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青霞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大数据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6）

随着经济的发展，结构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疲弱、第三产业发展后劲不足、资源错配以及科研实力不足以支持科技产业快速发展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为目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制造业服务化向消费者提供“制造+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一方面可以优化企业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减少生产中能源、资源的消耗，降低对环境的污染。不仅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而且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因此，本文对制造业服务化的产业升级效应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有关制造业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大致有两类：

一类是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周大鹏（2013）[1]、张志醒和刘东升（2018）[2]、唐国锋和李丹（2020）[3]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服务化可以促进产业升级，服务化对制造业升级存在服务投入异质性。胡昭玲和夏秋等（2017）[4]则从科技创新视角研究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得出服务化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不同服务投入发挥的作用大小存在差异。

另一类研究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徐振鑫和莫长炜等（2016）[5]认为在服务化的起步阶段，企业资源配置与服务化投资关系处理不当会导致企业步入“服务化陷阱”，从而阻碍产业升级，一旦度过这一阶段，服务化开始发挥作用，企业盈利能力不断提高，产业得到升级。但是随着服务化程度的再次提高，过度服务化的出现将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从而不利于产业升级。夏秋和胡昭玲（2018）[6]认为，在服务化水平较低时，服务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但经过拐点后具有促进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呈U 形分布。王岚（2020）[7]认为不同服务来源实现的服务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国内服务投入实现的服务化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 形关系，而国外服务投入实现的服务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则呈倒U 形。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研究制造业服务化与产业升级之间关系时，现有文献更多关注的是服务化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从宏观视角研究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较少，而制造业服务化的水平和质量与制造业类型密切相关。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定量分析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制造业服务化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进行了分析。

二、 制造业服务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用机理

本部分主要从制造业服务化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人才聚集、降低生产成本三个方面阐述制造业服务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

资源配置方面。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制造业将原来内置的服务部门独立出来外包给专业的服务企业，不仅有利于自身将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具有竞争优势的核心环节，优化资源配置，还有利于企业专注于核心技术，充分挖掘并实现核心技术价值，通过对专业知识、经验的不断积累，在资源要素投入较少的情况下生产出质量更好、品质更优、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提高要素的使用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有助于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人才聚集方面。制造业服务化不仅可以促使知识密集型产业聚集，提高地区信息化水平，还会提高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的速度，形成要素的良性循环，从而吸引高素质人才聚集。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可以促进企业改善生产流程，完善销售与营销，提高企业的经营水平和生产效率。同时，来自外部的高知识、高技术人才可以提高企业设计、研发和管理的软实力，从知识层面为制造业产业升级提供智力支持，优化制造业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降低生产成本方面。对制造业来说，服务环节外包可以更好地专注于生产的核心环节，把有限的资源分配到效率更高的部门，从而节约生产成本。另外，生产服务业专业化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虽然在发展初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随着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与完善，服务成本不断下降，制造业通过服务外包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质量更优、效率更高的服务。内部生产成本和外包服务要素成本的降低，使制造业单位成本显著下降，从而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另外，制造业类型不同对服务要素需求的种类和数量会存在差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劳动力投入占据主要地位，对专业和技术要求较低；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中除了交通运输、批发零售这些生产经营所需的基本服务要素，更多依赖信息通信和专业科技等高端服务。不同要素的融入使对应的服务化存在差异，进而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不同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制造业服务化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存在制造业行业异质性。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结合前文的分析，设定基准模型如下：

其中，i 表示地区，t 表示时间，变量optit表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msit表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此处纳入以下三个控制变量：政府干预程度（gov）、外商投资（fdi）和研发投入（r&d），εit为随机误差。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opt）。参考以往学者研究，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界定为产业发展由低形态逐渐向高形态转变并且所占比重不断增加。按照这一思路，参照干春晖和郑若谷等（2011）[8]以及胡昭玲和夏秋等（2017）[4]的做法，利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来测度。

2.解释变量

制造业服务化水平（ms）。借鉴杨玲（2019）[9]的研究思路，利用直接依赖度系数来测度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制造业j 对服务k 的直接依赖度为：

其中，aij表示制造业j 部门生产过程中对i 部门的直接消耗。

考虑到投入产出表的非连续性和投入产出结构短时间内难以发生改变，2008—2011 年服务化数据用2007 年的结果替代，2013—2016 年服务化数据用2012 年的结果替代，2018—2019 年服务化数据用2017 年的结果替代。

3.控制变量

政府干预程度（gov）。政府通过对市场的干预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所以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必然会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影响。这里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 比重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外商投资（fdi）。以往研究表明外商投资可以通过资金供给、人力资本、技术和产业关联等多种途径对地区产业结构产生影响。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为了使数据可比，用当年汇率将外商投资总额折算为人民币。

研发投入（r&d）。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经济增长又会导致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科技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驱动力。研发经费投入的多少将直接影响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因此，用R&D 经费支出强度来测度。

4.门槛变量

服务发展水平（serl）。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来衡量。

经济发展水平（agdp）。国民收入水平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体现，本文用人均GDP 来衡量。为了使数据前后具有可比性，将人均GDP 利用物价指数进行消涨处理。

（三） 数据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2007—2019 年中国30 个省（区、市，港澳台和西藏除外）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12》《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17》《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由于本文重点考察的是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生产服务要素的投入，所以具体研究之前先对生产服务业、制造业部门的范围和界限进行说明。

为了保证投入产出表部门前后的一致性，本文将2007 年投入产出表中邮政业与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两部门合并，同2012 年、2017 年投入产出表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相对应；将2007 年和2017 年投入产出表中的综合技术服务业与研究和试验发展两部门合并，同2012 年投入产出表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相对应。参考以往学者的做法，选取与制造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批发与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作为服务化计算样本。

为了研究不同类型制造业服务化差异，按照投入产出部门表II 级分类将投入产出表中制造业的分类进行调整。将2007 年投入产出表中的工艺品归入造纸印刷及文教体用品制造业，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归入通用制造业，然后借鉴已有关于制造业的分类方法，最终把制造业分为三类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包括食品和烟草，纺织品，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木材加工品和家具，造纸印刷和文教用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其他制造产品和废品废料，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品，化学产品，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包括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公式（1）来定量测算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考虑到如果模型中存在遗漏变量，或制造业服务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会导致模型出现内生性，使估计结果出现系统性偏差，故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对模型进行估计，使用的工具变量为制造业服务化和研发投入一阶滞后项，估计结果见表1。由表1 第2 列中LM检验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拒绝工具变量不可识别这一原假设；F 统计量值大于19.93（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不存在弱识别问题；Sargan 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可认为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适的。

表1 制造业服务化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控制模型内生性之后，制造业总体服务化系数为正，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在控制政府干预程度、外商投资和研发投入变量后，制造业总体服务化水平每提升一个单位，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提高0.0112 个单位，制造业总体服务化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制造业生产中通过增加服务要素的投入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政府干预程度变量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估计系数为正，说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确实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外商投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为负并且在10%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可能是由于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布局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资源配置不能合理造成的；研发投入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研发投入每提高一个单位，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就提高0.4560个单位。

（二）异质性分析

为了考察不同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按照前文制造业的分类方法，将制造业分为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三种，研究不同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1。由表1 的第3 列至第5 列中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三个模型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适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系数为正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在其他变量控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提高0.0059 个单位；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系数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系数也为正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对产业结构升级也存在促进作用，并且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分别提高0.0066个和0.0122 个单位。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最大。

不同类型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投入的服务多是科技研发等高级服务，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入的服务多是专业化程度比较低的传统服务，与科技研发高端服务相比，传统服务的投入不能很好地改善制造业的投入结构，所以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作用有限。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制造业服务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是不同制造业之间存在差异，存在行业异质性假设得到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对本文结论的可靠性进行检验，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利用直接消耗系数测度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并对前面基准回归模型和门槛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2。

表2 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

由表2 可以看出，四个模型在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时，工具变量的选取合适（工具变量与前文相同）。将表2 与表1 的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将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替换后，四个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制造业服务化以及控制变量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基本不变，说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对策

本文基于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辅以《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1）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每变动一个单位，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平均提高0.0112 个单位。（2）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作用最大的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其次是资本密集制造业服务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作用最小。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对策：第一，顺应经济发展大趋势，做好顶层设计，引导企业树立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观念，依据产业结构发展演变规律，逐渐将传统的产品体系发展为融产品和服务于一体。积极引导科研机构和企业合作，培养高技术人才，不断提高制造业的知识储备和技术储备，以便更好发挥制造业服务化在产业升级中的促进作用。第二，信息技术、专业技术这些知识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业增值能力较强，是未来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新生力量，政府应不断加强以这些新兴产业为核心的战略调整力度，积极引导经济向高端服务和高技术制造业方向发展，推动高端服务与高技术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以充分发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