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芳

百子亭的巷名很好听，路况却很糟，逼仄、单行、破旧，进来的车一不留神就会堵得进退两难。小道两边，梧桐林立，风起之处，毛絮飞扬。

省肿瘤医院的大门就在百子亭巷内。

这些年，我带着老家不同的亲戚穿梭过百子亭不同的病区，像导游一样把他们领入陌生的环境，安抚他们的慌乱，鼓励他们的勇气。

从医院出来，我总会去一趟隔壁的玄武湖，坐在超级广阔的湖边，吹一吹带着湿度的风，让身心重新回归日常生活的轨道中。

亲戚们一个个在这里被治愈，带着满心的欢喜向我道别，我默默祈祷，从此再也不要来。

怎可能真的不来？该来的总归会来。这一次，我不是导游，是病患家属。

这些天，我穿梭在百子亭不同病区的角落里，用脚丈量它的每栋楼宇之间的距离，用眼观察它在不同时刻呈现的情景，用心体验它给予病中生灵的抚慰。

从湖边来来回回，我很想再进去一回，让风吹散我的慌乱，鼓足我的勇气。可慌乱的脚步，却总也跨不出百子亭。

工作日的医院门口，犹如菜市场一样繁忙，人们生怕脚步一慢，就抢不到新鲜的菜。我戴着眼镜和口罩，随人流涌进门内，眼里仍旧进了梧桐毛絮，鼻腔发痒喷嚏不断，后背一直在渗出冷冷的热汗。

1.Z 主任

Z 主任在诊室。

紧闭的诊室外，求医的人聚拢在一起，或坐或站，或躁或静，盯着门口的屏幕，等待自己的号码亮起。

等不及的，悄悄推开诊室一探，主任确实在问诊，并没有偷懒喝水，只得又悄悄掩上门继续等待。

诊室内，Z 主任一张桌子一支笔，一台电脑一张嘴，对面坐着年轻的实习生姑娘，小心翼翼听从指挥。

Z 主任的眉眼总是温和的，话语总是轻柔的，温和中带着权威，轻柔中带着笃定。主任的世界，没有焦虑，只有菩提。

坐诊时间珍贵，句句直奔主题，再复杂的情感，也只能化为简单的决定。

Z 主任在病房。

主任来病区走廊一转，身边立马围上一串，从治疗到用药，从心理到病理，家属问东问西，左跟右随，仿佛Z 主任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观世音。Z 主任是男的。

Z 主任照旧温和有礼，轻言轻语应答所有的问题，他熟悉这里每一张床位病人的情况，他心中存储着密密麻麻的作战图。这里所有的人，都是Z 主任的将士。

2.S 医生

208 病区的办公室太小，医生太多，他们都穿一样的白大衣，戴一样的蓝口罩，围着一样的电脑忙得不可开交。

起初，我只能把他们分成两类：男医生和女医生。即便告诉我去找S 医生，我也只能立在门口先问一声：请问谁是S 医生？

没多久，我便分辨出了S 医生。她总是在不停地说话，跟身旁立着的患者家属，跟手机里各种厘不清道理的声音，跟桌上动辄发出问题和指令的对讲机。

我在S 医生身后立了很久，S 医生发尾的皮圈上有一颗红色的草莓。她拿着手机说了很久。没办法，对方就是不挂电话，询问检查的某个指标，询问何时才能入住和治疗，她重复解释着已经登记了，一有床位肯定通知到。

接电话的时候，S 医生腾出一只手来，握住鼠标不住地点击，电脑的显示屏切换着不同的界面，或表格，或影像，只有她才懂得其中的含义。

两个大男人挤到S 医生旁边，恨不得把脸贴到她的耳边：“我们的治疗方案定了没？”

S 医生匆匆拿过一张废弃的就诊单，在背面写下各种难以辨认的字体，一行行划着解释给他们听：“病理复杂，需要等所有结果出来后，团队再集体研究定方案。目前看，第一步有两种选择，选择哪一种，将影响到后续所有的方案和步骤。你们先回去商量一下，意见统一后我们再定第二步。”

男人不想分步走，只想赶快开始治疗。

S 医生扶了扶镜框：“你们还有一个检查结果，最快周一出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不好上任何治疗。知道你急，可也不能操之过急。放心吧，结果和治疗方案出来后，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男人怏怏离去。

我递上会诊单，很没有水平地搭讪：“你的桌上都没有水杯啊。”S 医生拿着会诊单摇头：“不喝水，没有时间喝水。”

桌上的小对讲机又响：“15 床的口服药是不是今天暂停？”S 医生迅速点击了几下鼠标，核对了一下回复道：“是的是的，15 床有一项指标异常，暂停观察。”

我自言自语地感叹：“可能我舍不得孩子去学医。”她拿出笔在会诊单上边画边说：“学什么都行，千万不要学医。”整个办公室的医生们都笑了。我也笑。

都不学医，以后，我又要去哪里看病？

一个小伙子闪了进来，后面跟着病恹恹的农民父亲。

小伙子拿着穿刺检测报告，请S 医生帮着解读。S 医生才看了个大概，办公室突然响起一阵刺耳的警报：嘀嘀嘀，嘀嘀嘀嘀。

S 医生整个人像触了高压电：“谁？你们谁刚刚做过骨扫描？”

小伙子怯怯地说：“我父亲。”

S 医生立即放下报告单：“出去，让你父亲赶紧出去，严格地说，你也不能进，你们赶紧出去。天哪，你们怎么可以到病区来？怎么可以现在接触医生？”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们没有遵守骨扫描的规定，24 小时内自行隔离，不得接触医生和人群。

小伙子还赖在办公室问，我往里头挪了两步，尽量与他保持一米距离。回头一看，他的父亲正倚在走廊的墙上，和刚刚同我聊过天的大姐并肩站立。

我赶紧走到门口轻声喊：“大姐，你来。”

大姐进来走到我身边：“怎么啦？”

“你旁边的老人刚做过骨扫描，辐射报警器发现的。”

“啊！”

我的内心如蛛网般复杂，为做骨扫描的病人，为无辜的他人。

在体内注入如此强辐射的药水，本就可怜到了极点，做骨扫描不是病人的错，药水可以锁定隐藏于体内的毒瘤，与它比，药水对病人的伤害只是微乎其微。规定一昼夜内不能接触他人，可是不接触他人，病人如何能够离开医院，又如何回到远方的家或宾馆隔离？

游人如织的玄武湖，你来我往的人流中，也许有个步履缓慢的人，刚做过骨扫描；医院门口等候乘客的出租车，也许即将上车的人，刚做过骨扫描；挤挤挨挨的地铁内，也许拎着检查袋的人，刚做过骨扫描……以后人们出行，是否要携带一枚辐射监测仪？

大姐抓住时机问S 医生：“我家先生各项指标评估下来，大概还有多少时间啊，十年可以吗？”

S 医生的眼睛瞪得很大：“十年？！我们从不向任何病人和家属承诺此类数据。我们能做的，只有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案，和你们一起，尽力而为。”

不单S 医生，连我都佩服大姐的勇气，刚刚在CT 检查室门口等候时，大姐告诉我，她家先生的两只肺已经全部烂掉了。

大姐默默离去。S 医生无奈地摇头。

生命是充满未知数的长河，每个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没有谁更先知先觉。医生透过数据掌握的，家属们又何尝感受不到？家属们幻想从医生那里得到安慰，哪怕谎言也行。

3.护士

主任不戴帽子，医生不戴帽子，护士要戴帽子。

护士的工作服是淡蓝色的，护士的脸也是淡蓝色的。

临近护士站的病房，注定无法安静休养。某某床呼叫的电子声，每时每刻，此起彼伏。

护士的腿不停地走，从走廊的这头，走到走廊的那头。护士的手不停地拔，从走廊的那头，拔到走廊的这头。

一个病人按了很久的呼叫铃，护士到来时，滴斗内的药水已经到了最底部，病人大吼：“你耳朵聋了？”

护士不回答，安静地扫码，核对姓名和药水。

病人大骂：“一个呼叫要十分钟才来，你们干什么吃的？”

护士不回答，迅速拔管插管，更换药袋。

病人还在怨愤，护士摁熄他床头的呼叫灯，轻轻说一句：“刚才太忙，不过，也没有十分钟啦。”

病人哼了一声：“起码五分钟。”

护士回头一笑：“那就五分钟吧。”

护士们都很年轻，只有个把年长的，被称为护士长。不年轻吃不消啊，白天黑夜，轮番消磨。口罩遮住了护士们的半张脸，露出的一双双眼，浮肿、疲惫、黯淡。

我在护士站前等待领药水。今天休息日，值班的小护士却更加忙累，她低着头打电话，我句句听得分明：“老爷子昨天夜里拉稀了，如果不是我们发现，他根本不说，你们好歹来看一下吧……知道你很忙，可他是你的父亲啊，为人子女，照顾父亲不是天经地义吗？老爷子已经三顿粒米未进了……那好歹请个护工啊，他不要你就不请了？刚刚他差点把输液管扯坏了……他是你的父亲啊。好吧，我这边正忙着，只能跟你说这么多了，先这样吧。”

我望着护士拧成疙瘩的眉尖，忍不住问了一句：“家里人不管了？”

护士把药水递给我：“不是不管，是太忙了没时间管。老爷子脾气大得厉害，刚来那阵子，经常冲我们发脾气。”

“现在呢？还发脾气吗？”

“不发了，现在睁眼都是力气活，我们说什么，他只眯一下眼。”

为人父母，为人子女，各有各的道理。伦理纲常，却不讲道理，凭的，是血脉骨肉亲情。

4.保安

医院有门禁，进出都有固定的通道，三辊闸一次只能过一个，人们来来往往，前赴后继，秩序井然。

若是有推轮椅的，提大物件的，或是性急走错通道、用力推不锈钢棍的，一个声音必会响起：这边！走这边！

那是保安的声音，有力而烦躁，简单而管用。他们穿着黑色的工作服，和医生的白大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色。

保安表情很少，他们不需要对任何人笑，即便有人询问几号楼的方位，保安也只是手臂一抬：“出门左拐。”

保安工作枯燥，他们手里拿着一张磁卡，不停地将闸机指示灯解锁成绿色，行色匆匆的人们，直奔绿色而去。

一天里，我无数次地从保安面前进来出去，享受着他的放行，却来不及同他道一声谢，传递给他的，只有一丝微酸的汗气。

有一回，我在一楼的核磁检查室外等候了很久，有足够的时间望着保安发呆。

保安一直倚靠在闸机边沿，他们站累了就坐，坐一小会儿再站，在不自由的工作空间里，自由地舒展着肢体。

起码，他们是健康的。

5.病人

人的种类好多啊，男人，女人，成年人，老年人，名人，普通人……最智慧的分类，莫过于健康人和病人。

说到底，人是群居动物，绝大多数人都是需要社交的。健康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社交群体中切换角色，体验各种生活。生病的时候，我们被动融入新的群体，群体之中的人，有个共同的标签叫“病友”。

6.三垛的老先生

同室病友像个文弱的老先生，安静地平躺着，面色显得苍白。听我和母亲交谈了几句后，老先生低声说：“你们是兴化的。”我问他：“你听得懂兴化方言啊？”老先生点头：“我是三垛的。”

母亲像遇到了故旧：“三垛离我们很近呀，前年我手骨断了，就是去三垛看的。旁边是你家姑娘啊，多大啦？”

老先生点头：“我家女儿属猪的，正月初一的生日。”母亲指着我补充道：“这是我家姑娘。两人差不多大呢，我家是狗年尾巴上生的。我还有个儿子，在外地。”

老先生把头枕抬高了些：“你们兴化人最会超生。当年我们跟着兴化人一起去湖北生二胎，到底没成功，被找回去了。”

我和老先生的女儿相视一笑，她的面容继承了父亲的文弱，又带着一丝恬静。

我问她：“你父亲是哪里的毛病？”

“可能是尿道，具体原因还在检测。”

我继续问：“你们市里的医院去过了？”

“去过，请了一个外地的医学博士来会诊，结果也没会诊出个门道，让去大医院再进一步检查。”

“然后你们就来百子亭了？”

“没有。我们先去了另一家医院。一番检查下来，还是没有明确的说法，就让我们来这里了，现在等切片结果。”

老先生下床，倚着墙慢慢走动，嘴里嘶嘶地吸气。女儿忙上去扶：“伤口又疼了？”

老先生点头：“嗯，伤口只能平躺不能翻身，昨晚疼得一夜没睡，半夜索性起来沿着走廊来回挪动，陪护士值班。”

母亲叹了一口气：“遭罪了，这身体上的疼，旁人是没有办法分担的。”

我赞同母亲的话。可这心里的疼，不也只能自己扛？

医院的午饭来了。老先生和女儿共吃一份盒饭，不是舍不得多订一份，应该是老先生疼得吃不了太多。我也拿出单位食堂带的两份饭来吃。

母亲直夸食堂的红烧大肉圆好吃，让我给老先生的女儿尝尝，我看着被夹去一小块皮的肉圆，不好意思端过去。

母亲说：“不要紧的，我是用干净筷子夹下来的，就当自己家妹子一样，有什么呢。”

我便把肉圆端去微波炉热了一下递给她，又掏出食堂套餐里的水果和酸奶，放到老先生的床头柜上。

“自己家妹子”腼腆地笑：“谢谢啊！”

7.板寸头的女人

介入室外的等候椅上，母亲看着亮起的红灯发呆。一起发呆的，还有旁边披着红格子外套的女人，她身材丰满，气色朗润，毫无病态，可里面穿的病号服，搭配百子亭医院常见的板寸头，又分明表示她是一个病人。

我不想给母亲发呆的机会，母亲太害怕安静。我开始哇啦哇啦跟母亲聊天，数落她没从小管理好我的身材，让我大半辈子饱受减肥之苦。

女人一下子笑了，扭头看我：“你这个妹妹，说话挺好玩的。”

反正也是干等，既然好玩，那就继续说呗。我问她：“你是什么部位啊？”

她毫不避讳：“卵巢。”

“什么时候发现的？有什么感觉吗？”

“三年前。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以为快更年期了，有点不正常也是正常的，社区医院用了点激素，又正常了。后来肚子胀得越来越大，顶到胃部了，去一照，全是水。然后就来这边治疗了。”

“我看你现在挺正常的啊，气色也好，看来治疗效果不错的。”

“当时是不错的，术后也没有化疗。可春节后复发了。只能再过来治疗。”

我看着她的脸发呆。她的脸真的很好看，水灵的大眼睛，上扬的粉红唇，饱满光洁的皮肤上，甚至看不到一点雀斑。

我有点走神。母亲问她：“有小孩了？”

“女儿14 岁了，比我还高一些。要是能看到她结婚，也就好了。”说完，她扭头看向走廊的尽头。

母亲的泪上来了。我赶紧接过话说：“肯定能啊，现在免疫疗法正在兴起，你放心好了，以后这个病都会变成慢性病。”

她笑：“好像是，我也看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抱有希望总是好的。”

门上的红灯熄了，护士喊她的名字。她站立起来，脱下格子外套放到休息椅上，缓缓地向介入室走去，关门的瞬间，她回过头朝我挥手：“小妹再见。”

她回眸间的美丽，让人心碎。

8.老花眼的阿姨

放疗大厅里，等候的时间分外漫长，我索性不再关注屏幕上的名字，安静地闭目养神。

不知何时，身旁多了一个阿姨，咖啡色的波波头，一身大红运动装，超长的背带将手机斜挎在腰间，好像要去跳广场舞一般。

阿姨主动同我搭讪：“你们是本地的啊？”

我点头微笑。母亲解释说：“我女儿女婿家在这里，我们是外地的，暂时住在女儿家。”

阿姨一脸的羡慕：“多好哦！多方便哦！我们是外地的，来治疗一次好麻烦的。以前化疗都是两三天就好，对付对付也就算了，这回放疗要待上两个月，只能在附近租间便宜的小旅馆。倒不是省钱啊，我们家也是楼上楼下敞敞亮亮的，只是高级一点的酒店不允许自己烧煮。可我先生是个病人啊，你说病人天天吃快餐怎么行？小旅馆可以自己烧饭，还提供煤气灶，在外看病，讲究不起来啊。”

我看着她身旁干瘪的先生，深表理解。

阿姨拍拍先生的肚子：“我们比原来瘦了30斤哦。”

那一瞬间，我真放弃了减肥的念头。

阿姨继续说：“我们家手术后这两年控制得好好的，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就春节前被病毒感染了一次，指标开始出现异常，只能过来后续治疗，这个病毒害人不浅。”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了。也许吧。

阿姨很能说：“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做放疗，中午1 点40 分下的高铁，到旅馆放下大箱子就来等了，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我说：“差不多，我们比你多等了半个小时，也是今天才开始做。”

阿姨嘴巴嘟成圆形：“这么久了啊，那还要等多久啊？”

“不知道，我去看看。”我起身走向叫号室，阿姨跟在我身后，蜷着脖子，蹑手蹑脚，紧张兮兮。

工作人员都进检查室忙了，桌上放着等待者的名单，阿姨把脸凑近了看，眼睛眯成一道缝。我问她：“你先生叫什么名字？”

阿姨感激地报出三个字。我指着第三张单子给她看：“快了，前面还有两个人。”阿姨开心地跑去告诉先生。

然后，阿姨又过来问我：“那以后每天都要在这里等吗？”

我拿出预约卡给她看：“你们的医生没有给你这张卡吗？以后每次都在卡上写好的时间点内来就行。”

阿姨扭头去找医生。

过一会儿，阿姨把黄色的卡片给我看，再次抱歉她的老花眼。我念给她听：“凌晨一点到两点。”

阿姨的嘴巴又嘟成圆形：“哎呀，这可怎么办啊？怎么给我们安排这个点做的啊？我家先生的肝脏切掉了一部分，可不能熬夜的呀！”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建议他去找医生换时间。阿姨很纠结，问我该怎么说。

我很不解：“实话实说啊，你先生是病人，肝脏做过手术，尤其不能熬夜。或者，你再加上一条，你们住在江北亲戚家，路途遥远，半夜来去很不方便。”

阿姨拍拍我的手：“好，就这么说。”

叫号机喊到了她的先生，阿姨赶紧掏出一瓶药水，掀起先生的肚皮准备喷。我立马喊住她：“你干吗？这个药水是做完之后再喷的，做之前皮肤千万不能湿，护士没跟你交代吗？”

阿姨一脸无辜：“不是说喷了可以保护皮肤不被灼伤的吗？”

我拉住刚好经过的医生，请医生说给她听。医生说完，她小心地把药水放回口袋里，不好意思地朝我笑。她的先生笑盈盈地说：“没事没事，幸好没喷呢。”

我要走了，阿姨追上来：“姑娘，谢谢你啊。”

不谢，阿姨喊得对，这一会儿的时间里，她的姑娘，就是我。

9.陌生人的安慰

医院的电梯，很大，很慢，很沉寂。人人都想节约时间，电梯总是填得满满的。每一个挤进来的人，都要伸长了胳膊，去够自己那层的数字，然后在沉寂的空间里，熬到属于他的光开启。所有人的脸上，都呈现出相类似的没有表情的表情。

我不喜欢这样的氛围。

我守着电梯的按键，大声问着：“还有哪一层？还有吗？还有吗？”每点亮一个数字，我都会收获一声“谢谢”。

电梯缓缓上升，慢得像垂暮的老人。一个男人摁着腹部，眉头紧蹙。

“疼啊？”我问他。

“疼。”他点头。

“有疼痛科，可以去看。”我忍不住说。

“嗯，我们就是去疼痛科。”扶着他的女人说。

“疼痛科的杨主任很不错的。”我又开始像导游。

“你也觉得杨主任好啊，是的，人家就是让我去找杨主任。”女人的表情舒展开来，泛出浅浅的笑。

“放心，杨主任肯定有本事止疼。”我目送他走出电梯门。他们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

其实，我只是在某个等候的时间里，把百子亭一整面的医生墙，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念了一遍。杨主任排在疼痛科的第一个，他的简介相当厉害。

核磁共振室外，我们在等待叫号。我和身旁的女孩聊起了天，她的母亲正在接受检查，躺在轰鸣的圆筒内，戴着抗噪音耳机。我瞄了一眼她手里的检查单，58 岁，肺癌。

我问女孩：“你母亲治疗多久了？”

“三年多了。”

“情况怎么样？”

“前面还好，化疗控制住了，春节后查出有些骨转移。只要不转移就还好，有骨转移就相当严重了……”

母亲侧耳过来听。我赶紧制止女孩继续这个话题：“你父亲在家？”

“前几年去世了，突发心源性猝死。”女孩说得很平静。

我有些尴尬：“哦，那现在就你一个人照顾母亲了。”

“我母亲现在没怎么要我照顾，她自己有点退休金，我们也不要她带孩子，随她老家我们家两头住。你呢？你们什么情况？”女孩开始采访我。

我又赶紧转移话题：“我妈妈和你妈妈也差不多大呢。”

母亲耳朵突然灵敏起来：“丫头你糊涂啦？怎么差不多大了？我已经64 岁了，去年我63 岁生日还跨缺子的，你忘了？”

我拍拍脑袋，装出懊恼的表情：“最近记忆力严重下降，总感觉你刚过60 岁。”

女孩笑：“人到一定岁数，就不太记年龄了，自己的，父母的，都不太记得，只有孩子的年龄记得牢牢的。”

门开了，女孩进去扶母亲起身。我喊母亲看：“你看，阿姨带病生活了三四年，这精神气，多好。”

母亲啧啧地说：“看得出是个心态好的人，还涂口红呢。”

女孩笑：“心态好，一切就都好。”

母亲也笑了：“对的，过一天就开心一天。”

病痛到来的时候，一句简单的安慰也能释放出特殊的疗效，哪怕这安慰，来自陌生的你。

医院是人类情感最复杂的凝聚地，它迎接新生，它终结余生，它给人希望，它宣判无望，它波澜不惊，它充满感情。百子亭里，人来人往，惺惺相惜。百子亭外，人间烟火，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