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杰

（广西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石达开（1831-1863），小名亚达，字子祥，出身于广西贵县那帮村（今贵港市港北区奇石乡达开村那帮屯）一个相对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汉族客家人。他14岁接触上帝教，16岁成为拜上帝会的重要骨干，20岁参与领导金田团营起义，是一位“文武备足”、骁勇善战的杰出将才，被太平天国褒封为“翼王”。对石达开率领太平军浴血沙场所建立的赫赫战功，史学界的评价很高，也比较一致，而关于他的体貌、家眷及后裔等个人问题却较少关注，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此，本文在深入挖掘文献、口碑及史迹的基础上，对相关的论据又进行了重新的疏理和考证，并提出个人一得之见，以期正本清源，厘清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之体貌、家眷及后裔等相关问题。

一、关于石达开的体貌

对石达开的形体和相貌，清代官私文献的记载比较多，但所描述的体貌特征却大相径庭。奉曾国藩之命在前线采集“贼情”的张德坚，在他主持编纂的“剧贼姓名”情报中，对石达开是如此描述：“身材长大，黑面高颧，微髭多发，目有凶光。”［1］（P48）在清方掌握的《贼头目姓名籍贯单》上，对石达开体貌的记录是“面黑长颈微须”。在《粤匪杂录》和《洪大全供太平军首领名单》中，也是说他“面黑微须”［2］（P244）。如果按照以上官私文献的描述，石达开的体貌特征大致应为：身材高大，满头黑发，面孔黑黝黝的，颧骨很高，目光炯炯，嘴上边留有少许胡子。

但是，一直在前线主导军事镇压的清封疆大吏向荣，在关于太平军首领“形貌”的奏折中，却又说石达开“面长色白微发（须）并无疤记”［3］（P176）。曾在太平军天京粮馆中服役过的谢介鹤，也说石达开“面略白，须微黄，身中，性较和平”［4］（P669）。在《万大洪晓谕》中，亦说他“面白微麻”［5］（P265）。后来采访当地的老人，有人也说石达开是“白面书生”。而在南京生活和工作过的文人张晓秋，在《粤匪纪略》中则说他：“面短方，身中，有须。”［6］（P48）如果按照这些当事人的描述，那石达开的体貌又完全变了个样，不仅面孔由“面黑”变“面白”，身材也从“长大”变成了“身中”。

其实，由于情报来源的不同，描述角度的不同，以及观察者审美观的高下，对石达开体貌特征的描述互有差异是很正常的，因为能目睹石达开尊容的毕竟只是少数人，清方的情报人员很难靠近他，故很多的记载只能是道听途说，如向荣的情报就是从“（金陵）城中逃出难民”的口中得来的，不一定可靠。即使是情报官张德坚，早期虽易装往来太平军中，留心访究“行阵之士，被掳逃人，受害乡民”［1］（P27），但被引荐给曾国藩后，其主要的时间还是呆在湘军采编所里，从俘获的大量太平天国文献中编辑《贼情汇纂》，难免人云亦云。

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和口碑来看，总体而言，石达开应该是一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英姿勃发的年轻人。民国版《贵县志》说他“姿貌魁秀”，他的同乡也说他“个子高高的，年轻英俊”［7］“长得又高大，是个漂亮少年”［8］（P79）。曾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R.M.McLane）从上海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的美籍牧师裨治文（E.C.Bridgman），在他的书信中说石达开“长相好看，身材颇高”［9］，甚至连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亦大加赞叹，说他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10］，因而可以说，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核心领导人中最年青英俊的首领。

对石达开容貌和身材特征的认定，应采信客观、公正的中外第一手文献资料，这样，人物体貌的描述才能做到相对准确。因此，外国人加勒利（J.Callery）、伊凡（M.Yvan）在《中国叛乱史》中对太平天国“叛乱初期”历史的叙述，特别是刻画“石达开相貌奇丑，很瘦，肤黑如炭，长颈项支撑着骨骼突出的脸和尖形的头”［11］（P123），其分明是以一种歧视的心态刻意丑化，不足置信。

二、关于石达开的家眷

石达开从小生活在一个“世业农”的农民家庭里，其家境虽然相对比较宽裕富足，但在他不满10岁时，父亲石昌辉和母亲周氏却相继不幸去世。由于父母“均已早故”，又无兄弟，只有一姊二妹，故尚未成年的他，小小年纪就被迫支撑起家庭的重担。他年幼当家，日夜操持家务，为生计奔波劳碌，因“自幼读书未成”，除“耕种为业”［12］（P780），亲自下田干一些农活，他还兼做一些如贩卖牛、鸡、油、盐、木炭等生活必需品及烧窑等小本生意。由于常年外出经商，四处闯荡江湖，艰苦生活的历练，使这位生长在偏僻小山村的“白面书生”经受了磨砺，开拓了视野，增长了才干和胆识，从而变得越来越成熟。

成年后，石达开娶当地的姑娘为妻，终于成家立业。关于石达开的家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广西文史调查团曾到贵县进行采访，据当地的老人说：“石达开有两个老婆，一个是后人所皆知的熊氏，另一个是潘氏，吉马龙潭村人。”［8］（P72）又说：“达开发妻是六合村熊氏壮女，没有随营去。咸丰元年被抄家时已改嫁。”［8］（P82）由此可知，石达开在贵县那帮村时，曾娶了两位妻子：发妻熊氏，六合村人，壮族；二妻潘氏，吉马村人。石达开率军去金田团营时，熊氏没有随夫出行，她留在当地改嫁了。至于熊氏的结局，六合村的熊姓老人说：

石达开到桂平后，熊家及邻村人到熊家祠堂躲难。……一天来了一队人马叫开门，大家以为是石达开带兵来了，谁知一开门，原来是一支清兵，一涌而入，见人便杀，血从水沟里流出，砖头都染红了。［8］（P83）

熊家祠堂是一座“上中下三厅，可容纳几百人”的大宗祠。根据当地人的口述，石达开率会众赴金田团营后，发妻熊氏改嫁了他人。后为了躲避清朝官府的镇压，她与许多的本家人一起，栖身于六合村的家族祠堂里。结果，却不幸遭遇清兵的进村扫荡，在此次官府的镇压行动中，躲在祠堂里的人全部被害。

对于潘氏的去向，文献没有任何的记载，但从当地老人所说“起义时，他（石达开）卖了田去参加，他把全家都带去了”［8］（P76），“石达开起义，他老婆一家大小都跟去了”［8］（P81）的口碑看，潘氏应该就是石达开在赴金田团营时，被“带去了”和“跟去了”的家眷。

1856年9月（清咸丰六年八月）初，因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天京（今江苏省南京市）城内爆发了血腥的“洪杨内讧”，“北王”韦昌辉率3000名亲兵攻入东王府，袭杀“东王”杨秀清，并滥杀了2万多名将士。天京事变发生后，石达开从武昌前线匆忙返京，“要与他们排解”。在遭到石达开“严厉谴责”之下，韦昌辉又起谋害歹意，为躲避杀身之祸，石达开被迫缒城而出。根据文献记载，当时他是“趁茫茫黑夜”单身逃离天京，最后回到他的安徽大营，而“妻室儿女留在金陵，均被韦昌辉所杀”［12］（P781）。

作为太平军的先锋主将，石达开是最先领兵攻入南京的首领。1853年3月，石达开率军入城后，曾三易其居，并最后建“翼王府”于朝天宫东侧王府巷内上江考棚处。当时在翼王府内，石达开之妻妾共有7人，其中既有从贵县带出来的潘氏，也有天朝夏官正丞相黄玉崑的女儿。由于天京变乱事发突然，而石达开从外地赶回，当夜又连忙出逃，来去匆匆，故他的7位妻妾都来不及转移，全部难逃此次厄运，死于非命，这正如当时在天京、镇江等地“太平军中服务”的外国人所说：“新的屠杀惨剧又开始演出。幸存的东王余党陆续被搜出捕杀；石达开的家属也在其列，无一幸免。”［13］（P87）也就是说，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除石达开一人侥幸脱身，石氏一家老少全都惨遭杀害。

三、关于石达开的后裔

石达开的后裔是史学研究者长期以来一直较为关注的问题。从过去调查和整理出来的各种资料看，在贵县那帮村的时候，石达开与熊氏已生育了两个儿子，但不知何故，两个儿子他都没有带走，而是交给当地人收养。当地群众的口碑说：

大子为平治村胡永内之父收养，改名胡永活，有子孙，今平治村胡等才这房人，是翼王的后代。此说在不同时间地点，父老异口同声所说。另一子为古建村廖姓人收养，当时尚在襁褓。1859年翼王回师广西后，派族弟镇吉回奇石查取眷口，仅得其十岁子以去。［8］（P82）

而平治村胡姓老人的追述却有些差异，他说：

石达开兵出六乌山口后，他的一个儿子被胡村三婆抚养，因避清兵，改名胡永活。胡三婆姓石，是石达开的姑母。……石家还有一个小儿子，不知是哪个的后代，为避清兵，给福田村古建屯廖福祥抚养，此子可能是咸丰九年间石镇吉回来取去的十岁子。［8］P82～83）

两条口碑对石达开长子的收养人说法不同，一为平治村胡永内之父，一为胡村三婆，即石达开的姑母。1990年初，当地的文史工作者再次深入奇石乡开展史迹调查，胡氏后人曾亲口说：“胡永活是石达开的亲生儿子，人高大，长相很像石达开。一周岁时是平治村胡善积的爱人石氏（石达开的姐妹），用围裙背到亲戚家姑丈处收养。长大后跟姑丈姓胡，名永活。”［14］（P48）由此不难发现，胡永内之父就是胡善积，胡村三婆既是石达开的姑母，也是胡善积的妻子，事实上是姑丈、姑母，即胡善积夫妇收养了石达开的大儿子。

石达开的长子由胡善积抚养，后改名胡永活，在平治村一直过着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辛勤劳作，繁衍生息。胡永活与清潭村的壮妹覃氏结婚，生下天浇（尧）、天祥两个儿子，此为第二代；天浇又生鸿财（才）、鸿德、鸿业三个儿子，此为第三代；第四代有联昌（鸿财生）、联裔等14人；第五代是“广”字辈，有广恕（联昌生）、广栽、广金等30人；第六代是“瑞”字辈，有瑞杰等二人，均为广恕所生。截至1990年，从胡永活到瑞杰前后六代，已有男丁56人。胡永活这一族人，共有人口69人，其中男39人，女30人［14］（P47～48）［8］（P82）。

石达开的次子是由古建村的廖福祥收养。1857年5月（清咸丰七年四月），石达开率10万太平军离京出走，转战中南、西南各地。1859年8月（清咸丰九年七月），石达开回师广西，在驻留期间，族弟石镇吉所部作为先头部队，在主攻桂林未果后南下永福。11月，石军破宾州（今宾阳），并挥师上林、武缘（今武鸣）、迁江（今来宾）、贵县等地。就在此期间，石镇吉回到了家乡奇石一带，代族兄寻找亲人，结果如方志所言：其“查取家口，达开妻已嫁，得其十岁子而去”［15］（P26）。1860年3月（清咸丰十年二月），石镇吉率军攻打百色厅，兵败走安定（今都安），途中为安定土司截击，被俘就义。从老家带出来的族侄下落如何？他是否与族叔石镇吉一起蒙难？因籍载阙如，不宜妄加揣测，但石达开“十岁子”从此杳无音信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1861年9月（清咸丰十一年八月），石达开军撤离广西，转战于湖南各地。翌年4月，石达开集中兵力进攻四川涪州、綦江、叙永等地。1863年5月14日（清同治二年三月廿七日），石达开率本部3万余人经冕宁，进入大渡河与松林河交汇处的紫打地（今安顺场）。次日天明，发现大渡河及松林河河水陡涨，松林河上的铁索桥已遭截断，加上无足够的船只，强渡已不可能，部队只能停留下来“赶造船筏”。另据许亮儒《擒石野史》记述：“（14日）当夜，达开妇诞一子，……部属均稽首称贺，是以传令犒赏，休养三日。”［16］不管是在加紧编筏造船，抑或沉浸于添丁喜庆，此时因适遇连日大雨，上游山洪暴发，“河水陡涨数丈”，这却是石达开军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由于自然环境和条件的骤然恶化，三天之后，尽管太平军曾多次抢渡大渡河和松林河，但均未能取得成功。在腹背受敌、粮尽援绝之下，石达开决定“舍命以全三军”，他把个人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愿意牺牲自己以求保全部众的性命。

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后，6月10日夜，石达开含泪与家人诀别，他的5位妻妾，马氏已于几天前服毒自尽；胡氏、潘氏、吴氏怀抱两个幼子，于当夜“投河以殉”；刘氏和她的儿子石定基，则由他的两名卫士保护，当夜逃出险地，拟投奔宰制李福猷以“复父仇”。翌日，清军在发动进攻的同时，施展了诡计，清将杨应刚、王松林前来游说，假装答应石达开的条件，“待以不死”，并赦免他的部属。为此，石达开“视死如归，毅然许之”［17］。13日，他携带5岁的儿子石定忠，偕部将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径赴洗马姑清军营，结果受骗被执。随后，石达开父子等人被押解成都，不久，在科甲巷臬台衙门的牢狱中被凌迟处死。同时，逃亡中的刘氏母子也惨遭搜杀。

石达开被杀害时，幼子石定忠并未一同受刑，对于其下落，主要有几种说法：一是骆秉章抚养成人后谋害说。因《大清律》对“年在十岁以下者”的刑罚有规定，故四川总督骆秉章对石定忠的处理，是“例应监禁，俟及岁时，照例办理”［18］。据说，石达开曾“殷以幼子相托，文忠以与同乡，许之”。但当孩子成年被问及今后打算时，“石子大言曰：我惟有为父报仇耳。文忠大骇，阴使人鸩之”［19］。二是狱中被害说。石定忠被关在成都监狱，官府派两名妇女抚育他，谁知这孩子日夜思念父母，啼哭不止，弄得养育人十分反感。“后数年，善乞语，而报仇二字不绝其口。官恐贻后日患，乃就狱缢杀之。”［20］三是石定忠“为官”说。其曰：“石王子定忠，以齿稚免刑，……不知何故，其人竟未死，改姓名曰时雨化，入绵州州学。光绪丁酉，与邛州龚秉衡玉泉同拔，又同分发贵州作知县，甚相得；尝密告龚，实翼王子也。”［21］

以上几种说法都牵强附会，难以成立，因为对于“叛逆”的子弟，清朝统治者是不会讲仁义、发慈悲的，更不可能把他放在监狱里养起来，而骆秉章于1867年（清同治六年）去世时，石定忠才9岁。另，一个长期关在监狱且毫无根基的人，是不可能考取拔贡、出任知县的。相对而言，还是费行简先生说石定忠是在父亲死后数日被害，较为可信，因费先生之父为四川总督幕僚，曾参与审石公案，故他所说应比较接近事实。据称：“定忠自不见其父，日夜啼哭，由杨（重雅）建议，以布包石灰堵口鼻压毙之，……被害时顷刻即死。”石定忠死后，曾有人提出责问，“杨（重雅）则诿为唐友耕向骆所献策”［22］（P161）。可见，石定忠遇害已是事实。

综上所述，在太平天国核心领导集团中，“翼王”石达开既是最年青英俊的首领，也是一位“文武备足”、骁勇善战的杰出将才。除早年寄养在贵县奇石家乡，并已改名换姓为“胡永活”的大儿子外，他和他的几位妻妾及石姓的几个儿子，在太平天国所经历的几场大劫难中全部遇难，无一幸免。胡永活传了几代后人，迄今过着普通人的平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