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杰，李昊泽，王 勇

（苏州科技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苏州 215011）

“非正规”（informality）一词源自于20 世纪初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有关于劳动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具有非官方、非正式、甚至不合法、无秩序、随意等特点，随着概念扩展，研究重点开始转向城市非正规性、城市非正规空间和非正规城市主义等。不同于自上而下的正规性，非正规性体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由化的社会组织逻辑（卡洛琳·斯金纳 等，2019）。Nezar AISayyad 和Ananya Roy将城市非正规性视为组织和管理城市化进程的内生性逻辑（Dicken, 2005），是一种刻意地“去管制化”的结果而非管制缺失，是一种特殊的、有组织的随机应变策略性应对（Roy, 2005）。当前，城市非正规性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带有各自的文化印记，是一种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城市现象（Watson, 2014），并由此形成复杂且多层次的城市非正规空间。非正规城市化的广泛性和城市非正规空间的放量增长，逐渐吸引一系列学科的广泛关注（徐苗 等，2018）。

根据相关研究，学者们认为城市非正规空间是无明确的官方规划、自下而上形成（龙元，2006），是一种出于满足社会居民需求而自我组织形成的，具有地缘关系的城市聚居生活空间（宁一瑄 等，2014）。国外学者主要围绕“摊贩”对非正规空间进行关注（Farouk et al., 2012），分析其空间组织规律。如Turner 等（2012）以越南河内街头摊贩为例，剖析了在理念认同的前提下，摊贩群体所进行的非正规空间的街头固化模式；Bromley等（2009）从拉丁美洲绅士化过程看到了街头摊贩的组织协助，在管制之下灵活创新的多样化非正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