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人学意蕴及当代启示

2023-10-08陈雪雪

湖湘论坛 2023年5期

陈雪雪

摘要：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具有深刻的人学意涵，从人学视角出发，阐释其中的人学逻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内在要求。文明的本质在于人的进步。现代资本文明的开创，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大进步，对人类社会和人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然而，现代资本文明具有典型的二重性，资本文明的弊端和缺陷，决定其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人的进步将在更高级的文明形态中达成。人类历史步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时代，将开启人的自由解放的理想生存状态。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理论依循，在实践中开辟了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底色，凸显出人的主体价值，实质性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文明的人本意蕴和价值逻辑得到充分彰显。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现代资本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3）05-0033-12

文明表征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文明总是同人紧密相连，总是不断追求进步，文明的核心主题就是人，文明的最高目标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研究人类文明，其价值指向和追求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主题和理想贯穿于马克思整个思想探索的始终，其理论体系就是在探讨、论证这一主题过程中展开并为其服务的。”[1]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价值宗旨彰显其丰富的人学深意。基于人学视角展开学理分析，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有着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人学视角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内涵丰富、体系庞大的思想学说，涉及人类文明发展的诸多内容，是关于人类文明演进过程及规律的科学理论。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解读可以从不同维度、不同框架、不同论域展开。学界目前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认知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生产技术视角、社会关系视角、社会形态视角、时代历史视角与总体性文明视角。这些研究维度主要从文明的现实根基（社会生产方式）、文明的社会呈现（社会形态）、文明的历史階段（时代历史）、文明的整体结构（总体性文明）进行考察，也即侧重于文明的“现实层面”或“现实发展逻辑”。文明与进步深刻相关。文明的进步性不仅体现在社会现实层面或历史发展层面，而且体现在价值取向层面。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蕴含深刻的人学逻辑，立足人学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极其必要的。当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主要有以下几种解读范式。

其一，生产技术视角。学界普遍将生产方式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技术视角，在此基础上指出文明发展的不同形态。生产技术是指社会生产的技术形式或社会生产方式。在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社会生产的技术形式主要包括农业和工业两类生产，据此可将文明界分为建立在小农生产基础上的农业文明和建立在大机器生产基础上的工业文明。农业的生产方式主要以铁器耕犁为技术手段，代表了传统农业的文明模式，人们在小块的土地上耕种、生产，没有可供应用的科学和技术工具，生产规模有限。工业的生产方式主要以大机器为技术手段，代表了工业的新文明模式，具有传统农业文明无可企及的优势。“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使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2]231可以说，“怎样生产”即生产的方式，是区别不同文明形态的根本标识。这是以生产技术为切入点，阐述其对文明形式及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探究文明演进背后的根源。因此，该视角主要在社会生产层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没有论述其中的人学含义。

其二，社会关系视角。按照社会关系的不同性质，可以将文明界分为剥削性文明与非剥削性文明两类。在阶级历史结束前，社会关系无法完全摆脱其剥削性质，人类社会尚处在剥削性文明所主导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的核心在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性质根本上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文明的性质也相应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阶级社会，人类文明处在较低级的发展阶段，带有显性的剥削性色彩。比如，自文明时代起，人类社会先后形成了三种形式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3]192-193它们代表三种形式的剥削关系，也即代表三种形式的文明，当然本质上都属于剥削性质的文明。过去时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其文明的性质、特点及类别，而到了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关系褪去剥削性，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出来，造就了不同于以往一切文明形态的非剥削性的新文明——社会主义文明。这是基于社会关系的性质解读人类文明，重点关注文明的性质即阶级属性问题。因此，该视角主要在社会关系层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没有谈其中表达的人学深意。

其三，社会形态视角。学界主要根据马克思的“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来分析人类文明。“五形态说”是指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分为五种社会形态，他曾指出，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加上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五形态理论。五种社会形态对应的是奴隶制文明、封建式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由于原始社会尚未形成文明，在此阶段还没有相应的文明形式。“三形态说”是指马克思提出的三种社会形式理论，对应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文明、物的依赖性阶段的文明、自由个性阶段的文明，也可将其理解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及共产主义社会的文明。“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都是关于社会形态的重要学说，它们在不同层面揭示了文明的类型和水平。该视角以社会形态为依据阐述人类文明发展史，主要关注文明与社会形态的逻辑关系，通过社会形态透视文明的推进程度。因此，该视角主要在社会形态层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没有聚焦其中呈现的人学主题。

其四，时代历史视角。学界在文明时代的研究上成果颇丰，比如田心铭、林剑、阎孟伟等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方面，文明意味着时代历史的重大进步，冠以文明的时代阶段同过去的历史阶段区别开来。比如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是人类历史的低级阶段，在起点、过程和具体状况等方面都与文明时代截然不同。基于对时代历史的纵向考察，人类文明被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在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人们在生存资料上是天然的和粗陋的，在使用工具上是原始的和质朴的，在生产方式上是简单的和朴素的。同时，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又展现出人类“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4]38。文明时代走到进一步加工天然产物的阶段，有了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繁盛的艺术成果和文明的生活方式，完成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人阶级、私有制形式和国家政权组织等也由此出现。另一方面，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4]196，带来进步的同时又引发了倒退。因此，文明时代有其显著的内在悖论。这是根据时代历史的变迁，主要关注人类从前文明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的基本历程，着重分析了文明时代的基本状况和特征。因此，该视角主要在时代阶段层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没有揭示其中具有的人学价值。

其五，总体性文明视角。总体性视角是目前学界阐释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重要维度，比如唐爱军、韩喜平等都持此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不是单一性的文明观，而是总体性的文明观，包含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与社会文明，囊括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曾提到“五种生产”理论，即物质生活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精神生产与再生产、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以及人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由此阐述了社会生产的范围和结构。“五种生产”正对应着文明的五大方面，涵盖了物质或经济、政治、精神、生态和社会五大领域的文明内容。其中，物质文明是起决定作用的，物质文明决定并深刻影响其他领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5]1002人类必须首先立足于一定的物质文明，而后才可能拓展新的文明领域。换言之，物质文明奠定了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根基，由物质文明衍生并构筑起包括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在内的文明结构，进而确立了人类文明的内涵层次和整体状貌。这里集中于文明的整体结构，主要关注文明的基本构成和所包含的领域，以此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做出解读。因此，该视角主要在于文明结构层面，并未聚焦于贯穿其中的人学逻辑。

综上可见，学界已有研究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提供了多元视域。这五种研究范式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现实基础、社会历史形态以及内容构成等重要规定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现实逻辑，但尚未充分论及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人学逻辑。实际上，马克思语境中的文明不仅表征社会客体的发展程度，同时也代表作为主体的人的进步状况。因而，人学视角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一个重要维度，学界目前在此方面的专门探究还相对欠缺。在深层意义上，文明与人内在关联，文明问题与人的问题本质相通。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有着深厚的人学底蕴，昭示著鲜明的人学色彩。探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不能不考虑其中的人学蕴意，不能不立足人学视角去阐释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探究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人学逻辑，重点在于通过分析人类文明的演进规律和本质规定性，揭示文明对社会发展以及人的进步的作用和意义。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人学释义，有助于明确其内在的价值向度，彰显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人本意涵和人学价值。

二、现代文明二重性及其对人的悖反

现代文明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最初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文明模式。现代文明又可以称为资本文明、现代资本文明或资本工业文明。马克思恩格斯曾将现代文明特指为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不过是文明的另一名称”[6]587，将现代社会特指为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5]373在现代社会，资本文明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文明形式，资本文明的逻辑贯穿现代社会。把握现代资本文明，关键是要把握其双重向度。现代资本文明具有典型的二重性，对人的发展造成严重悖反。

一方面，现代资本文明的开创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它将人类文明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但另一方面，现代资本文明有其显著的“野蛮面”。资本文明越发达，人的境况越野蛮，文明与人的悖反成为一道奇异的社会景观，资本文明的弊端也随之暴露出来。“文明的缺陷”是现代资本文明的固有“硬伤”。

其一，一方面，现代资本文明结束“神化自然”的盲目现象，却造成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资本文明以前，生产力水平低下，现代科学和技术尚未出现，人们为了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服从自然，导致人对自然的崇拜和神化，产生了“自然本位”的现象。现代资本文明的出现，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根本翻转，自然界的神秘面纱被掀开。人们不再对自然盲目崇拜，不再作为自然的奴隶，而是成为自然的主人，自然界从属于人并为人服务。随着人化自然的扩大，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确证和巩固。另一方面，资本文明却也加剧了人对自然的无节制开发、利用，甚至是破坏。资本的本性是逐利，为此不断地发掘自然的属性和人的属性，形成“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7]90。资本势必扩大对自然的占有和索取，不断刺激和创造人的新需要，并利用自然的属性和要素来满足人的需要，进而满足其利润增长的需要。此时，人对自然的主导不再是为了自身发展，而仅仅是为了刺激人的需要和消费的增长，达到利润和财富倍增的唯一目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8]580资本对自然的无序开发和掠夺式占有，触发自然毁坏和生态失衡等危机。资本文明在自然面前高歌猛进，同时又伴随着结下“文明的恶果”。表面上，资本文明征服了一切自然的属性，实际上破坏了客观自然的平衡及规律性；表面上，人类战胜了客观自然界，实际上不得不接受自然的惩罚。因此，“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9]559-560。

其二，现代资本文明结束人对人的直接依赖，却造成人对物的严重依赖。前资本文明时期，个人是依赖性的存在，以血缘和族群关系为联系纽带，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赖以及人对天然共同体的严重依赖。“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7]6现代资本文明历史地处于第二大阶段。资本文明的发展使个人脱离了原始意义的依赖关系，打破了血缘、地域和族群的狭隘束缚，赋予人以一种独立性的外观。然而，这种独立性却是形式上的，是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独立性，是虚假的和有限的独立性，受物的依赖性支配。资本文明又可理解为商业文明，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其重要载体和实现形式。在商品经济生产中，个人看似独立自由，其实是“独立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人在商品生产中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利润，但财富利润不归劳动者所有，而是为“非生产者”独占，并成为他们强迫劳动者屈服的“利器”。人的社会关系发生“物化”，物的逻辑反过来控制人的关系，物的力量超过人的力量，物的关系的强化带来人的主体性的沦丧。概言之，物支配人和人的一切活动，甚至决定了人的命运。在资本逻辑主宰的社会中，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把自己出卖给资本，沦为资本随意宰割的对象，不得不接受物的普遍宰制。这是资本文明阶段的常态现象。资本文明的一切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6]267。换句话说，资本文明导致人对物的严重依赖，个人变得“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10]200。

其三，现代资本文明赋予人以一定的自由自主，却使人沦为异化的存在物。现代资本文明的出场，意味着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或部落共同体成为“历史的遗迹”，个人从狭小的关系、孤立的地点和有限的范围内解放出来，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自主。资本文明社会给人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开辟了空间。尤其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可以在生产中提高自己的劳动能力。然而，也正是资本文明的作用，个人由能动自主的主体沦为异化的个体。首先，资本文明剥离了人的真实性。人的多样需要被归于一种基本的生存需要，人被迫将自身的全部劳动投入资本生产环节，不得不接受资本的剥削和压榨；人具有自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但在资本的权力面前，人的自主意识和能动力量被取消，自由发展的是资本而不是人本身；劳动的个人没有停止过劳动、生产和付出，却始终在否定和失去自身，造成人面临生存危机、发展危机和自我认同危机。在资本的强大惯性下，“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質的东西同人分离……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11]102。其次，资本文明使人深陷全面异化。资本主义社会是自由地追求人的“自我异化的自然个性和精神个性的社会”[12]324。也就是说，资本文明的进步不仅没有改善人的生存处境，反倒起了相反作用，异化正是其引致的一个严重结果。异化主要加诸在劳动者身上，人们“创造和扩大文明的物质基础的工作主要是劳动……是痛苦的和可怕的异化劳动”[13]73，承受着异化带来的一切不幸、痛苦和折磨。这种异化又是全面的，包括人同自己的劳动和劳动产物的异化，人同人以及人自身的全面异化。在资本文明场域中，异化、虚无化和畸形化成了人们无法逃离的宿命。

其四，现代资本文明为人的发展创造一定条件，却最大化榨取人的剩余劳动和自由时间。现代资本文明培育了“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将人“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2]715 ，为人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在资本文明体系中，生产进步带来了人的需要的满足及拓展，需要的满足及拓展又离不开人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从而人形成了作为现代社会的人所应有的属性，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资本文明在客观上“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当然，这种普遍性和全面性“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7]56，尚未处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并为人们所真正拥有。实际上，资本文明的本意不是别的，就是无止境地追求价值增殖，获取更多的价值利润，培养人的社会属性和文明程度只是一种附带的结果。为了成倍提高剩余价值，资本生产尽可能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最大限度地榨取劳动者付出的剩余劳动和时间耗损，以占有其创造的价值以及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由于生产效率和劳动强度的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用于物质生产的劳动时间呈下降趋势，自由时间随之增加。自由时间本是劳动者个人用于挖掘自身潜力，提升自身技能、教育和知识水平的时间，是促进自身文明化发展的积极性时间，然而他们的自由时间更多地被资本家无情地剥夺和占据，以用于生产全过程及价值的实现和增殖，强行剥夺了人们获得自由发展的权利。“既然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所以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14]23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是资本文明不断进步的客观产物，但自由时间并不属于全体劳动者，相反，为少数资本家阶级所垄断，成为其发展能力和素质的有利条件，因此他们在物质上、精神上和能力上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大多数劳动者群体的发展遭到了空前的限制、约束甚至倒退。

其五，现代资本文明摆脱了人的地域性的狭隘存在，却使人成为资本统治链条上的环节。在世界历史以前，人类历史还是一种民族性的、区域性的历史，人类社会至多做到地方性、局部性发展，封闭保守、生产落后是各民族国家最基本的面貌。人也作为一种地域性的存在，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在世代沿袭的传统中生产、交往与活动，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有历史局限性。这一切随着资本文明的到来而终结。资本文明首次开辟了世界历史，打破了各民族国家的封闭堡垒，人们在存在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无法再偏安一隅或固守不变，而是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存在，开始以世界视野、世界思维来看待自身以及本民族的现状和命运。从某些方面来看，始于西欧的资本文明有着天然的越界本能和扩张意识，它在逐利的本性和欲望的强力驱使下，必然越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地域范围，奔赴全球各地，寻找更多的原材料来源地、廉价劳动力和产品倾销市场，并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剥削制度和文明模式推广至全世界，从而在世界上建立起西方资本文明的统治秩序和霸权体系。各民族国家被迫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和野蛮掠夺的对象，各民族国家的人们被迫成为其统治和镇压的对象。伴随资本文明的全球性扩张，其固有的基本矛盾也扩散至各民族国家，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资本对人的普遍强制，不再仅仅发生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其他民族国家由于资本文明的强势介入、冲击和控制也普遍出现这一现象。简言之，资本文明使人上升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同时使其自身跃升为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形态，资本文明的统治从西欧蔓延到西欧以外的民族国家，各个国家的人们都难以脱离其横贯世界范围的统治体系。

现代资本文明是一个复杂性的存在，交织着野蛮与文明、进步与倒退、先进与落后等双重特性，既有伟大的文明作用，又有显著的反文明作用，既有历史进步性，又有历史局限性。唯有立足资本文明的二重性，才能对其有全面的认知和理解。现代资本文明的弊端和内在缺陷，决定其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人的发展和进步将在更高级的文明形态中真正达成。

三、“真正的文明”开启人的自由解放的生存体验

文明的本质在于人的进步，这是文明具有的价值向度。文明的每一次突破和进步，都伴有人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进步。人的理想生存体验在于，达到“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目的，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

资本文明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史前史”尚未结束，人类文明虽有了长足发展，但仍未从矛盾和对抗中挣脱出来，个人仍然生存于虚假的共同体之中，过着一种否定人的意愿、背离人的存在的虚假生活。按照社会历史的演进趋势，“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4]270。资本文明的最终瓦解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终结，“真正的人类史”将会来临。资本文明逐渐从历史舞台上退场、谢幕，成为“古物陈列馆的展品”，人类历史将步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时代，并在实践中超越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以“占有”为基本特征的人的存在方式[15]。届时，“真正的共同体”取代“虚假的共同体”，为人提供理想的生存条件和环境。人的理想生存状态不再是理论上的预设，而是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得到实现。

“真正的文明”意味着“真正的共同体”的到来。在“真正的共同体”之前，人们主要经历了“天然的共同体”和“虚假的共同体”两个阶段。在“天然的共同体”即部落共同体中，人以血缘和族群为纽带，在共同体内生活和生产，分工是在两性之间、共同体之内，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发展；共同体对于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个人无条件地从属于共同体，作为共同体的“一个肢体”而存在；生产水平极其落后，完全依赖自然界而活。此时，“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7]56，因而保持了朴素的全面性，人的生存体验也是原始的和粗陋的。在“虚假的共同体”中，个人摆脱了原始共同体和外部自然界的束缚，却从自然的附属物变成物的附属物，从与自然的单一联系变成与物的片面联系。“虚假的共同体”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它以自由竞争、商品经济为标榜，生产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成了每个人的生存条件，而普遍交换也即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此却退化为对人来说是异己的东西，即一种独立的物和物的关系。这种物和物的关系被特定的群体所掌控，他们由此获取了社会权力和支配他人的权力，作为被支配的“他者”只能痛苦而艰难地生活，个人的生存体验主要是“非人的”和野蛮的。到了“真正的共同体”阶段，“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就开始了”[16]929。个人从奴隶般的生存状况中抽离，进入适合人的生存环境，不再遭遇物的禁锢和驱使，消除了自身的异化，摆脱了固化分工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操控，达到幸福的生活状态，实现理想的生存体验。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2]571。

“真正的文明”意味着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自文明时代以来，人们开始以“文明人”的身份存在和生活，人既形成了现实的和社会的本质，同时也在不断丢失自己的现实本质。起初，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自然关系或自然属性是人的基本规定，人的本质表现为一种自然的本质。随着文明时代的发展，人的需要越出了自然的界限而成为合乎人的本性的需要，也即别人作为人对他来说也成为需要，个人作为个体性存在的同时又成为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的内容则由自然关系转变为社会关系，人的本质的性质由自然性转为社会性。然而，文明时代的深入造成了人的本质的逐渐丧失。原因在于，文明时代出现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私有财产和剥削制度等，它们成了划分和识别人的基本标准，私有财产又是其中最根本的标准，直接决定了人的本质的性质及内涵。人的本质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但由于私有财产占据了人的生命和生产活动，所以私有财产的关系取代了人的一切社会关系，人的本质全面异化和严重扭曲。文明时代的“滥觞”在人的本质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共产主义的高度文明实现了对以往文明形式的超越，是复归人的本质的真正出路。共产主义的高度文明即“真正的文明”，“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积极扬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从而“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2]185，189。

“真正的文明”意味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完成。“真正的文明”在社会形式上呈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清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否定人的腐朽条件，消灭了一切取消人的自由以及否定人的发展的现实因素，不仅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确定的事实，而且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自由人的联合体”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53。在此高度发展的文明阶段，整个社会的生产条件和过程置于人们的共同管理之下，自觉有序的生产代替了过去那种盲目无序的生产，人们的丰富社会关系也由人自己全面占有，人们获得了自身的全面发展，能够合理调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的主人、自然界的主人和自身的主人，实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真正的文明”不是物的文明，而是人的文明，不是坚持物本位的逻辑原则，而是坚持人本至上的价值逻辑；越出了“必然性王国”，打碎外部自然必然性以及主客体颠倒而产生的外部强制性，彻底粉碎物役性及其对人的支配，为一切成员提供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比如发达的物质生活、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合理的社会制度、自由的社会环境，等等。只有在人类历史进阶到“真正的文明”时期，才能“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17]466。

“真正的文明”意味着自由个性的实现。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渐进演化的动态过程，并且向着“自由个性”不断进发。就此而言，文明的发展进步必然要求实现人的自由个性。自由个性对应“真正的文明”形态，是人对自身生命和活动的自由自觉的认知，表明人作为“真正的个人”、作为“有个性的个人”的存在价值。每个人都具有自由个性，但每个人的自由个性的发挥并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个性的展现，人与人之间不是彼此敌对，而是相互成就的关系。这一切都有赖于“真正的文明”为人所创造的有利环境。自由个性阶段，物质需要不再是人的活动的主要目的，人们开始从事自由自主的劳动活动，开始致力于思想和精神文化水平的更高提升，自由个性的确证和实现是人的需求的直接体现，自我发展、自我创造是人的主体能力的基本彰显；人们不再受固定的活动空间和狭隘的关系范围所累，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和素养，共同分享全社会发展的积极成果，每个人的个性和独立得以实现，个人超出了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界限，社会达到了真正的公正、平等和自由境界。“真正的文明”完成并继续发展人的自由个性，它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所能到达的最高水平，当然这不是指人类文明史的终结，而是朝着更高阶段挺进的人类文明的新起点。

总的来说，文明关乎个人、社会、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状况。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全面考察现代资本文明对人的复杂影响，并为人的不断进步指明了方向。这是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重要逻辑遵循。

四、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当代中国实践

人的发展进步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主旋律，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蕴含的逻辑主线，对当前中国文明建设有着深刻启示。文明不是纯粹抽象的概念，而与社会和人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通过社会发展和人的进步体现出来。文明“包含着两个事实，它靠两个条件存在，并通过两个标志显示出来：社会活动的发展和个人活动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18]12。社会的发展又落脚到人的发展上。因为人是文明的主体，是创造文明并促进文明前进的主体力量，理应享有文明结出的果实，发挥文明对人具有的正向作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揭示了文明与人的相互关系，确定人在文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指明文明建设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理论依循，深入推进文明建设和发展，开辟了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性通过实践在不断转化为现实性。当代中国的文明新创造，作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更加凸显人的主体性价值，更加强调人的发展和进步，将文明的价值逻辑贯彻到底、落到实处。

一是超越单一向度的文明取向，兼顾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国道路开创的新文明类型，区别于现代资本文明的单一性逻辑。现代资本文明以资本为主轴开展社会的生产和实践活动，人们的全部生产和生活无不向资本看齐、由资本主导，并以实现资本的现代化发展为根本取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现代资本文明的扬弃和超越，旨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即不仅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且满足人的精神发展需要，不仅推动社会物质文明进步，而且推动社会精神文明进步；坚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208，“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20]324，不倒向任何一种单一化的文明立场，不陷入极端的物质至上主义或抽象人文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承整体性向度或整体性文明理念，以人的现代化发展为本质取向，促进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进步，实际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当然，人的发展不是某种纯理论式的应然问题，而是最具现实性的实践问题，是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涌流为现实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2]538人类文明新形态对现代资本文明的超越，绝不只是一味地否定或全盘地抛弃，而是辩证理性地看待现代资本文明，利用资本达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从而化解阻碍人的进步的矛盾和改变其错误观念，摆正当代文明社会的发展理念，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条件。

二是超越纯粹物的衡量尺度，突出人的文明主体性地位。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当代中国的重大文明实践，同时与现代资本文明共存同一时代，自觉对现代文明建设做出反思和考量，尽量避免现代资本文明导致的人的物化和物的人化，摒弃现代资本文明所采取的以物为评判一切社会发展的标准。文明不是物的文明，而是人的文明，文明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物本身，而在于人本身，文明的衡量尺度不在于物本逻辑，而在于人本逻辑。文明的发展必然带来物的富裕和增长，但物的发展不是文明的主导性原则，而是用于促进人的发展的条件和手段。“文明是朝着人类幸福的目标前进的。”[21]97人作为文明所围绕的核心和主体，同样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主体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现代资本文明纯粹物的片面尺度，在文明理念上对文明主体问题做到全面观照，在文明实践上对人的主體地位做到切实贯彻，也即厘清了在文明发展进程中物与人的真实关系，明确了人的发展进步才是文明的根本尺度，深刻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尊重人的主体地位，提高人的思想文化水平和素质能力，进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此外，人对文明成果的掌握程度直接反映了文明建设的程度和水平。当前，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在积极实践并不断向前推进，中国社会的文明建设正在加大力度、拓展深度和广度，为的就是使文明发展的成就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持续丰富人的发展所需的各项条件，“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22]9。

三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回归人的理性和价值。文明不仅关涉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关涉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否把握好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检验一种文明的重要参照。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单向性的，即人需要依靠自然，同时能够能动地改造自然，引起自然的相应变化，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自然作用于人，“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9]483-484进入现代文明时代，资本率先征服了自然界，把人从自然界的奴役下解脱出来，一跃而为自然的主人。但是资本文明对自然的征服和索取是无限度的，甚至将自然界踩在脚下，给自然界造成一次比一次更深重的剥夺和灾难。现代资本文明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与自然简单地类比为主体与客体，而忽略了人与自然的主体间性关系，不可避免滑向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误区。中国道路开启的新文明类型，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秉持的是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和谐共生的统一性关系，超越现代资本文明中人与自然相互对立、彼此矛盾的对抗性关系，重塑了人对自然生态的理性认知和价值评估，在自然观上实现一场深刻的革命。积极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形成绿色健康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保护自然生态的和谐、有序和健康，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应有之义。生态文明是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重要维度。

四是超越少数人占有的狭隘立场，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共同富裕是当代中国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当代中国的重大文明成就，继续锚定共同富裕的目标方向，使人们共同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共同享有文明社会建设所创造的福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优于现代资本文明的更先进文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类型，是向着更高阶段递进的文明形式，坚持社会生产力和财富的快速增长都为人所有并为人的发展服务，坚持“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7]200。实现每个人的需要，要努力确保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地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现实条件，共享文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成果。如果从比较视野来看，中国开创的新文明类型的优越性则更鲜明地显露出来。因为现代资本文明不是为了绝大多数人，不考虑绝大数人的共同利益和普遍意志，不寻求顺应人民大众的发展诉求，它所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均为少数精英群体、统治集团所有，满足的是精英群体、统治集团的特殊利益，结果就是少数人获利多数人牺牲、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少数人发展多数人倒退。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文明的价值指向是始终明确的，那就是实质性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然，这里的共同富裕“既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23]。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的、现实的任务，正处于进行时而非完成时状态，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将共同富裕的每一步工作落细落实，从而展现当代中国新文明类型的价值意蕴和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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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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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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