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季，李梦烁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百色起义及龙州起义后，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率领红七军、红八军于左右江少数民族聚居地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在壮、汉、瑶、苗、彝等多民族聚居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首次成立少数民族参与管理的工农苏维埃政权性质的民族政府，左右江苏区建立发展过程中摸索而出的各级政府具体实践经验为现今边疆地区基层治理提供了借鉴。目前学术界对于左右江苏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土地革命的实践过程与最终效果。①陈欣德《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0-1093页）梳理了土地革命运动的具体史实，认为时间虽短，但对凝聚和加强农村革命力量、建设与巩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影响较为深刻；王明前《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37-41页）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革命的诸多细节做了有益的探索，并坚决贯彻了革命的阶级路线，同时在经济工作中灵活处置鸦片转口贸易问题，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实现财政工作的正规化；余涛《中心与边缘：左右江苏区土地革命新论》（《广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第157-161页）指出在中心区由于组建了较系统的中共组织，在党组织领导、党员的动员下，土地政策执行较为顺利，成效显著；而在边缘区由于没建成系统的党组织，基层党的力量薄弱，使原有的乡村权力体系仍然发挥作用，土地政策执行因此而发生变形扭曲。既往研究对左右江苏区基层治理的研究不够，特别是对基层治理的构建及经验梳理不足。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尝试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以深化对这一历史问题的研究，并冀望对当今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提供历史启示。

一、起义前后加强控制的努力

左右江位于西南边陲，历朝历代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方式进行管理。唐宋在左右江地区实行羁廉制度，设置羁縻州县；元明清时期在左右江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从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在西南地区大规模开展“改土归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改流地区封建势力的崩溃，加强了对于西南边疆地区的控制，西南边疆地区与腹地一体化的趋势更趋明显。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广西继续推行“改土归流”，进展颇为顺利。至1929年那地州最后一个土司改流，广西的土司制度基本宣告结束。［1］土司制度废除后，土司虽并于原属县管辖或合并改置县治，但残余势力仍有所保留。部分土司后裔依仗手中权势，在广大农村一手遮天，成为豪绅地主的典型代表。如广西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所称：“农村政权仍在豪绅地主把持之下。团总、乡董的权力非常伟大，仍然是上面勾结官吏，以压迫剥削农民”。［2］

中共对于左右江地区基层控制的努力从积极领导工农运动开始，通过发动底层农民来冲击原有的统治架构。1925年8月13日，韦拔群与陈伯民在东兰县建立最早的的县农民协会，反对豪绅地主的农运在右江地区开展起来，为创立右江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26年4月，余少杰抵达广西工作，遂建立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恩奉特支。当年11月就建立了东兰县第一个，也是右江地区最早的党组织——中共东兰县支部，属恩奉特支管辖。［3］各地党支部纷纷成立，工农运动的开展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为领导奉议、思林、那马等一带的农民武装斗争，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于1927年2月在平马镇成立了田南道农民运动办事处。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军阀残酷镇压，广西各地党组织遭受摧残打压，有一半党组织与广西特委失去联系，“特委及各县指导机关多不健全”。［4］中间领导力量的缺乏致使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陷入低谷，多数地方党组织仍凭借顽强毅力在严酷的环境背景下积极开展工作。1929年7月邓小平到达南宁后，积极对俞作柏、李明瑞开展统战工作。在中共的努力下，各地工会和农协会组织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1929年8月，广西省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了雷经天为省农协会筹备处主任委员，韦拔群为副主任委员。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下，大批优秀共产党员、青年同志来到左右江地区由俞作柏委以职位协助发展。优秀骨干的到来为左右江地区注入了新鲜的人才血液，有力推动了各地农民运动的恢复发展，各地党组织也逐渐恢复活力。1929年夏东兰县建立了县支部、农军总部支部和武篆支部三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50多人，［5］为建立中共东兰县委创造了条件。党员培训与教育为左右江农民运动提供了大批骨干，各地基层党组织的建立也逐步完善，为随后苏区基层治理的有效开展打下了基础。

以往有效的经验教训为新形势下政治任务与斗争策略的确立提供了方向，广西党组织遂于1929年9月10日至14日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最后选举产生新的省特委领导机构，并通过了《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等9个文件，《决议案》提出在农村工作中，“要扩大赤色农会的组织，在农会中要加强乡村无产阶级领导，尽力提高和帮助乡村中雇农和手工业等工会的组织，以为加强农村中无产阶级领导的作用”。［6］至10月中旬，全省中共县委逐步增加，南宁已建立了轮船、汽车、机关等10个支部。相当数量的农会、工会组织纷纷成立，为随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群众根基。

中共广西特委依据形势走向，将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左右江地区，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创造条件。随着右江工作委员会的建立与党组织的不断发展，恩隆、奉议、百色、思林、东兰、凤山等县建立了县委，建党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左江地区基层组织也迈出了一大步，龙州县下冻区东、西、南、北四乡的农民协会很快恢复发展起来。龙州县城在14个行业工会相继成立的基础上，成立了县工人联合总会和龙州县工人赤卫队，后又以龙州县工人赤卫队为基础组建成左江工农赤卫大队，其它各县的工农群众运动也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至龙州起义前，各县共建立了工农赤卫军武装五六千人。

由于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广西形势风云突变，邓小平、张云逸等根据形势变化分析决定武装部队全部进入左右江地区。1929年10月22日，率领武装部队到达百色地区，为稳定局势，中共决定暂打俞作柏的旗号，由张云逸出任右江督办，利用旧有统治机构来稳定局势，为苏维埃政权的顺利建立打下良好的环境基础。10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委（后改为红七军前委），由邓小平担任前委书记，统一左右江地区党和军事的指挥。［7］邓小平等领导按照指示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深入土地革命运动，实行游击战争。在党组织的努力下，当时右江地区的东兰、奉议、恩阳等县的局势已被革命力量所控制，在进一步梳理关系的基础上，左右江迎来了统一的领导机构，为基层治理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坚实的领导力量。

11月初，中央批准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根据地的计划，在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成为左右江地区大趋势方向下，百色起义顺利举行。同日在恩隆县平马镇经正书院召开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担任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担任委员。［8］《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中，明确提出“推翻乡村豪绅地主的统治，乡村政权交乡村苏维埃！”［9］随之右江地区各县相继解放，东兰、凤山、百色、奉议等15县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

在苏区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红七军前委针对少数民族众多的情况，注重发展少数民族党员，维护少数民族权益。在右江苏维埃政府11名政府领导成员中，壮族和瑶族委员占了6名。1929年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发布了《最低纲领草案》，以条例形式宣传实行民族各方面权利一律平等的准则，将民族工作提高到局部执政的高度；在左江地区，中共广东省委派王逸、林礼等到龙州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于12月15日建立中共龙州县委会。县委成立后，很快发展了几批新党员，党员人数由7人增至34人。随之派党员到凭祥、崇善、养利等县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10］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胜利举行，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王逸担任中共广西左江特委书记，以加强党对地方的领导。

中共通过广泛开展工农运动，发动人民群众，把建立基层党组织同组建各级基层政权结合起来，加强了党对于基层政权的领导。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建立起了苏区各级苏维埃政权，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二、左右江苏区基层政权巩固与建设

基层治理关乎着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存续问题，基层作为政府与群众的联系枢纽，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左右江地区尤其是右江，建立发展基层政权存在一定的困难。从阶级基础而言，苏区自耕农人数较多，产业工人较少，非产业工人与农村雇农等无产阶级人数也很少；从民族分布来看，左右江地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绝大比例。红七军前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左右江地区的实际工作相结合，对左右江基层政权建构工作进行创造性转变与创新性发展，致力于促进党组织的壮大发展。

红七军前委初期的行动策略，即暂在右江各县实行分兵游击，以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基层苏维埃政权。1929年12月18日《右江日报》发布《目前主要的任务》，指出“现在各县虽然成立了许多苏维埃，可是多属临时性质，不是由下层——乡区苏维埃组织起来的。我们要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夺取新区域，乡区的苏维埃要快些成立起来，这些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11］红七军前委注意到此时各县苏维埃政权并不稳固，因而在苏区建立之初，强调要继续巩固乡区苏维埃，以造就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为明确各级基层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及职责，红七军前委于1929年12月制定颁布了《右江苏维埃各级政府组织与职责》，详细规定了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组织与职责，县苏维埃政府设党务、调查、宣传、组织、财政、军事、交际委员及文书股，区苏维埃政府设行政、土地、财政、文化、肃反、粮食、赤卫、青年、妇女、工人委员，乡苏维埃政府设行政、土地、财政、文化、肃反、粮食、赤卫、青年、妇女委员，具体规定了各委员的工作职责。［12］该条例的颁布为左右江苏区基层治理的建设提供了具体遵循。

建设基层苏维埃政权，党的领导是关键。为加强对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建设，1929年12月20日发出《前委通告（第二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对全党的组织系统、健全支部生活、实行党内民主化、培训党的干部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要求健全地方支部，指定一部分同志专门负责地方党部工作，军队中党部应给地方党部以各种帮助，引进积极的农民分子参加地方党部指导机关。［13］这一决议明确了加强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各项举措。例如中共凤山县特支书记黄松坚依照党的领导，在下三区组建中共弄里、弄览、福厚、法福、京利、巴追、板欢、法旺8个支部，同时成立中共盘阳区委员会和凤凰区委员会，［14］较为系统的县、区、乡三级党组织在不断完善，有效促进了基层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发展。

建设基层苏维埃政权，广大人民群众是助力。1929年10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给广西特委的信中指出：“广西党的基础异常薄弱，群众的组织，除右江尚有少许外，其他各地则寥寥无几”［15］，基于这一历史现状，广西党组织决定从领导群众的部分日常斗争开始，创立左右江群众工作的基础。12月21日，红军第七军政治部又发出在各地进行土地革命的指示，推翻豪绅地主的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政府。同时明确农会与苏维埃的关系，农会是群众的组织，苏维埃是政权的组织，苏维埃一成立，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农会即取消。［16］红七军注意到各地苏维埃政权要因地制宜，广泛吸收工农参与，引导工农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加强工农的领导地位。1930年1月，红七军前委指出，由于“目前还不是普遍的建立，而是扩大苏维埃宣传时期，还应集中扩大并加强其组织，以吸收广大的革命群众以作建立苏维埃的基础”［17］。1930年3月，中共中央指示“正式的苏维埃政权一定是直接从群众代表会议选举出来”，中央要求苏维埃的建立要走群众路线，尽可能避免党和红军包办苏维埃事务。

苏区在建立之初，红七军前委注重在党的领导下，因地制宜地发展基层苏维埃政权，成效显著。从地域特征来讲，左右江苏区以东兰县和凤山县为主体，为中心区域，其周边县份则处于边缘区。中心区远离革命战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动员下，革命意识逐步强烈，较为顺利地建设苏维埃政权。除了在中心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外，中共广东省委还要求红七军前委在游击区域也建立苏维埃政权。但由于敌情复杂，边缘区建设系统的基层政权面临很大难度，战争形势严峻，基层政权随时面临转移或撤销的风险。1929年12月18日，奉议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宣布取消团局甲牌长等剥削农民机关，组织乡村苏维埃。敌我双方战争激烈，中共思林县委员会、百色临时县委与隆安县委相继成立又随之解体；在左江地区，左江特委成立后，积极发展地方党部，龙州设支部3个，上金有支部3个，下冻有支部2个，凭祥有支部1个。同时积极建立苏维埃政权。龙州之下冻地区是群众工作最有基础的，地广四十余里，之前为一州，分东南西北中五乡，人口约一万六七千人。左江革命委员会在下冻组织了区、乡、村苏维埃，由农工兵代表会议选出，成立村苏维埃的有西南两乡。［18］而随着龙州方面的失败，左江各地苏维埃随之瓦解。

三、左右江苏区基层治理问题及整顿

左右江苏区建设一直处于严酷的军事斗争之中，1930年2月初，红七军由右江出发，向南宁进攻。因局势变化，进攻失利，不得不由东兰向河池前进，力图向湘粤边界发展。后遵照中央指示，决定回师右江。1930年11月，红八军编入红七军，遵照中央命令北上。战事频仍的大环境下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进度并不顺畅，加之阶级矛盾冲突与党员自身素质有待提升，苏区基层治理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

左右江时期，广西阶级矛盾尖锐。国民党是一切封建残余的军阀、官僚、豪绅、地主、买办，以及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代表着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李宗仁、白崇禧等虽暂时倒台，但军阀政治的基础未曾动摇，他们以所谓的三民主义来掩饰其阶级性，勾结豪绅苛捐杂税、剥削农民，广大农民苦不堪言，饱受破产贫困与被残杀的痛苦，在此恶劣的政治背景下苏区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步履维艰。

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开展的打土豪运动引起了较大轰动，一些土地众多的土司后裔与土豪乡绅被打倒，如1927年2月，东兰县农会在县城召开数千人大会，游斗大土豪杜瑶甫，会后还押杜到武篆、西山等地游斗，使其威风扫地，最后畏罪自杀。［19］目标明显的大地主被打倒，而大多数小地主与富农往往做出革命的姿态进行妥协，并依仗其财富知识与原有威望担任了乡村领袖的职位，在并不牢固的新生基层苏维埃政权中重新获得权力。他们经常利用其在乡村中的地位不召集苏维埃政府的会议和群众大会，私自更改决议或者以调查土地关系之后再分配等理由来阻碍并延缓分配土地的工作。据王玉树报告，至1930年8月间苏维埃有东兰、凤山、凌云、百色、奉议、恩隆、思林、果徳、向都9县和恩阳镇革命委员会。但一切都不能执行，政权尚停顿在富农手里，形成新豪绅阶级。至于土地革命，全属官样文章，其他更不待论及。对于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命令，难能遵照执行。群众对苏维埃的认识都有很多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20］一些基层苏维埃政权掌握在富农手中，部分机关逐渐成为官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左右江地区基层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和发展。

掌握基层苏维埃政权的富农逐渐形成了新豪绅阶级，最大程度为自身谋求利益，对上级命令阳奉阴违，阻碍了土地革命的进行，也使党组织与群众产生了隔阂。“新豪绅与富农包办了分配土地的工作，有许多地方的苏维埃委员成分，小地主占了过半，他们也利用其地位或者保存着其原来私有之土地，或者分配水田给自己及自己的朋友亲戚，而将瘦田旱田分给贫农雇农”。［21］陈豪人指出，红七军对于苏维埃问题未能加以十分注意，致多为富农新豪绅所把持，实为最沉痛之教训。此时各地苏维埃政权危机频现，因自红七军第一次离开了右江之后，党的右江工作委员会渐成为官僚机关，负责同志之腐化，党的指导机关与群众隔离，乃使右江苏维埃政府变成纯官僚之机关，丝毫不得群众拥护。因此不但大失群众信仰，且予新豪绅以藉口，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而随后有些地方机械地执行反富农斗争策略，实行见富农就杀的办法，又使得富农与中农联盟，组建所谓救乡团，勾结国民党豪绅向苏维埃进攻，向贫农、雇农进攻。［22］由于初创的基层苏维埃政权没有能够正确对待富农问题，使得基层政权根基不牢，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群众基础。

针对以上情况，1930年中央军委在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中表明，各地苏维埃政权一定要经过工农兵群众大会的选举，革命委员会是过渡时期的一个临时政权。［23］3月2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转红七军前委的指示，再次重申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原则，强调“应使苏维埃政权建筑在广大群众的信仰上”。［24］同时结合民族地区特点，指出要注重少数民族的具体状况，强调要尊重少数民族，宣传汉、瑶平等待遇，反对统治阶级压迫，发动自决权。苏维埃的组织是由下而上产生的，其系统为村、乡、区、县、省苏维埃，中央的工作指示为广西地区苏维埃政权的建设提供了正确指向。

遵照中央指令，右江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7月发出通令，强调要建立以贫苦工农为领导中心的各级基层政权，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各级基层政权需召开全乡群众大会选举产生，凡压迫者及剥削者无苏维埃的选举权及被选权，同时在基层建立群众组织的基础；9月9日红七军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六号，指出“加紧纠正过去许多的错误，正确的执行深入土地革命、改造苏维埃、赤卫军的工作，要使群众和苏维埃赤卫军发生密切的联系”，［25］重点提出了该时段右江任务应以发展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为主；9月19日，第七号通告发布，着重强调了右江地区虽已形成了广大的苏维埃区域，但因党部策略不坚决执行与不正确运用，导致群众基础仍然薄弱，建立党在群众中之力量，巩固苏维埃，打好群众基础，是目前党在右江地区的主要任务。

苏区政府意识到基层政权要以贫苦工农为领导中心，采取种种措施，切实夯实政权的群众基础。前委指出，改造各县苏维埃，以挽救苏维埃在群众中信仰，亦是极重要之问题。现在各县改造苏维埃情形只是表面上的工作，形式上提拔了几个贫农、雇农分子委员，实际上不发生一点作用，改造苏维埃仍然在一些动摇的知识分子操纵之下，他们并不站在贫农、雇农利益方面，政治上仍然是在富农、新豪绅领导之下。这一现象若不加紧纠正，则群众对于苏维埃不满的情绪将不能消灭，苏维埃永不能在群众中建立起信仰来。通告指出，各县党部关于苏维埃工作问题要集中力量整顿乡苏维埃的工作，必要的由下而上的改造。［26］在中央指示下，右江地区的苏维埃政权得到了改造，并有了较大发展，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有所提升，苏维埃政权得到进一步发展。据统计，至1930年11月河池整编前，地方党员共有1500人。［27］

四、左右江苏区基层治理经验与启示

左右江革命苏区存在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其在党组织基层治理方面的经验对于现今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提供了历史借鉴，基层治理的经验与启示发人深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基层治理与基层党组织领导密切相连

总的来说，左右江苏区党组织基层力量较为薄弱，极大地影响了各地基层治理进程。在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以百色、恩阳为代表的县虽已成立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但多属于临时性质，并非由区、乡苏维埃政权组织所组建，政权不稳定。地方党组织在数量上虽有明显发展，但整体党员素质有待提升，支部组织不健全且干部匮乏，诸多问题的暴露导致各级党支部在实践中未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民群众的疑虑。

在基层建设过程中，党员人数多且党组织健全的地方则为苏维埃政权发展建设较好的地方。红七军前委重视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将地方党与政府中较为得力的人才干部调到军队中参与建设，右江的东兰县在1929年12月11日成立县苏维埃政府时，县委领导下有5个区委和6个支部，党员50多人。1930年3月，县委又在东院、坡豪、隘洞等区建立区委会。在建立中共各区委员会的同时，各乡党支部也相继建立，到1930年春，全县已有党员400多人，35个乡建立党支部［28］。“东兰的干部比较好，故成绩亦较好，土地革命比较深入”［29］。而一些地方在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由于党员干部人员匮乏、素养不高且力量单薄，地方组织基础难以成形，与东兰等地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成效形成鲜明反差。基层党组织力量羸弱是左右江苏区各地苏维埃政权建设困难重重的客观原因，因此扩大党的影响，建立党在群众中的力量，重视党的基层组织管理和建设，成为一条不可撼动的宝贵经验。

（二）基层治理需把握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左右江时期，党组织在基层治理过程中虽注重团结人民群众，力所能及地满足各族民众的根本利益，但左右江苏区内的乡村传统领袖依然是那些小地主、富农们，虽在大环境影响下并不容易在新生政权中重新取得权力，但也有不少富农混入各地苏维埃政权，制造阶级矛盾，阶级对立不利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基层党的力量难以凝聚，对土地革命的开展造成了极大阻力，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也受到一定影响。

左右江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政权由富农、地主阶级掌握在手中的并不在少数，凌云、百色等县的政权在富农手中形成新豪绅阶级。新豪绅阶级掌控了当地党组织重要政权机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身谋求利益，与广大农民产生冲突，阻碍党组织与土地革命发展。例如在思林地区，苏维埃委员会成员大多为本地的地主阶级，为保全自身利益，在土地革命过程中自身保留原来土地或以权谋私，利用职位分配肥沃土地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而将瘦田、旱田等分配给中下贫农雇农，邓小平曾说：“至于其他地方”，土地“名义上是平分，实际上很少地方分，处处是富农新豪绅反土地革命的作用”。党组织力量的薄弱为基层地区原有乡村权力体系造就可乘之机，两种权力体系相互博弈，为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巩固苏维埃政权，左右江苏区坚决开展了反富农斗争，以保障贫农、雇农与中农群众的革命成果。与富农的斗争是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我党仍在解决富农问题、消除农村阶级矛盾方面进行不断的摸索，也是在为人民利益做保障过程中逐步增强了广大群众对我党的政治认同。

（三）民族干部是基层治理的核心要素

基层治理过程中，民族干部的引导作用与榜样作用至关重要。左右江基层建设以中央苏区为榜样，在中央苏区引导下建立健全各县、区、乡的苏维埃政权。而在民族干部的任用方面，左右江党组织贴合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壮、汉、瑶等各族民众当家作主的精神，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积极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参与基层建设之中。

少数民族干部熟知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习俗，在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对于本民族人民群众愿景、当地苏维埃政权构建阻碍等问题把握更加准确，是党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桥梁与纽带，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曾在左江特委工作过的涂振农总结表示，各地军事、政治干部人才，均异常缺乏，凡在苏维埃区域内，必须设立养成此项人才的学校。红七军前委和右江特委以“创造干部分子”为党组织工作大纲，在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通过宣传教育、开设学习班、集中训练与实践训练的形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此加强左右江地区的基层建设。在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方面，大胆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来壮大苏维埃建设的中坚力量，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革命事业源源不断提供得力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仅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县级以上党政军群团组织的干部中，就有壮族干部108名。在对地方党政干部理论培训期间，有效提高了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素质与工作能力，奠定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