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元话语理论与议程设置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展开探讨，并将重点放在国际传播话语的议程设置及其规律与逻辑的讨论上。本文认为，西方国家既有的话语体系建立在殖民扩张、大国博弈、国家利益驱动的逻辑基点上；突破西方国家的话语屏障，建立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体系，同样需要遵循历史、现实逻辑，即文明逻辑、大国逻辑、制度逻辑和人类发展逻辑。

【关键词】国际传播 元话语 议程设置 话语建构逻辑

一、引言

元话语（meta-discourse）是语言学，特别是现代话语分析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术语。1959年，语言学家泽里格·哈里斯（Zellig Harris）提出这一概念，认为元话语是语言表达中说话人引导受众的一种方法。元话语研究的集大成者海兰（Hyland）进一步指出，元话语是用于话语的组织、表达说话人对话语内容的看法、涉及受话人态度等各种特征的一套机制①。这一界定提示我们，元话语区别于基本话语（primary-discourse），它不仅可以在传者与受传者之间建立信息联系，还具有语用意义和引导功能，其目的是帮助受众理解文本的主题与内容，进而影响其认知、态度与行为。

在语言学研究中，元话语是一种理论或话语模式。如果将这一理论引入新闻传播研究，作为传播致效的方法、手段的话，那么，传播学中也有一些与之相近的概念，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 Theory）②就是其中之一。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报道对于受众能够产生直接影响，受众的议程一般来自媒介的议程。由此看来，在追求传播致效的动力机制方面，二者是殊途同归的：它们都具有很强的目的性，都会利用修辞手段将一些特定的词语、句子或视觉元素有机组合在文本中，形成引导性的表达；议程设置理论中的一些概念、提法与元话语理论亦具有相通之处。二者的不同则在于：元话语更多是理论层面的探讨，议程设置更多是实践层面的操作；元话语具有隐性特征，议程设置具有显性特征。鉴于此，笔者将从元话语理论与议程设置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展开探讨，并将重点放在国际传播话语的议程设置及其规律与逻辑的讨论上。

在国际传播中，元话语或议程设置的作用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将国际传播界定為具有政治属性的国家叙事和国家传播的话，它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突破对象国既有的文化、信息屏障，实现语言符号的有效落地和精准传播。

二、西方国家形成话语强势的历史、现实逻辑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全球性的叙事、话语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在国际传播渠道中流动的新闻信息90%以上是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出的，其中70%为大的跨国公司所垄断；美国控制了全球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总量的75%，每年向160多个国家输出20多万个小时的节目；互联网上80%的信息是由美国提供的，80%以上的网络用户也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即使能够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其信息流量和影响力也远远赶不上发达国家③。

那么，西方国家是如何形成当今国际传播中的主导地位和话语强势的，其中又有哪些历史、现实逻辑？

（一）在殖民扩张基础上建立话语霸权

早在殖民时代，西欧各国殖民者就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掠夺与扩张。他们在不断突破地域界限为自己的产品寻找市场的同时，也将本土报纸带往殖民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所到之处创办具有宗主国色彩的报刊。有研究表明，在所有曾被殖民的国家，其首份报纸几乎都是由西方殖民者创办的。这些报刊和出版物在维护殖民统治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为现代意义上的全球信息传播奠定了最初的物质基础。之后的几个世纪，这些早期殖民国家不仅在传播技术的开发与使用上一路领先，还以先到者的身份制定了一系列“市场准入”规则。二战结束后，为了改变国际信息流动不均衡的状态，脱离殖民体系而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反对国际新闻垄断、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新闻交换的诉求。这一诉求随即遭到西方国家的反对。这场围绕建立新闻传播新秩序的斗争也以美英两国相继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告一段落。进入互联网时代，美英等新闻大国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继续主导互联网国际制度体系的构建和规则的制定，在域名分配等方面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因为经济实力有限，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资源占有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从而使国家之间基于数字经济的贫富分化进一步拉大。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这一特殊优势，将自身信息连同价值理念辐射至全球，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场，对世界各国媒体及受众的认知与态度产生着持续而深刻的影响。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权力的转移》（1990）中指出：“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金钱与暴力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所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强大的语言文化优势，达到暴力与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这段话深刻揭示了信息霸权的本质及其内在驱动力。

（二）在大国博弈过程中形成话语优势

大国博弈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并带来国家实力的消长和国际权力（包括话语权力）的转移。例如，英国是最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也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号称“日不落帝国”），主导国际事务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虽然一战结束后美国在硬实力方面已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但是因为当时的英国通过殖民体系控制着全球的广大地区，在世界上仍然具有政治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在英法等老牌帝国眼中，美国就是一个运气比较好的“暴发户”而已，甚至在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去欧洲参加会议时也被英法嘲笑，对此美国只能暂且忍受。直到二战结束后，美国才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扩展至全球的强大势力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构建了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拥有了比英国更多、更长久的国际话语权。为了实现对西方老牌帝国的超越，树立新型大国形象，美国致力于打造美利坚民族精神和美国思想体系，并通过多种渠道将影响力扩展至全球，引导其他国家按照这一“标准”框架进行思考，建立共识；美国也将本国的战略利益以及美式自由主义原则塑造成一系列具有丰富内涵和思想深度的“普世话语”，设置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醒目议题，在国际社会广为扩散，形成对国际事务的话语主导权；美国还在诺贝尔奖获奖数量、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接受外国留学生的数量、排名世界前100名的大学数量、世界500强公司数量等方面展示其世界第一的大国形象，以此表明它所具有的全球引领性和制度优越性。从美国逐渐形成话语强势的过程可见，话语权虽然以国家硬实力为依托，它却不是天赋权力，而是大国博弈的结果，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

（三）在国家利益驱动下进行话语建构

国家话语既是国家利益的护航使者，也能从国家利益中获得建构资源与动力。以美国为例，二战结束时，在资本主义世界几乎所有的生产领域，美国都占据绝对优势；冷战结束后，美国更是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霸主。美国由此认为自己对于整个世界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开始调整战略目标，将推进海外民主、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以及确保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作为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也是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二战后美国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对西欧各国进行战后援建。该计划虽然主要是经济援助项目，却同时担负着价值观输出的使命——通过拍摄电影、发行书籍报刊、举办展览等方式向欧洲各国推销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对欧洲国家受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20世纪60年，美国国会通过新的对外援助法案，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根据这一法案，美国政府每年资助10万人到国外教学或留学，通过输出英文教育推行美国文化及价值观。而美国语言、文化的普及为它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随着英语成为世界性的语言，美国势力逐步扩展到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实现了信息和话语垄断。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美国在话语建构中虽然使用了多样性的修辞手段，且有许多“普世性”的话语表达，但是在现实政治中，美国的话语建构始终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与其保持着高度一致性。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就是以美国的价值观、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为核心诉求建立起来的。关于这一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价值始终是我们最宝贵的国家安全资产”。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的价值”（our values）和“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是互替使用的概念，这充分表明二者之间的一致性。

总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话语优势是在大国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它植根于美国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与宗教情结，具有集战略利益与价值取向于一体的特征。

美国的涉华话语或议题设置同样是其战略利益与价值观的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即被视为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的对立面，受到扼制、打击；近一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这种扼制与打击又增添了更多利益博弈的色彩。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就在其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④，针对我国的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舆论战接踵而至；美国现任总统拜登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采取了与特朗普不同的策略，但是在对华战略上却与特朗普高度一致，他在2022年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界定为最主要且有可能改变国际秩序性质的战略竞争对手⑤。由此可见，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既不能容忍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异端”国家挑战它的制度与模式，更不能容忍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挑战它的世界霸主地位。既然扼制中国被视为美国当今重要的战略利益，掌握着国际话语权的美国媒体必然会将中国话题纳入整个西方话语体系中予以建构，经广泛传播形成认同。综观近年国际舆论界热议的诸多涉华话题，如中国对非“新殖民主义”“中国债务陷阱”“战狼外交”“疫苗外交”等等，都是这种建构的产物，都是词约指明的话语或议题设置。

三、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及特征

话语权是国家权力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体现，反映了各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影响。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个权力结构中拥有话语优势，它的思想、主张连同利益诉求就可以通过广泛传播大行于天下；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个权力结构中不具有话语优势，甚至时常被“主流话语”置于各种道德审判席上，它的发展就会举步維艰，影响力也会受到极大限制。目前，中国共产党正在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由我国独特的历史命运、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决定的。这也意味着，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鉴于此，我国国际传播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垄断，在世界发展新态势和多样性的发展格局中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和话语优势，变被动为主动。打破西方话语垄断，首先就要打破那些占据国际社会主导地位的西方固有话语逻辑，建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且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体系。

（一）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

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应当体现以下逻辑。

1.文明逻辑

任何一种文化、文明形态，都内含着与之相应的价值观。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理念和文明价值观则是其存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其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建筑风格、民间记忆、传统习俗、医药文化等历久弥坚，成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其世代延续的精神追求，包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天下为公”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等更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不竭动力。这些独特的精神文化标识不仅为中华子孙世代相传，也对周边国家乃至更多的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国际事务中，基于贵和尚中、善解能容的“和合”文化，中国政府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不搞民族、种族歧视，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我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与唯我独尊的霸权思维、非合作博弈的零和思维以及具有明显排他性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未来国际传播元话语建构或议程设置中，我们应当将文明逻辑作为逻辑基点，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思想精髓提炼出来，把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现代化成果展现出来，为人类持续繁荣、稳定发展带来不竭动力。

2.大国逻辑

西方世界有所谓国强必霸的逻辑，基于这一逻辑，在近年的涉华话语中，一些西方学者借用历史上的只言片语强化“修昔底德陷阱”之说，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定挑战现有大国，现有大国也必然回应新兴大国的威胁，从而导致战争。基于这种推测，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在非洲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投资与建设被视为威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被指责为“转嫁债务危机”和“转移过剩产能”，这种思维定势和话语偏见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国际舆论。事实上，国强必霸是西方逻辑而非中国逻辑。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逻辑是和平崛起，强而不霸，这是基于中国的历史传统、文明逻辑作出的选择。基于这一选择（原则），中国积极履行大国责任，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倡导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新的选择。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广泛惠及沿线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国际传播中，我们要将和平崛起，强而不霸的大国（中国）逻辑和话语与中国方案、中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二者之间“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的逻辑自洽性。

3.制度逻辑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讲，制度泛指以社会规则规范个体、群体行为的一种社会结构，包括民族意识、价值观念、社会形态、协调机制等等。它是一个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特质，也是一个国家区别于另一个（些）国家的质的规定性。西方流行的现代性理论认为，西方国家的制度和模式是世界上最优的制度模式，西方以外所有民族、国家只有依循这一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正因为如此，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于既非西方制度、模式又非西方路径依赖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始终持否定态度。从现代化进程的规律看，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的制度形态也并非具有“普世性”。坚持从国情出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行为准则，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遵循。正是以此为遵循，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间，中华民族走过了辉煌的历程，综合实力和各项指标不断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过长期努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化模式和现代化道路。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探索本国现代化道路时，曾经全盘照搬西方模式，结果陷入了经济停滞和社会政治动荡的困境。目前，“从国情出发”的中国经验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重视，这显然是对“西方文明优越论”“西方制度优越论”的最好回应，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也必将为中国的国际传播提供丰富的话语资源。

4.人类发展逻辑

从历史到今天，西方国家始终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鄙视和践踏弱势群体（包括国家）。公平正义虽然被认为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产物，但事实表明，它们在许多时候只是观念政治层面的说辞。中国则不然。长期以来，我国始终奉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理念，并为此付出了切实努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今天，中共二十大再一次旗帜鲜明地亮出中国主张：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针对全球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⑥。这三大倡议既体现了人类发展的规律与逻辑，也体现了中国的全球发展观及其话语逻辑。不仅如此，三大倡议还表现了中国政府一以贯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即倡导求同存异，共谋发展，反对孤立、静止地看问题，突破了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思考人类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面临多重阻力、安全困境日益突出、文化多样性受到严峻挑战的今天，在“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孤立主义”“逆全球化”现象不断抬头，各种风险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三大倡议尤显重要。我们应当把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统一起来，把实现民族复兴与推动人类进步统一起来，超越国际关系中传统的权力观、利益观、秩序观、发展观，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示范，并将它们凝练为中国理念和话语，通过广泛传播达成共识。

（二）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特征

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既反应了中国自身发展的逻辑与规律，也体现了中国对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关切与期许。它具有以下特征。

1.系统性

中国话语体系在中国历史发展以及中国长期对外交流的实践基础上建构而成，形成了一个目标明确、结构完整、内容丰富的知识体系和表达系统。其中，文明逻辑是基础性的逻辑（或称逻辑基点），大国及制度逻辑是基于文明逻辑的制度与道路选择，人类发展逻辑则是基于文明逻辑的中国全球发展观和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它们相辅相成，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和系统性。

2.时代性

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体现了时代精神，回应了时代课题。从文明逻辑出发，关注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和全球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有助于凸显中国叙事、话语的时代性、国际性和创新性。这首先需要我们为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进行全球议题及话语资源的开掘，在世界发展新态势和多样性的发展格局中形成话语优势。

3.针对性

目前，我国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外部舆论环境，需要在美西方既有对华认知偏见和叙事偏好的基础上进行话语框架的重置与创新。而基于文明逻辑且具有人类发展宏观视野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可以带来融通中外的观念詮释和实践范式（表达）。这需要我们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具有现实公共性与潜在风险性的问题上发出中国声音，形成引领、示范效应，以此回应西方国家的不实之词。

4.中国特色

中国话语是中华文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和中国对外传播实践经验的集中体现，它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思想观念中吸取精华，并顺应新形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新理念。从中可见，中国特色是中国话语构建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它也必将成为中国话语体系最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从根本上是一种聚合、建构的过程，具有系统性、历史性与连续性。事实正是如此。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于战略利益形成的话语强权至今仍然对国际舆论走势（包括对于中国发展的认知、判断与评价）产生着制约与影响。随着国际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随着中国日益走近国际舞台的中央，突破西方既有的话语陷阱和舆论屏障，打破那些占据国际社会主导地位的“元话语”，建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且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为此，需要深入研究元话语及议程设置致效的因素和内在逻辑，从中国发展的历史、现实中挖掘话语资源，并进行系统化的建构与创新，打造基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中国话语体系。

程曼丽系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

「注释」

①Hyland，K.Persuasion and context：The pragmatics of academic metadiscourse. Journal of pragmatics，1998（30）：437-455.

②由美国学者麦克斯韦·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与唐纳德·肖（ Donald Shaw） 于 1972 年提出。

③《默多克的影响力：世界传媒市场，90%以上的新闻由西方媒体垄断》，2020 年4月11日， 搜狐网，https： //www.sohu.com/a/387235044_100065199，2023年4月18日访问。

④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EB/OL]. （2017-12）. [2023-07-13].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 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⑤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EB/OL]. （2022-10-12）. [2023-07-13].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⑥全球发展倡议是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来的；全球安全倡议是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出来的；全球文明倡议是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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