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慧敏

“新闻透明性”的理念和实践不仅改变了新闻生产的流程和环节，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本文立足于迈克尔·卡尔森对新闻透明性的概念界定及分类，试图以“公开”“参与”为切入点来探析数字新闻透明性的特征及其意义，希望为推进我国数字新闻发展提供一些思考。

一、透明性的内涵界定

2001年，在《新闻报道的十大原则》中，学者比尔科瓦齐和汤姆罗森斯蒂尔首次提出了“透明性原则”。将透明性理念融入新闻报道中，提升新闻来源及其表达方式的公开化程度，这一做法可以有效减少由信息来源造成的错误和欺骗，让新闻报道处于一个更为公正、客观、公开的环境[1]。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新闻透明性的内涵得以深化，迈克尔·卡尔森提出，透明性按照实现方式可分为“公开式透明”和“参与式透明”。“公开式透明”是新闻生产者主动解释和公开新闻的选择与生产方式，以便更好地传播信息；“参与式透明”则是一种邀请用户参与新闻制作过程的有效方式，以便更好地展示新闻内容。前者立足于新闻生产者的视角，后者则突破了单向的传播关系。这一分类超越了原本的透明性意涵，植入受众的参与，透明性概念得以深化至互动性，其内涵得到了极大拓展。

对于透明性含义的阐释，大多涉及与客观性的联系。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在阐释“透明性”概念时提出，客观性的概念源于新闻工作者无法完全把握信息内容的真实性，但是可以通过采取适当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透明性被认为是实现客观性的方法之一。透明性成为一种实现新闻报道目的的策略，它所具有的工具性也从侧面揭示了透明性具有一种方法论功能[2]。

二、透明：数字新闻的重要特质

科瓦齐和罗森斯蒂尔认为，透明性是一种最具价值的概念，它与互联网的新型开放式架构完美契合，这使得它成为一种可以被更多人理解和利用的概念。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透明性在新闻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普及。互联网技术带来了大量可视化的信息，信息发布的过程及技术也变得透明可见。新闻透明性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它不仅体现了新闻业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全新的媒介生态，而且以开放为核心内涵，使得新闻透明性更加深入人心，成为新闻业发展的一种重要特征。

“透明性”体现在数字媒体对信息内容的报道方式中，也体现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并非通过简单的信息公开程度来判定，而是通过披露信息而获得受众认可的程度来衡量的。数字新闻作为一种新型新闻呈现形式，以强大的“技术透明”为基础，实现了传统新闻传播链条中从采访、编辑到分发等环节的“去意识形态化”。具体来说，数字媒体在发布和传播过程中采用了一系列可操作的技术和方法，实现了信息披露过程的透明化。数字新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和传播信息时，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语言进行阅读。在此基础上，平台通过大数据技术实时跟踪用户浏览行为，结合用户标签推送信息以提升用户阅读体验。此外，数字新闻还建立了用户反馈机制以及意见征求制度。从发布流程来看，数字新闻能够做到从选题策划、采访、编辑写作、分发、传播全过程公开透明，与传统媒体的“后台隐藏”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在发布过程中主动公布相关信息以增强受众知情度和新闻可信度的做法使数字新闻更具有透明性特色。

网络不仅是一个可行的透明渠道，而且也为传统媒体提供了有效的补充，从而更好地收集数据、原始文档、研究方式、访问对象及研究者的声音和录像。此外，网络是新闻从业者与用户沟通对话的主要平台，新闻从业者通过论坛、微博等社交媒体能够更加便捷地与用户交流，更好地实现信息公开。新闻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通过网络向用户展示他们的决策工作、采集过程和写作背景，以便使用户更好地理解“后台”和“前台”，从而将媒体生产的机制和流程置于用户的关注和审查之下。

三、新闻透明性的实践意义

1.信息公开：公众知情权的维护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媒介技术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从原始的文字和图片生产到视频和音频生产，再到今天的数字内容，媒介技术变得更为智能化和多样化。同时，信息传播方式也由点对面的大众传播转变为传者与用户双向反馈的互动型传播。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新闻报道作为公众获取社会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对于公众知情权的满足程度会影响整个社会秩序。

传播学者哈帕尼汇总出了当前新闻报道透明性的三项主要目标和具体化举措：首先是生产者透明化，即提交新闻记者的个人资料、图片资料或者联络方法，包括机构职业道德标准声明的链接，或者有关权益矛盾的解读；继而是生产透明化，即对新闻生产和出版流程进行全面解读，以便更好地保护公众权益；最后是生产者和其他信息生产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以便更好地了解双方的权益矛盾，并且更加公平地处理信息。媒体应该与受众进行互动，开放网络内或社交媒介上读者评论的入口，并号召受众参与新闻制作[3]。生产者透明以及生产过程透明，强调在数量上增加可见的信息，这一措施会拓宽公众的信息视觉空间，增加公众获得的信息量。在传统的新闻生产过程中，主体是职业新闻工作者。他们在“暗处”进行新闻生产，再将完整的新闻报道置于公众可见的“前台”。从受众视野出发，该过程十分隐蔽，处于“不可见”的范畴。数字新闻时代的媒介技术和网络连接使得信息的采集、处理和呈现变得更加便捷和透明。因此，“可见”和“黑箱”的概念被看作是开启新闻生产机制的重要基础，它们将以往被局限在“幕后”中的决策、方法、信源等新闻生产过程置于“前台”[4]。

2.用户参与：数字公民意识的养成

数字化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取信息，从而使得获取信息变得更加容易。通过互联网、手机等智能终端传播新闻，已经不受时间、地点与形式等因素限制；其次，公众参与到新闻生产当中成为社会共识。随着人们对新闻内容多元化和个性化的不断追求，传统媒体在报道过程中也出现了新闻事件、人物与观点不完整、不连贯之处；再次，媒体在发布新闻时会出现选择性发布的情况。与此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以及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化，受众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取更多信息。透明性原则是新闻工作者应对新型受众参与方式的重要准则，它旨在促进公众参与，以此来推动新闻发展。用户参与是数字技术应用到报道生产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数字时代，由于信息传递具有即时性、匿名性等特点，信息传播已经不再是单向度和被动接受的过程，用户参与是最能体现其作为社会成员重要价值的行为之一。

随着数字新闻时代的到来，受众参与性文化兴起，新闻工作者不再被视为消息传播的垄断者，出现了“与受众一同上班”等新的报道表现形式，如事实核查、融合报道、公民目击等，使媒体记者的活动与广大受众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事实核查强调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致力于实现新闻报道全过程的查验与核对，以避免虚假新闻、错误信息和误导信息；另一方面，事实核查的理念、方法与数字技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闻透明性的实践。在国内媒体中，澎湃资讯设有事实查证账户，可以查证国际新闻真实性；腾讯媒体通过“较真”平台澄清谣言；南京大学的“事实查证”学生服务项目等会对媒体内容进行全面的调查，并追溯其实际信息链接。这些措施为新闻媒体透明性的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3.合作自治：新闻透明性重构媒介与用户关系

在数字新闻语境下，信息的提供不再局限于专业人士，传统意义上新闻生产的“前台”与“后台”界线逐渐模糊[5]。新闻业的“后台”开始面向更多主体，公众成为其中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呈现出高度的能动性与自主性。随着公众参与媒体生态系统的不断深入，他们成为构建媒体真实性的关键力量。这种参与使得信息源、传播者、用户乃至媒体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公众有机会对媒体进行监管、审查、批判，甚至是干涉媒体生产信息的过程，从而推动媒体行业的发展。传统的记者作为“把关人”的角色存在，享有决定信息传播内容的特权，把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奉为圭臬，致力于一种单向传播。如今用户在传播中扮演着更为主动的角色，而记者则倾向于采取个体化、公开透明的报道方式，并且十分重视受众的反馈。新闻透明性被视为新闻业对于新闻记者与受众之间人际关系变革的一种反应，它反映了一种权力人际关系的变化，即新闻记者与受众相互之间逐渐趋于平等。在受众参与的媒体生产中，新闻记者不再坚守传统的“专业自治”，转而认可广大受众的积极参与，并将其作为一种合作自治的基础，从而实现真实与权威的双赢[6]。

传播关系的变化使透明性变得更加重要，“真实性”或“真相”不再由媒体从业者或信源独占，而是一种公开的社交途径，它将新闻报道者与大众、被新闻报道者与媒体从业人员联系起来形成互动，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事实。这种“相互作用”是一个更加开放式的媒体生态系统，它鼓励彼此之间的争论，以使“差异”和“偏见”能够得到展示[7]。“差异”和“偏见”不是一种被压抑的非理性的存在，它们也能够在公共生活中获得理性的探讨和纠正。透明性的概念不仅仅涉及新闻生产、公众媒介素养以及它们之间的新型互动，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新闻领域内一种新的公共话语机制。

结语

“透明性”是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一种特性，是对传媒与受众之间关系的再思考，同时也是数字新闻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新闻透明性是在新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有效的策略、智慧和知识，成为数字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新趋势，成为当下传媒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为新闻业带来了更多的职业观念，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原则、方法和技术手段，甚至在一些新闻活动中被视为道德准则。新闻透明性需要解决数字新闻实践中错综复杂的各方联系和链接难题，以及如何让不同的参与者参与到新闻生产系统中来的问题。因此，对新闻透明性的探析并不应该囿于概念界定，正视它所带来的新闻实践的变迁才是关键。本文从公开与参与两个方面对数字时代下新闻透明性的意义进行探析，以期为我国数字新闻的发展在媒介特质、内容价值和受众需求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