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欣 王芳［绍兴文理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作为一部俄罗斯式的新长篇小说，《罪与罚》是陀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与思考，是其奠定世界性声誉之作，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梦境心理、宗教思想等都备受历代研究者的关注。而在《罪与罚》中“帽子”这一意象贯穿全文，共出现34次，功能类似于帽子的“头巾”共出现4次，构成了一个潜在的线索，但此前的研究，对此没有涉及，故此，本文从人物经济状况、阶级地位、风俗礼仪、性别等方面来探析“帽子”意象所包含的思想主题和文化意蕴。

一、帽子和人物经济状况

《罪与罚》中记述了各式各样的帽子，有男式帽、女式帽，男式帽有呢帽、制帽、高筒圆帽等，而女式帽除了装饰风格上更加多样，还有一种功能类似于帽子的“头巾”，如索尼娅的绿呢头巾。这些帽子在人们当时的生活中十分常见，也伴随着相应的礼仪文化。小说多次出现人物“脱下制帽”“摘下头巾”的入室动作以及“拿起制帽”“包上头巾”起身离开的动作，此外，小说还记载卡捷琳娜请看客人群中戴帽子的人“滚出去”的情节，由此可以了解到俄罗斯的入室脱帽、出室戴帽、面对死者脱帽等礼仪。帽子存在的约定俗成和客观需要性，使得当时人人都需要有帽子，而帽子的质地、崭新程度进一步反映了人们不同的经济状况。

七等文官彼得·彼得罗维奇·卢仁的帽子是一顶考究、崭新的圆呢帽，九等文官马尔梅拉多夫的是一顶红绒线帽，警察分局副局长的是一顶“缀有帽徽的制帽”，警察分局侦查科长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的是一顶制帽。相比于有职务在身的男性人物，辍学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和托尔斯佳科夫的帽子则要显得寒酸得多，小说描述主人公的高筒圆帽为“十分破旧，颜色都褪尽了，到处都是破洞和污迹，没有宽帽檐，帽筒歪到了一边，上面折出一个怪难看的角来”①。而托尔斯佳科夫的帽子，甚至被拉祖米欣形容为“鸟窝”。

女式帽同样差异显著。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帮助卡捷琳娜准备丧后酬客宴时戴的是“饰有黑色新纱带的包发帽”②，而卡捷琳娜流落街头时戴的是一顶揉得不成样子的破草帽。

通过对小说中有关帽子价格的分析，可知帽子还是可以满足普通大众需求的，拉祖米欣在费佳耶夫散铺子用八十戈比买了一顶旧制帽。“八十戈比”的价值，如果用换算的话，是一卢布的百分之八十，对照小说中的时代，三十戈比可以买半俄升酒，翻译一章《女人不是人》可以获得三卢布，也就是三百戈比，假设拉斯科利尼科夫愿意去翻译的话，买帽子的钱完全是手到擒来的，假设拉斯科利尼科夫最初没有给警察和马尔梅拉多夫七十戈比，那么加上他当时自己还有的三十戈比，买下一顶制帽也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拉斯科利尼科夫、托尔斯佳科夫、卡捷琳娜最终以破败而寒酸的帽子呈现，且与官僚等市民的帽子大相径庭，既反映了他们经济状况差距之大，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也反映了同样是平民，内部经济差异也相当大。陀氏于细节处着笔，借帽子的风格、崭新程度，丰富读者对人物经济地位的认知，进而揭露现实社会贫富差距大的普遍矛盾。

二、男帽与社会等级、权力关系

“在西方，女帽和男帽出现的时间几乎相同……女帽一直扮演着女性服饰的重要角色，而男帽主要是男士们身份地位的象征标识。”③在小说中，陀氏借拉祖米欣之口道出了帽子的功能——“是服装中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就好比是一封介绍信”④，西方男帽在意义上近似于中国的“帽”“冠”“冕”，“冠”：戴帽子。比喻做官的人。⑤此外，一些有关“帽”的成语中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如“峨冠博带：高高的帽子和宽大的衣带，古时士大夫的装束”⑥，也就是高帽阔衣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同样，小说中拉斯科利尼科夫已经戴得十分破旧的高筒圆帽也可以暗示他对某种身份的追求。

是啊，帽子太容易让人记住了……我这身破烂儿一定得配一顶制帽，哪怕是一顶煎饼式的旧帽子也行……谁也不戴这样的帽子，一俄里以外就会让人注意到，就会记住的。

由此可见高圆筒帽在当时的街上十分罕见，而联系拉斯科利尼科夫所在的街区——居民主要为车间干活的工人和手工业工匠，便可推测高帽在底层平民中十分罕见，即它是较高身份的饰戴物；联系历史，1803 年沙皇俄国胸甲骑兵换新月状的两角帽为鸡冠形高帽子，轻骑兵换毛皮高帽为高顶硬军帽；且对应拉斯科利尼科夫自我定义“未来的百万富翁”⑦，可知高帽象征着较高的身份地位。此外，彼得·彼特罗维奇的圆呢帽亦可证明帽子是人物身份地位的象征。里夏德·范迪尔门曾说:“各个等级的样式各具个性，既引人注目又显露体型。特别是帽子。就是说社会的上层要和社会的下层有所区别。他们想要说明自己的社会地位。”彼得·彼特罗维奇来见未婚妻时特意买了崭新的圆呢帽，并在她面前过分小心地拿着，一方面为彼得·彼特罗维奇试图引起杜尼娅对帽子的关注，另一方面体现了他“摆派头”的虚荣心，借帽子来炫耀自己地位高于未婚妻。

三、帽子、头巾和女性问题

《罪与罚》中有关女性与帽饰的记述主要分为下列三个现象：女性包头巾、女性戴帽子、女性未包头巾。而女性未包头巾的现象又分为两种原因：第一，入室摘头巾（礼俗所允许）；第二，特殊职业造成。因此，通过对照相关历史，以下着重从妇女、妓女在帽饰佩戴的角度上进行分析。

小说中比较具有普遍性的是妇女戴帽子或头巾的现象，如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在丧礼上佩戴的系黑色新纱带的包发帽，商人太太的头巾，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流浪街头时的破草帽。通过查阅俄国头巾的相关历史文献，可知在988 年前，就已经有了佩戴头巾的习俗，因为当时的罗斯人认为人体是自然的一部分，披散的长直发具有灵性，故此，要重视对自己身体的保护，他们要求已婚的妇女将头发包起来。相比与未婚的姑娘只要将头发编成辫子，已婚的妇女则要求在出门时要佩戴帽子和头巾，因为他们认为女性的头发在婚后只能被丈夫欣赏。

而在帽子方面同样有明显特点的是妓女群体，她们的帽子上都插着较为鲜亮的羽毛，如索尼娅的“插着根鲜艳的火红色羽毛、滑稽可笑的圆草帽”⑧，在人行道上伴奏的姑娘的插着火红色羽毛的草帽，卖唱女孩的“蒂罗尔式的帽子”⑨。蒂罗尔式帽子即筒高沿宽，且帽檐上装饰有彩色翎羽的帽子。该群体都是被迫卖艺或卖身，头顶鲜艳的火红色羽毛向周围人直白地展示了她们的特殊身份，但是为获得生活来源，她们不得不屈辱自己，成为一件赚钱的“商品”在他者间穿行。

小说中女性人物在戴帽子和头巾上的特点反映了当时社会女性地位低下，处于附属地位，没有话语权，有商品化的特点，而陀氏在小说的其他细节中也对该现象有了进一步的揭示：

她会清醒过来，痛哭一场，以后母亲会知道……先把她打一顿，后来又拿鞭子抽她，痛苦，羞辱，说不定会把她赶出去……即使不把她赶出去，那些达里娅·弗兰佐芙娜之类的人也会有所风闻，于是我们这个小姑娘就要东奔西走……以后不久就会进医院（那些住在十分清白的母亲家里，瞒着她们背地里悄悄干不正当勾当的姑娘总是这样），那么以后呢……以后又进医院……喝酒……小酒馆……又是医院……两三年后就成了残废，从出生以来，她总共只活了十九年，或者十七年……难道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姑娘吗？她们是怎么沦落到这步田地的？可是，瞧，她们都沦落到了这步田地……呸！管她们呢！据说，就应该如此。据说，每年都应该有这么百分之几去……去某个地方……去见鬼，想必是为了让其余的人保持纯洁，不受妨害。⑩

陀氏借着拉斯科利尼科夫之口不仅指出了当时社会女性被玷污并且自甘堕落的现象十分普遍，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混乱，人们兽性十足、落井下石、自私自利的丑恶面貌。此外，陀氏通过一系列女性人物的悲惨经历，如杜尼娅最初的甘愿以自己为牺牲，为哥哥换来前程的想法；普莉赫里娅·拉斯科利尼科娃心中所想“罗佳，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全部希望”以及最终因过度担忧儿子而死；阿廖娜·伊凡诺夫娜以金钱弥补内心的不平衡，以狠戾、刻薄对待他人，独守一隅，小心翼翼地存活于世，将笔锋指向了社会的更深处——男权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男性“占领”了军队服役、文官等职位，而女性地位低下，只能以附属品的形式存在于男性周围，虽然这时逐渐出现了“新思想”“新女性”，但是由于宗教和封建思想的长期熏陶，女性仍然处于被压制地位，被无形的“他者”束缚。

四、结语

《罪与罚》作为典型的俄罗斯文学，包含着陀氏对当时国内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帽子”意象贯穿全文，细微处亦能透视现实社会。通过对帽子一系列新旧、质地、风格和种类的刻画，陀氏将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人民的经济状况、社会阶级、社会矛盾等摆在读者面前。然而，通过对小说中“帽子”意象的整理以及对其意义的研究探讨，可以发现“帽子”这个意象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上述的几个方面，其实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揭露俄国社会普通民众在农奴制改革后的生活状况以及命运趋向。

①②④⑦⑧⑨⑩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朱海观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1页，第470页，第138页，第48页，第200页，第514页，第55页。（本文所引文本均出自这个版本，为了行文简洁，后文所引文本只随文注出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③ 张强伟：《帽子文化研究综述》，《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9—21页。

⑤ 王力、岑麒祥、林焘等：《古汉语常用字典》，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40页。

⑥ 吕叔湘、单耀海、韩敬体等：《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