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静凤,黄燕玲,汪菁菁

(1.池州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安徽池州 247100;2.桂林理工大学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贫困与反贫困是当今全球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消除贫困是全球发展行动的共同目标。我国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成果丰硕,社会经济建设增长快速,扶贫成效显著,2020年现行标准下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乡村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自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民族地区脱贫成效显著,农户生计状况得到很大改善。然而,当前的贫困治理具有动态性与复杂性,加之对贫困人口脱贫过程中的风险分析不足,间或有“返贫”现象的发生,且随着脱贫标准的提升,返贫率也会随之提升[1]。尤其新冠疫情后旅游业恢复延滞,脱贫人口可能面临“返贫”。据相关学者的统计调查,我国农村的脱贫返贫率可达30%[2]。民族旅游村寨因其旅游资源富集得以发展旅游业,当地农户在参与旅游业的过程中,生计资本储量与组成形式逐渐发生变化[3-4]。民族地区是开展扶贫旅游的主阵地,又是经济后发区,农户是否存在返贫风险,其生计稳定与安全问题值得探究。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西江千户苗寨与郎德上寨隶属2018年国家完全贫困县雷山县,同为苗寨且发展旅游较早。龙脊古壮寨隶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龙胜各族自治县,且是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自2014年精准扶贫始,千户苗寨共有贫困户395户,郎德上寨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59户204人,龙脊古壮寨建档立卡贫困户105户396人,现已进入脱贫行列。3个民族村寨分别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对其3个民族旅游村寨农户生计返贫风险进行研究、综合分析对比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1.2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于农户问卷调查与相关部门及负责人提供的客观数据。2019年5—10月,在3个案例区进行5次调研,调研共回收534份问卷(西江千户苗寨250份,朗德上寨149份,龙脊古壮寨135份),有效问卷量428份(西江千户苗寨240份,朗德上寨59份,龙脊古壮寨129份),包括415户脱贫户和13户贫困户,有效率80%。

2 可持续生计下农户返贫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生计这一概念相对于“生存”“收入”等更加宽广,对于贫困人口生存的复杂性描绘更细致,但是生计资产本身的存在或拥有并不足以构成生计,仅用生计资本指标进行测量并不全面。此外,现有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多侧重于生计资本以及人的可行力分析,使用现有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对于交织纷杂的现实情况并不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因此,该研究根据案例区的实际情况对现有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进行了较大弹性的调整,该框架的主要内容包括民族旅游村寨农户的生计环境、生计资本、生计适应能力。基于动态的返贫风险视角,将旅游业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纳入分析;与传统的脆弱性背景不同,结合旅游业发展加入农户的经济活动风险与市场风险考察;并基于我国的扶贫现状将农户的生计适应力划分为外界适应与自适应(图1)。依托拓展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以及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PI)的几个维度,并参考前人研究[5-8],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可持续生计下民族旅游村寨农户返贫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图1 可持续生计拓展分析框架Fig.1 Sustainable livelihood expansion analysis framework

利用Fuzzy模糊数学构建农户生计返贫风险的模糊评判模型,并基于GRA灰色关联法确定风险因子的关联度。

3 可持续生计下农户返贫风险综合模糊评判

3.1 民族旅游村寨农户生计状况分析

3.1.1生计环境。民族旅游村寨农户生产生活的生计环境面临的风险指标中,经济活动风险(0.026 2)、自然灾害风险(0.025 9)排名较靠前,其次为市场风险(0.011 0)、个体风险(0.001 7)。民族旅游村寨农户都面临着较高的经济活动风险,说明其就业市场有波动,会带给农户较高的损害。旅游作为一种生计方式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当地农户的经营风险,然而距离景区核心地带较近的农户,由于便利的基础设施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旅游市场中并获益,直接受益面达100%,而位于寨子边缘地带的农户基本上无直接的旅游收益,旅游业获益的两极化现象带来的风险较为明显。自然灾害具有不可预见性、不可逆性、不可控性,大部分民族村寨没有监测灾害发生的基础设施和接收预警信号的基础条件,加上农户多居住在山坡、半山坡地带,财富积累少,抵抗灾祸损失的能力较弱,一旦遭遇自然灾害的侵袭就会容易陷入返贫。农户面临的市场风险主要发生在农产品生产经营上的盲目性、滞后性方面,农户预期的利益目标在市场经济中并不总是能实现,因其并未认识、掌握市场经济运作规律, 导致生产经营活动不具备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与水平。人力风险系数最高,说明民族旅游村寨青壮年劳动力缺乏,家庭中医疗费用支出以及需要额外花精力抚养的人口比重较高。这也与实地走访的情况大致相同。在民族村寨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极有可能增加,空心化现象将使得人力资本风险进一步提升。

3.1.2生计资产。总体而言,民族旅游村寨农户的生计资产水平,物质资本(0.199 0)>金融资本(0.193 3)>人力资本(0.177 5)>社会资本(0.151 8)>自然资本(0.138 6)。

民族旅游村寨农户的自然资本权重系数最低,自然资本存量不容乐观。“土地景观化”现象大大减少了农户所拥有(经营使用权)的耕地、林地面积。在失去土地后,农户通常会有一笔征地补偿费用,在生计资本上会出现金融资本的增加,但是自然资本则呈现为弱化趋势,进而对以耕地等自然资本为主的农户传统生计构成威胁。

农户的物质资本水平在生计资产值中最高,物质资本的提升体现在农户生活资本的增多。民族旅游村寨旅游业的发展、当地政府旅游精准扶贫实施中的优惠政策等,使农户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

民族旅游村寨实行景区门票收费,“公司+景区”的模式使得农户会有一部分景区门票收入的分红。旅游人次的增多往往伴随着当地旅游收入的提升,农户的一部分来源于景区门票的收入分红也会相应提高。旅游开发后,当地农户尤其是核心地带农户参与餐饮、住宿、民俗商品销售的比例高于从前,经济实力有所增强。

民族旅游村寨农户的社会资本值在生计资产水平中位于第四。社会资本值较低表明农户在遇到风险冲击时得到的社会网络支持不太理想。民族村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内外部因素,不同的农户从当地旅游业发展中获取的收益不对等,导致农户与政府、农户与游客、农户各自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凸显,社区内部认同度下降,凝聚力减弱,社会网络的组织基础与人际关系不大理想。

人力资本值在民族旅游村寨农户的生计资产水平中位于中等水平。从调研数据上看,被调查农户学历结构中,中小学学历占比高达90%;以发展旅游业为主要生计的农户,一些技能培训、旅游业相关技能有所提升,但各类技术人员仍较为缺乏;大部分农户思想意识落后,整体素质偏低。无论在知识还是技能方面,人力资本稍许匮乏。

3.1.3生计适应能力。生计适应能力方面,农户积极适应生计策略调整的自适应能力要优于政府救助帮扶的计划性适应。经调查发现,民族旅游村寨农户现有的生计模式总体上为传统农业型、外出务工型、旅游专营型与旅游兼营型,参与旅游业的方式主要为利用自家房屋经营农家乐或民宿、在景区内打工、出租土地或闲置房屋等。农户参与旅游的生计策略受到生计资本水平、村寨治理体系、社会网络、家庭区位等多方面的影响。在政府救助与补贴方面,政府“包揽一切”的改革举措、惠农政策、扶贫专项政策等往往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且农户对于政府救助补贴的感受差别较大,地理位置优越的农户反映政府补贴救助力度较大,地理位置偏僻的农户反馈则相反。实地走访过程中,千户苗寨、郎德上寨、龙脊古壮寨受访农户表示获得政策补贴与救助的比例为72%,表示未曾享受过政府政策补贴与救助的比例为28%。

3.2 民族旅游村寨农户生计返贫风险评判通过计算得出民族旅游村寨农户可持续生计返贫风险各指标因子的权重系数集合Z,再采用Fuzzy模糊数学以及借助Matlab数学工具,确定各个单因素指标评判集的隶属度,构成模糊矩阵A,通过计算公式C=Z×A进行模糊评判矩阵的计算,得出民族旅游村寨农户可持续生计返贫风险的综合模糊评判结果C=[0.047 7,0.062 6,0.040 1,0.006 1,0.001 4]。

由计算结果可知,农户生计返贫风险等级划分依次为:高度生计返贫风险(V1)的隶属度为0.047 7,中高度生计返贫风险(V2)的隶属度为0.062 6,中度生计返贫风险(V3)的隶属度为0.040 1,低度生计返贫风险(V4)的隶属度为0.006 1,无生计返贫风险(V5)的隶属度为0.001 4。基于最大隶属度原则[10-11],在综合模糊评判等级集V中,最大值为(V2)0.062 6,所以农户的生计返贫风险处于“中高度”级别。

3.3 民族旅游村寨农户返贫风险各指标因子关联度分析采用GRA灰色关联计算分析各指标因子对中高度返贫风险等级之间的关系,具体结果见表2。依据现有的研究成果,灰色关联系数大于0.7,灰色关联度处于较强及以上水平[12],表明该指标因子对中高程度的生计返贫风险具有重要影响。由表2可以看出,各指标因子对生计返贫风险的灰色关联系数均高于0.7,即民族旅游村寨农户所处的生计环境、拥有的生计资本和生计适应都对返贫风险产生重大影响。

表2 各指标权重及其对中高度生计返贫风险的灰色关联系数结果

由表2可知,民族旅游村寨农户中高程度的生计返贫风险与各准则层的关联度排序为: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生计适应能力>生计环境。从各细分指标看,关联系数排在前10的分别是R2市场风险、R4人力风险、H3劳动者健康程度、S4参与集体组织与活动、P3家庭固定资产情况、H1家庭主要劳动力人数、N4家庭区位、P1住房情况、N1耕地面积、S1参与旅游业经营。可以看出,金融资本中各指标与返贫风险的关联系数排名处于中等偏低位置,金融资本的一时提升会在短时间内让农户脱离贫困状态,但是随着脱贫标准的提升,金融资本存量对农户的返贫风险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生计适应能力各指标与返贫风险的关联系数超过0.9,但关联系数排名较靠后,可以看出,不论是政府救助与补贴此类外界适应能力,还是农户生计策略调整的自适应能力,都需要农户的自身发展能力跟上时代步伐,否则,一味依靠外界援助,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源上解决农户的持久脱贫问题。

3.4 民族旅游村寨农户生计返贫风险诱因分析

3.4.1农户个体差异。农户自身特征作为一种内部驱动力对其生计返贫有一定的影响,灰色关联系数排名第一的人力风险、排名第二的市场风险以及排名较靠前的劳动者健康程度、家庭主要劳动力人数、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水平,会影响农户的转移就业。就当前就业市场的现实情况而言,对技术含量与准入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求量低,由于不具有必备的劳动和经营技能,农户很难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其转移就业的空间不断变窄。这会直接影响农户的家庭收入,而收入直接影响农户的生产生活水平。此外,农户的个体差异如个人能力、政策认知、策略调整等,导致其对旅游机遇的认知不同,在旅游业参与过程中的获益不等,导致农户之间的信任度和对当地旅游业的支持度下降,使其生计返贫风险程度提高。

3.4.2政府主导差异。对于反贫困事业,西方国家重视市场主导作用,而我国则以政府为主导力量。政府在旅游精准扶贫事业中起主导作用,会直接导致:在实际帮扶中,侧重物质帮扶忽视精神培养,造成农户精神与能力层面依然薄弱;在推进手段上,重行政轻市场,市场机制的纠偏、纠正功能和作用被阻抑,会加重产业与市场的双重风险叠加,脱贫效果不稳固。可以看到,市场风险对中高度返贫风险的灰色关联系数高达到0.969 9;在制度建立方面,强调当下脱贫效果忽视长期发展,易导致政策性返贫。政府救助与帮扶对返贫风险的灰色关联系数虽超过0.9,在整体灰色关联系数排名却靠后,政府过度重视行政力量而忽视了农户的主动参与,导致本应是参与主体的农户变成了“旁观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农户持续稳定脱贫的隐患和返贫的风险。

3.4.3产业单一风险。旅游业的发展理应扩展了农户的生计策略,使得农户生计方式调节改善更为灵活,然而民族村寨非农产业多样性较为缺乏,产业类型仅限于种养殖、农家乐、民宿、乡村旅游等,且农户收益来源也大体相同,一是利用自家房屋从事餐饮住宿接待游客获得的收入;二是景区门票分红的收入;三是在景区内从事相关旅游经营活动获得的收入;四是土地租赁获得的收入。金融资本与物质资本缺乏可持续性的积累,且农户生计返贫风险会因其对旅游业经营活动的依赖程度的提升而增强,一旦当地旅游业发展受到某些意外事故而难以实现持续发展,农户的生计将遭受巨大冲击,极易出现返贫。

3.4.4社会网络风险。旅游业的发展会给当地带来较大的生态及社会系统上的冲击。参与旅游被视作农户理性生存的适应性生计策略。但是,由于旅游业带给农户的现金流数量上多、速度上快,部分农户因参与旅游业而彻底抛弃传统的生计方式,将旅游业视为主要或单一的生计方式,自然资本减少,自然风险加剧,无疑增加了返贫的危险系数。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与扩张会给当地生态系统带来一定风险,如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浪费、环境污染、农户土地流失等;社会资本中,在当地发展的以互助合作和“集体活动”为主的产业中,会因为农户从旅游业中获取的收益不对等,出现内部分裂或关系不和等现象,导致部分农户被边缘化[13],进而对人居环境越来越不满意。

4 可持续生计下桂黔民族旅游村寨农户返贫阻断机制建立

该研究构建了可持续生计下桂黔民族旅游村寨农户返贫阻断机制见图2。

图2 可持续生计下桂黔民族旅游村寨农户返贫阻断机制Fig.2 Blocking mechanism for farmers in Guangxi Guizhou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to return to poverty under sustainable livelihood

4.1 应对农户生计环境的风险预警机制

4.1.1自然风险预警。在生计环境层的各指标中,自然灾害风险权重系数为0.025 9,排名第二。对自然风险的预警,政府一方需加强监测基础设施建设,对历年来村寨发生的自然灾害、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进行汇总分析,对灾害可能带来的损失提前做好计划准备。对于灾害情况进行实时监测、评估与信息统计,利用有用信息来防灾、抗灾以避免风险和损失,以便自然风险发生时能够提前做好通知。此外,农户自身要积极进行有关知识的普及和技术的培训,提高抵御意外事故和自然灾害的能力,提升自然灾害发生后的自我恢复能力。

4.1.2市场风险预警。市场风险的权重系数为0.011 0,风险系数在生计环境层中排名第三。农户面临的市场风险中诸如耕地退化、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需对农户进行技术培训,增加有关提高耕地质量的相关项目,同时重视农业生产保障供给。其次,强化非农项目的开发,减少市场波动给农户带来的农业收入影响,增强农户对市场风险的防范和抗逆力。3个民族旅游村寨的发展模式都是“政府+公司+农户”模式,公司的利益追逐性质难以保证此种模式能够很好地将农户看成利益共同体,因此可拓展农户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领域,通过产业合作模式、股份合作模式、资金互助模式、中介服务模式等将零散农户凝聚在一起,并加大对各类组织的支持力度与科技培训力度,培养组织领头人,通过彼此间的相互合作、科技扶贫增强农户的风险抗逆力。

4.1.3经济活动预警。农户面临的经济活动风险权重系数为0.026 2,在生计环境层中风险系数最高。对经济活动风险所带来的就业波动危害,要密切关注农户的就业情况,加强对重点群体就业的关注,杜绝零就业的家庭动态。对于从事单一活动、收入来源唯一的农户进行事先信息追踪与相关技能培训。对拥有丰富的资源(耕地、劳动力)却因自我发展能力低下就业不稳定的农户群体,因以提高其发展水平为主,帮助其探索发展适合本地区的特殊农业;对于缺少资源而就业理想的农户群体,引导其从事附加值较高的第三产业。诸如依靠农业景观观光的龙脊古壮寨此类民族旅游村寨,旅游淡旺季明显,会导致旺季游客涌入、农户忙于接待,淡季游客稀少、农户赋闲在家的情况,当地农户不同时段获取到的收入差异明显。因此,可积极深化民俗旅游、节事旅游发展,缓和淡旺季的差距,并对当地旅游季进行明确的划分与安排,尽量减少淡旺季带给农户的收入及就业波动。

4.1.4人力风险预警。人力风险的权重系数(0.001 7)虽排名较靠后,但仍不容忽视。需关注特殊群体如因老、因弱、因病、因残可能产生返贫风险的农户,给予资源倾斜。因为相较于其余要素,因生理因素致贫的农户,其劳动力素质和市场竞争力低下,家庭负担更重,生计优化能力薄弱,贫困修复期更久,返贫的可能性较大。对此应建立差异化精确识别机制和分类帮扶机制,加大生计保护力度,对于农户的社会保障进一步拓宽加深,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险救助帮扶制度对脱贫农户(尤其是特殊群体)的兜底机制。

4.2 针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均衡增收机制在农户的传统生计中,可用的资源仅为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这种传统生计在非市场经济体系中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但是随着旅游业的进入以及城镇化进程的脚步,农户的生计体系难免被卷入市场经济里,导致农户的传统生计面临“农产品市场排斥、劳动力市场排斥、资本市场排斥”的局面,难以获得持续生计。在对生计资产水平进行权重测算分析时,可以看出农户的各生计资本拥有水平不尽相同。因此,在继续保障民族旅游村寨农户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长效增收的同时,重视对农户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帮扶力度,并发挥旅游业作为一种生计资本的带动作用。

4.2.1改善自然资本。由于土地荒置或征收、城镇化进程等,民族旅游村寨农户的自然资本存量正在逐渐减少。自然资本越高,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越倾向于农业兼业化;反之,则向非农兼业化变动。若可以改善自然资本的利用形式,提高资本化水平,如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场这种大农业经营发展,保证农户土地增值,则可以高效地实现自然资本的价值。

4.2.2积累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构建针对民族旅游村寨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投入的增长机制,实现农户物质资本的持续性增加。完善和改进民族村寨内的金融服务,除现有的简单发放贷款和贴现补息等金融扶贫制度外,积极探索民族旅游村寨农户抵押融资贷款渠道方式,创建多户联保等农地、农寨抵押贷款模式,将农户的土地、房屋住宅等自然资本转换为金融资本,增加金融资本的积累。

4.2.3增加社会资本。在民族旅游村寨全部农户“脱贫摘帽”任务完成后,应确保相关对口帮扶部门在一定年限内依然承担帮助农户发展的责任与义务,拓展农户连接型社会资本的建立。加强从事旅游业经营不同环节的农户间的互助合作,形成完整的经营网络,有效利用旅游资源。发展壮大本地区的集体经济,以组织保障与制度保障切实维护农户自身权益,并通过制度文化、组织化形成相互间的信任,逐步提升农户的社会资本。

4.2.4提升人力资本。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农户没有强烈的自我发展意识,主观能动性差,对于教育不甚重视。对此,要加大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教育的覆盖面,健全教育体系,解决民族村寨内普遍存在的教资水平薄弱问题,激发其内生动力,提升劳动力素质以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此外,要加强农户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当地农户的旅游就业层次,提高旅游经营服务能力与水平。

4.2.5把握旅游资本。民族旅游村寨农户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逐步转变,这是因其拥有某种优势资源或者稀缺要素支撑[14]。伴随旅游业的不断深入发展,这些优势资源或稀缺要素将影响民族旅游村寨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因此,民族旅游村寨要通过生态补偿措施,将资源要素转化为农户的优势旅游生计资本,并引导农户合理利用优势旅游生计资本,发挥其对劣势生计资本的拉动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旅游业作为一种生计方式对民族村寨农户持续脱贫的作用。

4.3 瞄准农户生计适应的长效衔接机制在生计适应能力方面,农户生计策略调整的权重系数(0.046 1)要大于政府救助与补贴的权重(0.029 0),可以看出,政府帮扶这种计划性适应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重视政府帮扶、农户可行力的提升方面外,也要将企业与社会其他群体纳入考虑,建立社会、政府、企业、农户彼此联结密切、可持续稳定的长效衔接脱贫机制,阻断返贫现象的发生。

4.3.1生计策略拓展。对于民族旅游村寨的农户而言,首先要有积极进取、主动学习、善于实干等行为倾向,积极主动进入脱贫行列。物质贫乏固然会使其陷入贫困,但是心理匮乏产生的返贫风险更高、更反复、更具危害性,只有激活内生动力,脱贫效果才会更加稳固。其次,要积极探索生计多样化途径,通过多种生计组合策略分散风险。采取兼业化的多种生计组合策略模式更适合农户家庭[15]。农户针对自身拥有的生计资本、政策优惠等,合理选择旅游兼营均收型、农业兼营均收型等生计策略,避免传统务农务工、旅游业扶贫唯一等带来的风险,既能在旅游旺季时兼顾旅游发展,又能在旅游淡季时有收入保障。

4.3.2后续生计帮扶。首先,转变政府职能,由“主导型”转向“引导型”。为确保农户持续贫以及防止返贫现象发生,政府应进一步建立并完善民族旅游村寨的社会保障体系,发挥社会保障兜底的防线功能,降低农户的致贫风险与生计脆弱性。同时保证政策的持续性,对脱贫农户在一定时限内实行动态观测,防止返贫现象出现。要关注农户的后续生计扶贫,培育“一村一品”“一乡一业”项目,改造提升优势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构建层级信息服务网,在农户农业生产、就业、教育等方面提供技术帮扶、信息咨询共享等。

其次,利用市场规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竞争激发活力,调动企业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进行招商引资,相关企业可对民族旅游村寨进行投资、运营、管理,对当地农户进行雇佣并对其培训,保证当地农户从中受益,以信息交流、制度设计等化解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对等。

此外,游客、媒体记者、专家学者以及规划团队在内的各种群体助力,能够及时提供并反馈各种有效信息,在进行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旅游学等学术评估的基础上,对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各种影响进行监督和呼吁,为当地旅游发展、农户脱贫致富提供学术支持,使得民族村寨旅游及农户生计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