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昊， 韩增林， 乔国荣， 王 辉， 王宏业， 段 冶

（1.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2.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029；3.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黄河流域是我国东西部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民族文化的过渡区域，承担着生态安全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1］。黄河流域曾经长期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但在历史变迁下黄河流域逐渐衰落，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路径锁定和增长动力弱化等问题也日益严重。2021 年10 月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纲要》（简称《纲要》）中指出，推动黄河流域文旅融合发展，把文化旅游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2］。旅游业作为绿色健康环保型产业，对于解决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复杂问题，促进黄河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项战略的逐步实施必将引发流域内旅游要素流动，重塑流域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网络。旅游要素流动以城市为空间载体，其在不同城市旅游地间流动，是反映城市间相互作用和关联程度的重要体现［3］。重新准确认识和研究黄河流域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可以为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定位、空间布局和科学发展城市旅游业提供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

旅游经济联系是旅游要素流动的综合体现，可以表征旅游活动的空间属性和相互关系，是旅游活动在空间上的投影［4］。国外学者关于旅游目的地经济联系从供需两方面出发，在供应角度上，主要集中于环境治理协作网络［5］、旅游企业合作网络［6］和旅游营销网络［7］等，在需求角度上，旅游流与景点相关性［8］、旅游者出行属性异质性［9］和旅游品牌形象识别［10］成为研究重点，部分学者认为旅游经济发展对城市空间网络结构带来旅游溢出效应和辐射效应［11］。国内学者关于旅游经济联系的研究更侧重于从区域层面的地理空间视角展开，研究内容上，从静态单一时间截面向注重联系过程的动态分解过渡，铁路对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12］、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特征和驱动机制相关研究［13-14］成为研究热点，常见的研究方法侧重对引力模型进行指标修正的定量化表达，通过构建旅游经济联系矩阵，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GIS数理统计方法对网络节点结构解析，针对旅游经济联系影响因素的探测包括QAP 分析［15］、地理加权回归［16］和地理探测器［17］等；研究尺度上，少数学者提出应将学术视野从省域扩展到流域，打破行政区经济窠臼，从联系的角度研究城市旅游经济网络［18］，学者们通过多种数学方法对流域单元进行相关研究，其中关于黄河流域旅游的研究尚少，现有研究仅局限于流域景点景区［19］、旅游生态效率互动［20］、旅游经济空间分异［21］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22］等方面，鲜有关于黄河流域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变化的相关研究。现有研究表明黄河流域经济联系发展格局层次分异和两极化增强［23］，旅游经济联系在黄河流域单元空间分异规律如何呈现的研究还不足，旅游空间结构侧重地理网络，缺乏地理网络与社会网络结合的方法，对于黄河流域旅游空间结构识别不够精确。此外，现有研究多关注于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的发展模式探讨，从社会和自然因素角度运用地理探测器对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联系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还鲜有。基于此，本研究以黄河流域89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GIS 空间数理方法对2010—2019年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动态分析，并采用地理探测器系统分析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联系空间格局影响因子的变化规律。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在结合《纲要》中对黄河流域研究范围划定标准及部分学者研究结论，其中城市个数选取均参考其他研究［21-25］。依据黄河流域发展实际及数据获取连续性和科学性，最终选取山东省、河南省、山西省、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8 个省份89 个地市（州、盟）作为研究对象（图1），黄河流域城市群划分来源于《纲要》中对沿黄城市群的划分设定。综合考虑数据获取准确性和可对比性，以2010、2015 年和2019 年截面数据为代表年份进行分析，旅游收入、旅游接待人次和GDP 等数据来源于黄河流域各省区相应年份省区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城市间公路最短里程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中国高速公路及城乡公路网地图集》。

图1 黄河流域地市（州、盟）区位图Fig.1 Location map of cities(prefectures and leagues)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1.2 研究方法

1.2.1 修正引力模型修正引力模型已经在旅游研究领域获得广泛应用［26］，但是该模型没有考虑地区旅游经济联系的不对等和不准确性。通过在旅游经济联系模型基础上构建修正系数（k）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借鉴吴志才等［27］采用的旅游经济联系计算方法而提出的修正模型，任意两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Rij为城市i对城市j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kij为修正系数，表示城市i对城市j的旅游经济联系权重；Pi、Pj分别为城市i和j的旅游接待总人数；Vi、Vj分别为城市i和j的旅游接待总收入；Dij为城市i、j之间的距离，采用城市间最短公路里程来衡量；Cij为城市i对外旅游经济联系的总量；n为节点城市数量。

1.2.2 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强调从关系或结构视角把握研究对象及个体间关系，可对网络中行动者间关系实现量化研究［28］。借助Ucinet 6.0 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规范处理，对黄河流域89个城市的旅游经济网络结构进行定量分析，主要分析包括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和核心边缘结构。

（1）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主要用来衡量网络中各个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取值范围为0～1，其数值越大，表明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越紧密。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D为网络密度；m为实际关系数；n为理论上最大关系数。

（2）网络中心度

网络中心度主要用来表示某个节点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权重以及居于中心地位程度，本研究最终选取点度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2个指标进行分析。

点度中心度主要指某一节点在网络中的凝聚力程度，可以通过某一城市与其他城市连接数来反映该城市的中心地位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CRD(i)为城市i的相对点度中心度；CAD(i)为城市i的绝对点度中心度；前者可以展现网络中各点的情况，后者可以计算网络中与城市i相连的其他点的个数；n为与城市i有旅游经济联系的城市个数。

中间中心度主要用来表明某一城市作为中间者的关系次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CRB(i)为城市i的相对中间中心度；CAB(i)为绝对中间中心度；bjk(i)为城市i能控制城市j和城市k交往的能力；gjk为城市j和城市k之间存在的捷径数目；gjk(i)/gjk为城市i处于城市j和城市k间捷径上的概率。

（3）核心边缘结构

本研究通过测度不同城市节点在区域中的分布，来进一步识别核心区和边缘区及其内在关系，分析黄河流域城市间在区域中核心边缘的演化特征。

1.2.3 地理探测器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并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统计学方法［17］。本研究利用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识别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联系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因子探测通常采用q值来度量，计算公式为：

2 结果与分析

2.1 旅游经济联系分析

根据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对黄河流域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进行测算，将城市看作网络节点，网络节点间连接的线则用任意两城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量表示，借助ArcGIS 软件绘制各年黄河流域城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图（图2）。为更好可视化展示，以各年所有节点旅游经济联系度平均值为阈值，筛选保留高于平均值的有效连接分析旅游经济联系网络能力。由图2 可知，黄河流域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表现出如下特征：

（1）空间东西向网络化趋势显著。2010年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点轴空间形态显著，西安市-咸阳市、郑州市-开封市、郑州市-新乡市、太原市-晋中市和济南市-泰安市5组城市双向旅游经济联系密切，而其余城市间联系则较稀疏。2015 年以西安市、郑州市、济南市和太原市为核心的节点城市中心辐射作用增强，对中西部城市旅游联系得到强化。2019 年在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化的基础上，以兰州市-白银市和嘉峪关市-酒泉市为代表的城市旅游联系大幅提升，成为网络结构中联结中西部的突破点。这表明，黄河流域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化水平提升，中西部城市的边缘化地位减弱，旅游经济联系网络逐渐合理化。

（2）多核心结构特征显著。2010 年有4 组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超过100，由大到小依次为西安市-咸阳市（698.42）、太原市-晋中市（216.67）、郑州市-开封市（165.21）和郑州市-新乡市（108.39），其余城市间联系度普遍较低，不同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度极值差距悬殊，形成以西安市-咸阳市为核心的单核增长结构。2015 年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度显著提升，联系度超过100 的城市组达到22 个，除西安市-咸阳市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外，郑州市、太原市、济南市与各自周边城市旅游经济联系显著增强，“一超多强”的多核心结构取代单核增长结构，空间结构逐渐均衡化。2019 年城市旅游经济联系整体大幅提升，联系度超过100 的城市组高达69 个，在原有城市联系度骨架继续强化基础上，以西安市、郑州市、济南市、青岛市、太原市和兰州市为增长极，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多核心结构形成。

（3）区域分化、省际阻隔效应显著。2010 年在联系度排名靠前20组城市中，与西安市、太原市、郑州市、济南市和青岛市有关联的毗邻城市占比达70%，形成各省区独立发展的格局，省际阻隔效应显著。2015 年在原有城市联系度格局强化基础上，排名靠前20的城市组中仅运城市-三门峡市、晋城市-焦作市两组城市出现跨省际联系，区域分化格局未得到缓解。2019 年各省区和城市群内部旅游经济联系不断增强，但区域分化态势未得到逆转，西安市、太原市、郑州市、济南市和兰州市成为各省区的旅游中心，围绕旅游中心城市形成五大旅游圈［29］，这表明黄河流域旅游经济空间联系区域分化特征显著。

2.2 网络空间结构变化

本研究基于黄河流域各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和总量数据，构建3个年份的旅游经济联系矩阵，为准确反映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多数学者以反复实验、取平均数的方法选取切分值，进行二值化处理［25］。本研究考虑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分布特征，同时遵循保留有效信息性和可比性原则，选择3 个年份地区旅游经济联系量的平均数为

切分值，构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二值化矩阵，在此基础上借助网络密度、点度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等指标刻画旅游经济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运用Ucinet 6.0 软件Network/Centrality 功能计算相应年份点度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借助ArcGIS 软件中Spatial Analyst Tools/反距离权重法可视化效果展示，得到各年黄河流域城市点度中心度分布图（图3）与中间中心度分布图（图4）。

图3 黄河流域城市点度中心度空间分布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point degree centralit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图4 黄河流域城市中间中心度空间分布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intermediary centralit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2.2.1 网络密度分析2010—2019 年黄河流域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空间网络密度变化显著，网络结构趋于复杂化。其中，89 个城市间的理论联系通道应为7921 条，而实际联系通道由108 条增至1194 条，网络密度由0.014 上升至0.152。相关研究表明，网络密度低于0.5，经济空间联系为弱联系状态［30］，这表明黄河流域城市间旅游经济网络密度水平较低，网络结构还有待优化。

我们国家在工业电气方面出口增加，占我国外贸出口比重也不断上升，反映出我们国家产业和贸易方面的导向，沿着高新技术产品方向发展。我们在这些产业当中还是处于进口与出口交替的阶段，更多的产品处于中级产品阶段，我们国家关于高精尖技术产品的出口以及一些电器工业产品的优势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其产品代加工贸易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存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机械工业运输设备规模比较小，仍然有很多的潜力、发展动力存在。

2.2.2 点度中心度分析依据图3所示，2010年黄河流域城市点度中心度整体普遍较低且空间差异显著，高值区出现在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其中济南市、青岛市、郑州市和西安市等城市辐射带动效应仅限于周边区域，各城市群间阻隔作用明显；除上述高值区外，其他城市点度中心度值均较低，甚至为0，且主要分布在中西部，这表明各节点城市中心性较弱，旅游经济联系网络极其失衡。2015 年各城市间点度中心度值普遍提升，高值区较2010年变化表现在山东半岛城市群点度中心度值向济南为中心的地区集中，其余高值区阻隔效应减弱，各节点中心城市对周边区域辐射与带动能力提升，“高地连绵区”雏形显现；低值区点度中心度值显著上升，其中兰州市和西宁市升幅较明显，这表明旅游经济联系网络节点城市中心性增强，区域间有机联结、互动效应显著增强，两级分化趋势有所缓和。2019 年山东半岛城市群点度中心度值持续向济南为核心地区集中，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点度中心度值持续增长，三大高值区打破区域阻隔，实现有机联结，“高地连绵区”形成；兰州市及毗邻地区点度中心值升幅显著，最低值由3 上升至11，是西部地带孤立点；太原市、晋中市等城市点度中心值也显著提升。这表明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联系结构趋于优化并以组团块状趋势发展，两极分化得到大幅缓解，整体网络趋于均衡化。

3 个时间断面下，黄河流域点度中心度经历两极分化、阻隔较大的初级阶段，有机联结、互动增强的过渡阶段，趋于均衡、团块发展的巩固阶段，地理分布格局由2 个团块状“高地连绵区”和1 个小“高地”组成：山东半岛城市群连绵区范围逐渐西移；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范围逐渐扩大，共同构成盘踞流域中部的团块片区；小“高地”分布在流域西部地区，该地经济基础较差，受强中心旅游城市辐射与溢出效应少，是阻碍流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问题所在。

2.2.3 中间中心度分析依据图4所示，2010年黄河流域城市中间中心度高值区在山东半岛和关中平原城市群，西安市、郑州市、洛阳市、济南市和青岛市的中介作用突出且处于垄断地位，低值区出现在西北部地区。表明这些城市作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的重要通道，对其他城市控制力极强，旅游经济网络结构极度失衡。2015 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中间中心度值向济南市为中心地区集中；中原和关中平原城市群中间中心度值升幅显著，并与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共同组成新高值区，其中济宁市、洛阳市和焦作市等城市中间中心度涨幅显著；西部低值区中间中心度普遍提升，兰州市增幅显著。表明控制旅游经济联系网络通道逐渐转移，网络结构趋于均衡和优化。2019 年山东半岛与中原城市群组成中间中心度低值区，除济南市和郑州市外，其余城市的数值显著下降，原因在于地处东部的城市群，借助靠近海岸、海运交通便利优势，旅游外向联系较强，与中下游城市联系较少。关中平原城市群是高值区并呈现周边扩散态势，其中西安市中间中心度值高达1266，表明西安市在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占据更多的资源传递优势，是控制和影响其他城市的旅游集散中心，通过对比西安市点度中心度，可以发现西安市在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介和桥梁作用更突出，未来应强化西安市作为黄河流域旅游节点的中枢功能和地位，但也应考虑缺乏替代性城市而出现旅游经济联系瓶颈问题；西部低值区中兰州市、银川市和西宁市等省会城市中间中心度数值最高。表明控制旅游经济联系的重要通道逐渐西移，流域网络结构逐渐均衡化。

3 个时间断面下，黄河流域中间中心度两极化趋势有所缓和；对以郑州市、西安市等少数节点核心城市的依赖性较强，这些城市处于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的虹吸阶段，能有效促进流域资本、人力等生产要素集聚，带动流域周边城市联动式发展；2010—2019年旅游经济联系主要通道空间上呈现西移趋势，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梯度推移规律有关［31］。

2.2.4 核心-边缘结构分析为明晰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不同城市核心区与边缘区分布位置，选取核心-边缘模型进行分析（表1）。2010年核心区成员有13个节点城市，以青岛市和济南市为核心形成山东半岛组团、以郑州市为核心中游组团发展及西安市孤立点；2015年共计20个节点城市是核心区成员，增幅为53.8%，山西省有4 个城市新增核心区并呈现组团趋势，河南省的开封市、平顶山市和安阳市是新增核心区，晋南与豫北接壤处增幅明显；2019 年核心区成员数量增至26 个且增幅为30.0%，渭南市、临汾市和三门峡市等晋陕豫交界处新增核心区数量最多。总体来看，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联系“核心-边缘”结构逐渐形成，呈现核心区扩大和边缘区收缩趋势。核心区由传统旅游经济发达区向周边城市扩散，由山东半岛城市群向关中平原城市群蔓延并形成组团发展趋势，表明城市间旅游经济差异实现自我调节，网络结构趋于优化。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属于绝对核心区，流域西部城市属于绝对边缘区。

表1 黄河流域城市旅游经济联系核心-边缘结构Tab.1 Core-peripheral structure of the tourism economy of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2.3 影响因子分析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联系变化是多种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本研究借鉴相关研究结论［32-33］，结合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联系空间格局结论及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实际情况，从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因素建立指标进行分析。在社会经济因素上，最终选取6 个指标用以表征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对外开发水平、旅游服务水平、交通发展水平和旅游资源禀赋。GDP（X1）为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X2）为产业结构水平；进出口总额（X3）为对外开放水平；星级饭店数量（X4）为旅游服务水平；地区公路密度（X5）为交通发展水平；地区拥有世界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4A级以上景区分别赋值为4、2、1，计算综合权重值（X6）为旅游资源禀赋［34］。在自然因素上，选取各地级市的平均海拔高度（X7）、年均降水量（X8）、年均气温（X9）表征自然条件，选取年均PM2.5浓度（X10）表征环境质量。选择旅游经济联系总量为被解释变量，以2010、2015 年和2019 年为时间节点，利用地理探测器对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化影响因素分析。

2.3.1 主要影响因子分析由表2 可知，2010 年旅游经济联系演变的影响因子按从大到小的排序为q(X2)、q(X6)、q(X4)、q(X10)、q(X5)、q(X7)、q(X1)、q(X9)、q(X8)、q(X3)。其中，q(X2)、q(X6)和q(X4)是主要影响因子，q(X3)的解释力最弱。2015年则为q(X6)、q(X2)、q(X4)、q(X10)、q(X1)、q(X7)、q(X9)、q(X5)、q(X3)、q(X8)。其中主要影响因子排序与2010 年一致，除q(X6)解释力明显上升外，其余指标解释力度逐渐减弱，q(X3)解释力依旧较低。2019 年变化为q(X10)、q(X6)、q(X2)、q(X3)、q(X8)、q(X1)、q(X7)、q(X4)、q(X9)、q(X5)。其中主要影响因子较前2 个时期发生变化，q(X10)和q(X3)的解释力在这一时期有所上升。由此识别出影响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联系的关键因子为q(X6)、q(X2)、q(X4)、q(X10)和q(X3)等。

表2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联系影响因子探测结果Tab.2 Detect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urism economic linkag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具体来说，（1）旅游资源禀赋对旅游经济联系的影响最显著，近年来黄河流域持续的生态环境治理，推动流域生态功能有效恢复，并不断强化生态系统服务和旅游资源禀赋的发展潜力。不过在研究期间其作用系数值呈先增后减趋势，这说明黄河流域旅游资源禀赋还具备提升潜力空间。（2）产业结构水平对旅游经济联系驱动作用显著，2019 年作用系数较前2 个时期呈减弱趋势，可能缘于在我国现阶段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压力下，产业结构出现短暂性调整的结果，这说明黄河流域目前旅游产业结构亟需优化。（3）旅游服务水平对旅游经济联系的驱动作用显著，2019 年旅游服务水平作用系数较前2 个时期趋于减弱，说明黄河流域应加强星级饭店等旅游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提升接待游客的能力和水平，从而助力旅游经济联系提升。（4）环境质量对旅游经济联系具有显著影响，2019 年作用系数较前2 个时期有先减后增趋势，说明黄河流域的环境质量仍需进一步提升，通过减少PM2.5等污染物排放来净化空气质量，营造优质的旅游出行环境，促进旅游经济联系的良性发展。（5）对外开放水平对旅游经济联系的影响作用显著，2019 年作用系数比上个时期提升较为明显，可能缘于近年来中上游省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通道的建设发展，以及西安市和郑州市等中欧班列枢纽城市建设等因素的结果。

2.3.2 交互因子探测分析对各影响因子间两两交互进行探测分析，筛选出交互作用排序在前5 位的影响因子（表3），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表明：各影响因子之间均存在增强的协同作用，未有单独起作用的因子，说明影响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可更好解释旅游经济联系发展变化。具体来讲，2010 年排序前5 位主 导 因 子 为：X3∩X7、X2∩X10、X2∩X9、X2∩X7、X6∩X10；2015 年 则 为：X10∩X4、X10∩X6、X10∩X3、X2∩X4、X4∩X6；2019 年变化为X6∩X7、X2∩X8、X2∩X6、X2∩X10、X10∩X6。可以看出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联系除与主要影响因子联系密切外，还与经济发展水平、平均海拔高度和年均气温等因素有关，这些因子的综合交互作用共同促进旅游经济联系提升。例如，处于黄河流域下游的山东省和河南省等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地形地势平坦、气温适宜具备旅游经济发展的天然优势，有效促进了旅游资本和人口要素集聚，各因子间交互作用较强，因此旅游经济联系量较高。然而处于黄河流域上游的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等地区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加之地形地势以高原为主，气温较为寒冷，对于旅游资本和人口流入具有制约性，各因子间交互作用较微弱，因此旅游经济联系量较低。

表3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联系影响因子交互探测结果Tab.3 Interaction detection results of factors of influencing tourism economic linkag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黄河流域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随时间推移逐渐得到强化。旅游经济联系逐渐向东西向网络化发展；形成以西安市、郑州市、济南市、青岛市、太原市和兰州市为增长极，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多核心结构，但各城市间区域分化效应显著。

（2）黄河流域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演化经历两极分化、阻隔较大的初级阶段，有机联结、互动增强的过渡阶段，趋于均衡、团块发展的巩固阶段；控制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通道逐渐西移，空间联系结构逐渐均衡；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属于绝对核心区，流域西部属于绝对边缘区。

（3）产业结构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和环境质量是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联系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影响因子间存在增强的协同作用能更好解释旅游经济联系变化，说明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联系变化的复杂性特征。

3.2 建议

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论，为促进黄河流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属于各自为政的行政区经济［35］，旅游经济联系区域分化和省区阻隔效应显著，要以“全流域一盘棋”视角出发，积极破除行政壁垒窠臼，发挥西安市、郑州市、济南市、太原市和兰州市在各城市群旅游引擎与辐射带动作用，借助各城市群城际交通网络，实现轴带贯通，构建协同一体化旅游发展新格局。

（2）黄河流域西部城市始终处于边缘区，要充分利用西部生态旅游资源的比较优势，发挥旅游资源禀赋的导向作用，增强西部地区旅游吸引力，同时发挥核心地区在旅游集散作用下宣传引导力，加速旅游流向西部地区扩散，实现黄河流域旅游经济网络结构均衡发展。

（3）充分发挥旅游资源禀赋等因素对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联系促进作用，鉴于交通发展水平对旅游经济联系驱动作用较弱的现状，要加快各级交通网络构建，尤其是边缘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健全黄河流域城市间交通旅游联动发展系统，借助旅游资源优势倒逼旅游交通设施提升，实现区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