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玥 项若雯

(1.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 西安 710049; 2.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081)

开源情报是指从公开可获得的来源收集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开发、及时传递给特定用户以满足其情报需求的工作[1],具有可及性和隐蔽性强、信息检索目标域广泛、来源公开等优势,同时,也因其分析难度高、可信度缺乏保障和时效不稳定而备受争议。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对传统自动化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效率提升超出预期,使早期开源情报面临的质疑与问题变得易于克服,其竞争优势也被俄乌冲突战场等情报实践也充分验证。因此,美国关于开源情报发展的战略讨论开始高频出现。

得益于美国情报工作在全球范围内的风向标地位,其战略调整及争议很快引起了国内外业界与学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如马海群等(2021)曾通过定量方法对现有的四版美国国家情报战略做对比分析,提及应关注信息公开与开源情报收集间的冲突[2];赵宁等(2021)通过应用知识链流程模型,讨论了数据驱动的情报工作模式下,开源情报面临的危机及其完善[3];杨婧婷(2022)通过俄乌冲突注意到开源情报的潜力,系统梳理了其历史演变与应用现状[4]。此外,国外学者Helen Gibsun(2017)指出,开源情报已成为情报收集领域的前沿问题[5];Riccardo Ghioni(2022)则通过文献计量方法,从伦理、法律与社会影响等维度考察了既有的开源情报与人工智能研究及其未来走向[6]。

传统上,国家情报发展高度依赖于国家战略规划所制定的目标,[7]然而,当前尚未有从国家情报战略与开源情报发展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的专门研究。因此,本文试图通过考察美国开源情报战略调整路径,揭示开源情报发展的底层逻辑与未来趋势,以期剖析其对我国情报工作的潜在影响,提出应对建议。

1 美国情报战略中对开源情报的表述及其调整争议

1.1 美国国家情报战略中对开源情报的相关表述

美国国家情报战略系列文件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分支,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ODNI)制定并发布,是美情报战略体系的核心,在其情报工作的顶层设计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自2005年发布第一份《美国国家情报战略》(以下简称《战略》)至今,ODNI共对该文件进行了四次迭代。2005年发布首份《战略》时,美情报界就已对开源情报作出了专门表述,要求情报界“尽可能地利用所有来源的情报,包括来自公开来源的情报”,并在具体目标说明中指出应扩大对公开来源信息的收集和分析,通过综合情报活动与计划管理在包括开源情报在内的各情报种类间达成需求与产出的平衡,关注新的“非传统信息来源”[8]。

此后,2009年、2014年和2019年发布的《战略》中虽未明确出现开源情报相关表述,但分别就“加强网络安全”“网络情报”与“网络威胁情报”等具体的开源情报类型设置了专门的目标章节,具体表述如图1所示:

图1 2004-2019年美国《国家情报战略》涉“开源情报”表述一览

在2004年至2019年间发布的四版《国家情报战略》中,美国对开源情报的表述有两个重点调整方向:第一,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重点关注了网络情报等特定类型的开源情报实战能力,出台措施,以改善其信息收集、整合与分析能力,增强其态势感知水平。第二,全面积极防范网络情报威胁,具体措施包括建立严格的信息分类分级标准,严格管理情报系统内部人员对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的访问与披露行为,同时将以个人设备为储存介质的信息也纳入潜在网络情报威胁来源。

然而,从总体上看,现有的四版情报战略仍缺乏对开源情报发展的战略引领作用,并没有主动地着力促进其发展,而是在技术发展、战场实践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不断被动地对开源情报的发展作应对性调整。

1.2 美国开源情报战略实施机制分析

美国开源情报战略具体目标的实现则主要依靠细化的法律规定。“开源情报”在美国立法中,最早出现于2004年《情报改革与预防恐怖主义法》[9]。2005年11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开源中心(Open Source Center, OSC)的成立,则标志着开源情报管理进入新阶段,包括商业图像、社会媒体报道在内的多种类新兴信息源正式被纳入情报收集来源[10]。随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 DNI)于2006年11月发布了ICD301指示——《国家开源情报计划》(National Open Source Enterprise, NOSE)。该指示适用于整个美国情报体系,要求美情报界关注公开信息的收集、共享和分析活动,规定全种类情报工作都必须包含开源活动,确定了开源情报的工作流程、管理政策和情报界各部门、机构为开展开源情报工作所必要的组织结构及其相互间的配合办法,至今仍是美国开源情报工作重要的规范基础。

从情报领域专门立法实践上看,ICD301对国防军事领域内的开源情报工作规范发挥了尤为关键的指导作用。在该指令的基础上,美军各部队相继制定了开源情报领域的指导性文件。目前公开可查的如国防部第3115.12号指示《开源情报》;美空军指示第14-130号《空军开源情报》;陆军临时野战条例FMI2-22.9《开源情报》及其技术出版物ATP2-22.9《开源情报》等[11]。上述文件有效指导了美军早期开源情报活动的部署,也为新兴技术在战场情报实践中的应用打下了良好的体制机制基础。

目前,美国开源情报实施机制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第一,规范开源情报收集、分析和分享活动的程序规则,要求相关机构制定具备可操作性的收集、处理和使用流程计划,并强调严格依照数据安全标准进行情报活动,建立规范化的工作流程。第二,强化对开源情报的评估审查,对可能造成开源情报泄露风险的个人与实体实施了相对严格的审查措施,高度重视关键基础设施、政府信息系统与情报系统内部人员信息披露活动的合规。

1.3 美国对开源情报战略的调整及争议

2020年后,web3.0的兴起再度加速了开源情报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历程,开源情报开始成为情报界的新热点[12],而美国开源情报相关的战略也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转向争议:

1.3.1开源情报开始受到美国战略规划的关注

首先,开源情报已经开始进入到美国顶层国家安全战略设计的视野。2022年10月12日,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调整情报组织架构和加强开源资源整合是实现现代化国家治理所需的必要举措[13],将开源情报的战略价值正式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

其次,各联邦政府部门开始通过系列举措不断提升开源情报战略地位。2021年5月,美国防部副部长Kathleen Hicks在《创造数据优势》(Creating Data Advantage)备忘录中表示,美国防部将向每个作战司令部的数据办公室先期部署数据作战小组(ODT),以扩大现有技术优势,使数据“可见、可得、可理解、可链接、可信赖、可互操作和安全”[14]。2022年7月6日美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监察长办公室(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发布的《情报与分析办公室须完善其开源情报报告》(OIG-22-50)也曾要求情报与分析办公室加强开源情报能力建设,提升情报输出质量[15]。

第三,美国立法机构也对开源情报保持高度关注。2021年发布的《2021财年情报授权法案》中出现了开源情报相关表述,要求提高开源企业(Open Source Enterprise, OSE)的可用性,并对设立独立开源中心的计划进行风险和效益分析[16]。2021年7月28日,美众议员也曾提案立法(H.R. 4747)设立针对中国和“其他战略利益国家”的翻译和分析中心[17],通过向美国及其盟国的政府、媒体机构和学者开放该任务中心,以帮助其访问者提升对上述关键目标国家重要开源材料的阅读与理解效率,更好地辅助情报信息获取。

由此可见,2020年以来,开源情报以较高的频率出现在美情报界战略讨论中,表明相关部门已注意到开源情报待开发的巨大战略潜力。

1.3.2开源情报在美国情报战略中的定位存在较大争议

美众议院于2021年9月21日发布的《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草案)第1612条第3款提出“将开源情报提升为战略情报的基础情报,将通过该手段收集的信息与经由机密手段获得的信息同等对待”[18]。同年10月4日,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发布《推动开源情报水平提升》一文,称众议院此举意在使开源情报具有与基础战略情报(主要指从涉密手段收集的各类专门情报)同等的战略地位与技术水平[19]。但是,2021年12月27日发布的最终版《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这一表述被删去。

这一情况不仅折射出开源情报在美情报战略还存在争议,且是由其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一方面,开源情报的发展路径不同于传统情报,其进入立法与战略讨论的直接原因是情报价值在市场表现、战场实效等方面得到了切实反馈和验证,并展现出了极高的潜在战略价值。2021年,全球开源情报市场规模达到54.4923亿美元,据相关机构预测,到2030年,该规模将达到362.4124亿美元[20]。除俄乌冲突中显著的战场实效外,开源情报全球市场规模的指数性增长趋势也表明该情报种类仍存在极大的发展潜力,潜藏的情报价值或将甚于传统的涉密情报。另一方面,由于开源情报发展高度依赖技术的进步,但现有的技术水平尚无法有效保障其可信度和时效性,不可避免地减损了情报价值,短时间内快速提升开源情报战略地位需承担的风险系数过高,使开源情报在当下无法成为与传统情报同等重要地位的情报种类。

因此,虽开源情报当下开始受到美国国家情报战略的重视,但是受制于组织壁垒和技术能力,开源情报的战略地位与传统的秘密情报仍存在差距。

2 开源情报发展的底层逻辑及美国战略调整趋势分析

厘清开源情报发展本身的驱动因素是判断美国未来开源情报战略调整趋势的前提,因此,有必要深入剖析开源情报发展的底层逻辑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并通过这一底层逻辑预判美国开源情报战略的未来趋势。

2.1 开源情报发展的底层逻辑——“理论+技术+实践”的三元互动

2.1.1理论指引

马赛克理论(Mosaic Theory)是开源情报产生的基础。该理论认为,通过对一定量碎片信息的跨信息拼凑,可以最终得出暗藏的有价值的信息。[21]这一理论使得开源情报开始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情报门类:从生成逻辑上看,开源情报来源于全源数据,对原始数据情报价值的挖掘与提取高度依赖于数据分析与处理技术的发展,表现出了强烈的技术依赖而非人力依赖,属于“技术生成型”情报。而近年来,开源情报的成功发展也成为了“马赛克理论”最为成功的例证:算法与技术的发展水平已经足以对大批量看似毫无关联的开源信息进行抓取、建模与算法推理,优化了信息筛选与处理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跨信息拼凑的难度,使得开源情报的投入与产出比不断降低,大幅提升了其应用价值。

态势感知理论(Situation Awareness Theory)则进一步强化了开源情报的作用并拓展了其应用范围。其主要观点是实时而动态地基于对特定时空内环境要素的认知和理解,预测其未来将呈现的状态,以实现决策优势。[22]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日渐恶化,全球化的深入变革使得如何防范以信息为中心的网络安全威胁成为国家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面对以网络安全威胁为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囿于人力和物力的极高要求,国家几乎不可能再通过传统的秘密情报实现全目标范围的覆盖,态势感知理论则是专门为应对这种情况而创制,并使得开源情报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开源情报伴随着技术进步,逐步实现了全源、全时段的数据监测与抓取,且可保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多源情报的去伪去重,过滤无情报价值或低情报价值的信息,提高态势感知的准确性,并能够被应用于几乎所有领域,具有极好的适用性和重要的实践价值。这对国家情报部门及时、准确掌握国际局势与社会形势的变动具有重要意义,可弥补传统情报手段的局限性。美国网络安全领域的态势感知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理论:2009年,联邦政府就已在《网络空间政策评估》报告中明确提出须构建态势感知能力[23],并将情报部门明确列为具备态势感知能力和职责的国家级网络安全中心或机构;2015年,美联邦政府注意到网络感知能力的发展与暗网数据的潜力,并着手研发部署相关项目[24][25],加强情报部门对非公开网络来源数据的挖掘与分析。

2.1.2技术驱动

技术驱动是推动开源情报发展与繁荣的根本动力。开源情报的发展本质上来说,就是技术主导的生成式情报革命,其未来发展与革新将在极大程度上受技术发展进程影响。具体而言,技术革新对开源情报发展的促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a.新一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得情报信源高度丰富。新一代互联网、卫星、无人机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协作网络的普及与完善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资源与信息互通,使情报专业人员得以触及更为广博的信息世界,开源情报信息收集的覆盖面大大增加,且目前仍呈持续扩张态势。传统情报工作体制在信息革命的影响下,情报界公共部门已无法再垄断理解、分析或解决当今安全威胁所需的技能或信息。前CIA情报官员曾指出,私营企业和新闻机构及时、准确地获取网络信息的速度可能已超过政府,美国防部将积极促成与私营部门间的合作或对相关技术企业的投资活动[26]。

b.数据处理技术的进步使得开源情报分析能力大幅提升。信息来源不断扩张的同时,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量子计算等信息处理技术手段的迭代也使得情报人员能够对其获取的开源情报进行快速、高效的分析,并对相关信息进行多维验证。例如,得益于去伪去重与一致性分析技术水平的日趋提高,开源情报在情报融合中所扮演的角色由原来的辅助、印证为主逐渐转向独立,其情报价值也进一步提升;依托机器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算法,情报工作人员可通过全球整合新闻数据库[27],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特定事件主题的开源数据挖掘与语义分析。因此,较之于理论给开源情报发展奠定独立的基础,技术发展才是推动开源情报行业革新的动力之源,使得开源情报的产出效率有了大幅度提升。

2.1.3实践验证

由于开源情报是以理论为指引、技术驱动为原动力而不断发展的,其实践效果则为开源情报的发展提供了校验与反馈,不仅能够促进开源情报的理论提升,更能够暴露出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为技术发展与革新指明新的方向。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战场实践为例,美国开源情报水平的提升在战场应用中得到多方位体现,在情报的获取、共享与利用环节都发挥了极强的辅助与推动作用,同时也面临着尖锐的挑战。

在情报的获取环节,围绕战争与外交的情报手段产生了巨大变革。俄乌冲突爆发前夕,美国政府曾公开披露其通过开源方式获取的俄罗斯即将对乌克兰发起武装冲突的相关情报,试图向世界发出警告[29]。而战争过程中,网络社交媒体成为重要的情报信源。机构官方及其工作人员的个人账户所发布的内容中都可能蕴含丰富的政务信息。以记录俄罗斯军队军事进程的卫星图像和通过Telegram发布的官员演讲录像等为典例,俄乌冲突中,开源情报持续不断地向全世界人民提供全方位的战争情报,传统的“迷雾战争”时代迎来终结[28]。

在情报的共享环节,俄乌冲突中的美国政府突破了传统的仅向以军事组织为主的公共实体披露情报信息的局限,加强了面向公众的情报共享,情报影响范围也相应扩大到了社会整体舆论。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冲突相关方在作战中直接将网络舆情纳入了其战略战术考量,并采取了系列举措以引导舆论走向,如组织情报分析人员筛选社交媒体中可印证官方立场的信息,再向特定群体披露等。

而就情报的利用而言,现代化战争中,作战方对所获情报的利用方式决定了情报信息在战场中发挥的最终效果,进而影响冲突的发展走向,若情报信息未得到合理利用,则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

由此可见,理论指引、技术驱动和实践验证这三个基本要素,始终从不同维度、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作用于开源情报的发展和推进,为开源情报发展创造了必要基础、提供了动能和实践校准。

2.2 美国开源情报战略调整趋势分析

依据以上三个要素的发展现状,结合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技术的发展趋势,可对美国开源情报战略调整趋势作出以下研判:

2.2.1开源情报的战略地位将持续提升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开源情报会变得愈发全面、可靠而及时,其战略地位也将不断提升,并最终得到与其他秘密情报种类同等的战略地位。从发展路径上看,开源情报与其他情报存在根本差异,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传统的情报种类多是先由政策制定者列为战略优先事项或重点领域,从而提振其发展。然而,开源情报的技术导向性则决定了其无法被政策与立法事先规制。开源情报的价值是在技术发展与重大事件的实践作用下不断显现并得到验证的,经由技术发展与重大事件推动,从而进入战略与立法讨论。在对其活动的分析与管理上,政策立法的制定相对被动,甚至可以说,传统的战略立法模式下,战略通常是滞后于开源情报发展的。

基于开源情报的“技术生成型”情报特质,美国情报战略的调整历程事实上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技术发展导向性。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作为自然语言的最新人机交互系统,其带来了基于转移学习的全新的知识获取方式[30],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又一重大技术变革,将为开源情报的发展注入新的技术源动力。具体而言,由于面向的用户是所有普通用户而不是聚焦某个专业领域,通用大模型的覆盖范围和丰富度空间宽广,将进一步扩展开源情报的应用范围。而随着数据规模和模型规模的不断增大,通用大模型的精度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具有更强的经验学习、自我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其分析范围和效率远超从前的人工智能技术,且能够补足弱人工智能技术在情感分析等方面的缺陷,以改进分析效果。另外,通用大模型还能够自监督学习方法,帮助其他人工智能技术解决人工标注成本高、周期长、准确度不高的问题,并辅助验证其分析结果,提升开源情报整体的产出准确性和产出效率。因此,以ChatGPT的出现为开端,通用大模型将对整个情报行业产生极大冲击,再次大幅提升开源情报收集与处理的效率,不断弱化甚至克服开源情报曾面临的可信度与时效性的质疑,有效促进情报的转化与输出。

2.2.2开源情报战略的具体实施机制将进一步被细化

通用大模型技术在开源情报领域的实践将不断校验这一变革性新技术给开源情报带来的积极效果,并促使理论和立法重新审视和进一步重视加密通信工具的作用,甚至考虑使其成为相关保密法律规范的要求,给开源情报的收集、共享与处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因此,在现有规范的基础上,美情报部门于以下两方面对具体实施机制作出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一方面,加强跨机构的、公私合作式的开源情报资源整合以适应开源情报发展。相较于之前的开源情报在各政府机构之间的整合,ChatGPT等通用大模型的算法、算力和数据都集中在科技企业为代表的商业机构中,其重要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其丰富的信息来源与强大的数据抓取与分析能力,这使其具备之前开源情报无法企及的覆盖范围与产出效率。因此,基于管理体制机制与功能定位的差异,商业机构的技术研发水平与活力均高于政府部门,未来,商业机构在开源情报的收集、共享和利用等环节的作用或将被进一步强化,但也对国家情报部门和商业机构之间情报的整合与共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情报机构与商业机构之间的公私合作与资源整合机制也可能成为战略具体实施方案的关注重点,而对商业机构开源情报活动的监管机制和保密要求也亟待明确。

另一方面,美国将继续大力推进支撑开源情报活动的底层能力建设,加大对通用大模型等新技术研发投入,不断推动技术迭代。通过对技术研发相关的机构建设、技术能力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入,丰富情报资源,保障专业水平。作为开源情报水平提升的基石,对组织机构、技术水平与专业人才三方面的资源投入在各情报立法与战略文件中反复出现,从其近期的调整动态中可以看出,美情报界正在不断作出更大资源倾斜,自下而上地强化开源情报水平。

3 美国开源情报战略调整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建议

3.1 美开源情报战略调整对我国的影响

3.1.1我国面临多重泄密风险

我国现行的战略中尚无对开源情报的直接规定,相关规定散见于《国家情报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上述立法仅对国家情报工作起宏观指导作用。涉及开源情报应对工作的具体完善与变革措施,现有的制度体系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且实践中长期缺少可有效整合、协调各领域保密和情报工作的部门及机制。总体而言,我国当前的战略层面对开源情报的重视程度不足,在体制机制的设计上仍留有较大空白。

具体而言,我国情报保密管理体制机制的不足可能导致多重泄密风险。首先,伴随新技术而来的是更多元化而高效的情报获取方式,但情报获取方式的改善也意味着泄密风险的提升。用户浏览互联网信息的过程中,服务器可能自动记录并留存用户信息收集过程中的相关数据,如使用的关键词、访问的网站等,导致用户特征和偏好泄露。一旦此类问题发生在军队、情报机构等关键部门,开源情报的收集活动可能反向导致己方保密信息的泄露,并进一步威胁国家安全。其次,以ChatGPT为首的通用大模型也可能进一步放大泄密风险。以ChatGPT为例,一方面,用户数量激增的同时,通用大模型开发者可通过对输入文本的分析,轻易获知特定区域或特定用户群体的特征偏好;另一方面,由于谷歌(Google)、必应(Bing)等多家大型搜索引擎提供商均宣布已集成其模型数据,用户输入和输出的信息被上述引擎收录后,将成为情报机构又一重要的信息来源,帮助其分析产出更为广泛而准确的情报内容。而当前我国对开源情报活动的国家监管与反制机制均处于缺位的状态,在以ChatGPT为首的通用大模型技术革新的冲击下,监管与反制的空白也可能导致防范措施落后、情报活动失序及泄密事件频发。

3.1.2信息公开与反开源情报活动冲突尖锐

近年来,随着公民知情权意识的提升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及建设法治政府的需要,我国正大力推动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而信息一旦公开,就可能成为其他国家或行为者开源情报的数据来源。然而,在选择性解密的情况下,情报的可信度受到影响,潜在的错误情报可能削弱公众对公布情报的信任度[31]。因此,目前美国政府仅公开了少量经严格审查的解密情报,以防范一切可能的对情报来源和方法的潜在威胁[32]。美智库也曾发布专题讨论,指出政府在对信息进行公开披露时未附具体依据的举措就是为了防止潜在的泄密风险[33],各国开源情报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信息共享与反情报活动间的冲突被不断放大。

在通用大模型强大的经验学习与自然语言理解、处理能力的辅助下,根据碎片化公开资讯和既有信息基础,竞争对手在技术辅助下通过合法手段获取我国敏感甚至机密信息的可能性大幅提升。因此,如何平衡信息公开与反情报活动将成为我国保密工作未来须解决的重点问题和难题。

3.1.3新兴技术发展加剧了虚假信息的威胁

开源情报活动并不是通过对特定区域内活动或形势的直接观察而获取情报,其所依凭的巨大信息量背后可能包含的是经过对手国家筛选、编辑、剪切或者过滤之后才向公众发布的信息片段。因此,开源情报活动存在欺骗或者认知偏见的可能性,在加强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须特别警惕这一风险。

而以ChatGPT为首的通用大模型的冲击将进一步加剧现有的认知偏见或虚假信息风险。自动化文本生成技术天然地可以成为开发者蓄意散播虚假信息的工具。信息来源可能被人为地限制于某特定数据库,用户却无法快速查证其来源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开发者也可以通过代码设计,在某一区域内,面向选定的用户群体,在推送相关信息时屏蔽或重点关注特定关键词,实现阻断信息传播、散布虚假消息的目的,而用户通常无法及时验证其获取的信息的质量。通用大模型的出现与普及对信息处理、分析专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或分级分类管理等制度设计来提升信息过滤、产出和利用的效率,有效地进行技术反制,将成为相关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3.2 我国对美开源情报战略调整的应对建议

3.2.1完善我国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

为应对美国情报战略对开源情报的关切与调整,我国首先应当在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中融入开源情报相关表述起到引领作用。同时,还应当细致考虑开源情报应对问题。结合国际环境、竞争对手等因素,通过制定国家保密战略、国家情报战略等更为灵活的方式,在战略层面统筹协调我国的保密工作与情报工作,平衡信息公开与情报保密之间的尖锐矛盾。

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良好的网络信息环境和稳定的秩序都是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开源情报的应用在把控社会舆情、维持网络秩序方面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前述信息手段的充分利用,产出及时的情报信息能够帮助相关部门对网络态势进行有实时跟踪监测,并预先就潜在的突发事件作出研判,以有效制约社会不稳定因素,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3.2.2填补信息保密相关制度的空白

针对我国保密管理体制机制的不足,应当尽快填补相关制度的空白,加强我国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一方面,应当细化《数据安全法》等立法中的规定。例如,强化对社交网络等新兴来源中信息存储、使用和开发活动的限制和保护,可有选择地参照美国“受控非密信息”(CUI)管理制度的经验,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框架下对信息进行分类、分级的安全评估,削弱信息公开对反情报工作造成的冲击和挑战。此外,应完善对开源情报活动的监管机制,关注商业机构的信息公开与共享活动,积极发挥国家情报部门的监管职能,依法对其行为进行规制。

另一方面,应当加强网络安全威胁应对方面的制度建设。具体包括,制定情报机构人才培养标准与指南,以指导情报技能、保密意识等培训活动有序开展,提升情报工作队伍素质水平,规范公职人员对社交网络的使用;明确各场景下的信息保密标准,指引各政府部门通过规范加密解密技术使用、及时更新系统和软件等方式,强化对设备和网络的技术防护等。

3.2.3积极推动情报领域公私部门合作

为提升开源情报活动水平,确保情报部门拥有支持开源情报分析的技术基础设施十分关键。而商业机构较为成熟的通用大模型等技术资源,能够帮助改进政府部门数据处理的速度、规模和方式,持续产出高质量数据流,支撑国家情报工作。因此,应当积极鼓励情报领域的公私合作,通过政策激励促进技术研发,在加强对开源情报活动的探测与监管的同时,实现有效反制。

具体的实施方案上,当前公私合作应重点关注对开源环境下政府部门威胁态势感知能力的建设与强化,积极联合商业机构,依托其技术资源,合作搭建开源情报技术动态感知系统,密切关注技术的发展,全天候、全方位地实时感知开源情报的新的获取来源、分析方法和应用领域,并以动态技术感知系统获知的内容为基础,实时调整信息保密的范围、机制和手段。在安全环境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不断被削弱的当下,综合利用全源情报信息,并持续进行长期情报战略评估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4 结 语

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技术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冲击并重塑开源情报活动,但技术的发展向来是双刃剑。因此,在加强我国的信息保密工作之外,也应当参考美国开源情报战略调整,尽快推进我国开源情报工作现代化,提升我国情报部门的开源情报工作水平,着力于对开源情报发展的引领,全面繁荣开源情报。为此,须积极促成情报领域的公私合作,通过对组织机构、技术水平与专业人才三方面的资源投入,自下而上地强化开源情报水平,提升开源情报价值,服务国家安全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