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健 ，王 丽

（1.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2.宁夏润豪农牧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宁夏 石嘴山 75340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建设农业强国最主要的是需要乡村人才作支撑，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受自身因素的限制往往对乡村振兴的参与度不高。自21 世纪初，我国实施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以来，虽然成绩显著但新型职业农民数量依然较少，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解决乡村振兴人才瓶颈的有效途径，需要继续推动其发展。农业部门将新型职业农民定义为长期以农业为职业，懂得相关农业技术，善于农业生产经营且经营效益良好的现代农业从业者。他们从过去种地的“老把式”向“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高素质农民转变，代表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未来。随着现代农业的不断发展，农业作业日益细化，逐渐形成了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三种新型职业农民。结合已有文献，本文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是拥有先进的生产理念，掌握一定的生产经营技能，有能力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合法的手段进行农业管理并取得稳定收益的农村居民。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开展农村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提高培训实效，大力发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2]。充分说明只有实现乡村人才振兴才能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才能更有助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因此，要适应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培育出满足乡村振兴人才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是未来需要探索的方向。

1 平罗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具体实践

平罗县是宁夏北部的一个农业县，包括城关镇在内的13 个乡镇，有汉、回、满、蒙等18 个民族，总人口31.6 万人（七普常住人口274 206 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约占38%。2021 年末，全县常住人口中城镇居住人口为16.7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0.73%；乡村居住人口为10.8 万人。近年来，平罗县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的重要途径，运用政府职能整合多方资源，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培养出了3 000 多名高素质农民。平罗县多策并举开展新型农民“双培”活动，将青年职业农民培养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法人，再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法人培养成党员和致富带头人，其培育工作经验如下。

1.1 立足产业，分类培训

以涉农经营主体带头人和农业经营骨干为重点，依托“优质粮食”“草畜产业”“制种产业”“瓜菜产业”“生态水产产业”五大主导产业，开展行业分类培训，不同对象的培训形式不同，分类别、分行业、分层次培训，有针对性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积极打造“一村一校、一园一校、一社一校、一企一校”，完善“理论+实践”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体系，依托宁夏理工学院资源，积极提供便利条件，将培训贯穿全产业链，大力发展农民田间学校、送教下乡、上门服务、实地指导等多种培养形式，使培训取得实效，增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阵地的培育能力。截至2023 年，石嘴山市（含平罗县）累计培养职业农民4 293 人，约占全市农村常住人口的2.6%。

1.2 加大政策力度，做好统筹协调工作

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支持力度，出台相关培训政策，细化培训内容，制定培训办法，明确认定程序，落实培训任务等不断夯实培训基础。将经营主体、农户进行合理的利益捆绑，使之相互配合、共同发展，引导建设现代农业产业联合体，持续推进培育工作。2018 年，平罗县制定了《平罗县2018 年新型农民培育实施方案》，进一步加强了对乡镇党委政府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项目的考核奖励，凸显了各级党委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过程中的引领作用，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了立法保障。

1.3 发挥骨干示范作用，强化农民职称评审工作

各种高素质农民活跃在不同的行业和领域，他们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经验丰富，“点子”也多。平罗县为了运筹好这些合作资源，促进农业合作化，使新型农民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潜能，在农业新技术学习、生产经营经验分享、农村劳动力就业安置、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积极开展“双培”活动。石嘴山市（含平罗县）率先在宁夏全区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审，进一步完善农民职称评审工作流程和评审规范，将掌握高超种植本领的老农户也纳入参评范围，将符合评审条件的农民应评尽评，强化农民职称评审工作，激励新型职业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2 平罗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困境

自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以来，全国已培育出2 000 多万名新型职业农民。截至2022 年，宁夏累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3.7 万多人，其中，平罗县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近3 000 人，宁夏新型职业农民总数约占全国的0.69%，平罗县新型职业农民总数约占宁夏的2.19%。在宁夏不断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同时，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本文总结了平罗县目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困境，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2.1 农民主体方面：“圈层结构”阻碍了职业农民全面发展

目前，许多地方政府会将一些早期培育的、已形成规模的、发展良好的新型职业农民进行重点培育，这部分群体会借助倾斜式政策迅速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中的精英群体。相比于普通农民，精英农民的发展优势较强，实施者在信贷和扶持政策方面表现出倾斜式偏好。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地方政府和职业农民中的精英群体会在社会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隐性的利益共同体，使得精英群体比普通职业农民在获取利好政策和资源的时候具有“优先权”。这就使得职业农民的发展缺乏平等的条件，不能形成良好的发展环境，最终导致好的政策与资源被“隐形”内定，普通新型职业农民因标准达不到而发展迟缓，最终形成该群体内部之间的“圈层结构”。另外，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偏好，“政绩工程”“精英工程”频繁输出，使得农民不能享受到普惠性政策。

2.2 培育主体方面：“利益博弈”削减了职业农民支持力度

一般来说，农业产业是当地的主导产业，对经济贡献大，该地区的地方政府对于涉农政策的贯彻执行力度就可能更高[3]。地方政府官员基于“政治晋升”的利益诉求，往往偏好于一些“短平快”的项目，这将偏离中央政策文件精神，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也剥夺了农民享受政策的权利，使得整个地区产业结构失衡，无法为人民创造更多福利。一些农村地区的居民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可度不高，对于现代农业发展趋势认识不到位，加上基层村组织有选择性地贯彻落实涉农政策，这些都可能变相地抑制农业农村发展，不仅使涉农专项资金无法发挥作用，而且也无法实现乡村人才振兴。资金不足就会导致项目进程缓慢，不仅造成了农民创业困难，还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创业的积极性[4]。可见，处理好地方政府与职业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助于职业农民的培育，也有助于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持。

2.3 职称评审方面：“隐性门槛”抑制了职业农民发挥作用

职业农民培训过程中，应真正将有文化、爱农业、善经营的“土专家”遴选出来，让他们起到带动作用和带头作用。虽然学历不是高素质农民职称评审的“门槛”，但拥有职称的农民理论水平还不够高，受自身因素限制，其在学习新技术、应用新技术方面不能起到带动作用。除此之外，一些农业类院校的毕业生也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对象，他们不仅专业而且更加了解农业，但目前仍缺乏这类人才的一个完整进阶机制。在乡村，这些青年人才得不到优厚的人才服务政策保障，以致于他们往往被城市的待遇条件吸引。相比之下，乡村更缺乏吸引力，这类人才的福利政策待遇还处于空白阶段，进而导致了大量人才的流失，抑制了职业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3 平罗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策

3.1 农民主体方面：增强普通职业农民培训力度

为了有效打破“圈层结构”，全面推广职业农民培训，处理好职业农民群体、地方政府和培训机构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本着应训尽训的原则，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通过前期调研，根据实际情况，利用抖音、视频号等自媒体平台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育宣传与引导，让农民群体认识到向高素质农民转变的重要性。例如，路新华[5]提出应营造适应职业农民发展的氛围，深化全社会对职业农民的正确认识，形成一种全社会重视职业农民发展的良好环境，扭转轻视农村职业教育的情况，提高对职业农民的认可度。

二是在培训职业农民之前，政府应充分开展相关前期调查，统筹规划好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依据实际情况，做到应知尽知、应训尽训，以此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针对性和政策享受的普遍性，因地制宜地提供符合当地发展要求的扶持政策[5]。如王焕平[6]提出职业农民培育应本着“缺什么教什么”的原则，切实提升培训内容质量，不仅要建立师资库，还应选择优质教材，建立实训基地，丰富线上、线下的学习内容。

三是建立职业农民数据库。为实现精准培训，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精选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综合素质俱佳的新型经营主体和脱贫致富带头人，建立培育对象数据库并做好后期管理，合理且针对性地为新型职业农民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信息指导。如王玉峰等[7]认为，建立科学的培育机制，注重发展线上远程教育培训，对培育对象实行差异化分类培训等都将提升培训效果。

3.2 培育主体方面：健全职业农民政策支持体系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开展不仅要靠农民自身的积极性，还需要完整的职业农民政策支持体系。

一是要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结合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做好农民职业教育的经费保障工作，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振兴以及职业农民的培育中来。如陶军明等[8]认为要加强农业类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培训主体的基础设施和师资等软硬件能力建设，不断完善职业农民培训体系，最大程度提升职业农民培育质量。

二是要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扶持政策，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明确主体责任，细化培养方式和培训内容，严格监管培训部门，实行量化考核，针对性地激励不同类别的新型职业农民。如王玉峰等[7]、索柏民等[9]认为，应重新建立新型职业农民综合管理部门或成立专门的工作委员会，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提高工作效率，避免资源浪费，使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作得以高效进行。

三要完善职业农民教育法律，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提供法律支撑。建立双向反馈机制，对中央政府年度涉农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核，细化考核标准，完善考核机制，对违规使用涉农专项资金的部门和人员进行处罚。此外，参加培训的农民还可以投诉违规情况，以此严格规范职业农民培训流程。

四是完善农民考核体系，对职业农民进行标准化培养，用更多的支持性政策激励新型职业农民创业，精准完善职业农民相关考核体系，不断提升职业农民的水平。

3.3 职称评审方面：提升农民职称评价体系“含金量”

农民职称既是对职业农民的认可，也将有效调动职业农民的积极性。增强农民职称评定的“含金量”，既符合职业农民的既得利益，又为高素质人才发挥引领作用提供了保障。应以“真金白银”有效提升农民职称评价体系的“含金量”。

一是要针对农民生产经营的不足之处进行再培训和再教育，使农民将“三农”政策、涉农法律法规真正学懂弄通并用于实践。

二是要给予高技能人才实用性产业支持。农民职称评审后，应建立健全的培养体系，与种粮大户、养殖大户等精准对接，了解他们的产业发展规划、就业需求等并积极对接服务。例如，王柱国等[10]希望通过完善专项资金的政策保障和主体协调来加大扶持力度，以“吹糠见米”的力度消除新型职业农民栽培的后顾之忧。

三是在职称评审和奖励方面更有仪式感。在颁发证书时可以多一些仪式感，比如，在这些人才经营服务的村镇举办职称聘任和证书颁发会，有助于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归属感和示范引领作用。

四是健全完善的新型职业农民进阶体系，对于在农村服务有一定年限且学历经验俱佳的人才，应打通其上升通道，提供相应的转岗条件和福利保障待遇。还应不断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体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新型职业农民的示范带头作用[5]。

4 结语

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力军，新型职业农民不同于传统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提升了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还将有力推动乡村振兴。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应坚持从新型职业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对接乡村振兴。平罗县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成效显著，立足当地农业发展优势特征，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在生产经营、专业技能等领域培育了一批优秀的职业农民，如曹志刚、蒋洪波等。但还应积极将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要素引入农业，使新型职业农民掌握农业新技术，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引领现代农业的能力，让他们真正成为乡村产业兴旺的实践者、创造者，让农业再次成为新型经营主体手里的“香饽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