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韬 张光磊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等章节做出了系列国资国企改革的顶层部署。立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国资国企应当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化产业体系、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角度谋求转型升级的聚力方向。近年来，各地国企在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案例经验。对标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浦东新区国企必须从“质升”“量长”两方面破题，不断积累转型升级和对标引领的发展势能，提升区域内六大硬核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能级。

关键词：二十大；浦东新区国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2022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二十大报告勾画了我国施政纲领和经济社会发展蓝图，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部署，增加“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独立章节，为浦东新区国有企业聚力转型升级、培育发展动能、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指出新方向。

一、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研读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共分三大部分、十五个章节，在经济工作部署方面聚焦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与发展安全性，推动经济发展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整体上呈现三方面的特点：

一是继往开来，谋划经济产业新布局。报告肯定了我国在经济、农业、技术取得的系列成绩。国企在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是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1的保证。

二是推陈出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任务。报告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新增“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如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带来理论指导。

三是攻坚克难，指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化产业体系、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新发展阶段的国企探索

（一）新时代十年的国企進程

一是市场经济改革走深走实。2012年发展至今，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从70.74万亿元增至259.3万亿元2，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发挥了压舱石作用[1]。在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支持引导非公经济方面，国企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如上海基于市管国企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全覆盖，在17家企业集团开展职业经理人改革试点；积极推进混改进程，如北京出台混改操作指引，东航物流引入联想控股、普洛斯物流[2]；努力促进国有上市公司提质增效，借助主业聚焦与专业整合，呈现出“3579”的特征3。

二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到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国企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方面朝着全、稳、高三个关键词突破[3]。聚焦产业体系全覆盖，如苏州设立医疗器械产业母基金优化本地生物医药全产业链；聚焦关键节点自主可控，如深重投全资孵化DRAM厂商昇维旭；聚焦价值链中高端，如天津坚持制造业立市战略，成立瑞莱公司夯实“高质量保证成功、高效率完成任务、高效益推动航天强国和国防建设”目标。

三是美丽乡村建设全面加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在全面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面对新问题、新需求，国企以新基建筑基，如中国联通实施千兆连接新基建工程；以新技术破题，如中粮糖业创办的“农聚通”平台；以新模式赋能，如中国五矿开展“期货+保险”的金融帮扶模式[4]。

四是区域协同发展全局谋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发展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为紧随国家战略，国企在经济发展带上加速合作，如长三角投资公司强化“聚力扩圈”作用，打造上海国企对接苏浙皖产业集团的合作服务平台；开展跨区域产业协同布局，如苏交科“牵手”广州国资，发挥跨区域基建产业的协同效应；提高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效率，如组建浙江省市国资联盟，以国资运营联盟方式同舟共济，催生区域内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5]。

五是对外开放程度更高更广。我国已跻身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新要求。国企在对外开放中一直扮演着“排头兵”角色，加快“走出去”，重点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对外开放程度更广[6]，如中国移动以“中国信号”弥合巴基斯坦数字鸿沟；推动“引进来”，筑巢引凤吸引外企加码布局中国，实现对外开放能级更高，如外高桥集团利用进博会契机产业链精准招商，开启区域外企总部经济的发展新格局。

（二）多极化局势的国企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央企、国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认真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以发挥“六种力量”定位国企改革发展，主动融入和服务了系列国家重大战略。展望未来，经济全球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国企必须勇于迎接重大考验，逆势“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抢先培育全球发展的新动能。

例如，2022年10月，美国发布《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从“未来竞争形势”“提升自身实力”“全球优先事项”和“区域战略阐释”等方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冲击，给国企如何在挑战下以市场化方式助力双循环提高了难度[7]。世界局势研判方面，美国认为世界进入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的大国竞争时代，将加速聚焦中俄挑战列为对外主要矛盾，明确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态度。技术联盟规则方面，美国提出将在科技、网络等领域制定“规则”，加剧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与高科技产品市场封堵，但客观为国企加速自主创新进程注入动能4。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浦东新区韧性”路径探索

（一）对标党的二十大要求，浦东新区尚需破题的五大问题

一是市场经济改革尚需提速。2021年，浦东新区GDP突破1.5万亿元，是全国唯一GDP破万亿元的行政区，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趋稳向好，但是对标“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求，浦东新区国资在助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尚待加速。例如国有资产方面，浦东新区国企的总资产和资产增速低于深圳、广州等区域，在分层分类推进混改、反向混改、二次混改等方面尚有提升空间[8]；非公经济方面，疫情下部分中小微企业难以及时获悉或理解浦东新区经济复苏政策，部分企业租户也缺乏与浦东新区所属管理部门的沟通桥梁。

二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尚有短板。近年来，浦东新区硬核产业规模总量逐步迈向万亿元能级，但是对标“窗口作用、示范意义”和“产业链供应鏈韧性和安全水平”等要求，产业链关键环节依然存在短板。高端产业自主性不够，关键环节依然对外依赖，logic、DRAM、NAND等集成电路关键材料、生物医药CXO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国产芯片产业链布局、航空航天关节轴承等关键部件等严重依赖进口等方面存在断链风险，急需形成浦东新区重点产业链可控图谱清单。国企标准引领不足，目前数字化等标准的制定工作大多由全国信标委等单位牵头完成，浦东新区国企虽有参与，但在制定行业规则、打造标准应用、标准数字化等方面尝试不足。

三是特色化乡村振兴尚需思考。在《关于做好2022年浦东新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的推动下，浦东新区“美丽家园”进展较快，但是对标“五大振兴”要求，浦东新区乡村振兴的市场化步伐尚待提速。浦东新区国企开展乡村振兴建设的内生动力不足，带头主体不明确、各方目标不统一、考核激励机制不清晰，致使开发主体难以形成合力。发展现代化农业农村资本要素短缺，参与方融资较难，社会资本影响力度不够。现代化乡村产业质量不高，尽管浦东新区乡村经济资源发展潜力较大，由于缺乏统筹和市场化运营，存在产业链路短、差异化不足问题，例如部分古镇同质化严重，以特色产业链延展经济附加值的布局需要提高。

四是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尚需着力。区内看，经过多年的聚力发展，陆家嘴、金桥等区域在浦东新区GDP的构成中越发重要，但是对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四个战略”要求，川沙、南汇等区域的经济发展增速较慢，开发类国企、非开发类企业在招商引资、产业深耕方面未形成错位协同、资源共享[9]。区外看，尽管浦东新区与长三角已形成“五市一区”CCC免办跨区域合作等机制创新，但浦东新区与兄弟区、长三角在招商引资方面依然处于竞争关系，区域间合作的力度广度深度不足，区域内劳动力、资金、技术、数据等要素流动受限。

五是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挑战。浦东新区2021年外贸总额超过2.3万亿元，今年以来，跨境电商进出口全市占比近40%，全球机构投资者集聚计划、全球营运商计划取得了良好效果。为抵御美国的“大国竞争时代”战略，同时“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浦东新区还需加速吸引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落户，加大浦东新区企业在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此外，由于跨境数据流通壁垒较高，浦东新区数字离岸贸易发展受限，浦东新区国资如何助力上海数据交易所复制从临港新片区“国际数据港”试点经验尚待研究[10]。

（二）立足高质量发展，彰显浦东新区韧性的发展路径

一是聚焦资源配置，加快市场化经济有效循环。加强浦东新区现代新型国企建设，围绕党的领导、公司定位、市场运作、示范引领与改革创新，加速城市开发类国企的碳中和转型和产业组织类国企的产业集团转型，分层分类引入非公资本，从资本、治理、技术、管理等方面实现浦东新区国企的现代化建设。增加浦东新区惠企政策透明度，引导浦东新区国企努力做好减税降费等政策的专场培训与宣讲沟通，探索建立浦东新区惠企政策精准服务平台，优化金融机构和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对接机制。

二是聚焦技术突破，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围绕自主可控能力建设，建立浦东新区在“3+6+6”产业体系和五大未来产业集群的产业链资源、产业动态、断链风险研判机制，绘制薄弱环节图谱清单与“一链一策”解决方案，并以浦东新区国企转型升级为契机提升国有经济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支撑力，以“张江研发+上海制造”重塑供应链布局回流格局。例如，针对美国先进计算和半导体新规在浦东新区加紧开展合规判断、工作调整、身份管理、税务协调、许可申请等流程5，分阶段加大对重点国企产品的产业链本土化率考核[11]，逐步探索合成生物、基因和细胞治疗等未来领域的国有资本容错机制，鼓励国企积极参与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