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祥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再入云南，凭借过人的胆略、高超的智慧、英勇的奋斗，于1935年5 月上旬胜利渡过天险金沙江。对于巧渡金沙江在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意义具体体现在哪里？则未见相关研究成果。研究梳理发现，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对于实现战略转移目标，巩固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坚定红军将士革命信念、打击反革命阵营嚣张气焰，宣传革命主张、播撒革命火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巧渡金沙江是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究其直接目的，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背景下，通过战略转移保存壮大革命力量。究其深远考量，是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行径愈演愈烈，为解决民族危机而北上抗日。党和红军将解决自身生存危机与民族危机辩证统一于战略转移的伟大革命实践中，但在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之前，二者均未取得实质进展。

（一）跳出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保存壮大革命力量

在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前，面临的形势是：“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一部紧追而至”“滇军孙渡纵队从左侧进逼”“滇军及国民党数十万军队层层设防、处处围堵”。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寻甸县鲁口哨村发布抢渡金沙江的命令时，蒋介石正集中七十个团以上兵力向中央红军追击，企图以重兵构筑包围圈，利用天险金沙江将中央红军消灭在金沙江南岸。

而在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正如红军渡江政治工作训令中所预料的：“在军事上，渡江之后，敌人难于调遣兵力，使作战便利争取伟大的胜利。两主力之接近地配合作战，能够使我们易于取得胜利，而且胜利亦更大。并且因为地理与政治的各种条件，使敌人无法包围我们，我们能够背靠西部而无后顾之忧。”这在红军渡江后的电文中也得到了证实：“我军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上胜利和进入川西的有利条件。现追敌正企图渡江跟追，但架桥不易，至少须四五天。”（《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2》）红军于5 月9 日渡江完毕，但“由于渡河器材缺乏，敌军于十六日才渡江。”（《毛泽东军事年谱》）

可见，中央红军成功渡过金沙江，与尾追之敌拉开了较大的行军距离，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是红军转危为安的重要转折点，对于保存壮大革命力量具有决定意义。

（二）开启北上抗日征程，推动解决民族危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在长征出发之时，党和红军虽然自身生存已面临较大危机，但仍然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重，将北上抗日确立为总体战略目标。然而，在长征初期，几次欲往北走均未成功。第二次进入云南前后，中央红军大胆穿插，艰苦奋战，终于将尾追之敌甩开了三至四天的行程，之后又以威逼昆明、调虎离山进一步造成了金沙江南岸的空虚。红军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成功渡过金沙江，并一路向北，最终落脚陕北。

中央红军长征的路线整体上呈“L”形，在巧渡金沙江前，总的说来是自东向西行进。在巧渡金沙江后，才转为由南向北前进。巧渡金沙江是事实上的西进终点、北上起点。巧渡金沙江的胜利，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便已确立但多次尝试均未成功的北上征程终于成行，这对于党和红军开进到抗日救亡最前线，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功应对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的复杂局面，开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新局面，以中流砥柱作用扛起全面抗战大旗，以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拯救民族危亡，维护民族利益具有决定意义。

二、巧渡金沙江对于巩固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及其代表的正确思想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经历了一个艰辛而又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划分为若干个阶段及节点，而巧渡金沙江就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一）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内部对领导问题仍然存在“杂音”

遵义会议虽然已经从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从组织形态看，此时的毛泽东还不是党内负总责的人，也不是军事上下最后“拍板”的负责者，党和红军中仍然存在不少质疑毛泽东正确指挥的“杂音”。

遵义会议后，林彪曾公开批评毛泽东的正确指挥，据聂荣臻回忆：“本来，我们在遵义会议以后打了不少胜仗，部队机动多了。但也不可能每仗必胜，军事上哪有尽如人意的事情。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甩掉敌人，更不可能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跑了一点冤枉路。这也难免。但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1935 年4 月23 日，在红军进占曲靖的路上，林彪致电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他还曾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说：“我看该由你来指挥，赶紧北进吧！”彭德怀回绝了林彪。

可见，毛泽东及其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并没有在遵义会议召开后就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与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及长征初期截然不同的军事路线要得到普遍认同和全面贯彻需要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领导权威的建立必须以斗争实践的胜利为基础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对认识尚不一致的政治问题暂时搁置，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智慧。但是，在不涉及政治路线争论的前提下，如何使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及其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和红军中得到全面认可，这是一个极其重要也极难回答的问题。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只能以革命斗争实践的胜利证明军事路线的正确，并进一步树立领导同志和领导集体的领导权威。中国革命迫切需要斗争实践上的胜利，尤其需要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而此时无论是对于中国革命全局而言，还是对于党和红军的生存发展而言，最紧要的问题就是跳出包围圈，摆脱追敌，北上抗日。能否通过正确的领导和指挥，带领红军打败敌人，打破敌人的围堵，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这是遵义会议后进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毛泽东必须用实践来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而毛泽东给出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带领中央红军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巧妙穿插并胜利渡过金沙江。

（三）毛泽东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正确的思想路线在巧渡金沙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

被推到历史大潮浪尖上的毛泽东，在十数倍于己的敌人的封锁包围中，运筹帷幄，指挥中央红军大胆穿插，相机作战，在逆境中一步一步创造机会，在战场上逐步变被动为主动，最终成就了巧渡金沙江的伟大胜利，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围堵，踏上了北上征程。实践上的成功最具说服力，巧渡金沙江的伟大胜利，是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与遵义会议前“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处处被动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以铁一般的事实雄辩地向全党全军证明了毛泽东卓越的领导智慧和军事才能，展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强大力量。它对于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逐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具有重大意义。

三、巧渡金沙江宣告党和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意味着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党和红军的图谋在事实上已经失败，它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的斗志，也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一）坚定红军将士的必胜信念

巧渡金沙江的胜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科学理论的指引、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将士的奋斗，这些重要因素赋予了党和红军强大的革命力量，引领了伟大的革命实践，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而巧渡金沙江的胜利，又以革命实践的成功进一步证实了党和红军政治方向的正确，展示了革命队伍和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坚定了红军将士革命到底的必胜信念。正如毛泽东所说：“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巧渡金沙江的胜利，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它用斗争的胜利宣告了党和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在英勇的红军面前，一切反革命的力量终将被消灭。这一伟大胜利，进一步增强了革命队伍的团结，使党和红军肃清错误思想、纠正错误行为的立场更加鲜明，革命信念更加坚定，革命行动更加自觉，为党和红军在渡江后的斗争中战胜凶恶残暴的追兵阻敌，战胜雪山和草地等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有力打击反革命阵营的嚣张气焰

中央红军第二次进入云南后，从兵员数量上看，围堵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十数倍于中央红军，而仅有三万多人的中央红军既不能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也尚未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从武器装备看，国民党军队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天上每日有飞机对红军进行侦察轰炸，地上有汽车调兵遣将、运送物资，而中央红军的将士们脚上穿着草鞋，依靠双腿不停地奔袭、作战；从后勤补给看，国民党军队后勤补给及时、充足，而红军虽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搜刮压榨，川、黔、滇地区的百姓本就过得很苦，物资匮乏，虽然百姓全力支持红军，但红军仍然不能获得足够的粮草和相应的补给；从地理地形看，正如毛泽东所说，昆明东北地区属于“平川地带”，这样的地理条件极不利于中央红军回旋作战；另外，自古就有天险之称的金沙江又横亘在红军前面，为国民党军队“追剿”红军提供了有利条件，蒋介石盘算着利用金沙江，加以重兵围堵，将中央红军消灭在这一地区。

可见，此时此地，蒋介石在上述方面已经占尽优势。但是，双方的较量却仍然以我军胜利渡江、蒋介石美梦破灭而告终。这就以雄辩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图谋必定落空，他消灭中国革命力量的企图注定失败。这一伟大胜利，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使反动军队中的部分官兵见识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的强大力量，见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形成了强烈的心理冲击，产生了有力的政治威慑和心理威慑，对于党和红军进一步分化瓦解敌对阵营，巩固并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争取和团结革命力量，取得长征胜利，开创抗战新局具有重要意义。

四、巧渡金沙江宣传革命主张、播下革命火种

在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战略进程中，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为取得渡江胜利奠定了基础，而渡江的胜利，又以成功的革命实践，使革命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促成了西南地区革命形势燎原发展的蓬勃局面。

（一）战略实施过程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

党和红军在紧张的行军作战之余，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通过散发书籍、传单，张贴布告，书写标语、壁画，公开演讲，编排表演文艺节目等办法，向沿途百姓和开明乡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揭露蒋介石及地方军阀和地主豪绅的罪行，宣传革命的主张，讲解红军的政策，号召人民站起来与压迫者进行斗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政权。据时任红五军团第三十七团政治委员张南生回忆：“每夜行军八九十里，天亮进入宿营地以后，立即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的作战目的，调查当地土豪劣绅的罪行，召开群众大会，发动劳动人民开仓分粮。”（《星火燎原全集第3 卷》）1935 年5 月4 日，龙云下令清除红军标语时说：“顷闻凡匪经过之地方，标语甚多。或用文字张贴，或用石灰红朱涂写抹墙壁，遍处皆有。”（《红军长征过云南的文化宣传》）

党和红军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加速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沿途百姓在党和红军的宣传中了解了革命的主张，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认识到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进而大力支持红军的渡江行动和革命事业。他们热情地为红军带路，当翻译，做向导，提供情报，帮助红军筹粮筹款、购买物资，还主动帮助运送和照顾伤病员，为巧渡金沙江的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

（二）巧渡金沙江的胜利激发了贫苦百姓的革命信心和动力

巧渡金沙江的伟大胜利，使贫苦百姓更加直接地读到了革命这篇大文章。它比张贴标语、布告等语言类、文字类的宣传更有效、更直接，它以鲜活的革命实践让老百姓真切地看到革命的主张在现实生活中一步一步变为现实，让老百姓从胜利中获得关于革命斗争的实实在在的教育和启发，形成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强烈冲击，加快了人民群众思想上的觉醒和行动上的进步，使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在贫苦群众心中扎根更深更牢。

巧渡金沙江的伟大胜利，还使贫苦百姓直接地感受到了革命的力量。它以客观的事实告诉老百姓，红军是打不垮、摧不倒的英雄队伍，而这支队伍是老百姓的靠山，是人民的希望。同时，这一伟大胜利又是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它使沿途贫苦百姓从思想上冲破军阀势力和地主豪绅愚化、奴化教育的束缚，看到了自身的强大力量，获得了极大的鼓舞，增强了革命信心，凝聚了革命力量。

（三）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在祖国西南地区燎原发展

红军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动，诠释了“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深刻道理。中央红军北上后，祖国西南地区的人民群众在革命精神的影响下，纷纷拿起武器，开展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燃起了革命的熊熊火焰。

1930 年，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遭到破坏。中央红军长征经过云南并从云南巧渡金沙江，加快了云南党组织恢复重建的步伐。1935 年11月，中共云南临时工委成立，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正式得以恢复重建。中共云南临时工委积极组建游击武装，开展武装斗争。1936 年10 月，中共楚雄支部根据临时工委指示，组织举行起义，成立了楚双峨易游击大队。游击大队人数最多时达三四百人，坚持斗争了一年多，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

中央红军长征过云南时，成立了中共川南特委，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红军走后，游击纵队主动寻找战机，对敌作战，机动灵活地打击国民党在地方的反动势力。1935 年7 月，与黔北、黔西两支游击队合并统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纵队钳制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武装斗争，开辟了游击区域，建立了一些地方组织和联络站，为建立川、黔、滇边区新的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在威信县，贫苦农民青年殷禄才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组织武装力量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人数很快发展到近百人。后来殷禄才积极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队伍也接受了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成立了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游击支队成立后，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在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土豪劣绅和地方恶霸，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推动了川、滇、黔大地革命事业的发展。

巧渡金沙江的伟大胜利，一直激励着西南地区各族人民为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始终在人民群众的心中燃烧着，从未熄灭，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