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绮雯

邓绮雯（以下简称“邓”）：王老师好！今年是您从教50周年的纪念，50年来您执鞭杏坛，矢志不渝，从教小学、初中到大学，培养过的学生数以万计，许多学生后来都是社会各界的精英人物。您也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并把这种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对教育事业，包括艺术教育和音乐教育等都有自己的一套人生和教育理念，同时把它们付诸实践。能否请您站在哲学的角度，谈谈您的教育理念？

王少明（以下简称“王”）：我是1973年开始当民办教师的，今年正好有50年。50年来，笃志教育，初心不改。不去追求外在的“成功感”，而在乎内在的“成就感”。民国时期国学大师叶公超把教师分为三种：“人师”“经师”“庸师”，我把当好“人师”作为职业、事业乃至生命的一种使命追求。我历来主张的教育理念：一是首先教学生如何做“人”，而不是教学生单纯地做“什么人”；二是教学生认识自己“是”什么，而不是“有”什么，“是什么”是内在的，“有什么”是外在的；三是教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即教学生如何“有意识”地去追求“有意义”的人生。

邓：您在教学、学术和人生事业中经历了“四级跳”：从政治教育学到经济学，从经济学到哲学，从哲学到音乐美学，从音乐美学到诗学（诗歌创作），不仅具有一批学术思想成果，而且创作了近八百首富有哲理的诗歌作品。能否简单地概括您的人生“四级跳”？

王：俗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其实这句谚语也正好对应我的人生。我从“河东”摆渡到“河西”的七十年，既有“时乖运拙”，也有“时来运转”，其间有幸福几许，更有苦难几度。可以说，我的人生，大半是瘸着腿走过来的。前三十年的头十年是身体瘸腿；接着的二十年是精神（知识）瘸腿；后四十年，先后遇上思想解放运动兴起、西方思潮的来袭、改革开放的深入，一方面让我从“左”的思想睡梦中醒来，思想观念出现了三百六十度的拐弯，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在“自否定”中寻找真实的“自我”，让“瘸腿”的灵魂启迈矫健的步伐。

邓：为什么说您的人生大部分时间是“瘸腿”的状态呢？何谓身体“瘸腿”和精神“瘸腿”？

王：小时候我很调皮，经常打架，所以我有一个授人笑柄的绰号：“吊脚蜂子”，就是打起架来像吊脚蜂子蜇人，结果使自己大祸临头。在一次打架中，由于打得过猛，别人报复过重，结果我右腿被摔断，当时痛得死去活来，又正值三年饿饭时期，连肚子都吃不饱，更谈不上求医寻药。那时农村没有医疗条件，要去城里治疗交通极不方便。父母实在不忍心让我这么痛苦，到处打听哪里有民间医生可以为我抢救，以免落得个终身残疾。后来打听到离我家十几公里外的地方有一个老中医，全家人饿得奄奄一息。我父亲闻讯后，赶紧回家把自己在棉花地偷偷种的红薯挖了两筐，送到那个老中医家里，挽救了他全家人的生命。右腿得到治疗后，尽管没有留下明显的残疾，但尔后几年走起路来仍有一瘸一拐的迹象。所以，村里人又给我起了另一个绰号：“路不平”。读高中时很想参军，因为我大伯的三个儿子都是军人，荣光无限，臆想将来定能混出个人样。无奈在体检时发现我走路仍有“不平”之感而被拒。这是我身体的“瘸腿”。

邓：个人的苦难遭逢时代的悲剧，让人感叹不已，幸而上天眷顾，有惊无险。

王：至于精神的“瘸腿”，是因为在我青春年华的读书时期，却无法真正专心学业。我小学六年是在“文革”前读的。初中、高中是在“文革”期间读的。如果说，小学阶段还正规地学到一些东西，那么“文革”中读的初中、高中（分别两年制）四年，先是“停课闹革命”，后是“开门办学，学工学农”。除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回潮”（1973年）高中短时间基础性地学了数学、物理、化学、俄语外，大部分时间学习是荒废的。

邓：那么您是如何在时代变革中作出转变呢？

王：我父亲过去读过好几年私塾，家里一直有一些藏书，不少是线装本的，可供我阅读。父亲对“四书五经”以及其他国学经典某些部分烂熟于心，教育我时往往引经据典，使我耳濡目染。因此，无论读小学，还是初中、高中，我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不仅学习优秀，而且总是被选为学生干部。那时我们没有考大学的机会，只能回乡。本应该务农当农民的，好在我高中一毕业，被当时人民公社管文教的领导看中，没有让我回农村务农，把我安排在大队的小学教书。先教小学，后来还教过初中。没有想到刚入职一年，前任校长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读大学，组织为了培养和锻炼我，竟直接破格让我接任校长职务。

邓：您这段经历堪称“传奇”，正如《易经》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从此走进了神圣的杏坛，开启长达50年的执教生涯，您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王：当上校长的时候，我才刚满20岁。当时我们生产大队规模很大，小学初中共有近3000个学生，30多个老师，有的老师甚至是名校毕业的。我也是当时孝感县最年轻的小学校长，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邓：您当了几年的校长？之后又到哪里继续求学生涯？

王：我前后当了三年校长。1977年3月，正是“四人帮”被打倒以后，湖北省在当时的华中师院办了一个大学招生试点，在推荐的基础上，加上考试，当时考了政治、语文和数学，由于题目简单，很容易过关，我那个班大多数同学都比较优秀。毕业后我被分到华中师大郧阳分院（现改为汉江师范学院）教了三年的政治经济学，名义上留校，实际上是支援山区教育。

邓：谈谈您是如何过渡到“河西四十年”的，您的生命状态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王：自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了我人生的“四级跳”，即进入“河西四十年”。实际上也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40年。在这40年中，我从身体到心理，精神到灵魂都有了飞跃。由于我相当长时间是“瘸腿”走过来的，直至退休后才真正从诗意中开始寻找自己想找的东西，从而蹈起灵魂的舞步。

邓：请谈谈您人生“四级跳”的第一级“跳”。

王：我的第一级“跳”是从政治教育学进入经济学专业。我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政治教育，但我把侧重点放在经济学，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当时国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看到中国落后，我认为学经济学可以带来经济利益，一方面为国家改变落后的面貌，另一方面一改我乃至家族世世代代“一穷二白”的历史和现状。

邓：后来是什么契机使您实现第二级“跳”？

王：后来我觉得自己不是学经济学的那块料，也了无兴趣。我倒是喜欢思考一些人生问题，希望我的心能够纯净些，保持本真状态。于是在进修经济学时，就做好改行转向哲学的准备，并利用进修看了不少哲学的书。古希腊神话中那个谜底是“人”的“斯芬克斯之谜”，触发我进行哲学思考。

邓：您经常提到，哲学家罗素在19世纪20年代，倡导一场“无所事事”运动，主张“无用之学”，号召青年学生要读哲学、宗教、道德、艺术领域的经典著作。我认为，现代社会尤其需要重新来这样一场运动，让青年人多一些人文思想的陶冶。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王：我在学经济学的时候思考到，经济学是“有用之学”，它可能会给人带来不菲的财富。而罗素提出“闲散有理”“无所事事”运动，并非简单地提倡“懒散”，这个理论的背后实际包含着丰富的哲学内涵。他认为“无用的”知识和无私的爱的结合便能生出智慧。因此，我当年也放弃了当官和发财的机会，想做自己的主人，哲学让我主动“去活”，而不是“被活”。但愿罗素的这些观点能够继续启发今日性灵犹存的青年，去寻求一种智慧的人生。

邓：您转向哲学后的十年，是“河西四十年”的头十年，您当时看了哪些哲学著作？受到哪些哲学思潮的影响？

王：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10年，是我国思想大解放的10年。也是我的思想和精神得到提升和洗礼的十年。这十年，我接受了纷至沓来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一进入哲学这片天地，我就像一头饿牛撞进菜园一样吸收着各种哲学智慧的营养。尤其喜欢阅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罗尔斯的《正义论》等。尽管有些似懂非懂，只是了解个大概，但对于我的视野来说，简直开了个天窗。

邓：20世纪80年代，还有关于“传统文化”的热潮，在“文革”浩劫之后，经济迅速发展，兴起了“国学热”，当时您有受到影响吗？

王：我当时悉心阅读了大陆和台湾一些文化大家的著作，特别喜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系列丛书，让我了解西方很多科学和人文前沿的知识。国内当时有一份被称为当代《新青年》杂志，叫《青年论坛》，每一篇文章都是“思想”的利剑、“自由”的呐喊、“民主”的吁求，对我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邓：您什么时候真正实现哲学转向？

王：1984年下半年，我争取到了由中国社科院的哲学研究所举办的“哲学与现代化”的培训班学习指标，经过三个月培训，我亲自聆听了周国平、査汝强、姜丕之、汝信、张家龙、何怀宏、邢贲思、王若水、王雨田等一批著名哲学家的演讲。他们每个人的演讲，都是一道精神的佳肴、智慧的盛宴，让我受用不尽。

邓：还有其他重要的学习经历吗？

王：1985年上半年，我又争取到湖北大学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所举办的研修班学习的机会，该所聘请了当时北大研究黑格尔的专家张世英教授任所长。那次研修班讲学的老师都是国际一流的研究德国哲学的专家，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齐良骥、熊伟、张世英教授，武汉大学的江天骥、陈修斋、杨祖陶教授等，还有一批年轻的哲学家如邓晓芒、李晓明、陈家琪等。这让我对德国古典哲学有了一个轮廓性认识与感悟，如从唯理论、经验论到康德主体性哲学、从柏拉图“理念论”到黑格尔“绝对理念”有了逻辑上的理清。

邓：曾经听您说过考研的痛苦经历，您的学习精神也感染了我们，我想再请您进一步谈谈。

王：我们这代人普遍英语都不好，我不得不花成倍的时间去复习，以便在全国统考中过关。由于每天要花近十个小时时间复习英语，在考前一个星期，右手因为默写英语单词累得不能动弹，及时去医院理疗后才得以恢复写字的能力。记得当时英语科目的国家及格线是50分，我考了52分，也算是“险”过。我考的是“马哲史”方向，导师是著名哲学家雍涛教授。那时他还指导我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等哲学著作。

邓：您在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为何没有继续攻读博士？

王：研究生毕业时，由于成绩优异，原本可以免考被推荐为博士生，但遗憾的是，因为我是定向生，原来的单位不让我继续攻博，一定要我回学校服务几年。后来不得不回原校工作。这也是我人生一个遗憾。

邓：在如今的您看来，如何评价这一人生阶段？

王：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总感到不是纯粹的。尽管研究哲学，给我很多智慧的开启，但却带有某种功利性，即要么迎合某种政治需要，要么为了获学历、评职称之虚名。

邓：您在哲学与政治学教学研究中，取得了哪些主要学术思想成果？

王：我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人性的思考融入哲学研究中，用哲学的眼光去反思社会问题。我参加主编过全国统编教材《哲学原理》《伦理学新编》《法学概论》等，最早发表的是《人的本质的二重性》，后续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如《实事求是的本意就是解放思想》《社会主义方向与道路关系研究》《论道德的法律化问题》《关于基层民主问题的思考》《毛泽东伦理思想特点的研究》等。有些文章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现代哲学》《社会主义研究》《理论月刊》《开放时代》等核心刊物。90年代初，我作为《湖北日报》的理论专栏作者，连续发表了十几篇相关理论的文章，还得过《湖北日报》颁发的新闻奖。

邓：在这些著作和文章当中，您提出了哪些新的观点？

王：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文革”“左”的思想影响，把人的本质仅仅看作阶级本质的错误观点，提出了人的本质二重性问题即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并对这两种本质及其关系进行辩证研究。其次，针对人们对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关系的模糊认识，即把方向“道路化”，道路“方向化”的错误，明确提出方向和道路的关系应该是一般与个别、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目标与手段、理想社会状态与现实运动过程的关系；再次，把道德分为两个层面“实然性道德”与“应然性道德”，提出应把“实然性道德”法律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市场经济起到规范和约束作用。最后，认为实事求是的本意就是解放思想，它与解放思想是一致的，不可分割。

邓：您原本是哲学科班出身，从事哲学教学研究十几年（1984—1996），为什么您后来从哲学又转向了音乐学？实现了人生的第三级“跳”。

王：我毕业回到原校服务几年后，一个偶然机会，得知星海音乐学院缺教哲学的老师，于是被作为人才引进。我于1997年初调来星海音乐学院，教了一年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接着又在当时的研究部主持了一届科研行政工作。我在主管科研期间，组织和主持了一些全国性的音乐学术会议、论坛。那时有些专家就建议我转到音乐学这个领域来，他们认为音乐界就是缺乏哲学专业的人才。我进入音乐学学习、教学和研究后，深深感到把哲学注入音乐的重要性。

邓：我在网上看过复旦大学哲学教授王德峰老师的课，他跟您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音乐学院应该增加两个系：文学系和哲学系。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王：我认为，单独增加两个专业系可能不现实，但是加强学生这方面的素养是当务之急的事情。我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经验表明，学音乐的人，如果没有哲学和文学的修养，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工匠”，或者是一个只知“音”，不知“乐”的“单面人”。这里之所以要把“音”和“乐”分开，是因为“音”代表技术、技巧，而“乐”代表人文思想和精神。正如古人云：“乐者，象德也。”“乐者，乐也。”

邓：您是如何从哲学转向音乐学的呢？

王：这要真心感谢学院领导对我的理解和关照，最终答应让我辞去行政职务，转向音乐学系从事教学和研究。特别要感谢两位著名的音乐学者——罗小平教授和邓希路教授，以及音乐学系全体老师。罗教授是我国一位杰出的女性音乐学学者，又是一位非常有情趣的学者。她一直鼓励我实现“华丽转身”，并跟她搭档一起带音乐美学的研究生。我们合作很愉快，她给我很多指点和帮助。而邓希路教授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很希望我去音乐学系。事实上，我去音乐学系后，为音乐学系注入了不少哲学营养。我毕竟不是音乐科班出身，所以我只能从哲学美学角度切入音乐。自此以后，我不仅听了很多音乐学老师的课，更看了不少音乐学、音乐哲学、音乐美学、音乐史和音乐家传记的书，也欣赏了不少音乐作品。

邓：您转到音乐学系以后，在音乐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取得了哪些成果？

王：我在国家和省级专业刊物发表了近百篇音乐研究论文、评论。其中《音乐美的寻觅》和《音乐不是“什么”——音乐理性主义批判》荣获国家级“金钟奖”和省级政府奖。独撰有《神唇之笛》《岭南乐空中的缪斯》，合译合著有《纯音乐：音乐体验的哲学思考》《老年 精神 音乐》等。另外，由星海音乐学院资助的广东省高校重点平台项目“赵宋光学术美学思想研究”的论文集，即将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邓：在这些著作和文章当中，您提出了哪些新的观点？

王：《音乐不是“什么”——音乐理性主义批判》是一篇音乐哲理论文，在权威音乐刊物《音乐研究》发表后，引起音乐学界的关注。我从哲学的视角，对音乐从哲学本体论进行了论析，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了“音乐不是‘什么’”的命题。辩证论述了音乐是“什么”与不是“什么”的关系：前者是从形态学意义所言，后者是从哲学本体意义所言。

邓：我看过您撰写的《神唇之笛》，书中您的很多哲理思考具有思想深度。请您谈谈这本书的微言大义。

王：这本书以“神唇之笛”命名，书中所言之“神”，不是狭义上具体的神，而是广义上的“天道天命”，它包括一切具有超越之维的东西，如神性、生命、灵魂、爱等。我们每个音乐家和每部音乐作品被喻为笛子，其只有被置于“神之唇”旁，方能吹出神之乐音，如果被错置，就会吹出有“郑卫”甚或魔鬼之音。

邓：您作为广东省政府聘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家评委，对岭南音乐进行了哲学美学思考，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由星海音乐学院在校庆60周年之际资助，在人民音乐出版社付梓出版的《岭南乐空中的缪斯》是一本怎样的音乐学著作？

王：《岭南乐空中的缪斯》是一部岭南音乐名家的学术访谈、音乐评论和音乐研究的著作，也是我多年关于岭南音乐研究的学术积累。这本书选择了现当代十六位岭南音乐名家进行了学术访谈及研究。不同于一般新闻或其他性质的访谈，本书作为学术访谈，均站在理论思辨的高度和音乐感性学的角度，以问答的形式与岭南音乐名家面对面地对话。本书以两个角度切入研究，一是以口述史的角度，对名家的生平及作品产生背景进行考察，二是站在哲学、美学、文化学以及民族音乐学角度来观照岭南音乐，把岭南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地位彰显出来，以提升岭南音乐研究的学术层次。

邓：您退休以后，被星海音乐学院返聘为“赵宋光学术研究中心”主任，基于赵宋光先生在学界的地位、影响和贡献，这些年来您与学术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特别是举办了“与宋光对话”四季论坛，邀请国内各界学术名流前来与赵宋光先生交流，影响弥深。您本人关于赵宋光美学思想的研究也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及其他专业刊物发表近十篇文章。请您简单谈谈赵宋光先生的其人其学。

王：这个问题很大，要谈的内容很多，另外作为一个专题来谈。

邓：您退休以来，对人生有很多切己的反思和感悟。您在几次讲座当中，曾经结合音乐和艺术谈到人和世界的关系、四种人生存在的状态以及四种人生的境界，尤其在谈到境界的时候，您增加了一个“贵”，不同于以往的观点，您对此是如何理解的？

王：人生有三种“四层”关系，一是人与世界的四种对话关系，即：与自然对话、与社会或人对话、与自己对话、与神（佛、圣）对话；二是与这四种对话相应的人的“四生”关系，即：生存、生活、生命、生灵（灵魂）；与这“四生”相对应的是人生的四种境界，与生存对应的是“求真”，与生活对应的是“求善”，与生命对应的“求美”，与生命（灵魂）对应的是“求贵”。如果说，“美”超越“真”和“善”，是从生命的角度而言；“贵”则是从灵魂的角度来说的，这种提法极具针对性，因为现代人太缺乏灵魂，尤其是高贵的灵魂。

在三种“四层”关系中，音乐是须臾不离的。从“求真”的角度，音乐可以启智；从“求善”的角度，音乐可以带来人际关系的和谐；从“求美”的角度，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美的艺术，叔本华把音乐当作“帝王”的艺术；从“求贵”的角度，音乐使人的灵魂变得高贵和幸福。正如美国哲学家桑塔耶纳所说：“音乐不会使你富有，但会使你幸福；音乐不能拯救你的灵魂，但能使你的灵魂值得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