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晓亮

【摘   要】新世纪以来，高考的不断扩招使高校古筝教育面临师资结构、教学模式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并产生了新的需求。筝乐创作的合奏、重奏与协奏化倾向，也对古筝群体化演奏形式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专业古筝乐团建设成为促进筝乐艺术自身发展、高校古筝教学模式拓展以及专业人才培养的新方向。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和案例，通过对当代高校的筝团建设历程、筝团特点，以及中西音乐文化交融对专业古筝教育的影响等分析，试探讨高校筝团建设对古筝教育和艺术发展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高校筝团  筝团建设  古筝教育  教育模式

近年来，各大专业音乐学院、艺术学院以及高等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相继开展筝团建设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古筝艺术教育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并促成了当下全国各地筝团建设与发展“筝筝日上”的繁荣景象。多年来的古筝普及推广使其学习群体与日俱增，高校人才的培养反哺社会古筝教育的同时，社会古筝教育又为专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奠定了良好基础，双方在彼此互惠中促进了古筝艺术的快速发展，群体规模日益扩大。近年来，各大专业音乐院校举办的诸多相关学术活动，也足见当代筝团建设发展的盛况。2021年5月，浙江音乐学院举办了“首届全国音乐艺术院校筝团展演暨中国当代筝团建设与发展峰坛”，来自全国32所音乐院校的专业筝团、学界专家及数百名师生参加此次活动。这不仅是一场中国筝乐重奏艺术的盛会，也是近年来高校筝团建设与发展成果的一次检阅。其浓厚的学术研讨氛围，说明“筝团”发展已得到业界的深切关注。另外，2021年11月，在由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筝乐学术交流季”的云端音乐会上，来自全国与世界各地的几十支筝团共同奏响了“中国旋律”。在此次活动的三场音乐会中，仅其中的一场“‘筝强国音古筝名家音乐会”演出就有320多万人同时在线观看。2023年6月，第三届上海音乐学院古筝艺术周在上海音乐学院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多所高等院校的400多位专家学者及师生群体共同参与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集学术论坛、音乐会、创作比赛及评选活动于一体，内容丰富。另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2000多家注册登记的古筝生产商，每年的古筝产量高达70余万台；保守估计目前全国有近1000万古筝学习者。可见，在当下繁荣发展的中国民族器乐中，古筝艺术已成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之一。

不可否认，筝团建设对高校古筝人才培养、古筝表演形式创新、筝乐审美观念的变化以及社会古筝教育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古筝艺术传承和发展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不过，相较于古筝表演和教学实践的如火如荼，与其相关的学术探讨却较少见。高校筝团建设与发展实践的学术关注对古筝艺术及其教育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代高校筝团建设回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古筝教育在各大专业音乐院校相继开展。因最初的师资群体主要是民间筝家，高校的古筝教学虽在1961年教材会议①后有了统一的教材，但仍然以民间师徒传承中“口传身授”的“一对一”模式为主。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中国筝乐艺术的发展相对缓慢。改革开放以后，职业作曲家介入筝乐创作领域并促其快速发展，筝乐重奏、协奏作品日益增多，加之国内外音乐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为集体形式的古筝演奏奠定了基础，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0世纪80年代，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古筝教职的何宝泉与孙文妍，在与中日筝乐文化交流中深受启发，于1989年组建成立了“上海音乐学院筝乐团”。随后的几年里，该团曾多次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参加筝乐文化交流活动。因筝团模式新颖，教学成绩突出，上海音乐学院经教育部高教司批准，于1993年开设“古筝专业重奏课”，成为全国首个开设该课程的音乐学院。②“上海音乐学院筝乐团”的建立与“古筝专业重奏课程”的开设，为高校古筝教育从传统的单独教学向集体化教学模式拓展作出了新的尝试，也为其他专业音乐院校的古筝教育带来启发。

受此影响，其他院校也相继成立筝团并开展相关教学活动。如20世纪90年代初，西安音乐学院古筝教师魏军也做出了古筝重奏与合奏的教学尝试。经过几年的教學与演出实践，古筝合奏课于1995年被列为西安音乐学院民乐系的选修课程。这也为其后该院“秦筝乐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③随后，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于1996年创立了“十指莲花”中国室内乐筝团。④新世纪以来，各专业院校的筝团建设活动逐步加快，西安音乐学院以前期的合奏课教学实践为基础，于2004年正式成立“秦筝艺术团”（后更名为“秦筝乐团”）。除了音乐学院，高等师范院校也开启了筝团建设实践。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于2008年开始筹建“茉莉花筝乐团”，2013年更名为“翡翠筝团”（今浙江音乐学院“翡翠筝团”）。上海音乐学院筝乐团曾因何宝泉教授退休而暂停，在上海音乐学院领导与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支持下，于2012年重新组建了上海音乐学院“敦煌筝乐团”，2015年恢复原名“上海音乐学院筝乐团”⑤。到2021年5月，从参与浙江音乐学院举办的“首届全国音乐艺术院校筝团展演暨中国当代筝团建设与发展峰坛”的32所音乐院校的筝团来看，各地高校的筝团建设已经呈现出蔚为壮丽的可喜景观。时隔两年后的2023年6月，第三届上海音乐学院古筝艺术周顺利举办，本届活动专设了两场全国筝团联盟专场音乐会、三场筝乐艺术高峰论坛，以及三场原创筝乐作品创作比赛与演出。来自全国的专业音乐学院、综合艺术大学及香港演艺学院、台湾文化大学等二十多所高等艺术院校的专业筝团、演奏家、教育家、作曲家、理论家以及青年学者400余人共同参与了此次活动，反响热烈，规模空前。诸如浙江音乐学院的“翡翠筝团”是全国唯一一支获金钟奖、文华奖、CCTV民族器乐大赛三大国家赛事优秀奖项的筝团，此外，还有其他许多专业音乐院校的筝团常在全国各地开展音乐会演出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当下高校筝团的特点

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高校筝团的建设已有30余年。当下高校的筝团犹如雨后春笋，其各具特色的筝团名称与服装造型，彰显了在演奏风格与发展定位方面的差异；在学院化教学体系的影响下，其演奏形式、乐器组合形式、作品体裁与内容呈现出了当代中西音乐文化交融发展的时代性特点；因受筝乐作品与筝团成员等因素的影响，其在教学模式上也呈现出自由化、灵活化的特点。

（一）特色鲜明的风格定位

从当下不同专业院校的筝团来看，其自身建设与发展定位各具特色。在筝团名称、组合形式、服装造型等不同侧面，彰显出了自身独特的地域风格。从筝团名称上看，其来源与归属、演奏风格和地域风格的指向性特征比较明显。如上海音乐学院筝团、中国音乐学院古筝重奏团、中央音乐学院筝团、上海师范大学“玉兰筝团”等，均对所属院校的指向性更为明确，后者取“玉兰”为名也易与上海市花“白玉兰”的城市符号相联系。在演奏风格指向性上，武汉音乐学院“无界筝乐剧场”、星海音乐学院“筝语玲珑古筝乐团”、四川音乐学院“天籁筝乐团”、沈阳音乐学院“羽之韵筝乐团”等，与其筝团的作品风格或演奏风格有着较为贴合的指向性。另外，西安音乐学院“秦筝乐团”、四川音乐学院“蜀音筝乐团”、星海音乐学院“岭之南古筝室内乐团”、安徽师范大学“皖风筝乐团”等，其“秦”“蜀”“岭南”“皖”等词汇均带有十分鲜明的地域性风格的指向。还有浙江音乐学院“翡翠筝团”、中央音乐学院“畅响筝团”、哈尔滨音乐学院“卓乐筝乐团”、南京艺术学院“灏樂筝团”“竹石筝团”等，也以不同的象征性寓意显示了自身独特的发展定位。从组合形式上看，对所奏筝乐体裁和乐器组合的独特取向，也是其风格定位的又一体现。如中国音乐学院古筝重奏团、星海音乐学院岭之南古筝室内乐团，两者分别是对“重奏”这一筝乐体裁，与“室内乐”这一小型化古筝演奏组合形式的特色定位。此外，翡翠筝团“赤红”与“翠绿”的服装色泽，玉兰筝团“玉兰花”的服饰图案形象，也分别是对“翡翠”雌雄之鸟艳丽羽毛形象和“玉兰”形象的造型化外显，从服装造型上再次彰显出筝团的自身特点。

（二）形式与内容的多元融合

虽然古筝作为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传承，但明清以来主要以民间器乐合奏、说唱伴奏的形式而存续。如山东民间的“碰八板”弦索合奏（今菏泽弦索乐）、河南大调曲子、潮州弦诗等，其乐曲内容多为民间传统器乐曲牌、曲艺唱牌或随腔的即兴伴奏。而如今的高校“筝团”，在演奏形式和作品内容上则与上述传统有着较大的区别。演奏形式上，是以多台古筝分不同声部进行的重奏或合奏；乐器组合上，除古筝外还加入色彩性的鼓、铃、钢片琴、木鱼乃至笛、箫、二胡、低音提琴等；作品体裁内容上，有古筝齐奏曲、古筝重奏曲、筝团与钢琴协奏曲等。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余年里，职业作曲家参与筝乐创作已经屡见不鲜。因筝团演奏的多数作品均为创作型筝曲，其创作手法多以学院派作曲技术理论为基础，因此，带有西方音乐的曲式结构、调性布局以及音乐处理手法等特点，甚至还有一些是直接移植西方国家的音乐作品。即便一些具有创编旨趣和能力的古筝演奏家、教育家们对部分传统作品进行了改编或编配，但其总体在技术手法和审美观念上仍然因深受学院教育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学院化、室内乐化的倾向。尽管许多筝团以带有演奏风格指向性或地域风格指向性的名称作为自己筝团的特色和标签化符号，但在演奏的曲目上并非仅限于此，而彼此之间还是有着较为多样化的风格特点。所以，无论从演奏形式还是音乐风格上，当下筝团都具有较为明显的中西方的多元融合特征。

（三）自由灵活的教学模式

自1989年上海音乐学院筝团筹建以来，各专业学院也相继进行了筝团组建与集体化教学的尝試。虽然上海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等少数院校也曾开设过相关课程，但经过30余年的发展，至今尚未出现较为统一的筝团式专业教材，尚未形成较为系统化的筝团式教学体系，而是以作品和人为核心，采用“依曲而定、因人而变”的灵活化的教学模式。作品体裁与演奏形式的不同，以及高校学生群体流动性的现实情况，都是形成筝团灵活化教学模式的重要原因。针对教学模式的非统一性、非系统化问题的探讨，是目前筝团建设中比较关心的议题。2021年5月，在“首届全国音乐艺术院校筝团展演暨中国当代筝团建设与发展峰坛”的研讨会上，来自不同领域的与会专家们针对筝团建设所涉及的“古筝重奏作品创作与发展方向”“艺术院校筝重奏课程建设”“艺术院校重奏曲目教材建设”“筝团建设与发展”“古筝重奏训练”以及“乐器制作与展示”等重要话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其中，西安音乐学院樊艺凤教授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分享了秦筝乐团多年来的建设经验和面对的一些问题：“西安音乐学院古筝乐团的建设与发展是和学院的课程建设同步进行的，但是学生的流动性是阻碍筝团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希望在这些方面能够与各院校之间加强彼此的交流和学习。”⑥此次会议探讨的内容和结果，也如实反映出当下各专业院校筝团建设之所以采用灵活化的教学模式的实际情况，并指出了造成当前筝团教学中非统一的、非系统化的教学模式的主要原因。2023年6月，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第三届上海音乐学院古筝艺术周”学术论坛上，围绕“筝艺发展现状与挑战”和“筝重奏课程搭建与规划”两个不同主题，来自各大专业音乐院校的古筝教育家们就古筝的演奏与教学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关于高校的古筝教材建设和筝团重奏的教学问题，仍然是重点探讨的内容。可见，截至目前筝团的重奏教学尚未形成比较统一规范的模式化教学，而是一种因人而异、各取所需的灵活处理方式。

三、中西音乐文化交融中的专业古筝教育

世间万物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在时空中产生变化，“变”才是事物发展的永恒规律。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变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是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⑦黄翔鹏先生也曾提出“传统是一条河流”。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音乐类型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产生、发展、变异、存续乃至消亡。“筝团”的出现，也正是基于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外部环境，以及筝乐表演、教育和创作自身寻求发展的内部动因所共力的产物，它是承载筝乐艺术在当代发展的一种新型载体和组织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传统的民间器乐在高校专业音乐教育体制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受苏联模式以及欧洲音乐的影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群体参与筝乐编创产生了一大批划时代影响的作品，推动了筝乐艺术和专业古筝教育的快速发展；到改革开放后，职业作曲家加入筝乐创作大军，现代派筝乐作品应运而生，把筝乐艺术和教育推向了20世纪末的全新高度，筝团形式也初露端倪；再到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人们基于对现代性筝乐艺术的反思和对传统的回望，也产生了立足传统、把传统与现代并重、中西方结合而进行传承发展的理念。这也见证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在当今全球信息化浪潮下社会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过程中，人们的审美观、音乐观、价值观以及教育观念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在古筝专业教育领域里，筝团的育人模式探索尽管在形式和内容上呈现出西方化的特点，其自由灵活化的教学模式与相对系统化的传统教学模式也有所不同，但从其各具特色的团体名称和对传统音乐风格的“回归式”追求上，则可体现出“传统”一词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何为“传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当下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几乎都是成长于专业音乐教育体制，从小接受的是西方音乐体系的教育理念，其思维方式自然也是“西化”的而非“传统”的。由于“西化”的思维观念和传统的中式思维观念有所不同，而基于这两种不同的观念对“传统”的理解自然各异，进而结合传统与现代寻求的创新发展也将出现不同的结果。筝团中的分声部“重奏形式”、不同乐器组合的“室内乐形式”，以及作品风格的“现代性”及“求异化（个性化）”特点，多是西化思维群体以自身的认知对“传承”与“创新”的理解，以求“中西结合”进行民族化实践的结果和体现。何为“民族化”？杜亚雄教授认为，“民族化，就是要有我们本民族的传统思维。对于创作的民族化，不是仅仅从中国民间音乐中选择几个音，并以此为基础，大量使用西方音乐创作理念和方法来创作就可以称为民族化。对于表演的民族化，不在琴弦上作出几个‘腔音来也不能叫民族化。”⑧自古以来，对以歌唱、舞蹈、器乐以及舞美、服饰、道具在内的综合性舞台视觉和听觉艺术，是几千年来根植于中华民族人民心底的“乐”的深刻印象和文化认同。无论当下人们对“传统”和“民族化”的理解有多么不同，以往传统民间器乐合奏中的即兴性演奏特点，如今已经发生了全新的变化：统一的服装造型、标准且同质化的肢体动作与面部表情、全新的“学院式”程式化的音乐处理与表演方式等，无不体现出对“标准化”的追求。基于几千年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在走向现代化文明的过程中，在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现代化音乐教育体制里，这种从“即兴性”到“标准化”的历史演进结果，是西化思维下的当代人们音乐审美观念及其艺术追求的全新表征。无论是否是因基因的记忆而作出的对传统的认同，还是在“求变”的本能驱使下寻求新的发展，人们都正在基于自身的理解，实践着传统，探索着未来。

总之，因受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影响，西化思维下的“民族化”过程及其表征在古筝艺术发展和专业古筝教育领域有着十分明显的体现。与“传统思维”观念有所不同，在具有“西化思维”观念的人们心中，“传统”正在基于不同的理解和意义而继承与发展。在时间的流转中，这条“传统”的“河流”在不断变化，当代的“传统”也正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发展中不断“变迁”。

四、筝团教学模式的启示

30多年的筝团建设实践，不仅丰富了古筝艺术的表演形式，其对教育模式的新探索，也直接反哺和促进了社会古筝教育的发展。这从近年来规模不断增长的古筝比赛情况也可得到印证。比如由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办的“青少年国际古筝比赛华东赛区选拔赛”是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比较有影响力的纯古筝类赛事，从2010年至2019年的十年间，古筝报名人数日益增长，参赛人数从最初的几百人至2019年的三千余人，比赛形式从个人独奏到独奏与筝团重奏，见证了筝团教学模式也在社会古筝教育中快速崛起。2023年7月，由浙江音乐学院主办的“浙江音乐学院青少年艺术节”民乐专场全国总决赛的筝团重奏组就有近400人参与。另外，由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筝乐学术交流季”的云端音乐会上，来自全国与世界各地的几十支筝团共同奏响“中国旋律”，也在网络直播的模式下，给同时在线观看的全球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浙江音乐学院组织编写的《浙江音乐学院考级教材〈古筝重奏〉》已正式签订出版合同，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古筝重奏的考级教材。事实上，从浙江音乐学院举办的“首届全国音乐艺术院校筝团展演暨中国当代筝团建设与发展峰坛”和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第三届上海音乐学院古筝艺术周”来看，也已说明“筝团”模式已经得到了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广泛关注。

筝团建设为何产生了如此大的社会影响？这种筝乐教育模式是怎样产生的？这种创新性的探索，能否为当下的音乐教育带来启示？通过当代高校筝团建设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从最初对筝团表演模式的借鉴，到筝团教学模式在专业院校的早期探索，再到各大院校相继开展筝团建设，最终促发社会筝团建设与教学，其主导性参与主体是古筝教师，其参与方式是自发性质。这是一种以个体为单位的教师，通过自发努力带来的一种筝乐教育模式的创新。这种模式与自上而下的理性规划与制度性安排有所不同，它呈现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内生性和自发性的推动力。这种基于个体的自发性，主动寻求人才培养的路径创新，是事物为自身发展而作出自适应性调整的客观规律。当代筝团建设之所以产生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这种基于个体的、自下而上的自发性作用不容忽视。

关于个体自发性力量在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性已有过诸多探讨，如在教育改革研究领域里，加拿大教育政策专家迈克尔·富兰认为，教育改革的理想不能寄托于外在力量与一个全能的专家系统，由学习型个人和学习型组织组成的学习型社会，才是推动复杂变革的真正动力。⑨充分肯定了学习型个人的自发性努力在教育变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样，有过许多国家和学校考察经历的日本教育学者佐藤学也认为，发生在教育内部的变革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是以学校和社区为基地的革命，是支持每一个学生的多元化个性的革命，是促进教师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革命。⑩也对教育内部个体自发性力量的重要性给予了肯定。我国著名教育学家杨东平认为：“今天，在我们身边正在出现越来越多、自下而上的、局部的、零散的、个体的、非制度化的、非主流模式的自主创新和教育探索。这种植根于大地之上、学校和教室之中的‘静悄悄的革命，通过无数的微改变，不仅可以帮助许多具体的个人，而且由于它不是简单地靠行政力量驱动，而是通过成功示范的吸引、感染‘不胫而走，因而往往比行政推动的外在变革更为深刻和持久，凝聚着整体性教育变革的基础性力量。”   许多通过个体自发性力量促进教育转型并获得卓越成效的成功案例，有如山东杜郎口中学的“学生主体课堂”、山西新绛中学为代表正在全省中小学推广的“学案导航课堂”等。

这些依靠个体自发性力量的大量创新教育实践已获得良好成效，其在教育变革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国内外众多教育研究专家们的认可。事实上，以个体自发力量促发展的事例，在近現代古筝艺术传承传播领域里也早有萌芽及体现。20世纪前半叶，古筝艺术的传承与传播得益于民间艺术家们的自发性组织活动，魏子猷、梁在平、娄树华、曹正、王巽之、郭鹰等民间筝乐艺术家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举办雅集活动，以筝会友、交流琴艺。在此过程中南北不同流派的筝乐艺术得到了广泛的交流、融合与发展。21世纪以来，这种来自筝乐艺术家群体内部的自发能动性，再次促进了筝乐艺术形式在新时期的发展：从传统社会里文人群体的以筝会友的独奏形式，向齐奏、合奏、重奏的筝团形式发展。在此基础上，专业院校古筝独奏人才培养的传统“一对一”授课模式，也衍生出了“一对N”的集体授课（筝团排练）模式。

古筝教育，虽然只是音乐教育领域内的一个细小分支，但其基于个体自发的“筝团”教育模式的创新，为古筝艺术在当下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解决高校古筝教育教学问题的同时，也反哺和促进了社会古筝教育的繁荣。因此，筝团模式所体现的个体自发性积极作用，不仅在古筝教育领域再次得到验证，还将为当下及未来的音乐教育带来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