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圣淞

引 言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过去十年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对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历史性机遇，成为中国推动南南合作走向深化、引领全球治理模式和制度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公平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的行动典范。(2)蒲小平：《“一带一路”十年建设的成就及时代内涵》，《国际论坛》，2023年第3期，第37页。在倡议实施初期，“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以中国同有关国家围绕实体经济各领域展开的产业对接、产能融合与政策协同为先导，在农业、能源、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传统物质性产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先期成果，为优化参与共建国营商环境，提升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民生福祉和国际竞争力提供了重要助力。时至今日，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持续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并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有力促进了产业间的融合发展与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为“一带一路”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声誉资本。但也应看到，参与方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合作领域、范围与规模的持续扩大，对“一带一路”未来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制度化需求。在此背景下，以语言产业为代表的非物质性业态在完善“一带一路”合作模式、提升合作机制化水平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显现。

回顾过去十年来的实践历程发现，我国尚未在宏观层面出台面向“一带一路”相关产业的指导性政策规划，加之受到国际社会整体环境复杂变化、参与国现实国情与发展需求多元化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语言产业发展仍具有一定的粗放性和盲目性，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发展定位尚不够清晰，或将对未来“一带一路”发展潜力的释放形成制约。语言如何在国家行为体的对外政策实践中发挥作用？语言产业对国家对外战略的推进产生了何种影响？在“一带一路”持续深入推进的政策背景下，我国语言产业的发展现状如何？面临哪些挑战？又如何应对？结合对既往研究的回顾和对现实相关政策实践的检视，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语言产业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性政策思考。

一、语言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与其他产业类似，语言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也离不开理论基础的支撑，并结合特定区域与国家在不同阶段的现实发展诉求，形成了具有多元性和地域性特征的差异化发展路径。通过对既往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语言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国际关系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范畴。其中，国际关系学相关理论主要为语言产业确立了“外向型产业”的宏观发展导向，而语言经济学则更加具体地为语言产业发展提供了行业门类、实践路径以及政策规划等方面的科学指导。

(一)国际关系学视域下的“语言观”流变

在现实主义看来，以军事实力为代表的物质权力是国际关系的最根本要素，表现为物质财富和国家安全利益的至高无上。(3)[美]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O.·基欧汉编，刘东国、于军译：《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页。语言作为传递行为体意图、代为施加权力的信号工具，并不具备真实的权力意涵。尽管话语沟通为在国家间交往中判断对方动机提供了参考，作为降低冲突风险的必要手段应当得到鼓励，但国家最终的决策仍需通过物化指标予以确证，否则将有可能因受到话语欺骗而造成误判。相比之下，新制度主义在权力观上秉持更加开放的态度，认为语言和观念等非物质因素应当被纳入分析国际关系互动的学理语境之中。约瑟夫·奈(Joseph S.Nye)的“软权力”理论认为，相较于军事、经济和科技等传统“硬实力”，一国的语言、文化、制度与价值观影响力同样不可忽视。软权力的核心是“规劝”，对于大国来说，这种能力集中体现为是否能“控制国际政治环境并让其他国家做它希望它们做的事”，而语言是实现规劝的核心手段。(4)Joseph S.Nye，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2008，Vol.616，No.1，pp.94～109.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指出，在特定的政策语境下，话语承载了政策内涵的关键信息。政策制定者通过主动提供具有战略价值的新信息，鼓励对方重新计算成本收益，促使合作最终达成。(5)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U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245.

自20世纪90年代初，建构主义与后实证主义思潮的异军突起引发了国际关系理论新一轮的“范式革命”。(6)孙吉胜：《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与建构主义理论发展研究：以语言游戏为例》，《外交评论》，2007年第1期，第38页。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哲学界的“语言转向”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语言不再被单纯看作是孤立静止的信息符号，而是具有本体意义和能动性的权力形式：它建构意义，将国际关系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变迁转化为具象而连贯的宏大叙事，搭建起国际关系根本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的文本框架；(7)Markus Rheindorf and Ruth Wodak，Borders，Fences，and Limits-Protecting Austria from Refugees：Metadiscursive Negotiation of Meaning in the Current Refugee Crisis，Journal of Immigration &Refugee Studies，2017，Vol.16，No.1-2，pp.15～18.它塑造身份，将行为体对彼此抽象的形象界定转化为特定关系的显性表达，为行为体间互动模式的选择提供核心参考依据；(8)Kari Roberts，Understanding Putin：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Geopolitics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International Journal，March 2017，Vol.72，No.1，p.28.它确立规范，通过对行为体日常话语互动模式的进一步抽象概括，使之成为主体间性的观念共识，作为对未来在不同领域约束各方行为的评判标准；(9)Nicholas Onuf，Polemics：Fitting Metaphors-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Union，Perspectives：Review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2010，Vol.18，No.1，pp.63～76.它框定事实，依据行为体的主观认知对国际关系客观现实进行选择、剪切和拼接，为行为体特定战略目标的推进营造合法性语境(10)Julian Clark and Alun Jones，“Telling Stories about Politics”：Europeanization and the EU’s Council Working Groups，JCMS：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March 2011，Vol.49，No.2，pp.341～366.。

在此基础上，后实证主义通过借鉴社会学中的社会实践理论对国际关系实践中的言语行为及其行为逻辑作出进一步界定，认为国际社会中也存在着一个类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语言市场”，不同的国家行为体在市场中进行语言交换。(11)Diane Vaughan，Bourdieu and Organizations：The Empirical Challenge，Theory and Society，2008，Vol.37，No.1，pp.65～81.(12)场域理论将资本定义为“积累的劳动”，认为场域互动的实质是不同类型资本间的兑换与流通。在话语场域中，行为体能够操纵的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有形物质资源)、社会资本、象征资本与文化资本。有关场域理论对资本的定义及其在话语场域中的生成与作用，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高振华、李思宇译：《实践理论大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90～340页；高宣扬：《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0～150页；David Swartz，Symbolic Power，Politics，and Intellectuals：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Mustafa Emirbayer and Victoria Johnson，Bourdieu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Theory and Society，2008，Vol.37，No.1，pp.1～22.语言在交换中获得意义、产生利润；国家行为体为实现自身的战略利益，将特定话语输出到场域中，与其他国家的话语共同竞争有限的被认可地位。(1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高振华、李思宇译：《实践理论大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10页。不同国家会采取各种策略，调动各种资源争取自身的话语成为特定领域的主导话语。(14)Patrick Wilz，“Antimatters”：Recovering Discourse of Opposition from the Popular Front to the Cold War，American Quarterly，Vol.69，No.1，2017，pp.149～162.随着特定话语得到大多数成员的理解、认同，并内化到实践中，产生“规范效应”，话语施动者在场域中的资本规模会得到相应扩张，在场域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会实现跃升，进而掌握场域互动规则制定的主动权，在未来的话语互动中将更具优势。(15)岳圣淞：《场域视角下的国际话语权：理论、现实与中国实践》，《当代亚太》，2020年第4期，第133～139页。

总体来看，国际关系学视域下“语言观”的变迁反映出不同范式对语言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作用与影响的差异化认知，但其并未从方法论层面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究，明确国际关系行为体使用话语的指导原则、路径规律和行动逻辑，而仅是将其视为一种具有权宜性的政策工具。相比之下，经济学领域对这一问题展开的深入探究有效弥补了这一缺陷，并通过跨学科视角的融合提出了语言产业的概念及相关理论框架，为提升语言在现实国际关系实践中的战略价值奠定了学理基础。

(二)语言经济学：语言产业发展的经济学基础

在产业经济学的语境中，广义上的“语言产业”被定义为以语言为核心对象，以生产各种语言产品满足多样化语言需求为目标的产业形态的总和，既包括以语言产品为核心展开产业布局的实体行业，也包含在生产运营过程中间接获益或受到语言因素影响的一系列产业。狭义上的语言产业是指仅包含以语言教育和语言翻译为核心的少数业态的语言服务产业。(16)陈鹏：《语言产业的基本概念及要素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12年第3期，第18页。语言产业的形成依赖于特定的市场环境，即同时存在具有一定语言消费需求的目标群体和具备相应语言产品生产能力的供应方；随着双方围绕语言资源展开的经济互动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社会生产要素部门参与其中，产业门类逐渐拓展，最终发展为以语言本体、语言应用和语言技术为主的产业集群。(17)Jacques Melitz and Farid Toubal，Native Language，Spoken Language，Translation and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uly 2014，Vol.93，No.2，pp.351～358.其中，语言本体产业包括语言培训、语言康复、语言能力测评等业态；语言应用产业包括语言出版、语言翻译、语言传播、语言会展、语言艺术与创意等业态；语言技术产业包括利用计算机软硬件和通信技术对语言进行数字存储、传递、转换、识别、加工和深度学习等业态。(18)康军帅：《从“语言经济学”到语言产业》，《商业经济研究》，2018年第24期，第169页。

梳理既往研究发现，学界对语言产业的研究主要源于语言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并由此形成了具有不同研究议程和研究方法的两大路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两种路径基于各自理论背景提出的语言产业发展规划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结构性矛盾：语言学认为经济学研究忽略了语言产业的特殊性，语言产业的社会与文化本质决定了其运作规律无法通过经济学理论工具得到完整呈现和有效的分析预测，而经济学为语言产业规划的发展路径将在很大程度上破坏语言生态的完整性，并削弱其作为文化载体的重要角色。(19)李现乐：《语言资源与语言经济研究》，《经济问题》，2010年第9期，第25～29页。经济学则认为语言学研究过分强调语言产业的异质性，对语用场景条件的设定过于理想化，忽视了语言作为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和交互特征。(20)Victor Ginsburgh and Shlomo Weber，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June 2020，Vol.58，No.2，pp.348～404.为了弥合两种研究路径间的显著分歧，推动其共同服务于产业实践，部分具有跨学科研究背景的学者提出建立融合语言学认识论和经济学方法论的分支学科，语言经济学(Economics of Language)应运而生。时至今日，语言经济学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为深入理解语言作为一个产业的发展规律、产业模式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效用影响发挥了关键作用。(21)Weiguo Zhang and Gilles Grenier，How can Language be Linked to Economics？A Survey of Two Strands of Research，Working Paper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University of Ottawa，March 2012，https：//socialsciences.uottawa.ca/economics/sites/socialsciences.uottawa.ca.economics/files/1206E.pdf.

语言经济学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马尔萨克(Jacob Marschak)提出。该理论认为，作为信息的重要载体，特定语言的演化和消亡、语言在社会环境中的传播效率、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成本都将对信息传导质量产生影响，进而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经济行为。在此基础上，马尔萨克指出，经济学与探求语言的优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同样具有成本、效用、价值和收益等经济特征。(22)Jacob Marschak，Economics of Language，Behavioral Science，1965，Vol.10，No.2，pp.135～140.因此，分析语言本身及其在社会互动中的应用，是经济学得以理解社会制度运作规律的先验性前提。随着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于20世纪70年代相继进入语言经济学理论范畴，语言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形态开始得到重视。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教育投资，而语言习得是教育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一国或地区劳动力人口流动达到一定数量时就会产生语言交流的规模化诉求，语言资源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也将相应显现。(23)Christian Dustmann，Temporary Migration，Human Capital，and Language Fluency of Migrants，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1，No.2，pp.297～314.对于国家、社会、行业和个人而言，主动获取语言技能都将不同程度地令其在对应的分级市场中获得一定的经济优势；(24)黄少安、张卫国、苏剑：《语言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18页。而语言资源的稀缺性和分布不均衡则决定了获取语言优势需要依赖特定的市场主体在供需双方间发挥资源平衡作用，以语言产业为核心的语言经济生态由此形成。(25)Barton L.Lipman，Language and Economics，Working Paper of Department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y 2002，http：//people.bu.edu/blipman/Papers/lang.pdf.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语言经济学开始关注语言在跨国跨地区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日益明显的网络化效应。在将地理性区隔不断缩小的同时，共同的语言场域将人类社会的无形联系在一个网状的虚拟空间中无限放大，令相关人群可以在其中实现无障碍交流并持续获得收益。这种收益体现在不同层面：在个人层面，拥有特定语言能力意味着个人关系网络的拓展，进而对其工作绩效产生积极作用；在社会层面，通过语言资源的共享，企业可以更容易地拓展外部市场，在行业竞争中抢占先机；在国家层面，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可以有效地弥合分歧，促进国际交流沟通，进而更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和形象，同时，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通过国家语言能力得以对外传播，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同化效应，更有利于国家间身份认同的建立，为促进国家间经济交往提供观念层面的保障。(26)陈文凯：《语言经济学视域下的语言生活与语言服务》，《河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80～83页。

二、“一带一路”视域下的语言产业：意义、现状与挑战

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中国自21世纪以来的对外交往半径不断延伸、利益范围不断拓展，语言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正逐步显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持续深入推进更为语言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单从国别语情的角度来看就可以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辐射地域广泛，仅倡议最初规划的65个沿线国家就涉及53种官方语言和超过2400种民族语言，分属九大语系，涉及全球近44亿人口；其中既包含使用人口过亿的大语种，也包含使用人口和范围局限的小语种甚至濒危语种。(27)宋红波、沈国环主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页。囿于沿线国家英语普及度、接受度和实际语言应用能力的局限，以英语作为单一工作语言远不能充分满足“一带一路”的现实发展需求。随着经贸、能源、基础设施、装备制造等领域产业产能合作的深入推进，中国同沿线国家间在不同专业、层级和场景下的人员交往与信息沟通日益频繁，由此产生了体量庞大的语言需求。(28)陈敬贵、曾星：《“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南亚国家文化产品贸易合作》，《南亚研究季刊》，2019年第4期，第101～102页。

(一)“一带一路”视域下语言产业发展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语言产业如何服务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并发现语言产业在降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交易成本、改善信息不对称、促进产业间协同发展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经济学价值，在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制度化水平提升、防范安全风险、促进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战略价值。因此，大力支持语言产业发展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意义重大。

具体而言，从经济学层面来看，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语言直接影响参与经济活动各方的交流与沟通，从而影响决策、议价、搜寻、信息和违约等产品或服务交换过程各环节产生的交易成本。由于语言障碍会直接影响交流沟通，而借助翻译则容易导致信息流失、增加交易风险，且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成本；在语言差异大的地区之间开展经济活动，信息和技术传输的难度更大，信息搜索的成本也更高。此外，语言所反映出的价值观、风俗和文化等差异还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以“一带一路”务实合作中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为例，由于需要中国同项目落地国相关技术与管理人员的共同参与，从合作前期的意向洽谈、合同确立和早期规划，到项目施工中的技术指导与执行，再到项目投运后的技术支持和运营维护，语言沟通的顺畅度与准确度很大程度决定了项目推进的速度和质量。(29)周庆生：《“一带一路”中的语言》，载闫国华主编《语言科技与人类福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第30～31页。鉴于此，语言产业为相关专业人员提供语言能力提升和语言信息处理服务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改善信息不对称方面，语言产业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外合作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为普遍，其产生原因也较为复杂，既包括参与合作方因主观原因采取的信息屏蔽，也包括因非人为原因而造成的信息获取困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由于涉及地域广阔，参与国家众多，不同国家间交往所使用的的语言差异巨大。这一客观现实也造成了“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的语言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作为大多数“一带一路”共建工程的主要承包方和技术提供方，中资企业在同项目落地国的合作过程中需要就不同领域海量的技术规范、施工标准及相关政策制度进行对接。实现这一目标则往往需要对有关国家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展开充分调研，并结合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对获取信息进行语言加工处理，为工程执行提供参考标准和实践指南。(30)庄媛媛、郭琼琼、常汞：《“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南亚标准化合作探析》，《南亚研究季刊》，2018年第4期，第29～37页。与此同时，涉外参与方对合同内容和项目相关信息具有知情权，为提升合作的透明度，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中方也应对相关信息进行主动披露。满足上述领域的语言需求离不开语言信息采集、语言处理和语言转换等行业的技术服务支持。

在促进产业间协同发展方面，业态间融合是语言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一方面表现为语言产业不同门类间的相互渗透，如语言技术在语言培训、语言出版和语言翻译等行业的应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语言产业与其他产业的交叉融合。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保障性和基础性服务的同时，语言产业的发展也增加了中国相关行业接触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进而潜在推动了相关应用产业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在当下以信息技术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以语言智能产业为代表的语言技术新兴行业为其他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持，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转换器”。(31)李艳：《语言产业经济学：学科构建与发展趋向》，《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77页。在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领域技术的融合中，语言产业对“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贡献度正逐步提升：通过语言互通打破国家间交往屏障，促进新媒体、电子商务等数字新业态参与“线上互联互通”和“新基建”进程，语言产业为提高国家间沟通效率、从信息层面缩小全球数字鸿沟发挥着积极作用。(32)刘昌华：《数字经济：网络空间的语言产业》，《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第72～80页。

从战略层面来看，在提升制度化水平方面，语言产业对“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价值。语言在制度构建和阐释过程中具有根本性作用。(33)苏剑：《“一带一路”倡议与语言的有效互动：语言红利的生成逻辑》，《江海学刊》，2020年第5期，第95～96页。作为长期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从中获益的重要经济体，中国在参与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制度互动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对其存在的弊端感同身受。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通过新机制的创设力图改善现有国际经济制度体系中的不公正、不公平现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提出以及“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制的建立，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获取更多发展权利和机遇提供了可选择的空间。在新机制创设过程中，中国作为机制的主导方和发起国，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物质资源保证机制的正常运行，还需要在语言层面展开相应规划和投入，通过制度话语体系的建立和传播向国际社会阐释制度内涵、运营理念和发展前景，以争取更多国际关系行为体积极参与制度共建，实现互利共赢。而这一过程的推进离不开以传媒、信息咨询和语言服务为代表的语言产业提供的支持。

在防范安全风险方面，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风暴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国际社会对安全问题及其指涉范围的认知。疫情期间，考虑到多数参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医疗水平普遍不足，缺乏疫情防控的实操经验，中国先后同东北亚、南亚、中东欧、非洲、拉美及加勒比以南太平洋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方举办了多场专家视频会议。(34)孙明、孔祥龙：《国际舆论视域下的中国抗疫行动与公共外交》，《当代世界》，2020年第5期，第11页。此外，中国还接连发布了七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六版防控方案，并将其翻译成多国文字，毫无保留地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疫情防控的理论与实践机制化成果。在此过程中，应急语言服务为中国抗疫经验的传播提供了充足的智力支持，中国也因此收获了国际社会广泛肯定与赞誉，为树立自身积极的国际形象、良好的国际声誉提供了重要助力。(35)彭华新：《科学家在“新冠疫情”议题中的社交媒体参与和权力博弈》，《现代传播》，2021年第2期，第141～146页。另外，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与安全形势十分复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分离主义、非法移民等各种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因族群、政党和社会问题引发的地区冲突和战乱时有发生，并因此衍生出不同程度和规模的国际人道主义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国在同相关“一带一路”共建国开展务实合作的过程中，也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地区国家的安全保障任务中。这一过程同样需要大量语言资源投入以实现信息获取、情势研判与信息沟通的及时高效，确保中方能够精准掌握当地安全动态并形成相关预案，避免双方合作利益与合作环境遭受破坏。

在促进人文交流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的迅速提升，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的热情空前高涨，对外文化传播与交流需求越发旺盛。(36)杨明星：《“一带一路”话语政策规划推动大国外交形象构建》，《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17日。据统计，截至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的53个国家已经同中国建立了对外汉语教育合作机制，设立了137所孔子学院和130个孔子学堂，约占全球孔子学院总数的1/4，成为促进“一带一路”从“硬联通”向“软联通”过渡的重要平台。截至2020年底，共有超过50万名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留学生在中国31个省、超过1000所高等学校学习。其中，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近32万人，占比超过60%。(37)[阿尔及利亚]法伊萨：《语言对推动“一带一路”发展的作用》，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网站，2020年11月23日，http：//get.blcu.edu.cn/info/1138/1476.htm。

相较于其他行业，由于语言产业具有非物质性的业态特征，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总能在短期内得到明显感知。但随着政策实践的持续，语言产业所带来的“语言红利”却能够成为长期驱动特定国家间经济交往保持良性循环的稳定器。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看，特定国家通过向选定的贸易目标国推广本国通用语言，逐步形成“通用语言区”，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的当下，跨国企业能否在海外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本地化”战略的实施是否得当。所谓“本地化”战略，不仅包含将主营业务同投资对象国的现实发展需求相对接，在产业融合、人力资源和社会成本等方面找到契合点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更包含跨国企业通过主动接纳、习得和适应投资目的地国的社会文化、民间风俗与生活习惯，相应地调整经营策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逐步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为长期经营与发展积累良好的社会声誉与口碑。在这一过程中，语言作为资讯获取、沟通互动、弥合分歧、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38)岳琪超、段荣娟、杨凯旋：《语言障碍对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的影响及对语言产业发展的启示》，《“数字时代山西高质量发展论坛”论文集》，2022年12月18日，第72～80页。

(二)“一带一路”视域下语言产业发展的现状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网络信息化水平的飞速提升，国家间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层次更加丰富、方式更加多元。在此背景下，语言产业为确保国家间各领域交往的通达高效和信息传播的准确顺畅发挥了关键的技术支撑作用。根据全球权威语言服务信息咨询机构斯莱特(Slator)发布的《2022年全球语言产业市场报告》显示，2020年到2022年，全球语言产业市值估计分别为475亿～484亿美元，516亿～529亿美元和548亿～577亿美元。按照产值形成的地域划分，2022年欧盟国家语言产业产值约占全球总量的36.5%，北美地区约占28.3%，亚洲地区约占31.6%。其中，在东亚地区，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为地区语言产业产值主要贡献地，合计共占全球语言产业产值的20%，中国(不包含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语言产业产值占全球总产值的12%。(39)需要说明的是，该报告相关统计数据的测算与形成是基于对“全球语言产业”行业标准的严格界定，即限于“在相关全产业链中语言产品与服务所产生的直接产值”，不包含产业链特定环节因语言产品与服务而形成的间接产值；对相关国家语言产业的产值测算限于国际业务，即产值的形成必须包含跨国行为，国内语言产业产值不计入测算范围。与此同时，报告基于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基础设施、语言产业门类分布、语言产业在第三产业和国内生产总值中贡献率、语言产业投资增长率、相关行业企业规模、从业人员素质水平、相关产业政策红利、行业绩效及服务满意度等多项指标数据的搜集分析，发布了全球语言产业竞争力指数(LICI)。其中，欧盟整体的语言产业竞争力指数为3.6，位列全球第一；中国为2.5，远高于亚洲地区0.9的平均水平，(40)Slator 2022 Language Industry Market Report，Slator Language Industry Intelligence，April 7，2022，https：//slator.com/slator-2022-language-industry-market-report/.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近年来对语言产业的大力投入与政策扶持取得了显著成效。

国内语言产业的起步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对外交往的范围持续扩大，各领域国际交流的需求令语言产业作为服务业中的新兴业态蓬勃兴起，但不同行业的发展速度、规模与影响并不均衡。(41)许明：《面向“一带一路”的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与能力建设对策研究》，《中国翻译》，2018年第1期，第63～64页。其中，为尽快满足国际交流中紧迫的语言资源需求，语言培训与语言翻译服务行业率先发力，市场规模、行业企业与从业人员数量迅速增长。截至2000年底，仅英语一个语种的培训行业创造的年产值就已突破150亿元人民币；而到2022年底，国内外语培训全行业产值已突破2000亿元。(42)胡小玲：《论语言产业的结构性、外部性与发展方式》，《语言文字应用》，2013年第3期，第40～41页。相比之下，语言翻译服务业发展更加迅速。截至2020年底，国内主营业务为翻译的注册企业数量超过42万家，相关从业人员超过600万人，语言翻译单一行业产值突破500亿元。客观来说，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并加快融入国际体系进程的初期，语言产业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为中国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与技术保障，为改善中国国内营商环境和服务业基础设施、提升中国的外资吸引力发挥了引领作用；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内部的资源输送与知识体系的代际传播，语言产业得以在短时间内为中国涉外经济、外交、科技、教育、文化等各行业培养了大量具备较高外语能力的高层次人才，为中国国际竞争力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

21世纪最初十年见证了中国经济史诗级的高速增长期。在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后，凭借年均9.6%的增长速率，中国的经济体量在短短十年间迅速扩张了5倍，并在2010年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43)Cao Yongxin，Socialist Factors in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and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2020，Vol.10，No.1，pp.1～3.在经济实力快速提升的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加之对语言文化资源经济属性的认识不断深入，文化产业振兴进程得以持续推进，语言培训、语言出版、语言传播、语言测试、语言会展、语言技术、语言创意、语言艺术、语言文字与信息处理等行业后来居上，令语言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得以逐步显现。(44)李宇明：《语言产业研究的若干问题》，《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7～18页。

图1 2019年我国语言产业在“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中的直接产值及其营收业态分布

自2015年起，国内语言产业对接“一带一路”发展需求的步伐开始明显加快，以语言翻译和语言培训为代表的语言服务业率先发力，承接涉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项目订单数量和项目承包额逐年增长。2015—2019年，中国语言产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项目中所创造的直接产值由130亿元增长至近400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30%；语言产业对外投资在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中的占比由不足10%上升至17.8%，集中分布在租赁与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娱乐业和教育等行业；(45)《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2019》，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21年6月，http：//images.mofcom.gov.cn/fec/202106/20210630083446194.pdf。语言翻译、语言教育、语言出版、语言会展、信息咨询、语言技术为主要营收业态，占相关总产值的80%以上。从行业主体的分布看，中国国内的语言翻译公司、语言技术开发企业、各领域专业技术企业下属的语言服务部门、语言行业协会、语言类高校与语言培训机构以及信息咨询公司等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下的相关项目出口方；参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国内的项目承包方、中方参与投资的本地企业、地方政府部门以及科研机构等构成了项目进口主体。截至2020年底，参与“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国内语言产业相关从业人员累计超过400万人，并为项目落地国家和地区累计创造了5万多个相关就业岗位。(46)中译语通—译世界、察哈尔学会、语言大数据联盟：《“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全景式报告》，2017年。

从营收来源地的地理特征上看，2019年，亚洲、北美洲、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语言产业产值占比最高的五大地区，这一分布也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分布及其增长趋势高度吻合，显示出语言产业发展与“一带一路”政策框架下的跨国贸易投资活动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性。

图2 2019年参与“一带一路”共建地区贸易投资额与语言产业直接产值对比

作为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深化发展的配套性产业，语言产业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业态分布同合作对象国的现实国情、社会环境以及对华合作领域都存在密切关联。以亚洲地区为例，相较于北美洲、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语言产业在中国同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间的合作中所发挥的基础性支撑作用更强、业态分布均衡合理，与实体产业间的协同发展程度更高。亚洲地区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项目实施最密集、范围最广、投资力度最大、成效与收益最为显著的区域。“一带一路”的六大经济走廊在不同方向完整覆盖了中国同亚洲地区主要国家间经贸合作所涉及的地理区域，体现了“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在亚洲打造项目先行示范区的基本考量。(47)岳圣淞：《语言战略构建与“一带一路”在南亚的可持续发展》，《南亚研究》，2021年第4期，第18～23页。在具体合作项目推进的过程中，考虑到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不同国家历史文化与社会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语言产业特别是语言服务行业率先承担起畅通信息交流渠道、提升双多边合作效率的重要使命。中国翻译协会2019年牵头发起的“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双年调查”发现，在近3000家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语言服务业务的国内相关企业中，超过60%企业的主营业务为面向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中外合作项目翻译服务；在2019年中国涉外语言服务供需语种订单量排名中，日语、朝鲜语、越南语、泰语、阿拉伯语、马来语、俄语、缅甸语、老挝语、乌尔都语、土耳其语、印地语、蒙古语等亚洲主要国家通用语言均位列前20名，占比超过70%，涉及业务门类包括建筑施工、能源环保、农业加工、材料加工、机械制造、生物科技等“一带一路”主要合作项目推进过程中的文本、信息、资料、会议和会展翻译。(48)中国翻译协会：《中国语言服务产业发展报告2019》，2019年7月。客观来说，在“一带一路”率先布局中国周边地区、力图打造国际合作新模式的过程中，语言服务业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合作效率、确保项目顺利推进方面发挥了关键的技术保障功能。

随着“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在亚洲地区的持续深化，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硬联通”初见成效，并逐步实现从“硬联通”到“软联通”的过渡。依托于多数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在历史文化与人文交往领域同中国的深刻渊源与良好的民意基础，双方在教育、文化和旅游等领域展开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深度合作。在此背景下，语言产业为促进民心相通、加强中国同有关国家间文明文化交流互鉴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在语言教育领域，截至2020年底，亚洲地区共建有孔子学院或孔子学堂118所，分布在33个国家和地区，累积开设各类汉语班次13万个，各类学员超400万人次。在大力推动汉语教育国际化的同时，中国还创新性地将职业技术与汉语教学相融合，探索“汉语+职业技能”的国际化发展模式，于2016年推出了全新的“鲁班工坊”国际教育品牌，并在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柬埔寨设立了首批“鲁班工坊”，获得有关国家的欢迎和好评，成为中国回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技术合作本地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诉求，一定程度解决了配套技术人才短缺的难题。(49)李明梁、贺珍珍：《“鲁班工坊”研究：内涵与发展路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年第12期，第30～34页。汉语国际化及其衍生人文交流模式的成功，有力推动了语言产业在亚洲地区的蓬勃发展，加速实现了中国同亚洲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各领域合作的配套产业链的完善。

尽管如此，也应看到，目前国内语言产业发展仍具有一定的粗放性和盲目性，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发展定位尚不够清晰，或将在未来对其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形成制约。(50)姚亚芝、司显柱：《中国语言服务产业研究综述及评价》，《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42～49页。具体而言，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语言产业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背景下的相关政策配套尚未完善，不同细分行业在对接“一带一路”合作实践中现实语言需求的过程中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化水平不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作为一项涵盖地区广泛、涉及领域众多、参与方数量众多且现实需求与国情千差万别的国际合作规划，“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面临着多种多样的语言需求。由于中国尚未在宏观层面出台面向“一带一路”相关产业的指导性政策规划，加之受到当地市场环境、社会氛围以及资源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国内的语言产业在服务于“一带一路”规模庞大语言需求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加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复杂、小语种众多，作为服务提供方的翻译企业在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和专业技术支持的情况下难以为服务需求方提供及时准确和价格合理的语言服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实施效果和行业整体声誉。

第二，语言产业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人才资源基础薄弱，对国内相关资源的统合能力有待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对语言产业人才需求多种多样，因此，语言产业从业人员要成为“语言+专业”的复合型人才，不仅要熟练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两种及以上的官方语言，还要具备语言产业所包含的主要业态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当前，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两种及以上官方语言的人才已是供不应求，具备语言产业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人才则更是严重稀缺。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中国拥有14个陆地邻国，不同国家接壤的省份和地区在产业资源布局及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地缘因素的影响。在“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围绕中国周边地区持续深化的背景下，相关边境地区在凭借区位优势率先实现“硬联通”的基础上，还具有相比内陆省份更强的促进“软联通”的潜力。在中国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都存在着大量跨境民族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具备一定的接壤国主体民族的通用语言能力。这为语言产业的针对性发展提供了潜在人力资源。但截至目前，国内尚未围绕这一领域的人力资源开发展开布局。

第三，语言产业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技术创新有待提升。语言技术的创新是引领语言产业发展的原动力。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不仅有力促进了全球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更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领域的高技术创新和应用已成为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模式转型的核心驱动力。语言智能运用信息技术模拟人类智能，分析处理人类语言，为语言交流发展提供新方法、新途径，为人类跨越语言障碍、发挥语言力量、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增添新动力、新活力。当前，中国的语言技术领域发展方兴未艾，但围绕机器翻译、语音识别、认知分析等方面的语言技术智能化水平尚不能满足“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的数字化语言资源需求；语言的认知计算、语义情感的符号计算等语言智能基础理论及核心技术亟待突破。

三、构建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语言产业：方向性的政策思考

语言产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和人文性地位。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愿景，(51)“五通”愿景是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这一概念是由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中首次提出。参见“习近平：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4年11月8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4zt_675101/fzshyjxghd_675199/zxxx_675201/t1208702.shtml，访问时间：2023年5月5日。离不开语言在信息沟通、制度创设、理念传播、舆论引导和人文交流等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结合对当前中国语言产业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发展现状的考察和面临的现实挑战的分析，本文尝试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政策思考，以期为未来提升语言产业发展水平、增强语言产业对“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带来启发。

第一，以全面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调查为契机，构建服务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语言产业发展战略。总体上，未来中国对外语言产业发展应坚持以对外交往现实需求为导向，既要在语言层面打造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常态化保障机制，又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深入推进。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方和主导国，充分掌握沿线国家的语言国情对中国同相关国家和地区规划未来合作方向，探索资源供需匹配的合理化模式，实现互利共赢意义重大。基于充分系统的语言国情调研，中国还应在特定区域内筛选出若干种“关键语言”，并结合对象国与国内相关省份的地理毗连特征，规划设置区域性语言产业中心。如在中国西南、西北、东北和东南省份设立对接南亚、中亚、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与地区的语言产业资源协同发展示范区，依托跨境人口与当地语言文化资源，加快涉外型语言人才的培养与输送。(52)Department of Defense，“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 August，2013，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489119.pdf.在此基础上，中国可根据“一带一路”当前阶段的发展需要，相应制定语言产业的发展规划，明确界定产业门类和主要业态，制定相关行业规范与标准；对特定语言产业提供配套政策支持，并不断优化语言资源在“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的配置方式，确保有限的语言资源精准服务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第二，完善语言人才培养机制，促进学科间融合发展，加快形成语言产业人力资源与知识体系供需的良性循环。语言人才是语言产业得以持续发展并不断释放语言红利的基础。当前阶段，中国的语言产业不仅需要语言培训教师、语言翻译等传统业态的语言人才，更需要一批掌握实体产业各领域专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从而更好地促进语言产业同实体经济部门的有机融合，推动语言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与此同时，还应大力加强政府、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综合开发体系。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语言产业知识体系的完善离不开同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计算科学和认知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这就需要充分调动各个领域专家的积极性，建立学科联动机制，构建协同创新平台，推动语言产业加速发展。

第三，大力发展语言智能技术，推动语言产业智能化水平提升，不断扩大高新技术在“一带一路”语言产业实践中的应用范围与领域。在信息时代，新兴语言技术在推动构建普惠性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应结合实际，推动实现“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缩小乃至彻底消除数字鸿沟和数字壁垒，开发适合不同应用环境和市场需求的语言数据产品及服务。如提升机器翻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用语种的覆盖率和翻译准确度；扩大机器翻译识别的使用领域和终端适配范围，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的网络环境等。与此同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复杂的网络安全形势极大颠覆了国家间交往的传统形态，对区域和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中国应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在大力推动高新技术发展的同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技术等手段，建立起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行业学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的语言数据协同监管治理体系，探索开展语言数据立法，切实维护语言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53)姜国权、李一飞：《语言数据迎接“一带一路”发展新挑战》，中国传媒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有声媒体中心网站，2021年10月19日，https：//ling.cuc.edu.cn/views/newsDetail74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