做出的认知和判断会呈现出惯常性的、可预测的特征,这些特征反映出情报组织在问题的性质、认知的范畴、资料信息的筛选、决定性因素的确定等方面所做出的无意识的假设。这些相关假设构成了情报组织在认知和判断时所使用的基本参照系或称为概念模式,他们是依据这些参照系或概念模式提出和解答情报所指向的问题,因此这些假设对于认知和判断情报组织的选择及行为是至关重要的。如在解释和预测某个具体事件及未来走向时,情报组织不可能仅描述出导致事件发生的所有情况,解释和预测的逻辑意味着需要明确导致事件发生或影响事件走向的关键性相关因素,并找出特定因素结合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状态下的关节点[23]。而且,正如解释和预测的逻辑所凸显的,情报组织要对与事件有关的各种因素进行概括总结,而概念模式为情报组织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为解释和预测某一具体事件而对情报进行分析时用何种“渔网”,还引导他到某个精心挑选的“池塘”中,在一定的深度“撒网”,以捕捉到他想要的那条“鱼”。

2 理性行为体是情报组织进行认知对抗的基本概念模式

社会科学中的基本假定是:寻求自我满足是行为体行动的目的或追逐的结果[24],经济学、政治学领域都将行为体的行为视作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有目的的活动。当行为体的行为是以目标为导向或行为体的活动是有目的而进行时,就意味着行为体的目的与行动目标之间是一致的,同时在选择最优方案时所依据的原则亦是一致的,这便是行为体概念模式的理性规定。理性意味着“行为是与某种既定情境下的特定目标相一致的”[25]。

2.1 理性行为体模式的理论渊源

理性主义(Rationalism)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领域的一种主流认知思维方式。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维坦》中指出, 利己是人类行为的最强驱动因素,人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是利己本性的驱使,甚至可以将道德归结为人们对利益的需求[26]。大卫·休谟(David Hume)赞同人具有利己本性的观点,但亦试图通过强调善与德在社会中的作用来补益关于人性的综合学说。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政府论》中继承了人性自利的主张,但亦强调这种自利是能够权衡利弊得失的理性存在[27]。亚当·斯密(Adam Smith)跳出了人性的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善恶道德判断,转而关注理性人的利己追求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联机制,提出自由市场体系中的“无形之手”会以“正义法律”为基础化解理性行为体之间、行为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形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共现的“自然秩序”。斯密的这种“经济人”(Economic man)思想经过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发展,演进为政治经济学中的最基本假设——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其假设核心是“经济人”模式[28],即将复杂的社会现象拟化为理性人的自利行为,认为社会中的普遍行为体是理性的,行为体的行为是以目标为导向的选择性活动。进入20世纪中叶,以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剖析了人的理性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心理、生理、信息不完全、后果不确定等因素限制,提出“经济人”的逐利行为并非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满意性收益”为趋利标准,使理性“经济人”模式日臻完善[29]。

2.2 理性行为体模式的认知构成

情报组织的理性选择行为是在有严格限制和明确界定的情势下,经过如霍布斯式般尽情地追求价值最大化、进行一致的测算及调整后,做出效用最大的选择。从现代决策论视角看,情报组织的理性行为体模式可以被约化为:行为体按照既定的目的和目标,在一系列已被测算过结果的方案中进行简单的选取,而每一种方案又都有一组给定的行为、效用或偏好。情报组织的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根据行为体的偏好对每组行为及方案进行排序,情报组织选择效用最大的那个方案。这一模式中的核心概念包括:目的和目标(Goals and Objectives)、方案(Alternatives)、结果(Consequences)、选择(Choice)。这些范畴规范了情报组织的理性行动本质,也呈现出情报组织对行为目的所作的理性假定:在特定情势下所作的追求价值最大化的、连贯一致的选择。如果情报组织知悉某行为体所持有的目的,其就能够通过以下推导来认知和判断行为体为达到目的将会采取何种行动:推算出行为体实现其目的的最合理方式,并且据于行为体是理性的,所以该方式会被其实际采用[30]。例如,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in London)的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与埃弗雷姆·卡什(Efraim Karsh)认为,伊拉克1990年入侵科威特的行动就是萨达姆·侯赛因出于填补国库空虚、摆脱外债负担、提升国内威望、掌控世界油价等目的而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一种选择[23]。可以说,理性行为体概念模式对认知和判断行为体具有明确的解释力,它可以通过假定行为体的逐利目标来解析有关情报活动中行为体的各种经验性事实。

理性行为体模式不仅止步于将情报组织视为理性行为体的假设,更强调的是有关情报组织的逐利目标、情势判断、效用计算等具体信息的合理假定。根据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对理性行为所作的“完全理性(comprehensive rationality)”与“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区分,假设为完全理性的行为体能根据其效用函数对可采用的所有方案进行内洽地排序,并选择实施能实现预期效用最大的方案。而假设为有限理性的行为体因其承认在认知和判断能力上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行为体的目标、方案、结果及选择规则等都将受到有关具体行为体的假定或事实的限制。对完全理性的行为体进行认知判断,情报组织只需知悉行为体的目的和具体的情势特征,而不需要了解行为体自身情况;但在认知和判断有限理性的行为体时,情报组织除了知悉行为体的目的以外,还需掌握行为体所处的情势信息及判断,以及对相关信息的处理能力[25]。要解释和预测行为体的行为,情报组织必须考虑到理性行为体的客观现实,即使是那些错判情势的行为体也并非是“非理性的”,而是有限的理性。

2.3 理性行为体模式的运行过程

在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过程中,运用理性行为体模式的认知涉及对情报组织从简至繁的各种假定,从系列假定频谱的一端到另一端,有关情报组织的信息会越来越多。在信息最少的“最抽象”情况下,情报组织是行为体系中的一个具有完全理性的概念化的行为体;而当相关信息数据与情势细节不断增加并越来越具体化,该情报组织就成为了某种类型的行为体,或者是某个具体的行为体,甚至是处于某个特定时空中的具体行为体,其理性假设亦会从完全理性向有限理性递减;而如果该情报组织中领导人的个人价值观对行为体有支配性作用,该行为体又成为了某种人格化的行为体,其理性程度需继续下调。图1表示了理性与有关情报组织信息变化关系的矩阵。

图1 理性行为体模式的运行

在有关情报组织的信息资料最少的情况下,情报组织可以是任意行为体,即概念化行为体。只需根据这个行为体所面临的客观情势,通过理性行为体模式中的四个变量:目标、选项、结果与选择,就可以解释或预测该行为体的行动。随着有关情报组织信息资料的增加,相关假定或事实对行为体模式中的基本变量不断细化,这种模式就可被运用于对某种类型的行为体(如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体、破坏经济秩序行为体、侵犯公民权利行为体等)的行为予以解释或预测,这种类型化的行为体具有相对明确的目的,或更倾向于选择某种选项。当对该行为体模式中的基本变量信息掌握的更加细致时,就可以用这个模式解释或预测某个具体行为体的行为(如侵犯公民权利类型中的故意杀人行为体、故意伤害行为体、强奸行为体等)。有时,某个具体行为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会影响其对行动结果的评估及行动方案的选择,其行为会呈现出某种倾向性的偏好,甚至因各种倾向性的偏好相互交织而难以区分出关键性因素。而人格化的行为体(如高某某等黑社会性质组织),则意味着有关该行为体主要成员的信息更为详尽、丰富。

随着所掌握的有关情报组织信息的逐渐增加,理性行为体模式的运行机制也会有所变化。对于概念化行为体而言,通常采用最简单的理性行为体模式,即将行为体的目的与行动直接联系起来。如果得知了某个行为体的目标,也就掌握了该行为体可能会采取某种行动的主要线索。反之亦然,如果通过观察行为体的行为并分析其目标,发现行为体的行动正是追逐某个目标的实现,那么也就对其所作所为做出了比较有力的解释。递进到类型化或具体化行为体之后,理性行为体模式不仅包括行为体的目标,还要考虑行为体所处的情势。这种情势中威胁与机遇并存,该行为体基于威胁与机遇而设计各种行动方案,并对各种方案的成本与收益以及行为体的冒险意愿进行估测,最终选择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方案。如将一个行为体的最基本目标与其权力格局、地理环境、社会状况、所面临的威胁均势、科技运用的现实水平等在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结合起来分析,就可以发现更多具有内在倾向性的推理方案[10]。当关注的焦点递转到人格化行为体后,理性行为体模式就需要掌握该行为体领导人对其所处情势信息的判断标准,即行为体如何筛选、利用、呈现其所处情势系统的信息以及如何进行选择与反应。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J. Zeckhauser)、杰弗里·维克斯(Geoffrey Vickers)以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等提出了评判行为体信念体系的三个维面:价值、现实与工具(value, reality and instrumental)[31]。行为体的价值判断指引其确定目标与目的,亦影响其对现实的关注重点;而价值只有与现实相关联才具有现实意义,价值与现实彼此交织于一起;而价值判断亦会受到工具方面的影响,因为行为体目标的实现会受到其拥有的实现目标能力的制约[32]。这些相互交错的判断互融在一起呈现出了行为体对所处情势系统的倾向性认知,形成了对这种情势的估测体系。

2.4 理性行为体模式的分析范式

为了更加清晰而严谨地解释和预判认知对抗活动中的情报组织,或者说为了将Information激活、转化、增值、判读为Intelligence的操作更加规范化,需要把理性行为体模式提炼为一种认知“范式”。罗伯特·K. 默顿(Robert K. Merton)在社会学研究中对“范式”进行了界定,即“范式”是指关于一个研究学派使用的基本分析单位、概念体系、推导式样以及示范性命题等的系统陈述[33]。根据此界定,图2将理性行为体的分析范式进行了细化陈列。

3 阻碍情报组织在对抗中进行理性认知的路径假设

根据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的理性行为体假设,每个以行为体形态存在的情报组织生性都是自利的,或者生性具有追逐自利的动机,情报组织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兼顾一定的社会利益和他利。随着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从更接近现实的行为体理性可能与限度两个方面提出的有限理性概念、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提出并发展主客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理论、弗兰克·拉姆齐(Frank Plumpton Ramsey)指出行为体偏好改变的现象等,将情报组织视作理性行为体的假设条件逐渐清晰,即“理性行为体”暗含三个假设部分:a.获取完全和准确的信息;b.具备充分预测各种方案结果的完全认知能力;c.偏好体系或逐利目标一致性。如果情报组织的上述理性行为体假设不能成立,如妨碍情报组织获取完全和准确的信息、固着或定势情报组织的认知能力、扰乱情报组织的偏好或目标一致性等,即能实现阻止甚至破坏情报组织进行理性认知和判断的效果。

3.1 妨碍行为体获取完全和准确的信息

情报组织选择理性行动的前提是获取的相关信息是完全准确的,即情报组织知悉所有行动和方案的组合给自己带来的效用程度,并经过精确计算和严谨逻辑推理,选择效用最大的方案组合。但现实中,行为体并不能完全获得确实充分的信息。

情报认知对抗双方因受“信息不对称”现象影响而对信息的完全性和准确性把握程度不一致。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于1963年首次提出认知双方“信息不对称”,认为理性假设应该附加行为体有足够的信息处理和认知能力[34]。阿克尔洛夫在1970年发表的《柠檬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中对“信息不对称”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卖家(主体)与买家(客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卖家比买家掌握更多的商品信息,如二手车的买卖,卖家对车辆的了解比买家更多;二是买家比卖家拥有更对信息,如医疗保险的双方[35]。情报对抗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亦会对双方的认知活动产生影响,抑制行为体做出“理性”的选择。如由侦查人员主动发现线索并查证确实的案件,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掌握比较全面,从而能够做出“理性”的判断;而由犯罪嫌疑人自首的案件,可能存在犯罪嫌疑人隐瞒其他犯罪事实或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情形。

通常情况下,行为体只能获取有限的信息,并且有限的信息也存在不确实性。当行为体的活动半径被局限在很小的空间区域时,其行动和方案的组合非常有限,与各种行动和方案相关的情势信息可以被假设为充分和完全知悉。但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情势信息的完全性就很难实现了,行为体不可能收集到所有关于行动和方案组合的所有相关信息,也就无法选择最优方案或效用最大。赫伯特·西蒙认为,“理性意味着对每个抉择的后果都有十分确切的了解”,然而行为体在实际行动中很难完全满足这一点,只能是一种“有限理性”[34]。行为体获取的信息的准确性还受到行为体的知识、经验、技能、情绪及所处情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会弱化甚至扭曲信息的准确性。

3.2 固着或定势行为体的认知能力

以理性行为体形态进行决策的另一假设是行为体出于自身利益或现实效用的考虑必然会克服功能固着或定势思维的缺陷,进行符合情势发展所需和“客场化”要求的认知活动。这种认知活动及能力主要受到行为体的发育程度和文化差异的影响。

情报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对抗活动,往往具有强动态性,变化因素纷纭复杂。在主客体之间的认知对抗中,行为体的发展程度及类型将对行为体的认知能力产生深刻影响。因为在情报认知对抗活动中,情报主体的理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情报客体的将来行为以及主客体对抗进程的不确定预期,而这种预期性的认知能力直接影响到行为体的理性决策和行为。对于一个完全自由、公正、平等的概念化情报客体的认知,认知变量相对简单;但是,如果认知一个发展程度有限的类型化或具体化情报客体,随着认知变量的复杂而给情报主体的认知能力带来很大的盲目性,使情报主体不能很好地预见情报客体将会进行的决策行为,从而使这种预期产生固着或定势偏差,给情报主体的理性行为带来较大的盲目性;当面对人格化的情报客体时,情报主体的认知盲目性会更加明显。在现实的情报认知对抗中,不同的行为体亦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存在着差异化的文化传承,这种文化知识上的差异也能影响行为体彼此间新的认知活动。

3.3 扰乱行为体的偏好或目标一致性

情报组织作为理性行为体的又一前提是“目标偏好稳定”,即行为体基于稳定偏好而选择某种行动或方案是出自“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但现实的理性决策中,行为体的偏好形成过程同步于其思考和认知的过程,随着思考程度加深和认知内容丰富,行为体偏好的形成过程充满了随机性或不确定性[36]。基于理性行为体“偏好一致性”假设与现实的明显偏离,以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霍塔克(Hendrik S. Houthakker)、阿罗和森(Arrow, K. J. )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曾通过数学逻辑对“偏好”做出符合一致性假设的修正[37],但实践表明,作为社会环境产物的行为体偏好,在随着环境、时间及需求迁移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条“选择动机—选择偏好—认知过程—效用期望调整”的关联链,而存在一元化、二元化甚至多元化的可能。以理性行为体形态存在的情报客体在进行实际决策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多重选择动机的影响。一方面是缘于自上而下的影响。行为体的理性行为并非完全出自单纯的自利动机假设,而是呈现出自利、利他、互惠和公平等选择动机的多中心性,多中心选择动机导向下的偏好选择必然存在偏好或目标的多中心性。另一方面缘于自下而上的传导。理性行为体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并非完全能够实现,当效用最大化的预期难以实现时,行为体便会调整理性行为的效用预期,随着效用预期的调整,必然向上传导至选择动机及偏好的修正。

4 结 语

知悉彼方事实的本来面目和深层原因是情报认知对抗活动中持续取得非对称优势的关键擎架,亦是阻碍甚至干扰彼方的决策体系获得正确认知的前置要件。沿着“客场化”或“客场虚拟还原”的知彼思路,从决策论视角,将情报组织视为政治学意义上具有能动决策能力的行为体,具备了“客场化”知彼的客观性要素;为继续分析清楚这种具备能动决策能力的情报组织究竟如何进行能动性决策,亦引入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将具备能动决策能力的情报组织视为理性行为体,剖析其进行理性决策的内在运行过程,发掘了“客场化”知彼的逻辑性要素;为实现理性行为体的决策活动从个别行为到一般规律的升华,对其进一步加以模式化归纳,备齐了“客场化”知彼的实证性要素。把情报认知对抗活动中的情报组织视为掌握完全准确信息、具备充分认知能力、偏好倾向一致的理性行为体,这提供了一个解析情报组织进行理性决策和选择行动的有效捷径,但也掩饰了有关情报组织的基本事实,即情报组织除了具有理性自主决策的行为体属性之外,还是由一定的组织逻辑、文化和程序构成的集合体,对情报认知对抗活动中的组织行为特征加以探究亦是对“客场化”知彼路径的有益补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