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松 姜茂敏 张熠扬 成云霞 雍那

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功能的衰退，心理状态的改变，老年人环境适应性能力会发生不同程度的降低，老年人安全感现状不容乐观[1]。安全感是指机体对可能出现的身体或心理创伤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以及其在应对处置时的有力或无力感[2]。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作为人类需求中一种低级层次的需求，个体的安全感可能受不同的心理、身体与社会境况影响。既往研究[3-4]表明，提高安全感可以有效降低个体的抑郁、焦虑水平。高安全感也能够显著降低个体对未来健康的担忧，有效改善个体的身体健康与睡眠状态[5]。因此，如何提升老年人安全感以促进积极老龄化成为重中之重。本研究通过应用多元线性回归与决策树，以南充市2 个社区与3 所养老院共445 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探讨老年人安全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取方便抽样法抽取南充市2 个社区（分别来自乡村和城市）与3 所养老院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60 岁，研究对象具有基本的阅读与书写能力，思路清晰，可进行言语沟通交流；②研究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承诺自愿加入本研究。排除标准：排除有重大躯体疾病或严重精神障碍、认知障碍等致不能配合调查者。调查人员与研究对象进行一对一访谈收集问卷，共收集有效问卷445 份。

1.2 调查问卷

1.2.1 一般情况调查问卷

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既往主要居住地、目前的养老方式、目前的养老方式与期待的养老方式是否符合、与子女的关系、是否经常感到孤独、经济情况、患慢性病种数、是否有兴趣爱好、生活来源是否够用、对自己在家庭中地位的总体满意度、对自己目前社会地位的总体满意度。

1.2.2 生活质量简表(the 12-item Short Form Survey,SF-12)

SF-12 是由健康状况调查问卷(the 36-item Short Form Survey, SF-36)简化而来，量表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2 个维度，生理健康共6 个条目，心理健康共6 个条目，总问卷共12 个条目。将各维度平均值标准化，每个单维度标准化后总分50 分，两维度分值叠加为量表总分，为0 ～ 100 分，分数越高，健康状况越好[6]。本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56，KMO 值为0.824。

1.2.3 广泛型焦虑障碍量表(th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7 Item, GAD-7)

GAD-7 是一种常用于流行病学筛查的量表。量表使用简单、快捷，在中国一般人群的流调中有较广泛的应用。GAD-7 共包括7 个条目，每个条目按0 ～ 3 分共4 级计分，0 ～ 3 分分别代表“根本没有”“有些天存在这些状况”“超过一半时间都是如此”“基本每天都是如此”。各条目分值叠加为量表总分，总分为0 ～ 21 分，分值越高，焦虑状态越严重。总分0 ～ 4 分为不具有临床意义的焦虑，5 ～ 9 分为轻度焦虑，10 ～ 14 分为中度焦虑，≥15 分为重度焦虑[7]。本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3，KMO 值为0.886。

1.2.4 安全感量表(Security Questionnaire, SQ)

SQ 由丛中于2004 年编制，共包括人际安全感（8条）与确定控制感（8 条）2 个维度，共16 个条目。采取Likert 5 点计分法，1 ～ 5 分分别代表“非常不符合”“基本不符合”“中性或不确定”“基本符合”和“非常符合”，各条目分值叠加为量表总分，总分为16 ～ 80 分，评分越高，证明安全感越高[2]。本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33，KMO 值为0.935。

1.2.5 六项感恩问卷(The Gratitude Questionnaire,GQ - 6)

GQ - 6 中文版由魏昶等人修订。问卷共包括6 个条目，其中条目3 和条目6 采用反向计分法，每个条目采用7级计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各条目叠加为量表总分。总分范围为6 ～ 42 分，得分越高，表明感恩倾向越强[8]。本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61，KMO 值为0.848。

1.2.6 幸福度量表(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Scale of Happiness, MUNSH)

MUNSH 主要用于评定受测者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该量表用来反映和评价受测者的主观感受，比较贴近内心的想法，可信度高。MUNSH 共包括正性情感（12 条）与负性情感（12 条）2 个维度，共24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3 级计分法，0 代表“否”，1 代表“不知道”，2 代表“是”。正性情感量表总分范围为0 ～ 26 分，负性情感量表总分范围为0 ～ 22 分。MUNSH 总分为正性情感总分减去负性情感总分。总分越高，表示幸福感越强[9]。本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62，KMO 值为0.872。

1.3 调查项目的质量控制

在调查前对所有调查员进行培训，统一调查指导语及调查方法。要求调查员掌握每项调查内容的标准。调查时以一对一访谈的形式进行，调查员先讲解调查目的并告知老人本调查为自愿参与，对同意接受调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对象开展调查，同时告知问卷所收集资料将全部保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3.0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进行事后多重比较，将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探讨老年人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纳入决策树模型中，探讨老年人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决策树模型采用分类回归决策树(CART)算法。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统计控制，得到未旋转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有13 个，其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2.21%，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不同特征的老年人安全感比较

本研究共纳入样本445 名，其中男229 人，女216 人，平均年龄(75.86±8.68)岁。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目前养老方式、与子女关系、慢性病种数不同的老年人安全感存在差异；生活来源是否够用、是否满意家庭地位、是否满足社会地位、是否有兴趣爱好、是否自感孤独的老年人安全感情况也不相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表1 各方面情况不同的老年人安全感比较

为进一步分析，对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采用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罹患慢性病种数为3 种以上与2 种以下的老年人安全感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中学、中专，大学及以上的老年人安全感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子女关系好的老年人、与子女关系一般的老年人安全感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养老方式为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的老年人安全感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对家庭地位满意度为满意的老年人与对家庭地位满意度一般、不满意的老年人安全感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对社会地位满意度为满意、一般的老年人安全感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表2 老年人安全感影响因素的事后多重比较

2.3 老年人安全感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老年人安全感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以及焦虑、自身健康、幸福、感恩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R2为0.458，F= 24.137，P< 0.01，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VIF 值均小于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共线性问题可忽略。受教育程度、养老方式、幸福度、感恩、焦虑、生活质量是老年人安全感的主要影响因素(P< 0.05)。其中，受教育程度越高、居住地为城镇、焦虑状况越低、生活质量越高、幸福程度越高、感恩状况越高的老年人能够体会到更强的安全感。见表3。

表3 老年人安全感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

2.4 老年人安全感影响因素的决策树模型分析

决策树模型见图1。决策树rmse 均方根误差为4.883。老年人安全感为根节点。根据决策树模型，受教育程度为中学、中专及以上（节点4），幸福感评分≤14.5 分（节点9）的老年人安全感最高（平均值为71.517 分）；幸福感评分≤18.5 分（节点1）、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节点3）、焦虑评分≤4 分（节点7）、感恩评分> 29.5 分（节点14）的老年人安全感次之（平均值为66.880 分）。

图1 老年人安全感影响因素的决策树模型分析

3 讨论

3.1 老年人安全感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与决策树模型比较

根据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老年人安全感的关键影响因素依次为焦虑、幸福感、生活质量、既往居住地；根据决策树模型，幸福感、受教育程度、生活质量、焦虑是老年人安全感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的R2值为0.458，标准估算的误差为8.605。决策树的重新带入标准误差为4.883。因此，本研究中的决策树模型预测老年人安全感特异性明显优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但在实际应用中，应该应用决策树模型结合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针对老年人安全感进行心理学与社会学上的预测与筛查。

3.2 居住地与受教育水平对老年人安全感的影响

居住于城镇的老年人所获得的安全感往往更高。相较于乡村，城镇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社会保障体系更加科学，治安管理与城市建设更加有序，居住于城镇的老年人往往所获安全感更高。同时，城镇分布的养老机构更多样化，居住于城镇的老年人可选择的养老方式多，社会活动也更加丰富[10-11]，与社会的高度联系可以促进老年人的安全感。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也是老年人安全感的有效影响因素。与专科及以下相比，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能够获得更高的安全感。随着学历的提升，老年人的安全感也随之逐渐提高，这与孟微等[12]、刘琴等[13]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既往研究认为：其一，较低学历的老年人缺乏干预情绪的有效方式，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无法得到良好的调节，因此，作为心理健康表象的安全感也表现较差；其二，较高学历的老年人所从事的职业往往较好，社会保障与经济基础较好，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得以满足，安全感也随之提升。

3.3 生活质量是老年人安全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多项研究[14-15]证明，生活质量更好的老年人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安全感。孟微等[12]也证明，患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安全感评分明显低于其他老年人。Marten 等[16]在德国的1 项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命质量会出现明显下降。老年人对于自身年龄增长所带来的身体不适与健康危险存在不良预感，他们对于病情的发展与预后缺乏掌控感，这会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降低其安全感[17]。同时，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恶化，生活负担的加重，使他们难以承受自身健康管理的费用，生活满意度降低，安全感也逐渐下降[12]。未来应该积极加强老年人慢性病健康促进[14]，关注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健全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使低收入的老年人能够满足自身健康管理的需要[18]。

3.4 焦虑是老年人安全感的重要危险因素

焦虑是老年人常见的负面情绪[13]。研究表明，老年人的焦虑水平与安全感显著负相关[19]，不良情绪会降低老年人生活的信心，从而降低其安全感，这支持了依恋理论在老年人群的扩展。根据依恋理论，不良情绪与情感创伤经历有关，可能会导致不安全型依恋模式的形成[20]。需求理论也提示，作为底层需求，安全感来源于安定的生活环境[2]。随着生活质量的下降与各种慢性病的并发，生存与疾病焦虑作为一种负性情绪，会刺激个体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感和更弱的心理控制感，从而降低个体的安全感。因此，可通过评估老年人生存状况、疾病、焦虑与情感创伤经历等，积极监测老年人精神状况，从而提高其应对挫折的能力，增加安全感[2]。

3.5 积极心理是老年人安全感的保护因素

幸福感是衡量个体内在需求与外界环境匹配情况的重要指标之一。安全感是一种变化的心理状态，是人与社会情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可作为幸福感的有效外显标志。多项研究[22-24]指出，幸福感对老年人安全感有着显著影响，提高老年人幸福感与安全感可以改善其心理状况。根据感恩拓延建构理论[25]，幸福感具有适应性和独特性的特点，作为积极心理的重要组成成分，其在认知的启动与扩展以及个体积累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26-27]。具有高水平积极心理的个体倾向于表现亲社会行为，他们通过高频率的亲社会行为建立与他人的联系，增强社会连结，感知社会支持，从而使个体建立较强的社会适应性与安全感[28]。因此，相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养老管理制度，有效提高老年人幸福感。

本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采集的数据来源较为单一，仅涉及南充市的老年人，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选择偏倚与同源偏差。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进行多中心大样本横截面研究，扩大样本量。其次，本研究仅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今后可以增加质性研究等方法。另外，今后研究还可以增加医保类型、收入负债等关键的一般人口学特征与社会支持、家庭关系等针对老年人安全感影响作用较大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