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妮 王梦璇

（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截至2022年八月，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42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是当之无愧的非遗大国。自我国2004年缔结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各地就开始大规模系统性地筹备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建档保护工作，至2021年12月已成立国家级非遗项目1557项，认定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063人，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体系名录，认定非遗项目共十万余项。与此同时各界学者也纷纷投入到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中。美中不足的是，与数量庞大的非遗项目相比，甚至与多样化，高水平的非遗保护成果相比，非遗在对外交流层面上则稍显逊色。以中国知网的数据为例，以“非遗”为关键字检索可以得到21088条结果，但以“非遗＋外宣”为关键字则只有249条搜索结果。与非遗外宣的重要性不相一致。从国家战略的层面看，非遗外宣符合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在世界的文化软实力基本共识；从文化交流的层面看，非遗外宣可以促进东西方文化共同繁荣，保护文化多样性。非遗外宣还远没有被挖掘出它真正的潜力。

一、非遗外宣现状综述

本文将结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我国42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现状和知网数据，分析目前我国非遗外宣的侧重点与已经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从类别上看，根据已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2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可分为传统技艺，曲艺，美术，民俗，舞蹈，音乐，传统戏剧，传统医药，民间文学九大类。其中外宣知名度最高的应该是属于民俗类的“端午节”。用Google搜索引擎和Microsoft bing国际版分别搜索“Dragon Boat Festival”可得到32,600,000和9250条搜索结果。知名度最低的是赫哲族伊玛堪，搜索“Hezhen Yimakan storytelling”在Google和Microsoft Bing国际版上得到的搜索结果仅有761和4710条。在国内，目前已出版且传播较广的双语非物质文化概况的学术著作只有《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和《中国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览》（2021）。地方性的学术著作有但同样不多，福建省文化厅出版了第一部双语非遗名录——《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但后续各省没有继续跟进，到现在仍然没有形成完整的各地双语非遗名录。关于官方网站，分类最全，功能最详细的非遗网站是在文化和旅游部的指导下，由中国日报网开发并维护的China culture.org。从知网的现有的249条数据看，学术界对于非遗的研究通常以地方为单位，以各地非遗项目为基础展开研究。从时间上看，在2016年以前，每年的非遗外宣论文发表量都稳定在个位数，但在2017年突然上涨到了20篇，此后每年的研究成果都在不断上涨，到2020年达到峰值56篇。这些论文的研究视角丰富，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译介学视角研究各省非遗传承现状与对策探究，这类文本主要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展开探究最佳译介模式以获取最好的传播效果。

（二）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入手，闫宇涵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宣英译应该追求翻译系统内部平衡，这既包括了从语言，文化，交际等方面的平衡，也包括译者与目的语文化交流，沟通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理想翻译效果[1]。

（三）目的论指导下的非遗外宣研究。史康从译入语读者需求入手，建议根据翻译目的确定翻译策略和技巧以达到文本功能上的对等，更好地传播海南黎族竹木器乐[2]。

（四）旅游营销视角下的探索。张江峰，王莉，张江茹，认为应以旅游营销为导向指导与旅游相关的非遗外宣工作，以增强我国旅游资源在国际上的竞争力[3]。

（五）关联翻译理论视角下的非遗外宣。郭立超，武博，刘彦奎提出译者应该在作者意图和读者的期待之间找到平衡点，最合适的平衡点就是最佳关联。最佳关联既可以保证文本的可读性，也可以留住原文的文化要素[4]。

（六）传播学视角下非遗在国际上的传播问题研究。高昂之通过研究Now Corpus国际新闻语料中关于非遗的报道，结合拉斯韦尔的5w传播要素，以数据分析等手段研究如何整合传播内容才能加强中国非遗在国际上的传播效果[5]。

（七）最后从研究对象看，研究者主要将注意力放在了“介绍性文本”“文化专有项”和“非遗名称”三个维度上。对于其他问题的研究较少。

二、非遗外宣过程中的英译难点探究

（一）非遗项目名称翻译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丰富，种类繁多，每一项背后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意义和内涵，一个准确的，合适的名称可以迅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由于非遗名称本身包含过多要素，不同译者在阐释时不可避免会存在差异性。这里以UNESCO网站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称为例，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称的翻译策略提供借鉴。非遗名称的翻译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1.直译

在42个非遗名称中，采用直译的有11项，多为传统技艺类非遗，比如“中国剪纸（Chinese calligraphy)”中国刻板印刷技术（China engraved block printing technique)，“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raftsmanship for timber-framed structures)”等等，基本采取直译为主的手段。

2.音译

在翻译一些戏剧类非遗，曲艺类非遗和民间文学类非遗时经常采用音译的翻译方法，比如“花儿”译为"Hua'er",“南音”直接译为"Nanyin"，柯尔克孜族的民族史诗“玛纳斯”则译为"Manas”。粤剧，南音都是我国独有的文化瑰宝，在英语世界中找不到对应词，采用音译能够强调文化的外来性，留住民族文化特色。不过音译法不可滥用，采用音译时需要考虑译入语读者是否能接受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用音译加直译，音译加意译，音译加注释等方法，比如昆曲（Kunqu Opera)，赫哲族伊玛堪（Hezhe Yimakan storytelling)。

3.意译

意译是翻译名称，术语，标题，习语典故的常用方法。在原文直译容易引起误会或不解时使用。放弃原文的文化特色，把忠于原文放在第一位。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称采用意译的有皮影戏（Chinese shadow puppety)，侗族大歌（Grand song of the Dong ethnic group)，西安鼓乐（Xi'an wind and percussion ensemble）等。意译不过分在意细节，但译文需要流畅自然，且不可过度。

（二）文化专有项的翻译

西班牙学者艾克西拉（Aixela）提出了文化专有项的概念，或者文化负载词，指的是原语词汇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在译入语中没有对应，所以也称文化空缺。翻译的过程是两种语言间的解码再重组，在进行汉译英时，无可避免地会遇到很多文化专有项，如何做到既能让译入语读者理解又能传播隐藏在文本下的传统文化是翻译重点，更是难点。这里以《福建非物质文化目录》里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南音文本介绍为例，分析“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和技巧。南音也称“弦管”，“弦管”给出的翻译是"xianguan"stringed and wind instruments,xianguan,short for "music played by xianguan"，采用了拼写转换和文内注释法。把解释的词放在文章之内，不至于造成读者一头雾水的情况。但解释的内容不宜太多，否则会影响阅读体验。文化负载词可分为许多类别，不同类别有不同的翻译策略，翻译实践过程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

（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翻译

在我国庞大的非遗体系中，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其特殊性值得单独讨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在自然状态下通常都是口头文学，并且以少数民族语言为载体。因此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在出版海外之前都要经过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道难关。在此过程中由于经历两次文化转译，三种语言的切换，原语文本内涵极容易发生改变或直接缺失[6]。一方面，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涉及地理，历史，宗教，社会，习俗等多种传统文化，需要译者对少数民族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以免出现误译，漏译；另一方面，译者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游走时还需要谨慎地在全球化和本土化间寻求平衡。因为输出语和目的语在西方世界的话语权并不对等[7]，译者对文本的任何操作都有可能促进或阻碍两种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正因如此，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对译者的水平提出了巨大的 考验。

三、新时代背景下非遗外宣的数字化转型

随着互联网5G时代的到来和w eb 3.0时代的即将到来，当今社会是一个高效，便捷，信息化的社会。依托于技术的成熟，各行各业对信息的收集和管理需求也比从前更为紧迫。在此趋势下，非遗保护和外宣工作也应抓住时代机遇，积极拥抱信息化，实现与时俱进。根据非遗保护工作的基本逻辑可以将非遗的数字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8]。

第一阶段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存阶段。利用信息技术将非遗分类归档，建立非遗数据库，分门别类归档相关的音频，文本，图像和视频。全方位，多层次地实现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的信息化工作。这个数据库是开放的，在线的，最好是双语甚至是多语的。使得人人可以完善，人人都能获取。专家学者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学生教师获取学习资料，非遗爱好者得到审美体验，这样一个多主体，交互式的平台就形成了。

第二阶段是通过数字化实现对非遗传播和发展阶段。这个阶段非遗的保护实现了由静态向动态的转变。事实上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各大社交媒体平台都做过相应尝试。今年1月份抖音发布《2021抖音数据报告》显示我国1557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抖音覆盖面已达99.42%；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和哔哩哔哩四家视频平台非遗影像专区的累计播放量超1.36亿 次[9]。非遗在社交媒体尤其是短视频平台的爆火显示了非遗发展的巨大潜力，视频剪辑软件的成熟也降低了非遗再创作，非遗衍生产品的门槛。5G技术的运用与VR, AR的成熟使观众在线上也可以沉浸式体验畅游博物馆的乐趣，拓宽了线上游非遗的路径。其次，目前许多非遗传承人在抖音，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平台分享非遗技艺，传播非遗故事，收获了一大批粉丝，成为网络平台非遗传播的主力军。

第三阶段是产业领域的数字化。促进非遗实体经济的发展，实现非遗变现，带动乡村振兴。旅游产业与非遗的结合是一次伟大的实践，尤其是在最近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二者的结合更显得意义重大。非遗资源天生具有旅游属性，是大众的遗产，是群体的。它于群体的实践中产生，又因为人民群众的不断完善而得以传承，自带群众基础。以非遗为卖点打造有地方特色的旅游项目，研发相关纪念品或联合其他大IP进行文化资源再生产，让非遗活起来，旅游“轻”起来。

四、结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非遗数字化的进程正在有序进行中。非遗外宣的内容主阵地从相对严肃的官方文本变成更为亲和的民间解说，翻译模式也从自上而下逐渐向自下而上演变。民间译者和非遗爱好者的结合逐渐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非遗与互联网的结合为加快了非遗外宣的转型，更多高质量非遗翻译有机会走出中国，让世界看到中国精神，倾听中国 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