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机缘参加了剑桥大学某学院的formal dinner。

Formal dinner, 字面意思是“正式晚宴”，在英联邦国家古老的大学中比较流行。参加晚宴的时候，男士必须着西装，女士必须着正式裙装（当然现在也并不总是那么严格，据说有的女士穿着皮夹克就去了）。学院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必须在正装之外加穿长袍。这种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学者们之间的交流。不过，在小红书等社交网络里，又是一种奇特的炫酷存在，这里按下不表。

之所以能参加这个宴会，主要归功于我们认识点爸的一个校友/学弟。学弟非常牛逼，从湖北黄冈杀出来，先是变成科男，去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又回来报效祖国，到某顶尖大学任教。学弟到剑桥来访学，我们就认识了。学弟是个极谦虚的人，我问他是哪里人，学弟用平平无奇的语调回答：“黄冈。”我惊讶道：“传说中的黄冈吗？”学弟用微带无奈的表情颔首。我说：“你肯定特别厉害。”他就用平平无奇的语调回答说：“我是一个小镇做题家。”

学弟多次邀请我们参加他们学院的宴会，但因为二胖这个社交绊脚石，一直没能成行。正好我妹妹来了，有人看娃，我才能一窥晚宴的究竟。

晚宴之前，学弟先把我的名字报给学院，因为宴会桌上每个人前面都要安置名牌。我又查了一下关于着装的要求，每个学院都有详细规定。他们学院的教职员工要求穿黑色长袍，外面的客人要求穿正装。我在小红书上搜了一下，发现各路网红参加这种晚宴都穿着晚礼服，看起来怪吓人的。学弟说有的人穿着用力过度，但是他也承认说，总体来讲，还是不能太过休闲。

经过一番调查，我认为，参加晚宴的女士最应该的穿着是黑色或者深色系礼服，高跟鞋加上晚宴包。但因为我生娃之后一胖毁所有，我选了一套遮盖面积最大的长裙。

到了宴会这一天，我把二胖外包给点点，自己开车前往。七点整到达学院门口，路边有不少停车位。下车一看：嚯！！！！等候在门口的学弟穿着黑色西装，打着领结，外面罩着一件萧疏轩举的黑色长袍。妈耶，第一次见到科男如此帅气！！！须知以前，我心目中的科男标准形象可都是白T恤+大裤衩子+沙滩凉鞋!

学弟带我先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我们就去等候区。等候区设有酒水，支着夏日派对常用的白色帐篷。我发现颇有几个中国的年轻人，有男有女，也都西装革履，罩着黑色长袍，这说明他们是此地学生。黄昏时分风露微凉，外面的草地上仍有金发女郎，穿着露背丝质晚礼服，摇曳生姿。

等候区有一张布告，上面详细列出今天宴会座次和人名。宴会在一个大厅里举行，布局是下面有三条平行安置的长桌，成“川”字状，顶上有一个横过来的长桌，我的名字就在横过来的长桌旁边。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high table”，坐着院长以及学院资深的各路人士，director 云云。我因为拜学弟所赐，也可以坐在这里滥竽充数。

学弟细心地告诉我，宴会的规矩较为严格，开场之后一般来说不应该随意走动、离席，最好也不要去卫生间。

7:30，蓦然一声锣响（？），全体宾客肃然。大家列队鱼贯而出，走到宴会厅，然后依次找到自己的座位。这个时候，我发现英国真的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我们这里已经是high table了（有的学院这种桌子就是比别的桌子要高），正中的位置还有一个椅子比周围的都要宽大高耸（就是《最后的晚餐》里耶稣坐的位置）。师弟告诉我，这个椅子是给院长坐的。长桌两头的两个椅子上，一边坐着副院长，另外一边也是高层的管理人士。院长是一位女士，年纪很轻，四十出头。师弟告诉我，她曾经是外交官，三十几岁的时候就担任了英国驻某国大使。我觉得英国的学界非常有意思，他们和政界之间的往来似乎毫无障碍。女儿学校来过一位演讲嘉宾，也是先在政府部门任高职，然后转入剑桥任教授。当然，这些人本身也是有博士学位的。

餐桌上摆着蜡烛，来宾全体肃立，院长用拉丁文祷文高声诵读了一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能听懂最后来了一句“阿门”。后来我才知道，这段祷文有一个专门词叫做Grace，也就是“恩典”（在饭前或饭后说的简短祈祷或感谢词）。这个一般是基督教传统。 “一些传统认为，恩典和感恩会赋予使‘餐食成圣’的祝福。 ”

院长宣读完毕，大家落座。我左右一看，嗬——所有的人名牌前面都是“博士”，我的名字前面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唉，真是博士满屋走，硕士不如狗。

虽然学弟说可以拍照，但我左顾右盼一番，发现没有人这么做，于是决定入乡随俗，偷拍一张拉倒。这种时候，参照林黛玉入荣国府家宴的做法就好了！也不知道那些小红书美人儿是怎么能拍出各个层次和角度的照片的，因为我发现这次宴会里没有人这样拍照。

正襟危坐之间，我突然想起钱钟书的《围城》。在三闾大学，土洋夹杂的学者们曾经有过关于导师制的讨论会。说是三闾大学来了一位部视学先生，是一位“导师制专家”，“奉命到英国研究导师制”，因此研究出英国导师“一壁抽烟斗，一壁跟学生谈话”这种一手学问。视学还发表高见说：“英国先生只跟学生同吃晚饭，并且分桌吃的，先生坐在台上吃，师生间隔膜得很。这亦得改良，咱们以后一天三餐都跟学生同桌吃——” 这番高见显然并不能为本土教授接受，所以在方鸿渐和赵辛楣们的眼睛里，部视学就是“讲了十分钟冠冕堂皇的话，平均每分钟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这般做派。

后来，在视学的引导下，三闾大学的教授们议决每位导师每星期至少跟学生吃两顿饭，由训导处安排日期。他们又额外深挖细节说，“在牛津和剑桥，饭前饭后有教师用拉丁文祝福，”此事高松年认为可以模仿。但是，这种仪式在本地化的时候遇到了困难：中国不像英国，没有基督教的上帝来听下界通诉，饭前饭后没话可说。大家一番思索，李梅亭搜索枯肠，只想出来“一粥一饭，要思来处不易”二句，大家哗然失笑。儿女成群的经济系主任自言自语道：“干脆大家像我儿子一样，念：‘吃饭前，不要跑；吃饭后，不要跳——’”

年少的时候读《围城》，喜欢那些奇突的比喻，后来觉得钱老似有卖弄聪明、逞口舌之快之嫌，就不怎么待见这本书了。工作之后，在学术界边缘区打了一个酱油，又重新读《围城》，才发现里面有对知识和学术界的深刻精妙讽刺。最妙的发现是，《围城》描述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但中国的知识和学术界似乎并没有进化多少。

前菜结束，大家开始左右聊天。他们问我做什么，我说我是一个作家和记者，然后就谈了谈我写过译过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书。我的对面是一个白胡子的老先生，旁边是他面貌慈祥的太太，他们是学院的牧师，我跟他们聊了一会儿告诉他们，我是从爱尔兰来的。牧师太太说她也是。然后她说她在利默里克出生，我说我住在利默里克附近。大家都笑得不行。真是有趣的经历。爱尔兰本土人口只有四百多万，海外后裔却有千万之多，而且在各国都参与重要岗位，可见一斑。好几任美国总统都有爱尔兰的祖先，甚至连奥巴马的祖先也来自爱尔兰，这个国家的移民史真可谓独一无二了。

我真好奇一个以理工科见长的大学里，牧师要研究什么。老先生告诉我，他研究“自然神学”，然后解释了一番。我感觉这个自然神学在现代社会里任务真是艰巨。后来我人肉了一番老先生，发现他本科就读于剑桥大学数学系，在政府任高职之后，又到牛津读了一个哲学和神学方面的博士。我记得点爸说，数学的终极是一种哲学，我想这位老先生可能是遇到终极命题了吧，不然也不至于真的投入神学的怀抱。当然我对数学的认识是非常浅显的，不仅到达不了哲学层面，甚至连方程都跨不过去了。此是后话不提。

主菜过后是冰淇淋，然后是奶酪。学弟又细心讲解，这个是蓝纹奶酪，这个是什么什么奶酪……

又不知过了几许时间，烛光下的人们还在慢条斯理地低声细语，突又闻得一声轻轻锣响，举座肃立。院长又开始念拉丁文祷词，我好奇地左顾右盼，发现所有的人都屏息垂首肃立，忙地也低下头来。院长一声“阿门”，宣告宴会正式结束。

我们桌的人鱼贯而出，我也跟随旁人脚步往外走。走过其他三个桌子，忽然发现那些宾客都没动，原来，这些桌上的来宾因为“等级”、资历较低，要恭候我们离开之后才能动身。我的天，我真的无语了，来英国两年，才算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等级森严”的结构。学弟博士乃取自美利坚，那地方自由散漫，红脖子遍地，自然对这种老旧习俗不以为然。走出大厅的时候我想，虽然牛剑为人羡慕，但是，有多少现代父母愿意孩子们在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接受这种等级制熏陶？

我们又去学院的活动中心转了一圈,这是一个小而精致的社交会所。帘幕低垂，台灯温和，放着许多沙发。桌子上有一个有趣的小画册，是他们的一位退休学者环游地球之后出版的。画册倒有意思，记录了作者从英国出发，途经地中海、北非、东南亚，弯弯曲曲一直到南半球的经历。在旅途的每一天，这位先生坚持画一张水彩画，两个月过后，出了这么一本活色生香的画册。

因为惦记着在家大闹天宫的二胖子，我决定提前离开。走过学生宿舍楼，见到一楼有酒吧，里面彩灯闪耀，充满年轻面孔。学弟告诉我，学生们经常来此社交，我这时候满脑子想的就是，那我家的俩姑娘，将来也会到这种场所来？唉，老母亲我现在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到小年轻——那都是会拱白菜的猪啊。

高纬度地区，九点多天才黑。开车回家，车子穿行在剑桥的林荫道上，外面夜色深沉，街灯明灭，好像是一场梦境。我对学弟发信息表示感谢，谢谢他邀我这个土人体验了一回高大上的宴会。学弟用平平无奇的语气回复：“说起来，不过是中世纪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