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梦

历史语言学利用语言的共时空间差异去研究时间上的演变，使语言研究摆脱了语文学阶段的文献束缚，创立了一套构拟原始共同语的分析程序，使语言学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地理语言学是历史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最早源于施密特（J.Schmidt，德国、奥地利语言学家）波浪说的语言扩散理论。德国人温克（Georg Wenker）是早期重要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学者之一，他试图通过绘制“同言线（同语线）”地图的方法，找出高地德语与低地德语之间的分界线，但由此第一次揭示了青年语法学派“语音规律无例外”论断的片面性。此后法国学者齐列龙（J.Gilliéron）的著名口号“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成为地理语言学最重要的理论主张，他于1902—1910年出版的13册《法国语言地图集》被后世视为地理语言学的范例。此后，欧美陆续出现了多部规模宏大的地图集，如《德国语言地图集》（1926—1956）、《意大利瑞士语言地图集》（1928—1940）等；此外，英国、丹麦、瑞士、捷克、美国、加拿大等都编写出了本国的方言地图集。

20世纪初，比利时神父贺登崧（W.A.Grootaers，1911—1999）开始利用西方地理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方言，但由于当时的中国缺乏其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地理语言学作为一种外来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究其原因，与中国的学术传统有关，也与汉语方言学的特点有关。

汉语方言自古以来差异巨大、纷繁复杂，古人对汉语方言差异很早就有了比较直观的认识，如《礼记·王制》中有“五方之民，言语不通”；《论语·述而》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吕氏春秋·知化》中“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能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等等。又如《颜氏家训·音辞篇》云：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

可见，中国传统观念中，既有共同语即“雅言”的标准，又对各地汉语方言如齐楚之别、齐吴之别、秦晋之别、周郑之别等有着较充分的认识。西汉扬雄《方言》一书是专门对汉语方言词汇进行研究的著作，此后有关《方言》的注疏等著作不断出现，成为古代“小学”的组成部分。南北朝开始，对方言的关注似乎从词汇转入音韵，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有“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隋代陆法言《切韵序》从正音的角度指出：“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中说：“方言差异，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重浊。”宋元以后，《广韵》等以正音为目的的韵书与口语日渐疏远，新的正音类韵书如《洪武正韵》等出现，同时有关方言的记录描写也层出不断，如李实的《蜀语》、岳元声的《方言据》等。从清代到民初，方言研究相当繁荣，有继续研究整理扬雄《方言》的，如戴震《方言疏证》，也有研究某一方言的，如胡文英《吴下方言考》，各省地方志中也有不少方言记载。因此，“方言”历来就具有深厚的传统“小学”基因。

汉语方言差异大、类型多，再加上丰富的历史文献和悠久的音韵学传统，历史上利用汉语方言差异来考究汉语古音发展的研究并不少见。因此汉语音韵研究与西方历史语言学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而明确地遵循历史语言学理论，最先利用历史语言学研究方法研究汉语的应该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1889—1978）。20世纪初，高本汉就利用汉语方言语音材料构拟古音，开辟了中国音韵学研究新局面，同时对汉语方言语音研究也有重要启发。赵元任先生从《切韵》音类出发，考察现代吴语不同方言的字音及其音类的分合关系，根据语音的最小对应之间的对立互补关系归并吴韵原始语，并在此基础上构拟原始音值。这种方法在基本原则上是遵循历史比较法的，不仅注意《切韵》音类的参照作用，也注意汉语方言语音中普遍存在的诸如文白异读等不同来源与层次，是历史比较法与汉语语音实际的有机结合，对汉语方言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成为汉语方言学确立的重要标志。

传统的中国语言学包含着明确的地理语言学理念，关注方言分类和分区。从1940年代开始，延续汉语方言研究传统的语言地图陆续出现，全国性的语言地图如《中国语言地图集》，对汉语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分类和分区；同时，很多方言调查报告中也包含了方言地图。

随着以语音描写为主的汉语方言学的迅速发展，各大方言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描写，这就为汉语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充分条件。同时，各种绘图软件的发展也为地理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传统的汉语方言学也需要拓展新的研究方法，以使研究向纵深发展。基于这样的背景，地理语言学才逐步引起学者的注意。石汝杰是较早注意这一观念和方法的学者之一，他将贺登崧的理论从日本介绍进来，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大力响应。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2008）将全国930个地点的汉语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特征展示在地图上，是第一部在统一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编写的、全面反映20世纪汉语方言基本面貌的原创性语言特征地图集。全书包括510幅方言特征分布地图，其中语音205幅、词汇203幅、语法102幅，全面、科学地描写和展示了汉语方言中重要语言现象的共时差异和地理分布状况。《汉语方言地图集》是西方地理语言学在中国本土化的一次有效尝试和大胆创新。在研究范式上继承沿用了传统方言的调查方法，先行对语音进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调查方言词汇、语法条目。在具体条目的选定上，根据地理语言学“慎重遴选少量语音、词汇及语言片段，到较多的地点进行调查”的要求，充分考虑《切韵》《广韵》反映的中古音音类在现代汉语各地方言的分合情况来设置语音条目。如在语音图中，分“音类图”“代表字图”，以此反映音类的古今演变；词汇图分“概念图”“词形图”等，以此反映不同概念的方言表现以及同一概念在不同方言中的说法；语法图中分“结构图”“语法词图”等，来反映语法结构、语法形式在方言中的不同。因此，《汉语方言地图集》在一定程度上既遵循了西方地理语言学的基本要求，又充分继承了汉语方言研究传统，是地理语言学在中国本土化的重要实践，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有力地推动了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是当代中国语言学的标志性成果。

项梦冰、曹晖编写的《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2005）是一部“带有教材性质的学术专著”。这本著作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汉语方言学、地理语言学进行了梳理，阐释了汉语地理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回顾了各个时期的汉语方言分区，并以“专题研究”的形式讨论了汉语的分区。2009年，日本学者岩田礼等编著的《汉语方言解释地图》出版，共收录了49个词汇条目的95幅地图，此后出版的《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又收录了46个条目的61幅地图。这两部著作以“解释”为主要目的，每个条目分“条目（或目的）”“词形的分类”“分布特征与解释”三个部分，与地图配合，相辅相成。在“绪论”部分，归纳了汉语方言的边界线和分布类型、汉语方言的传播及传播路线，并以汉语方言为例对地理语言学的一些概念进行了阐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日本特色（或者说西方特色）的‘中国化’样本”（曹志耘）；“是日本学者长期以来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的一项标志性成果，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汉语词汇地理语言学著作，具有方法上的示范意义”（项梦冰）。近年来，区域性方言地图绘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很多学者结合自然、人文等非语言因素对方言的分布与变化做了大量观察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汉语方言学从诞生那天起就受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深刻影响。结构主义在语言观上认为，通过对单一语言的深度挖掘，就可以了解人类语言的共性，语言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研究某一个語言内部的各种要素的排列组合，探索语言要素运行的规则，通过寻求这些规则的普遍意义而不断逼近语言学的终极目标。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基本理念，促使研究者们更加注重对单一语言“内省式”的研究：注重语言内部结构特征的分析，即使是进行不同语言的对比分析，也是为发掘被分析语言的结构及其特征服务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师、汉语方言学奠基人赵元任先生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是中国现代方言学研究的开端，此后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等一系列方言调查报告的出现，标志着汉语方言研究范式逐步成熟。《现代吴语的研究》利用五度标调法，把以往难以表达的汉语声调巧妙地表达出来，这应该是赵元任先生的一大贡献；该著不仅使用当时先进的记音手段—国际音标记音，更为关键的是，通过语音单位的组合关系和替换关系，找到方言语音系统的基本结构单位，这是典型的结构主义分析程序。可见，赵元任先生对现代吴语方言的研究，深刻地闪烁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理性思维光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新的语言学理论不断传入、对汉语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学者们的语言学研究视野的日渐开阔，中国传统语法特别是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下的汉语语言学一统天下的格局逐渐消解，语言研究日趋多元化，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陆续进入汉语语言研究视野。在此背景下，语言地理类型学将汉语方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结合起来，利用现代语言类型学理论来研究汉语方言。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2008）是较早运用语言类型学理论研究汉语的重要成果。此后在陆丙甫、陆致极、沈家煊等学者的推动下，运用该理论研究汉语方言的成果不断出现。

中国境内语言资源丰富，汉语有着数千年有记载的演变历史，汉语方言纷繁复杂，既是地理语言学研究不可多得的沃土，也为类型学的展开准备了充足的语言食粮。汉语北接阿尔泰语，南交南亚诸语，处于东亚大陆各语言连续体的中心地带，具有向周边语言过渡的特征，其中北方汉语向阿尔泰语的过渡特征明显。地理语言学要求遴选有限的项目在较多的方言（语言）中进行调查，语言类型学通过跨语言（方言）观察比较来获得对语言共性的认识—两者都关注语言现象的跨语言（方言）分布及其关系，这成为地理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交叉融合的基础。或者可以说，一方面，地理语言学“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主张“是一个口号、一个警句、一个格言，但不是一个科学的公式”（徐通锵），缺乏严格的逻辑推导和科学表达方式；另一方面，语言类型学更多地关注语言现象在不同语言（方言）的变异，缺少对语言现象在地理空间的连续性及其历史纵深的认识。而语言地理特征类型学兼具上述两者特点，既考虑语言现象在地理空间上的连续性分布，又充分利用蕴涵共性等表达语言现象相关性及其规律的研究方法，具有广阔的理论空间和研究价值，是汉语地理语言学重要的发展方向。

作者工作单位：晋中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