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易 高德胜

一、课后服务与教师工作量的增加

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延时服务、课后服务、作业管理等措施相继出台，使得教师的工作量激增。相关数据显示，课后服务工作给教师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即教师工作时间普遍超过8小时，甚至有教师的每日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1]李镇西基于“双减”对于教师的工作变化的调查发现，82.92%的教师（5517人）认为“课后服务导致工作时间延长，影响个人生活”；77.3%的教师（5143人）认为“工作压力增大，职业幸福感降低”；75.32%的教师（5011人）认为“工作强度变大，可是工作待遇并无变化”。在主观题中，部分教师表示“难以顾及家庭，自己的孩子都无法照顾”。多达91.54%的教师（6090人）认为，落实“双减”政策过程中，教师负担呈增长趋势。[2]

此外，根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关于2021年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情况数据显示，普通小学阶段女性教师占比为70.55%，共计4389408人。[3]尽管各地存在差异，但总体看，我国从1997年起，小学阶段的女教师人数占比一直呈现增长的趋势，且于2000年，普通小学阶段女性教师占比首次过半。其中，除体育学科、综合实践活动、信息技术以外，女性教师在学科教师中占比都超过一半。[4]同时，班主任、教研组长、德育处主任等管理岗位也主要由女性教师担任。

阿特金森和休斯顿（Atkinson、Huston）的研究表明，男性与女性的角色差异是造就角色冲突的重要原因，拥有双重职业的女性往往会压力更大且成为角色冲突的受害者。[5]瑞兹（Rizzo）提出，角色要求和期望不适当会导致自我在角色期望实现的过程中产生混乱。[6]因此，在课后服务导致教师工作量增长背景下，小学女教师面临的压力与角色冲突需要被关注。他们不仅需要承担学科教师的职业角色，还需要兼顾母亲等家庭角色，而不同角色的期望、需求与冲突，导致女性教师的压力倍增与负担加重。

二、女教师工作负担加重所带来的角色冲突

“角色”一词源自于戏剧，指在戏剧舞台上演员所扮演的人物以及该人物相对应的行为模式。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George Mead）将角色的概念与社会心理学相联系。基于社会心理学，角色被理解为个体在社会中所拥有的身份和行为。[7]通过个体的角色定位，个体可以通过社会对角色产生的期望以及自己的能力，来适应环境进而演化出该角色的行为模式。小学女性教师不仅置身于学校这个环境中，还兼具家庭中的生育任务。因此，对于小学女性教师而言，在社会关系中，她们是双重角色拥有者，既需要担任教师的职业角色，同时也需要兼顾女性所特有的生物性家庭角色。

（一）女性角色的双重性：双重角色的需求与期待

相较于社会对男性的评价多以创造的物质财富数量作为单一评价标准，女性往往会被更多的苛责标准所评价。不仅仅被要求为家庭带来一定的物质财富，并且因为受到传统角色期待的影响，还被要求“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以及承担主要的育儿的任务。根据《2018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女性投入家庭的时间比男性高15%，而投入工作的时间比男性低9%。进入婚姻后，女性工作时间未改变，家庭花费的时间却呈增长趋势。

1.职业角色

职业角色是女性教师在学校场域中所赋予的身份与行为模式。女性教师在小学阶段，往往会承担学科教师、班主任等工作角色。在课后服务的措施下，女性教师被要求为学生提供“5+2”的课后服务，工作时间变长、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工作压力增大。此外，女性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还是学校场域中家长代理人，除了帮助学生学业以外，还需要保护学生在校的人身安全等，女性教师的职业角色充满了多重的职业期望。

2.家庭角色

家庭角色是女性教师在家庭的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但不限于老人的好儿媳、父母的好女儿、丈夫的好妻子、孩子的好妈妈等。而相较于职业角色而言，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决定了女性教师的家庭角色扮演，[8]受到传统女性角色期望的影响，她们被要求最大程度为家庭做奉献。因此，女性教师往往会包揽家中各种大小事，女性教师也被视作家庭财富的创造者、家庭关系的维护者、子女教育的主要责任承担者。

（二）女性教师：角色间冲突的受害者

当个体在社会适应的过程中可以自由转换角色时，表明个体具有很强的角色适应性。而不同角色因为不同的角色期望而出现矛盾且影响角色切换时，则会出现角色冲突。英国社会学家将角色冲突分为“角色内冲突”与“角色间冲突”：“角色内冲突”指同一角色的内心冲突；“角色间冲突”被理解为个体多重角色之间的冲突或不同社会地位占有者对同一角色缺乏一致性理解而产生的矛盾冲突。研究表明，工作与家庭往往是个人生活中必不可少且十分重要的领域。[9]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失衡往往会对个体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压力骤增、幸福感降低等。课后服务背景下，女性教师往往面临因工作时间延长而导致无法顾及家庭的问题，如无法按时接送子女，家庭角色与职业角色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冲突与矛盾。不难发现，女性教师常常是角色间冲突的受害者。

其中，工作-家庭冲突（WFC）是其中一种典型的角色间冲突，指满足家庭角色的期望时会使其难以实现工作角色的期望，即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的不兼容。这在女性教师群体中尤为常见，她们往往面临着家庭事务与工作事务之间的平衡挑战。[10]与此同时，WFC是一种位于两个关键性领域之间的双向性关系。当工作相关的需求阻碍家庭责任的承担时（例如不灵活的工作时间、超负荷的工作、较差的工作环境），WFC就会出现。与之对应，当一个人的家庭角色阻碍工作角色的扮演时，家庭-工作冲突（FWC）就会产生。[11]

女性教师往往在家庭与工作这两个关键领域中感受双向的冲突。从角色扮演的倾向性角度分析，女性教师所扮演的家庭角色具有内倾性，而工作角色具有外倾性的特点。[12]在上千年父权思想的影响下，女性扮演的角色经常被要求以内倾性的家庭角色为主。而随着女性意识的苏醒与社会的进步，女性的外倾性工作角色愈加明显，因此女性教师的家庭角色与工作角色的冲突也愈演愈烈。

1.有限的时间与精力难以平衡双重角色

无论是男性教师还是女性教师，每天的时间都为相同的24小时。然而女性教师在扮演教师角色时，还会承担更多的家庭角色。在课后服务的背景下，女性教师的工作时间肉眼可见地延长。随着课后服务的出现，不少老师反映备课量变大、备课时间变长。并且由于教师非教育性事务的增多，例如督促家长孩子完成普法学习、职称评聘、绩效考评等，教师正常的生活休息时间受到挤占。更为重要的是，在原本教学工作、非教学性的事务已经繁重的情况下，额外增加的课外服务让教师承担了更多的工作负担与工作压力。在有限的时间与精力下，如果想完美扮演女性教师的工作角色，对于家庭的关注势必会减少；女性教师若想照顾家庭，则难以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因此，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是造成家庭-工作冲突的原因之一，想要保持家庭与工作的平衡，对于女性教师而言，挑战是巨大的。

2.角色期待与社会标准之间的不匹配

社会以及职业女性自己对职业女性的期待一直都是双重的：一方面希望可以扮演贤惠、温柔的家庭角色，照顾家庭、绵延子嗣；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作无性别的职业角色，需要拥有独立、干练的特征，并进入男性的场域，与男性职业者竞争。如果女性教师将更多的时间给予了家庭成员，即将女性家庭角色的特征带入工作场域，则会被同事、领导视作无事业心，影响学校工作；如果女性教师将干练、强势、反思的特征带入家庭，则会被家庭成员指责没有女人味、不温顺，是工作狂。

在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压迫下，女性与欲望、野心相结合通常是被视作邪恶的。即使女性教师内心将工作与家庭放置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在传统性别角色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女性，仍然难以完全忽略传统女性角色定义的影响。在上千年的“好女孩教育”中，女性一直被灌输“接受是美、争辩是丑，服从是美、欲求是丑”。女性的职业角色往往与传统女性家庭角色相悖。在工作与家庭之间选，女性教师常常陷入两难境地。在时间精力有限、传统价值观影响下，女性教师往往会出现社会以及自身的角色期待与现实能力之间的冲突。因此，角色期待与社会标准之间的不匹配导致女性教师的自我定位摇摆不定，也是造成家庭-工作冲突的根本原因。

三、重视“双减”政策下小学女教师的特殊处境

（一）政策负担不能转移到教师身上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女教师同样作为政策实施的对象，负担明显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双减”对于教师而言并不是减少负担，而是转移负担。教师在完成基础教学工作后，还要展开课后服务工作，“连轴转”已经成为常态。此外，还需要负责文明城市评选活动、监督公众号、应用软件打卡、使应对领导视察的“推门课”等事务性工作，大幅度挤压了女性教师的家庭时间。她们虽然连轴转，但却是没有价值的“忙忙碌碌”。

因此，如何在减轻学生负担的同时，不加重教师工作的负担是“双减”政策能切实有效实施的现实议题。教师的主责主业是教书育人，工作的重心应该围绕提升学业质量，而不是各种政策、检查工作的受检查者。只有将教师从各种形式化的资料报告、任务考核、视频打卡中解放出来，才能让孩子拥抱自由、自由成长。

（二）课后服务安排应该有女性关怀

依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小学生的放学时间现从过去的15:30延迟到18:00左右，这导致教师工作时间变长。除此以外，小学教师的工作不仅仅是上课、作业批改等，还包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的家校沟通、教研活动以及非教学性的事务工作，在校时间普遍在11小时左右。[13]而女性教师往往除了学校日常工作以外，还需要兼顾家庭中的大小事务，所以课后服务学校在相关支持制度上应该考虑教师的性别差异，平衡支持力度。例如针对女性教师需要接送孩子上下学或其他合理需求时，学校可以统筹安排弹性上下班制度。除此以外，学校管理也可听取“自下而上”的声音，了解女性教师的需求，及时发现女性教师因为家庭与工作冲突产生的压力与两难境地，及时处理意外情况，从人文关怀的视角对女性教师予以理解和帮助。

（三）社会与家庭对女教师的理解与支持

传统观念下的内在性使得女性沉溺于贫乏的自我、单调的家务活动和沉重的母性负担。但这种内在性并不是女性永恒的气质，而是男性附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让女性相信她们先天是男性的“一根肋骨”。《礼记·大传》谈到，“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周礼”以道德为内容，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伦理道德与基本准则。其中，“男女有别”的“别”并不是性别的区别，而是指代男女有各自不同的任务。从“周礼”治天下可见，两千多年前，女性与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各就其位，各尽其责，保障了家庭和社会的井然秩序。基于此，很长时间里，女性主要在家庭尽责。然而，这也导致社会认知偏差的出现，片面地认为家庭的责任应该由女性主要担当，从而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之外的担责潜能。随着现代职业女性普遍化，“男女有别”不再是传统文化下将女性困于家庭角色的桎梏与礼教，女性的尽责范围从家庭延展到了社会，“八小时”内要尽到职业角色责任。因此，新时代的“男女有别”更强调男性与女性在家庭中的各司其职，不将自己的任务推卸于他人身上，双方皆需扮演自己职责范畴内的家庭角色与职业角色。

故在家庭中，建立新时代的家庭与社会秩序感是使得家庭关系平衡且融洽的关键因素。想要化解女性教师的角色冲突以及自我定位模糊问题，不仅要依靠经济或情感及理性手段，更需要男性和女性自我意识的改变以及整个社会对于传统性别角色认识的纠正。在思想上，男性家庭成员需要意识到女性教师的不易与两难，对于她们的选择要给予充分的理解与支持。在行动上，男性需要改变传统的角色定位认识，根据自身家庭的实际情况去承担家庭责任，营造良好、健康的家庭氛围。此外，良好的家庭氛围离不开其他家庭成员的努力，家庭成员之间也需要更多的包容以及更少的抱怨，减轻女性教师的身心负担，降低女性教师的角色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