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饭塚容 中央大学 孙若圣 上海大学

一、东京都立大学系谱中的饭塚容

孙若圣（下文简称“孙”）：饭塚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与介绍，2011年荣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目前可谓中国国内最具知名度的日本籍中国文学研究家之一，包括人民网在内的诸多重要媒体及学者已经对您进行过专访。我的研究方向是战后日本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体系构建，因此本次采访会较为关注饭塚教授的师承传统，学习经历，以及与其他学者间的交往等学科史上的内容。

饭塚容（下文简称“饭塚”）：孙老师好，我事先已经收到你的问题清单了，我们就从我就读东京都立大学（以下简称“都立大”）开始讲起。大约是50 年前的事情了，记忆中难免有暧昧不清之处。很多人都问我走上中国文学的道路是否受到家父1饭塚容的父亲为饭塚朗（Iizuka Akira 1907-1989），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家，历任北海道大学教授、关西大学教授。饭塚朗是竹内好创办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成员，译著有谢冰心《繁星》、巴金《家》、老舍《骆驼祥子》、曲波《林海雪原》、瞿佑《剪灯新话》和曹雪芹《红楼梦》等。的影响。影响固然是有的，但却并非直接影响，而是间接影响。家父从未劝说我去都立大或去中文系，一切的决定都是我自己做出的。所谓间接影响，是指家里藏有许多文学类的书籍。我生于20 世纪50 年代，成长于20 世纪60、70 年代，那时候的日本处于全民读书的时代，孩子们有从小阅读文学的习惯，这和当下年轻人“不读纸质书”的倾向大相径庭。当时日本的一些出版社如集英社、筑摩书房、新潮社等顺应这种全民读书的热潮，每隔10年或20年就推出世界文学选集，我家里就有多套这样的选集。我在成长过程中大量阅读了各国文学经典，因此报考大学时立志进入文学部。

不过，当时我还在犹豫具体学习哪个语种的文学。我同时被早稻田大学和东京都立大学录取。两所大学的文学部都设有多个语种的文学专业，教学资源充沛，名师云集，且两个学校都在一年级实行博雅教育，二年级时才确定专业，因此可以有一年时间思考专业选择，这对我而言很有吸引力。最后选择都立大有部分学费方面的考虑。现在日本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间的学费差距大约在一倍以内，但70年代时两者相差悬殊，特别是都立大学费非常便宜2笔者查阅早稻田大学与东京都立大学招生简章，20世纪70年代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的初期学费（即入学一次性缴纳费用及第一学期学费）约为18万日元，都立大约为2万5千日元。，这就是我选择都立大的理由之一。都立大人文学部每年招生人数在80人左右，大一分为两个班级。

进入都立大后我最初没有想选择中文，因为对于一个18 岁的少年而言，其实并不想和父亲做一样的事情，因此我在开学选择第二外语的时候选了德语。我的设想是大二进入日语文学、德语文学、英语文学这三个专业中的一个，这三个专业我都很喜欢。现在日本的大学，包括我工作的中央大学中选择中文作为第二外语的学生占绝大多数。但在我读书的时代中文远不如德语或法语受欢迎。日本在创设近代大学及旧制高中时广泛受到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的影响，因此之前高等院校里有修习德语的传统，当然现在选择德语的人非常少了。

我与中文结缘是在大一上半学期六月份的时候3日本多数大学的第一学期开始于每年四月份。，我受同学邀请前往中国文学研究科游玩。当时都立大人文学部包含了许多专业，除了各语种文学外还有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二年级细分专业的时候选择心理学和社会学是主流，选择中文的大概每年只有1 至2 位同学，带我去的就是想选中文专业的同学。在中文系研究室里松井博光（Matsui Hiromi）4松井博光（1930—2012），竹内好开山弟子（硕士），历任东京都立大学教授等职务，茅盾研究专家。著作有《黎明的文学 中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等。译有鲁迅、茅盾、谢冰心、许广平、梁斌、茹志鹃、周而复、陆文夫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多部。老师和另一位语言学方向的老师接待了我们，然后老师们知道我是饭塚朗的儿子，就希望我能进入中文系。那次去了之后我逐渐和中文系的老师们熟络起来，也逐渐想要选择中文系了。其实虽说不想从事和家父一样的工作，但也没有有意抗拒，中文在当时是小众学科我得别有一番天地，也不错。那年算上我一共有3 人入读中文系，中文系不世出的大年。

孙：刚才老师讲述了走上中国文学的道路，老师进入中文系后文学方面的主要任课老师是松井博光和饭仓照平（Iigura Syohei）5饭仓照平（1934—2019），竹内好弟子，历任神户大学讲师、东京都立大学教授等职务，中国民间故事、民俗学、南方熊楠研究专家。著作有《人类的知识遗产：鲁迅》《中国民间故事与日本：寻求亚洲民间故事的原乡》等。两位老师吗？这两位老师是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最重要的弟子，其中松井老师是竹内好的第一位学生（硕士），据说两位老师当年常常住在竹内的家中协助竹内的工作，因袭了中国古代师徒之道的遗风。饭塚老师是否能回忆起在都立大的课程设置及上课的情况？此外，根据山口守老师的回忆，当时来上课的还有华人或华裔老师，也希望老师能回忆相关细节。

饭塚：当时都立大学中文专业主要分为语言学和文学两个方向，除了专任教师之外还有外聘教师，当时外聘了两位中国教师进行语言能力教学。其中一位女性老师是旧旗人，平时上课不说日语，也不允许我们说日语，她的中文非常优美。

文学方向的老师是松井博光和饭仓照平，在都立大求学期间我深受两位老师的照顾，其中饭仓是在我大二开始时从神户大学调动回来的。说到上课情况和师徒关系，经过多次和都立大出身的学者进行访谈想必你也注意到了，我们称呼松井博光和饭仓照平时都不加“老师”，而是加“君”6日语中“老师”为“先生”（せんせい），用于敬称教师、医生、政治家。饭塚称呼松井时使用日语“さん”，用于社交礼貌称呼，相当于中文里的先生女士。。这是都立大中文系的传统，松井和饭仓也这么称呼竹内好和松枝茂夫（Matsueda Shigeo）7松枝茂夫（1905—1995），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与竹内好、武田泰淳、周作人等中日学者有深交。历任东京大学副教授、东京都立大学教授、早稻田大学教授。著作有《中国的小说》《中国文学之趣》《松枝茂夫文集》等。译有《红楼梦》《聊斋志异》《西游记》《左传》《陶渊明集》及周作人、沈从文、郭沫若等现代作家作品。，中文系的学生不称呼自己的老师为“老师”。这种传统很有象征意味，20 世纪50 年代竹内好创办都立大中文系的时候就希望能贯彻与其他传统大学不同的教育理念。其中之一是战前日本的中文学科主要以古典文学为中心，而竹内创办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们陆续成为大学老师后，他们希望把研究中心调整到现代文学上来。另一点是“反学术”，即竹内在都立大反对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范式，树立了鼓励学生们自由创造的学风。竹内自身一直秉持着这种理念，自年轻时就与京都学派等传统中国文学研究的范式进行对峙，等创建都立大中文系后自然也把这种理念带进了学科教育中。竹内自己就是东京大学毕业的，但是他希望可以创出一种与东大京大不同的中国文学研究范式。在这样的情况下，都立大的老师和学生的距离很近，一起读书，一起工作，这是竹内所开创的学风。如你所说松井和饭仓是竹内的助手和直系弟子，这样的学风被他们继承下来。松井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饭仓除了现当代文学之外还涉猎民俗学领域，是南方熊楠8南方熊楠（1867—1941），日本民俗学，人类学，生物学泰斗。主要研究方向为菌类、藻类研究，日本民间神话考及十二干支考等。研究专家。松井就是我的硕士和博士导师。

使用教材的话，想必你从对其他学者的采访中已经明了，都立大中文系的文学相关课程都是直接阅读原典而不是教科书。我们从二年级开始直接在课上读周氏兄弟的文章。印象比较深的教材还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书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日文版，我们当年读的是英语版，然后寻找上面提到的作品来读。当然同时还有培养语言技能的中文课，这是使用教材的。这里有一段个人觉得较为有趣的回忆。我大一二外修习德语，所以大一上半学期快结束时虽然决定选择中文系，但没有任何中文基础。于是我去研究语言学的传田章老师那里买了他编写的内部教材，此外还有一本公开出版的普通教材，打算用这两本教材在家里补习中文。其中传田编写的教科书真是令人困惑，正常情况下教材第一课都是“我去北京”或者“我是学生”类似的内容对吧。传田编教科书的第一课是“下着毛毛雨”和“司令来了”，主要是要导入“着”“了”这样的中文动词的“态”（Aspect）。我把书带回去告诉家父我选择了中文系，请他教我中文，他看到传田编的教科书大吃一惊，便选用了那本公开出版的普通教科书作为主要教材。我就靠着家里的学习补齐了大一的中文基础，然后在大二进入了中文系。

至于上课方式，当时因为研究生和本科生人数都很少，所以两位老师会把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合在一起上，课堂里既有本科生也有硕博士。饭仓非常健谈，而松井是非常沉默寡言的人，在课堂上经常学生汇报了很久后松井老师不置一词。但因为是各类学生齐聚一堂，因此本科生或硕士生汇报完后博士生会提意见，他们的意见带给我很多启示。当时许多博士生是日后做出成绩的学者，如年长一些的南云智、渡边新一、小林二男、川俣优、三木直大，同我年龄相仿的山口守等。我们这群人一起合办了一个刊物，叫《季节》，从20世纪70年代办到80年代，陆陆续续出了12期。我在《季节》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和译作。像这样的同人杂志也是都立大中文系的传统之一，竹内好时代的学生们办了《柿子会报》和《北斗》，里面有同人们的各种业绩和沟通信息。

论文指导方面，现在的老师基本是从头教到底，会仔细审查学生的初稿进行修改等等。但当时两位老师基本不做这样的指导，我记得我的毕业论文提交之前松井连一次都没有看过，这可能也是时代的差异吧。但事实上我从两位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治学的方法和学科知识，这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每次上完课后我们都会去小酒馆聚餐，那时都立大还在柿木坂，周围有许多小馆子。松井就带着我们一面喝酒一面聊天，基本都是关于文学的话题，常常会聊到没有末班车的深夜，这对我而言是学术训练中最重要的部分。从大三开始到研究生院毕业，松井给我们每周上一两次课，基本课后都会去小馆子坐坐，有时意犹未尽还要换场地接着聚。有很多次我们就直接留宿在松井家里。松井那时住在久我山，离都立大不远不近，打车比较方便。

其次是合宿制度，就是每年假期中文系的师生们会一起出去短期旅游，然后在合宿中可以和老师广泛交流，前辈们也会对后辈们展开“中文特训”。一年级暑假我就参加了中文系合宿，当时系里的助手9相当于国内专业技术职称序列中的初级职称。日下恒夫是语言学方向的专家，日后成为关西大学教授。日下对我进行了中文特训。这样的合宿每年都有，非常锻炼人。

最后，在都立大另一个受教育的机会就是和老师前辈们一起工作。都立大的老师确实上课随意，但他们对待研究工作极其认真，老师们经常会邀请我们参加他的工作，这也是都立大的传统，如竹内组织弟子们翻译《中国的思想》丛书。我做学生的时候恰逢饭仓参与编译日文版《鲁迅全集》10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本的全译，日译本信息为：鲁迅：《鲁迅全集》，东京：学习研究社，1984-1986年。［Lu Xun, Luxun quan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Tokyo: Gakken Holdings Co., Ltd, 1984-1986.］。饭仓让前述《季节》杂志的同人们协助他编译全集中的鲁迅日记部分，共3卷。松井则与我们一起翻译《现代中国文学选集》，我和山口守翻译其中的《张辛欣》卷，市川宏（Ichigawa Hiroshi）11市川宏（1937—2014），竹内好弟子，历任法政大学教授等职务。研究涉猎广泛，译有韩非子、司马迁、戴季陶、老舍及诸多当代作家作品。很认真地阅读了译文并给予我们指导。市川是松井的学弟，也就是我们的师叔，当时任法政大学教授，他也是这套选集的编委之一。当然市川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业绩是担任《季刊 中国现代小说》12中国现代小说刊行会：《季刊 中国现代小说》，东京：苍苍社，1987—2006年。作为日本唯一一本专门译介新时期文学的杂志，发行年限长且具备一定发行量的《季刊》对新时期文学在日本的传播译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关研究可参考：孙若圣：《季刊 中国现代小说》的创刊与竹内好的思想遗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 年第6 期，第234～246 页。［SUN Ruosheng, “‘JiKan zhongguo xiandai xiaoshuo’ de chuangkan yu Takeuchi Yoshimi de sixiang yichan”(The Founding of the Quarterly Chinese Modern Novel and the Legacy of the Ideas of Yoshitomo Takeuchi),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anjiu congka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Series) 6 (2019): 234-46.］（下文简称“《季刊》”）第Ⅰ期的主编。这也是今天采访的重点之一，关于此之后详叙。总之，这些工作覆盖了我从博士课程开始到毕业后的很多年，我在和老师们一起工作的过程中学到了治学的方法，知识和态度。

二、竹内好创立的工作坊模式与饭塚容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事业

孙：从这里话题开始，我们要谈到老师最为中国国内学界熟知的工作——当代文学译介。20世纪80年代老师作为松井老师的弟子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学选集》13（日）市川宏等编译：《現代中国文学選集》，东京：德间书店，1987—1990 年。［ICHIGAWA Hiroshi, trans.and ed.,Xiandai Zhongguo Wenxue Quanji (The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okyo: Tokuma Shoten Press, 1987-1990.］选集共13卷本，收录作家依次为：王蒙、古华、史铁生、贾平凹、张辛欣、莫言、王安忆、阿城、陆文夫、刘心武、茹志鹃、莫言（又一卷）、遇罗锦。的译介。《现代中国文学选集》每位作家1 卷，共13 卷，包含了王蒙、刘心武、史铁生、莫言等12 位作家（其中莫言占2卷），是迄今为止日本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新时期文学小说译丛。近20年后的21世纪前十年，老师您和竹内良雄、渡边新一两位老师一起策划了10 卷本《聚珍·中国同时代小说》14（日）饭塚容等编译：《コレクション 中国同时代小说》，东京：勉诚出版，2010—2012年。［IIZUKA Yutori trans.and ed., Collection Zhongguo Tongshidai Xiaoshuo (Collec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neous Fiction, Tokyo: Bensei Press, 2010-2012.］选集共10卷本，收录作家依次为：阿来、王小波、韩东、苏童、刘庆邦、王安忆、迟子建、方方、李锐、林白。，包含了阿来、王小波等10位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作家。这套选集是日本出版的规模第二大的新时期文学小说译丛，这两套译丛中都有老师的贡献。因此从翻译行为的角度而言，我非常希望了解饭塚老师在这两套选集的译者选择和翻译过程中的具体工作及感受。

饭塚：当然。你可能发现，我在《现代中国文学选集》中翻译了张辛欣，这和日后我的主要翻译研究对象如余华、阎连科之间的差距比较大。我翻译张辛欣实际是松井的安排。松井为自己的弟子们搭建了这个舞台，因此我们按老师的指示进行工作。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余华刚刚出道。那套选集中我最喜欢的作家是王安忆，后来翻译王安忆的任务由佐伯庆子担任。《现代中国文学选集》是中日友好条约签订后两国文学界交流的一大盛事，因此专门组织了选题委员会来商议哪些作家应该入选，我作为弟子辈没有进入委员会，但据我所知整个商议过程经历了相当大的波折。张辛欣的《北京人》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入选并无争议。但就我个人的审美而言，可能古华的入选现在看来还有探讨的空间，但不可否认由古华小说《芙蓉镇》改编的电影在中日两国都引起了巨大反响。本来委员会还想放入张洁，但是听说张洁本人谢绝了。

这次翻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回忆，这是我第一次出版单行本译作，我非常有幸能参加这套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译丛。25年后的21世纪前10年，我和其他同行们策划推出《聚珍·中国同时代小说》选集时的精神原点就是20世纪80年代这套《现代中国文学选集》。简而言之，自从这套选集出版后，20余年间日本再没有出版过10卷以上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丛了。当然此处还有更深远的文脉，即20世纪50年代河出书房出版了15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全集》，60年代平凡社出了20卷本《中国现代文学选集》，70年代河出书房新社出了12卷本《中国现代文学》，80年代德间书店出了《现代中国文学选集》，之后日本就再没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大规模丛书出版了，从90年代开始的20年来中国也涌现出许多新的可供日本读者品鉴的优秀作品，因此我、渡边、竹内三人就策划了《聚珍 中国同时代小说》。其中我和宮入いずみ合译了王安忆的《富萍》，弥补了20多年前未能翻译王安忆的遗憾。

你向我提出的问题里有为何不选取王安忆更加知名的作品如《长恨歌》等，这就涉及到译本选择的问题了。我们在选题时注重作家性别、年龄、地方特征、作品题材的平衡，因为中国男作家和女作家们都平等地活跃于文坛之上，从结果来看入选男作家6 人，女作家4 人，基本做到平衡，但最理想的状态是男女各半。年龄的话编委会集中选择了1950—1960 年代生人的作家，2010 年这批作家大约是50～60 岁之间，基本上作品是最醇熟的阶段，按照规律而言也已经展现了最高创作水平。中国文坛上自然有更新锐的作家，但考虑到对他们的评价尚无定论，还是想再观察一下。从地域特征来看，比如代表西藏四川的阿来，东北的迟子建，山西的李锐，上海的王安忆，我们尽量想通过作家带有地方色彩的写作方式向日本读者传达中国的多样性。作品题材方面也尽量面面俱到，农村题材、城市题材、少数民族题材等。作品涉及的时间范畴有王小波这样的时空交错，也有20世纪中国的各个历史阶段。

我们以这样的标准选了20位作家，然后经由译者根据自己的理想顺序进行排列，最后斟酌缩减到10位10本。这个过程中每位作家只能分配一卷译本，且不能与其他卷之间字数差距太大，对过长的作品就只能割爱。《长恨歌》就是因此被排除出了考虑范围。除此之外史铁生《务虚笔记》，贾平凹《秦腔》等很丰厚的作品也因为太长未能入选。但我很高兴的是把王小波放进了选集里，这是目前为止王小波唯一的日译。选集的出版从立项开始就部分受到了中国方面的出版资助。但因为是文学方面的书，因此印量有限，我的印象中是大约1500套上下。

孙：在前面您提到的60 年代出版的平凡社20 卷本《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中，我发现有意思的现象是第2卷《鲁迅》的译者和解说主要由丸山升和尾上兼英担任。两人都是20年代后半生人，日后名满天下，但当时只是东京大学的青年学者。更兼这套丛书的编委会中有竹内好、增田涉等日本鲁迅研究的权威人物这些权威学者日后其他选集如河出书房新社12 卷本《中国现代文学》中也担任鲁迅部分的翻译讲解工作。因此，编委会敢于将在任何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中都是重中之重的鲁迅部分交给两位青年学者，我觉得是文学史和翻译史上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

言归正传，除了以上两套选集之外，饭塚老师持之以恒地参与编撰《季刊》，并且担任1996至2005年间《季刊》第Ⅱ期的主编。《季刊》是译介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专门刊物，最初由在都立大直接受教于竹内好的同人们创办，自1987 至2006 年间共发行两期72 册，译介新时期文学中短篇小说300余篇，是新时期文学在日本译介的最重要的媒介之一。老师的名字自1989 起出现在《季刊》同人名录上，并且担任1997 至2006 年间《季刊》第Ⅱ期的主编。因此想听老师谈谈加入《季刊》的缘起及作为《季刊》主编的责任与感想。

饭塚：是的。选集和《季刊》的最大区别在于，选集可以收录长篇小说，如前面所说古华的《芙蓉镇》、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而《季刊》篇幅所限基本翻译的是短篇中篇，大石智良翻译戴厚英《人啊！人》分了三次刊发，这是极其少数的例外。我和千野拓政先后在1988年开始参加《季刊》同人的读书会，然后1989年正式成为《季刊》同人。《季刊》最初的创始人是松井的同辈和后辈们，就是你前面提到的竹内好的直传弟子们。其中最核心的成员是市川宏、井口晃和杉本达夫，缺了任何一人可能杂志就办不起来了，当然别的同人也都很尽力。到了《季刊》第Ⅱ期，负责主要工作的有我、竹内良雄、渡边新一、千野拓政等。因为我知道第Ⅰ期的前辈们对我们能否顺利接班抱有忧虑，所以我从第一期的后半程开始几乎每期都发表译作，那时候主要译介的作家是余华、孙甘露、陈村，另外我早就注意到了苏童和史铁生，这些作家大致展现了我那个时候的文学审美观念。当然苏童和史铁生是《季刊》同人们共同喜欢的作家，译介他们的同人很多。就这样我获得了杂志同人们和出版社的信任，于是休整一年后第Ⅱ期我成了主编。

相比《季刊》第Ⅰ期，第Ⅱ期的同人数量持续在增长，第Ⅰ期的创始人除了井口外都留到了第Ⅱ期，井口在第Ⅰ期几乎每卷都有译作，他无论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的作品都会翻译，抱着一种把尽可能多的作品翻译到日本的使命感在翻译。到了第Ⅱ期井口宣布退出，然后新鲜血液也不断加入，因此杂志的编集方式，准确而言是对译文的探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第Ⅰ期时同人们每个月一聚，其中两到三人拿出自己的译稿供大家批评讨论，收集大家的意见回去修改，当然每个人的稿子不可能看完，大家批评的也就是最初几页，剩下的部分留待译者自己重新思考。到了第Ⅱ期因为同人数量变多，这样的讨论会虽然在持续举办，但考虑到初涉文学翻译的新人学者比较多，因此改稿子的重任就落到了寥寥数人身上。修改负责人要从头到尾仔细检查稿件，工作量非常大。而《季刊》每三个月必须出刊，因此实际上对于编集者而言是负担很重的工作。当然第Ⅱ期中还有很多第Ⅰ期的前辈，就是我们的师长一辈，对于他们的稿子我们基本不用太多地改动。第Ⅰ期第Ⅱ期都是出了36号，但实际工作量很大，我们是为了至少和师长辈们做到一样程度因此坚持到了36 号。然后杂志的印量从第一期开始就不断减少，印量少单册成本就高，因此到第Ⅱ期时常有追加支出，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出版社。《季刊》第Ⅰ第Ⅱ期由苍苍社15苍苍社已于2020年7月解散。昔日苍苍社的社名即由都立大教授竹内实手书，两者渊源可见一斑。发行，当时的社长中村公省和市川宏是好朋友，经过20年双方都已经老去，后辈学者们和苍苍社之间也没有老一辈那样的纽带。综合以上因素来看，和前辈一样在36号结尾应该说是个合理的选择吧。

第Ⅱ期结束后，一部分同人们又创办了一份新的杂志，就是2008 年开始出版的半年刊《现代中国文学》，主编是我的同事栗山千香子教授。截止目前（2022 年8 月）已经出了24期，这相当不容易。

我自己则还有一次主编经历，即2015年开始接受中国方面委托，主持了中国当代文学年刊《灯火》也就是《人民文学》海外版的日语翻译工作。《季刊》同人主要以东京地区的中国文学学者为中心，而《灯火》的译者凝聚了整个日本中国文学学界的青年学者，如供职于熊本学园大学的小笠原淳，在近畿大学工作的松村志乃等优秀后辈。

三、学术兴趣：中国文学中的外国文学要素

孙：是的，饭塚老师不仅自己从事翻译事业，而且在整个学者生涯中努力召集中国文学研究者们投入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中，以上事实早已书入青史。老师最感兴趣的作家有高行健、余华、阎连科等，通过老师的著作可以知道老师在这三位作家的写作方式上发现了许多共性。不过作为学者，除了现当代文学研究外，老师其实在中国现代话剧研究上具有很深的造诣，我在想，最初接触高行健的小说，是否和高行健也是剧作家有关。

饭塚：这就要回我在立大的学生时代了，当时在都立大我决心专攻中国现代文学，于是广泛涉猎了现代名家的作品，其中自己喜欢的是曹禺、巴金和沈从文，我想从三人中挑选一人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沈从文的作品理解起来最困难，有许多方言和少数民族的影响，找切入点非常困难。巴金的，家父曾经译介过巴金，而学长山口守当时也选择了巴金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我也想尽量避开巴金。另一方面，曹禺一方面和巴金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作品受到外国文学、外国戏剧的影响很深，而我恰好又从少年时代开始读了许多世界各国文学作品，因此我对曹禺作品中展现的外国文学影响抱有深厚兴趣。但我绝非因为本科研究了曹禺而走上了现代剧研究道路，因为你可能想不到，我进入研究生院后又专攻女性作家的作品，硕士论文做的是凌叔华。凌叔华作为新月派在创作中广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女作家曼斯菲尔德（K.Mansfield，1888-1923）的影响。所以与其说我钟情戏剧研究，不如说我的学术兴趣是中国文学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研究。

不过之后在1992年，在中国访学一年的经历让我与戏剧的关系加深了，当时我师从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所长田本相教授，我的研究方向一个是曹禺，一个是中国话剧的起源。在北京这一年我看了北京人艺的很多场话剧，因为1992 年恰逢北京人艺成立40 周年，因此北京人艺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活动，上演了所有的经典剧目，演员也都是于是之，蓝天野这样的顶级艺术家。另一方面，1907 年中国留学生组建的春柳社在日本公演可谓中国话剧事实上的历史开端。中国现代剧的诞生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那一年我在中国收集了很多资料，然后回到日本后又收集了许多资料，由此开展了自己的中国话剧（文明戏）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逐渐把领域延伸到当代话剧，接触到了高行健等当代剧作家。高行健20 世纪80 年代在小剧场很活跃，写了很多剧本如《绝对信号》《车站》《野人》等，我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关注高行健，最初只是一般的读者，写过一些关于他的评论，但是专门研究和翻译高行健，确实是90年代我深入研究戏剧之后的事情了。

孙：非常感谢饭塚教授接受我的访谈。在访谈中我们主要明确了饭塚教授进入都立大后选择中文系的过程，以及都立大中文系师生相近的学风和功夫在诗外的教学方式。同时，我们回顾了饭塚教授在近50 年的学术生涯中参与了几乎所有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重大译介项目，听教授说了这些项目的成立原委和实施过程。最后我们就饭塚教授的学术历程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出无论是戏剧还是小说，饭塚教授的学术关心始终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外国文学因素的影响。以上访谈内容对于厘清战后日本的中国文学学科发展史及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译介史具有重要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提到战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国内学界比较熟悉的应该是竹内好，武田泰淳，竹内实等开拓者。需要纳入考察射程的是，这些开拓者在任教的过程中会培养学生，而他们的学生在担任教职后亦会培养新的学生。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就是在数代学者的精神传承中发展到今日。就如竹内好培养了松井博光、饭仓照平和《季刊》第一代同人。而饭塚教授则受教于松井老师一辈的学者，东京都立大自由而前卫的学风无疑影响了饭塚教授的学术思维，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中国文学观。这是都立大的情况，在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等具有中国文学研究传统的高校中自然也存在着这样的代际传承。本访谈试图确认饭塚教授在战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谱系中的位置，我计划对其他较有代表性的日本中国文学学者进行类似访谈，通过口述史的路径勾勒出战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