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焯芬

敦煌藏经洞于1900年被发现之后，受到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专家学者们开展了敦煌文献的研究，逐渐发展成“敦煌学”。早年参与敦煌文献研究的学者，包括了在香港的饶宗颐。20世纪50年代初，饶宗颐开始在香港大学任教。为了开展敦煌文献的研究，他托朋友在英国买到了英藏敦煌文献的一套缩微胶片（microfiche）。在深入研究及考证的基础上，他发表了一些论文，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重视，并获邀到巴黎去研究法藏敦煌文献。于是他利用每年的暑假到巴黎去，住在法籍学生汪德迈（Leon Vandermeersch）的家；白天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去细阅被伯希和（Paul Pelliot）带到法国的敦煌文献，晚上回到住处后，经常挑灯夜战，工作至深夜。他用楷书撰写的多份研究报告，至今仍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内。他亦不断找机会到其他国家，找寻和参阅流失海外的其他敦煌文献，并作深入研究。饶宗颐的敦煌研究成果十分丰硕，曾获国家文物局及甘肃省政府颁授“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

20世纪80年代中叶至本世纪初，饶宗颐曾兼任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的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推动敦煌学研究。有感于“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或国外）”这些话，他很希望能为推动敦煌研究、培养敦煌研究人才作点贡献。于是，他先后邀请了二十多位内地中青年学者（包括荣新江、郝春文等）到香港，进行研究和交流。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已出版，收录在两个系列的学术专著，包括《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11种）及《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系列》（8种）。他还鼓励我们成立了“香港敦煌之友”，支持敦煌石窟的保护、壁画的数字化和相关的研究工作。

让饶宗颐晚年感到特別安慰和开心的是，他看到我们国家的敦煌研究专才一代代地茁壮成长，繁花满园。敦煌研究蔚然成风，硕果累累。用饶老晚年的话说，我国敦煌研究呈现云蒸霞蔚的好现象，明显已居世界超前或领先的地位。国际间的敦煌研究合作，亦呈十分可喜的现象。

从这一角度看，《敦煌研究》这部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四十年，是促成、见证我国敦煌研究达至云蒸霞蔚局面的重要历史进程，值得我们由衷地喜悦和赞叹。衷心感谢敦煌研究院、各院校和研究单位学者们的默默耕耘和不懈努力；特别要感谢期刊编委会和编辑部同人的长期辛劳和奉献，把期刊办成国际顶尖的敦煌学刊，实在无量感恩！

202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