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芳连 陈小玉

摘要：梁漱溟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和代表，高度重视农民在乡村建设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并将启发农民自觉性作为乡村建设的万事之首。他唤醒农民自觉、引发农民自力、完善乡村自治，旨在激活农民的主体性自觉，主动地投身乡村建设实践。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各项工作正稳步有序地向前推进，现阶段农民主体力量缺位、主体意识缺失、自治能力弱化是影响乡村振兴效果提升的主要障碍。为了重塑与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相适宜、相匹配的农民主体性，应辩证地吸收和借鉴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农民主体性思想和实践经验，通过培养农民主体意识、发展乡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等多种方式，以达到激发农民主体性的目的。

关键词：梁漱溟 乡村建设运动 农民主体性 乡村振兴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族地区的生计方式变迁与乡土文化连续性问题研究（编号：20BSH094）。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由于西方列强侵略、军阀割据混战和自然灾害频发而深陷重重危机，乡村社会日益衰败，百姓生活困苦不堪。于是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乡村建设家们开展了指导乡村、救济乡村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梁漱溟主持开展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主张从中国广大农村出发，唤醒广大农民的自觉意识和自强信心，建设新的组织构造，由此形成了关于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农民主体性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一百年前乡村存在的问题今天依然可见，而且更为复杂。梁漱溟的农民主体性思想及其实践经验，对于解决当前农民主体缺失问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仍有重要的价值启示。

一、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农民主体性思想及其实践

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久负盛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不是在学院里高谈各种事理与政事的纯学者，而是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实践的实干家。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认识到农民自觉性和主体性的重要作用，并全身心投入到唤醒农民自觉的乡村建设实践之中。

（一）唤醒农民自觉

梁漱溟认为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传统保守的中国乡村在国际竞争和国内纷乱的双重冲击下，不仅经济发展经受破坏，人们的精神文明状况也经历空前未有的深刻演变，农民在精神上颓废沮丧，意志消沉，旧的信仰观念和风尚习惯被动摇摧毁，而新的没有树立，是非善恶的衡量标准缺失。梁漱溟在谈及乡村建设运动时指出，“我们非要先给他解决精神上的问题不可。我们要替他从苦闷中找到出路，从彷徨中找到方针，从意志消沉中仿佛叫他有了兴趣，从他不知道将往哪里去的时候能够让他看见一点前途，生出一点希望。”救济乡村要以启发农民自觉为出发点，用向上的力量激发农民积极进取、自强求富的动力，只有农民自身有了精神深处的觉醒，焕发新的生命力量，乡村才能真正“活”起来。“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所以我们说乡村建设顶要紧的第一点便是农民自觉。”梁漱溟所谓的“农民自觉”就是：“乡下人自己要明白现在乡村的事情要自己去干，不要再和从前一样，老是糊糊涂涂地过日子，迷迷糊糊地往下混，这样子是不成了”。农民自觉实质是一种精神上的觉醒，就是广大农民要在思想上认识到自己才是乡村真正的主人，并积极投身到改善自身、建设乡村的实践中去。可见梁漱溟把启发农民自觉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重中之重，意在向乡民输入主体思想，强调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如何培养农民的自觉意识，梁漱溟认为，民众教育是唤醒农民自觉的有力法宝，因为导致中国乡村出现问题的原因不仅是政治的崩坍、经济的抽取、社会的失序，其根本在于文化礼教功能的丧失。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乡村教育实验是梁漱溟设计开展民众教育的载体，以邹平实验县的成立为分界线，前期典型是乡农学校，后期是乡学、村学。乡农学校是吕氏乡约的补充改造，人生向上是乡约的根本目的，讲求进步是乡农学校的原始动力，“从我们人生向上求进步的意思，要有这个乡农学校；非有乡农学校，不足表现我们求进步的要求，发挥我们求进步的作用”。梁漱溟在乡农学校中设置了“精神陶炼”课程，其主要内容包括人生修养方法的指引、人生现实问题的探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析。此外，各乡农学校还建立了朝会制度，让乡民一起识字、唱歌、呐喊、演讲，学唱《精神陶炼歌》，对农民进行精神上的教化。通过这些方式唤醒农民萎靡的精神，激发农民的进取心和自信力，启发农民自觉。

（二）引发农民自力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天然要以乡村自己人为主体和依靠力量，“我们不能把问题的解决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只能交给生命本身，最好谁的事情谁办，最不要为人代庖。”要充分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如果乡里人自己不主动，等待乡外人来替自己解决问题，乡村建设便难以维系。“天下事无论什么都要靠他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才能吸收外边的养料”。乡村外部力量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农民自身觉醒，其觉醒程度亦将影响外部力量的作用效果。即使村外人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和人力资源，但由于他们对乡村实际情况和真正需求缺乏了解，不能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方法，如果外在供给和内部需求发生矛盾，不但不能促进乡村发展，反而会成为乡村建设的阻力。除此之外，外部力量给乡村带来的发展是暂时的、表面的，农民自己不觉醒，没有生机活力，只要村外人一抽身，乡村发展就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教育的好处即在能以他力引生自力。”梁漱溟认为乡村教育是引发农民自力的重要途径，即通过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教育，赋予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梁漱溟将教育摆在首要位置，设置乡农学校作为主要教育机关，对乡民进行基础知识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让他们拥有参与乡村建设实践的能力。乡农学校的課程分为公共课程和乡土课程，公共课程是每一乡农学校共有的课程，包括识字、史地、音乐、精神陶冶等；乡土课程是各乡农学校根据当地乡村特点和需要因地制宜开设的课程，如自卫训练、农业技术、职业教育等，通过教育和训练乡民，让他们掌握农业生产、农产品制造等农业常识及技术，以达到培养新型农民的目的。另外，梁漱溟非常注重发挥知识分子在引发农民自力方面的指导作用，他指出：“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农民对乡村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迂缓的，需要有知识、有眼光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提引问题、出谋划策，由此，知识分子就被赋予了“推动设计”的作用。知识分子要从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匪患、兵乱、灾祸等现象中提出问题、引发思考，并给农民传授解决问题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办法，从而激发农民的潜在力量，引导农民前进方向，为他们提供社会自立的路径与方法。

（三）完善乡村自治

梁漱溟认为，缺乏团体意识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因此，乡村建设的关键任务在于引导农民冲破传统小农思想的藩篱，改变封闭保守和疏离散漫的陋习，使他们组织起来，形成合作组织。他强调，“中国农民运动的正当途径，就是一乡一村各自组织起来，又彼此联合起来，自救图存求进步”。何谓真正的乡村自治，梁漱溟认为，所谓自治，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自动”，“自治要活讲，不能呆板的死讲，我们只要能竭力启发地方人对团体生活有力的参加，使之对于团体事情关心、考虑，此即地方自治；不一定要开会表决，才算自治。只要他听话而且能听进去，就算自治；只要他不是好歹不管，完全受上边的指挥，就算自治”。

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乡农学校作为一个有组织有目的“政教合一”的机关，有效地将乡村政治、经济、教育联系在一起，它既是社会教育机构，又是学校教育机构，同时还具有乡村自治、行政权力和社会改良机关的特征，“现在我们的所谓乡约、所谓乡村组织，一面是教育，一面是自治”。乡农学校试图以乡村教育为切入口，把散漫的农民聚合起来，进而促成其组织，实现乡村自治。在梁漱溟看来，近代地方自治的缺陷在于，它是一个从欲望和权利出发，并且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行政工具，它单纯着眼于乡村问题的解决，而忽视乡民之间彼此爱惜、规劝勉励的伦理关系。因此，梁漱溟反对运用政府行政手段推行地方自治，他强调：“乡村组织，就是一个种子，政府好比风雨、日光、肥料等等，政府只能从四面去培养，帮助乡村组织的自然生长”。乡农学校是一个从人生向上、相互劝勉的目标出发，并且由农民自发主动构建的团体组织，它注重发挥乡村伦理情谊，增进乡民彼此关系，激发农民进取之志以求乡村问题之解决。“我们来组织乡村的时候，大体上是要像乡约一样，大家认识了彼此的真关系，以求增进彼此的关系，把大家放在一种互相爱惜情谊中，互相尊重中；在共同相勉于人生向上中来求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此外，梁漱溟极其尊重农民在乡村公共事务商讨、决策和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他强调，“团体的事情付之于公众，这才叫做自治团体。”对于本村自治事务，村理事应当进行报告和倡导，并且通过乡民会议和农民群众共同分析情况、商讨对策，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和建议，引导农民积极有为地参与团体生活。

二、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民主体性发挥的现实困境

乡村振兴既是为了农民，也要依靠农民，农民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根本力量。但由于当前城乡发展差距、传统小农思想束缚、农民利益高度分化，造成了农民主体力量缺位、主体意识缺失、自治能力弱化等问题，导致农民振兴乡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未能得到充分彰显。

（一）农民主体力量缺位

农民主体力量缺位是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直接外在表现。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受城镇化和工业化浪潮影响，大批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聚集，农村优质人力资源大量流失，留守乡村的人口主要以妇女、老人、儿童为主，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弱质化问题日益突出。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些村庄缺人气、缺活力、缺生机，到村里一看，农宅残垣断壁，老弱妇孺留守，房堵窗、户封门，见到的年轻人不多，村庄空心化、农户空巢化、农民老龄化不断加剧。”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速度和实现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人口数量和质量，青壮年作为乡村发展的核心力量，从乡村转移到城市，造成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主体缺位，而留守乡村的妇女、老人、儿童受到自身年龄和综合素质的制约，难以承担起乡村振兴的主体责任。

乡村青壮年人口外流是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的结果。首先，农业收益低。乡村农民主要依靠农作物种植等维持生计，但农业劳动强度大，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多、成本高、收益低。从事农业生产通常被形容为“靠天吃饭”，这凸显了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如果遇到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很可能出现无回报甚至负回报的情形。其次，乡村基础设施落后。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虽然实现了较大程度的改进与完善，然而同城市相比，农村交通、医疗、养老、教育、通讯、娱乐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仍然滞后。“80后”“90后”等乡村青年农民普遍没有务农经历，对乡土社会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出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高薪工作的追求，他们大多数选择外出务工而非留守农村，从而导致乡村的空心化、老龄化、弱质化，振兴乡村所需要的核心劳动力极度缺失，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也就难以落地生根。

（二）农民主体意识缺失

乡村振兴是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的战略工程，离不开政府、社会、企业和农民等多元主体的有力支持和积极参与，政策激励、资金支持等外界帮扶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外因终归是手段，实现乡村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农民主体意识的缺失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开展的一大阻力。一方面，农民主人翁意识不强。很多农民对自身的主体作用认识不到位，他们未能认识到自己是乡村农业发展、文化建设、村务管理、环境治理的主体，是乡村振兴战略真正的执行主体和受益主体，认为乡村振兴与自己无关，是政府和村干部的事情，乡村振兴能够给自我发展以及家庭幸福带来的帮助微乎其微，于是对乡村振兴表现出袖手旁观、置身事外的看客态度。另一方面，农民自强意识不强。很多农民对自我价值和自身潜能缺乏自信，缺少勤劳致富、自力更生的积极性，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承担起乡村振兴重任，将希望寄托于政府和社会的帮扶，部分农民甚至为了获得政府补贴，出现争当贫困户、低保户的“装穷”行为。政策支持和资源输送的日益丰富，不仅没有达到培养村民集体观念和主体意识的目标，反而淡化了一些农民的自我发展心态，滋长了农民“等、靠、要”的思想。“干部干，群眾看”的冷漠现象和“等、靠、要”的消极行为，深刻折射出当前农民主体意识和独立精神的惰化。

主体意识缺失导致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内驱动力不足，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开展，究其原因，可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农村生产生活相对封闭狭隘，农民反复地进行着简单的农业生产，小富即安、逆来顺受的小农思想在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根深蒂固，大部分农民的思想观念依然落后保守，缺少发展眼光和竞争意识，不愿尝试和接受新鲜事物，难以突破 “精耕细作，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第二，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中，基层政府和村干部存在越俎代庖行为。出于对农民身份地位的认知偏差以及不当政绩观的驱使，部分乡镇政府在一些村庄公共事务和重大建设项目上大包大揽，漠视农民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致使乡村建设的农民主体异化为“政府主体”，从而催生出部分农民的惰性心态和“等、靠、要”思想。

（三）农民自治能力弱化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的村民自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和制度保障，从制度上规定了乡村振兴实践必须以农民为主体，确保制度赋予农民的自主权利得以充分体现和贯彻落实。一方面，由于农民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日渐分化，村民在自治活动中缺少共同利益的联结，致使村民参与乡村自治的意愿并不强烈，在村委会选举、村级事务决策等乡村治理过程中表现出“走过场”的敷衍态度。当下，不少农村推行“议事会”等议事制度，但经常面临着“无人议，决议难”的尴尬场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土社会的血缘性和地缘性减弱，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集体意识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普遍存在，乡村秩序的基础受到冲击”。另一方面，一些村民在公共服务和村庄集体项目中的“搭便车”行为也屡见不鲜。比如，在农田水利、乡村道路、路灯安装、农家书屋等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许多村民认为集体物品资源充足，且由政府或村集体买单，进而将集体物品和公共建设占为私用。农民对公共活动的“不上心”，对集体建设的“搭便车”，不仅制约着农民自身主体性发挥，而且阻碍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

村民自治能力弱化有其历史与现实原因。其一，随着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乡村分散化和农民“原子化”成为了一种基本事实。“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经历了去组织化的过程。绝大多数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逐渐解体，集体经济名存实亡”。村落成员利益高度分化，缺乏村社集体的组织约束，农民的自我中心价值取向越发明显，他们更多关注个人权利与自由，组织观念淡薄，公共意识薄弱，对村集体公共事务的决策与管理缺少热情。其二，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乡镇政府和村干部利用公权决策代替农民的自主决策，建设项目的开展大多是政府部门“拍脑袋”的决定，农民被排除在决策体系之外，由决策主体变成被安排的客体。村务公开实质上只是领导干部决策之后或执行之后采取的一种形式，严重忽视了农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完全违背了村民参与自治的要求与初衷，导致农民的主体性未能得到有效激发与提升。

三、梁漱溟农民主体性思想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如何重构农民主体性是乡村振兴战略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从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民主体性缺失的客观实际出发，以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农民主体性思想为指引，着力培养农民主体意识、发展乡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从而最大程度地释放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行稳致远。

（一）培养农民主体意识，启发农民自觉

梁漱溟将唤醒农民自觉性视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头等大事，他指出：“我们必须启发乡村人的自觉，因为乡村问题虽然很严重，能让乡村人很难过，可是他们缺乏大家同在问题中的自觉”。农民是乡村社会的核心主体，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农民自救运动，推动乡村发展的深层力量蕴藏在农民主体性当中。2021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唤醒农民主体意识，启发农民自觉，引导农民充分发挥主体力量和能动作用。

首先，创新乡村振兴战略宣传方式。通过实地走访、乡村广播、村民大会、专家讲座、创意墙绘等政策宣传方式，加大对乡村振兴战略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让乡村振兴的政策方针、战略目标、根本目的深入人心，让农民深刻认识到乡村振兴战略是以满足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需求为旨归的，从而提高农民的政策认知度，把乡村振兴当成与自己休戚相关的事情，主动投身于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除此之外，还要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厘清农民对自身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的认识，引导农民意识到自己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人翁地位，塑造农民的自觉观念，提高农民对乡村振兴的认同感和参与感。其次，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乡村优秀文化是乡村社会的“魂”，也是留下乡村农民的重要吸引力，其中蕴含着勤劳质朴、自强不息、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等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要加大对乡村优秀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力度，使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为优秀乡土文化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从而激发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此外，结合当地的名人故事和先进典型，将振奋精神和道德培育作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引导广大农民树立“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价值观念，提振农民精气神，增添自立自强、勤劳致富的信心和勇气，营造积极向上的乡村社会氛围。最后，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土生土长的农民对乡村风土人情、气候特点、资源优势等具体情况最为熟悉、最有发言权，有权决定乡村如何振兴、通过什么途径振兴。当地政府和村干部在发挥好服务作用的同时，不能越俎代庖，代替农民选择和决定，要充分尊重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自主意愿，把乡村发展规划的选择权和决定权交给农民，以此增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二）发展乡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自我發展能力

梁漱溟将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中乡村教育是乡村建设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教育作为乡村建设的切入点，强调教育在乡村建设中的基础地位，并通过乡农学校对农民进行精神教化和科学文化教育，以此提高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我们的乡村组织就是要启发乡下人的力量，形成乡村的生命团体。”在梁漱溟看来，乡村农民是解决乡村社会问题的主体力量，把他们发动起来引发自力，开展农民自救，乡村社会就可以恢复生机活力。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发展教育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大计。就乡村振兴战略本身而言，农民“有心”固然是开展建设行动的主观条件，而“有力”才是行动有效的客观条件。这就意味着，发展乡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增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是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开展的必要条件。第一，完善农村基础学校教育。乡村基础教育是提高农民基本文化水平、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关键，各级政府应当在财政、政策、设施等方面向农村学校倾斜，为乡村教育发展提供现代化的硬件支持；提高乡村教师队伍数量和质量，积极引入优秀教育工作者到乡村学校任教，培养扎根乡土的乡村教师，壮大乡村教师队伍。第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开展农村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大力发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专业化、组织化的新型职业农民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依靠力量。依据“学用结合，按需施教”的原则，从制度、教育、培训等方面入手，健全职业培训政策，构建多元化培训体系。整合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面力量，建立多种类型农民职业技术学校，因地制宜开展经常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丰富科技培训内容。邀请农学专家和农学实践人才，通过专题讲座、现场参观、个案指导等方式面对面讲授，手把手教学，用明白易晓的语言帮助农民解决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提升农民的科技文化和职业技能水平，改变农民的传统思想观念，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转变，从而在根本上提高农民自我发展能力，激活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

（三）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增强农民自治能力

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梁漱溟认为农民自觉和乡村自治是乡村建设的关键，农民以及由其组成的乡村组织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参与主体，政府不能规定和预备乡村组织的成长，只能從周围去培养与引导。他强调：“非乡村自身生出一个力量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单靠外力（政府的力量）绝对不行”。村民自治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环节，要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就要充分利用村民自治的制度优势，提高乡村社会组织化程度，充分发挥农民在村庄公共事务决策与管理方面的主体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要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稳定有序”。

首先，振兴农村基层党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事业的“领头羊”和“压舱石”，具有汇聚振兴力量和指引振兴方向的重要作用。要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配好选强领导班子，吸纳政治坚定、能力突出的乡村企业家、返乡工人、农村大学生加入基层党组织；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理念，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农民所想所盼，回应农民利益诉求，提高基层干部服务水平和能力，推动构建服务型农村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以凝聚人才、组织党员、动员群众，善于利用网络媒体宣传乡村振兴战略各项政策，开展组织动员工作，增强农民主动参与乡村振兴的自觉性。其次，大力培育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着眼于农民分化和乡村分化的客观事实，针对不同类型农民的利益诉求进行具体分析，抓住最广大农民群众最关心的共同利益，依据乡村资源优势和农民现实需要成立各种经济合作组织，并通过成果共享的方式把农民吸引到这些组织中来，打造乡村利益共同体。创新农业合作组织形式，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积极扶持和发展专业大户、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拓展产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从而增强农民发家致富能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最后，完善村民自治组织建设。村民自治组织是农民行使政治权利、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和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重要平台。因此，要积极推动村民自治组织发展，不断改革与完善村务决策、管理与监督机制，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不仅要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等传统线下参与渠道的作用，还要以更方便、更快捷、更灵活的新兴媒体为载体搭建农民政治参与的网络平台。切实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提高农民公共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增强农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巩固农民主体性地位。

四、结语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是在外部环境压力和内在社会矛盾双重阻碍下的产物，他的乡村建设实践最终由于国家时局的动荡和自身的局限性而归于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梁漱溟试图通过教育改革以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乡村建设思想就毫无价值。时过境迁，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中“上动而下不动”的尴尬处境，本质上是梁漱溟在总结乡村建设运动两大难处时所痛陈的“号称乡村建设运动而乡村不动”问题的延续。充分尊重和启发广大乡村农民的主体性是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根本经验和基本原则，积极探究和挖掘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农民主体性思想，从中汲取极富价值的理论思考和极为宝贵的实践经验，可为破解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民主体性缺失难题提供有益的理论资源和政策思路。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2]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5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3]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1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6]郭倩倩，王金水.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提升的困境及其纾解[J].江海学刊，2021，335（05）：146-153.

[7]吴重庆，张慧鹏.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03）：74-81.

[8]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9.

[9]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3-02-14（001）.

[10]习近平.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 切实抓好农业农村工作[N].人民日报，2022-12-25（001）.

（作者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