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双怀

丝织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先秦时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纺车、织机和提花机。秦汉以后，人们在培育桑树、制备蚕种和防治蚕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丝织业得到长足发展。唐开元年间，玄宗为了提倡节俭，曾一度“焚绵绣”于殿前，罢两京织锦坊，采取限制锦绣生产的手段。但是，由于这一措施仅实行于开元初年，且局限于锦绣，所以并没有涉及整个丝织行业。当时朝廷坚决实行了劝课农桑的政策，把蚕桑丝织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且丝织品是庸调征收和诸州贡赋的主要对象，因此，总的说来，丝织业并没有受到多少限制，相反得到了鼓励和提倡。在这种情况下，盛唐时期的丝织业继续呈现出发展的趋势。

与前代相比，盛唐时期丝织业的分布区域进一步扩大，这在史念海、严耕望、汪篯、佐藤武敏诸先生的相关论文中都有涉及，他们采用的方法，从诸州贡赋入手研究，亦是可以借鉴的。查记载唐代诸州贡赋的古籍有《大唐六典》《通典》和《元和郡縣志》等，各书所载颇不一致。《大唐六典》作于开元年间，所载诸州贡赋与《开元十道图》所载情况完全相同，无疑是对开元实况的反映。因此，当以《大唐六典》为据。

《大唐六典》所载贡丝织品之地凡114州。其中山南道出丝州最多，其次是河南道、河北道，再次是剑南道、江南道。能看出，黄河中下游和巴蜀地区是当时最主要的养蚕织丝基地。黄河中下游地区尤为重要，有“河南北桑蚕倍多”之说。当然，进贡丝织品的州府并不是产丝州府的全部。河东道、陇右道所辖的一些州县也出产丝绸。当时，丝织技术在中国西部已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渐形成了西州、庭州、于阗三个小型的丝织业中心，所以丝织品产地其实还不止114州。据《册府元龟》卷486《邦计部·赋税》记载，交纳丝帛的丁男达三百余万，由此亦可以看出丝织业地理分布的广泛。这一情况表明，盛唐时期丝织业的分布区域已远远超过了秦汉。秦汉时期的丝织业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盛唐时期已达到吴越、岭南等地。

从有关资料看，盛唐时期的丝织业有官营和私营两种形式。官营丝织业以两京织锦坊为代表。两京织锦坊隶属于少府监，由织染署具体管辖，主要任务是为皇帝、后妃、公卿大臣制作冠冕礼服及寝室用品。私营丝织业一般是以农民家庭副业的形式出现，亦有专以丝织为业者。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自治区博物馆通过考古发现，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等地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了一系列盛唐丝织品，能辨明的也有锦、绫、纱等数种。这说明，私营丝织业的花色品种也是丰富多彩的，甚至超过了官营丝织业。

无论是官营还是私营，唐代的丝织业在制作工艺方面都有一定创新。最明显的成就是经锦的成熟和纬锦的发展。开元以前纬锦流行，到盛唐时，花样翻新，出现了生产工序十分繁复的纬锦。经锦也已成熟，实物在阿斯塔那唐代墓葬出土。其次，蜡缬法进一步传播。蜡缬又称夹结。阿斯塔那108号等墓所出绛地花云、棕地散花、黄地花云蜡缬绢皆绘工精致、浸染均匀。显示出唐代的蜡缬法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当时还出现了“锦上添花”“浮地小花”等多种新产品。

“锦上添花”锦目前发现的实物是一件晕提花裙。锦用黄、白、绿、粉红、茶褐5色经线织成。小团花用金黄色细纬线织出，显得十分和谐。“浮地小花”锦作法与锦上添花基本相同，只是小花浮现在锦面上，立体感很强。此外，丝织色谱进一步丰富，不同色阶的颜色共达24色之多。

盛唐时期的丝织业在产地分布、专业化程度、花色品种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代。《史记》所谓“采千匹比千乘家”的情况已不复存在，整体技术水平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