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雨溪

头发多久不洗，可以脏到起皮痂的程度？已经不是头皮屑那么简单了，血痂见过吧？皮痂和它异曲同工，油污和头皮屑之间仿佛有血小板黏上似的，脏污们结成硬痂，死贴在头皮上。

那怎么样清洁呢？据目击者称，杨节是先把洗澡卡插上，飞速冲湿头发、润湿头皮，然后马上把洗澡卡拔了，端着一盆脏衣服，去桑拿室旁边，用来浇炭的冷水龙头那儿，“偷水”洗衣服。待到衣服洗完了，头上的皮痂也泡湿软了，再回到淋浴区，插上洗澡卡，飞快地用那块洗衣服的肥皂洗净全身，包括头发。

“洗衣服的肥皂洗头发？多伤发质啊！”卷毛坐在床上，额前戴着粉色刘海卷发器，那是小城市时尚女孩在高中时午睡的标配，一觉醒来拆下，刘海就像烫了卷似的。多年后我从上海到南京去看望卷毛时，她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自媒体博主，穿的衣服、用的化妆品每天都有几十万人好奇，她也早就用上了负离子卷发器，里面还有精油弹珠，那股香气弥散开来时，我莫名怀念起高中那段日子，我们两个，加上女体育生高放，在许多个午休和课间里，一起好奇地谈论隔壁甲班那个叫杨节的女孩子。

也不知道杨节在怕什么，总是贴着墙根走，不想挤进我们中间，但总是因为高大的身材显得无处遁形，黑黄的皮肤，低马尾贴着脖子，大大的额头露出来，像个寿星公。她吃饭一个人吃，只去食堂一楼，吃五元的三菜一饭。据传言，她甚至和食堂最便宜的那个窗口的老板讨价还价，问能不能只要一菜一饭，收她两元钱，据说老板拒绝了。她好像这个学校里显眼的游魂，目的是能不被人注意，可她做的一切都没办法让人不注意。杨节的眼睛总是怯生生却透亮的，像是待宰的老鹰——怯懦的雄心壮志埋在没见过世面的胆怯下，两只眼睛像有两个三棱镜住在里面，神采奕奕的，这双眼睛是她身上唯一能看且好看的部位。

杨节的成绩明明每回都是年级前三，但成绩单总被她一把塞进桌膛，然后她会正襟危坐，盯紧眼前的试卷，一道道改上面的疏漏，错题本密集得像是打印上去的，人怎么能写出那么小的字呢？她抓笔只抓最靠近笔尖的部分，可能因为太用力导致血液不畅，她把手指尖都抓青了。杨节的成绩单好像见不得人似的，换成我们中的任何一个，考了这个分数都恨不能贴在墙上炫耀，再让爸妈买个平板电脑奖励一下。但确实，杨节是该低调点，她和她的成绩单都应该“静音”。

省内某军事化的优等中学高考时抢走大部分“清北”名额，另外几个小城市的省重点高中校长坐不住了，我们所在的颐粟中学也是其中之一。

那所优等中学在省内以贫困出名的城市，学生们没有父母的资产托底，自然愿意为了高考这次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付出一切代价，很多人一边帮家里秋收，一边还要背单词。而其余城市里的孩子，学习好、能吃苦的大部分被优等中学凭借教学资源的优势招走，留下有限的还算能学进去的苗子，要么准备出国，要么半死不活把高中熬完上个普本，读完大学回来按照家里的安排找工作，已经算是对得起列祖列宗了。几位校长眼看着自己人培养不起来，只得默默打起了“擦边球”——挖别人的学生，找现成的高分，不就得了？

就这样，校长们大手一挥，拿着资金找上门，翻翻优等学校的排名表，前几名一定是当地贫困家庭的孩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但是谁也不能拒绝眼前即刻就能到手的真金白银，何况优等中学所在的地界，当地人种一年玉米才卖三千块。

校长们许诺，只要被选中的孩子同意转学，并且用本校学籍报名高考，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首先支付这个家庭两万元“转学费”，同时在校学习期间学杂费全免，如果考上“双一流”，大学学费学校也赞助。

但这种好事儿，还真有人不敢来，因为优等中学也使了招儿，你用钱挖人，我用人留人——优等中学直接制定了“潜规则”，凡是高二之后转学到其他学校的，年级前三百以内的学生，家族里其他弟弟妹妹，包括表的、堂的，都将在以后的高中入学考试中“非优先录取”。当地人都是多子多福，这下谁敢转，一转就是“诛九族”，断了其他亲戚的后路。可两万块先到手这事儿，总有人要动心，要铤而走险，杨节就是其中之一。

杨节来到颐粟中学后，常被老师叫去谈话，老师教育她“做人得小心”“你是既得利益者”……在这样一所复读费如此高昂的学校里，按理说杨节这样的人确实得小心，毕竟复读费就是因为他们这种人涨价的，好成绩就是好广告，这点道理校领导心知肚明，说是花钱挖来了学习高手给校长增光添彩，可复读生一个人掏的择校费，就够“买”五个杨节了，这样“利滚利”下来，到底是不是财政真的“大出血”，只有校领导知道。但复读生们会仇视杨节吗？其实也不会，那些阴恻恻的猜想，是成年人的行为，是卷毛、高放和我长大后才懂的思路，那时的孩子对杨节们只有无尽的好奇：两万的转校费，就能买得一个人背井离乡，吃不上家里的大闸蟹，睡不上家里的席梦思，这得有多穷？

“两万，唉，不够一个好皮包。”卷毛开始发牢骚了，她是狂热的奢侈品爱好者，连双肩书包都要路易·威登，为此高放经常吐槽她，多沉啊，书本已经够重了。

“那就只装一本书，造型最重要！”卷毛笑着翻白眼。

高放猜测：“杨节家里的床，可能还不如学校的床，据说那边的人睡炕，就是一家十几口人，挤在一个长条的砖垒成的土炕上。”

卷毛在她铺了三四层的床上打了个滚，她和一头的自然卷长发几乎要陷进羽绒被里去了。“要么，让杨节来国际部的床上体验一把？”她有些过分的玩笑话让我连连摇头，如果真这么做，可太伤人自尊了，人家杨节现在是穷，但谁也说不准未来呀，万一有朝一日“寒门出贵子”，杨节高考得利，一飞冲天呢？卷毛纠正我，“寒门”指的是势力较低的世家，也就是有钱人的尾巴，和贫民阶级没什么关系。卷毛受她做生意的父母影响，总是在和钱有关的事情上非常渊博。

高放不理我們的话题，兀自说道：“我倒好奇了，头上结痂，得有多脏才能结皮痂，怎么才能洗掉？”

其实我也好奇。这种奇闻异事，这个年纪的孩子中，没有人不想知道答案。我们有多想逃离压力，就对杨节有多好奇，是杨节头皮上的皮痂，让高考压力变薄了。好奇心是多么让人轻松的事情，这种奇怪而有效的稀释作用，如拨云见日，高压的乌云一下散了个洞，杨节的不堪像一束追光那样打亮了我们阴沉的生活，我们仿佛都有资格站上某个不知名的舞台，表演无知，享受快乐。日本有句俚语：他人的不幸有蜂蜜的滋味。这句话，用来形容那时的我们，似乎挺合适的。

第一个出击的是卷毛。卷毛觉得，想了解一个人，首先得和她做朋友，想和一个人做朋友，首先得为了表示好感送点什么。卷毛也不是傻子，知道太贵的礼物杨节肯定不敢收，她选来选去，选了一支一百多块的外国牌子唇膏。那天卷毛特意没卷刘海，选了件纯黑色的羊毛外套，我从没见她穿得如此低调过。卷毛嘴硬，每天喊着老娘爱穿什么就穿什么，一副不管别人死活的样子，但显然，这次她认真照顾了杨节比廉价自动铅笔芯还脆弱的自尊心，生怕人家觉得她居高临下，她还给自己扎了个杨节同款的低马尾。

“怎么样，像不像个没有攻击性的村妇？”课间临出发前，卷毛晃着脑袋和我们说，引得前后桌大笑不止。卷毛拿着唇膏出发了，我和高放尾随其后，像两个偷拍的小报记者，两双眼睛就是我们的高清摄像机。

那天，我们看到卷毛从走近甲班门口开始，脚步明显放慢了，没有了往日气昂昂的跋扈，双脚上捆了铅球似的，居然意外地步伐沉重了起来。

杨节的座位被安排在最受老师关注的第一排，最靠近讲台的那一列，这个座位好处多多，除了方便听讲看板书，还能吃粉笔灰吃到饱，杨节坐在这里，既像老师的心肝儿，又像个受气包。

我们看到卷毛走到杨节面前，弯下了腰，像哄小孩那样热情亲切，笑得像喇叭花似的，卷毛居然脸红了，她这么厚脸皮的人居然还能脸红？杨节的双手紧张地搓着那支刚才还在助她奋笔疾书的笔，春泥般黑黄的面色泛起霞红，神情里满是僵直的窘迫，她好像是想笑，但是又紧闭着嘴，有点不敢露牙似的。

我和高放站在门口偷听，只听到了零碎的“可以”“别别”……其余的对话都被课间学生们的嬉闹声淹没了。只见杨节低着头，黝黑的脖子像刚从煤堆里拔出来的黑萝卜，承托着她奇大无比的头连连摇晃着表示拒绝，脑门上的光都随着她的晃动一闪一闪的。

卷毛很快被拒绝了，她拿着那支唇膏走了出来，告诉我们，她问杨节可不可以做朋友，杨节说可以，但是不能一起玩，因为她得做题；卷毛要送杨节唇膏，杨节说别别，她怕自己涂了好东西，以后没心思学习了。

卷毛一脸怅然若失，低马尾上拴了个秤砣似的，压低了她的头，好像之前的准备都白费了。高放和我同样失望，杨节的皮痂像煮熟的鸭子，飞了，带着诱人的油头的臭味。正当我们三个败兴而归，踏上回班级的路途，杨节叫住了我们。

“哎……能等一下吗？”杨节的声音小小的，从我们背后冒了出来，我们一回头才发现，她已经离我们很近了，近得我们可以闻到她头油的腥味，她的大额头油亮油亮的，发着腻腻的光。

站在我们面前的杨节，一下有了小说中的人物从书中蹦出来的魔幻色彩，不太恰当地形容一下，此刻栩栩如生的杨节，甚至比传闻中的杨节更能激发人的想象力。杨节的身体并没有我们平时从远处看到的那么壮，她应该只是骨架大，加之脸上有些营养不良的浮肿，所以在女生中看起来像个巨人。她伸出手的时候，手掌心的裂纹和关节的突出一起惊到了我们。杨节是那么瘦却又那么肿，加上她身体散发出的难以言喻的酸臭气，让我想到新闻里溺水而亡后被打捞起来的女尸，泡得发涨，从颐粟城的烈河里被打捞起的那天，整条情人路都散发着尸臭。杨节身上的臭气，比杨节本人更像杨节。

可眼前的杨节是如此生动，她抿着嘴，低下头，这下我们看清了她头顶的皮痂，黄白色，像一大块头皮屑那样贴着头皮，无数根头发则从里面扎出来，所以我可以想象得出这块皮痂如果能够完整剥落，上面应该有着密密麻麻的孔。中间的发缝里还有些血痂——多年后，我因为加班好几天不洗头时反应过来了，那是杨节挠痒时挠的，掌握不好力度就出血了。

卷毛看着追上来的杨节，惊奇地瞪大了她的双眼：“请讲。”卷毛抓紧了我的手，好像在为眼前杨节怪异的礼貌强忍着笑，千万不能笑出来，那样就太有失教养了。

接下来，大课间剩余的时间，杨节挤牙膏般展示了她追上来的意图，大概是太不善言辞了，或者是太紧张，怕被人看不起，还是怕露出一嘴黄牙？“文具盒”三个字，被杨节替换了好几次：“那个……你有没有不要的铁吸盒，能不能把装笔袋卖给我，我妹妹一直想要个装笔的文具袋，她现在上初中，我想你能不能便宜些，把用过的文具盒卖我一个，对，就是文具盒。”杨节明亮的眼睛闪烁着，像颐粟城里那些年久失修、忽明忽暗的路灯，好像要哭出来，但却一滴眼泪都没有。

“我当是什么大事，”卷毛笑了，“我笔袋有很多，送你一个不就得了，你等着。”说罢她转身就回去拿，我们知道，卷毛光是书包里就有两个笔袋，一个装笔，一个装润唇膏和防晒霜、护手膏。

但杨节坚持要给钱。卷毛从两个笔袋中选出一个细长的粉色布艺款，上面还印着迪士尼的logo，我记得好像是她爸爸暑假带她去上海玩儿的时候买的。杨节当场掏出六元钱，我清楚地记得这六元钱其中的一块，还是由两个五角铜板组成的，组成的“复杂性”显示了这六元钱的来之不易。卷毛推搡着，最后拗不过收下了，她转身回去又拿了两支水笔放在里面，杨节也红着脸接受了。

交易达成后，杨节跑得很快，她窜回班的样子，像只草原上速度极快的魁梧大黑兔子。仅一次的近距离接触，杨节就能让我轻易联想到许多具有原始性的事物，草原，兔子，甚至沙漠里的骆驼。

然而这件事并没有成为我们友谊的开端，自那之后我们也没有了与杨节搭话的机会，好不容易遇见她，也是在集体跑操的大课间。卷毛、高放和我三个对跑操这件事都避之不及，生怕前排人跑起的土面儿吸进嘴里，所以我们三个在请假上各有各的奇招——生理期、低血压……高放的理由最离谱却最有压制性：体育特长生不接受非专业训练时间运动。老师对我们的借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三个也乐得在操场晒太阳。

跑操這种集体运动，在我们学校对优等中学的效仿下，也与学习挂了钩，跑操时每个人手里拿个单词本，一边看单词一边跑。高放说得对，军事化管理奏效的前提，是被管理的每个人都是军人。这种看书跑操的方式，显然这所中学里的大多数人都不买账。但杨节却能背得进去，好几次，我们看到她在方阵里因为背单词入神，向前跑的时候踩了前面同学的脚，搅得整个方阵一下散乱起来，那位被踩的同学不得不停下提鞋，由于没有统一口号，方阵里有的人停下了有的人还在跑，像蚂蚁窝被注水后的惊慌失措，溃不成军。跑操是我们唯一和杨节见面的机会，却只能远远看着她在方阵中对着单词本使劲儿。

又过了一阵子，眼看“皮痂”事件无从下手，高放有了新提议。她从隔壁班的同学口中得知，杨节每个月最后一周的周五去洗澡，因为那天管桑拿和搓澡的阿姨放月假，没人在浴室里盯着浇桑拿炭火的凉水龙头，杨节可以“偷水洗衣服”。于是高放想“亲临学校大众浴室”，亲眼观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杨节是如何洗澡的。每周五浴室只开放两小时，我们去，准能等到杨节。

卷毛对这个提议居然咂咂嘴说：“别了吧，咱们国际部不是有专门的浴室吗？”自从上次的笔袋事件后，卷毛对窥探杨节这事儿没那么积极了，倒是也会和我们一起聊一起笑，但好像不似以前那般积极，仿佛心里有愧似的。我和高放也搞不清卷毛变化的原因，明明她低价卖出了铅笔盒，还送了水笔给杨节，怎么成了她不好意思？

但我和高放还是饶有兴致地去了。我们拿好了洗浴用的东西，在五月最后一个周五的晚上，穿着黑色睡衣走进了学校的大众浴室。我们想起两个月前卷毛也是穿着黑色羊毛衫去找杨节的，黑色这个神秘而低调的颜色，似乎宣告了我们窥探杨节的行动具有极强的保密性，这种隐秘性在于我们内心有着连自己都不愿意理清的复杂，善良含于嘲弄之中，好奇寓于备具优越的恶意之间。

雾气蒸腾，大众浴室的天花板上凝着一颗颗眼泪似的水珠，偶尔掉下一颗轻轻砸在头上，不疼。我们在存衣柜存好衣服，找了个靠门口的花洒假模假式地洗着。高放和我很有先见之明地带了块大浴巾，杨节走进来时，尽管我们身上淋着水，已经是容易发冷的状态了，还是能披着大浴巾离开花洒去看她进浴室前后的“动作详解”。大浴室里人很多，杨节应该是没发现我们，不然她也不会隐身般，自在地专注于她的“秘密行动”。

不同于其他人拎着透明或非透明的浴具包，杨节是端着个绿塑料盆走进来的。进门后，杨节在一排排存衣柜面前蹲下，她一个个打开最底层一排放鞋的柜子，终于找到了一个空的，她将衣服迅速脱光，一股脑塞进去，还有一包好像是换洗的干净衣服，用塑料袋包着，也塞进去。鞋柜是脏了些，但这样，存衣柜的五角钱租金就省下了。

放好衣服后，杨节轻轻地把鞋柜关好，端着盆走进了淋浴区。我和高放赶紧掉头回到花洒下，继续假模假式地洗澡，实则偷看杨节。但杨节在淋浴区只待了非常短的时间，只见她插上洗澡卡，迅速把头发淋湿了，然后立马关上水龙头，端着盆向外走去，高放和我来不及披上浴巾，在赤裸的女同学间挤出去，紧紧跟着杨节。

杨节的盆里只有一块肥皂和一把塑料梳子，她光着身子蹲在刚才放衣服的鞋柜旁，将里面的衣服扯了出来，只留那个塑料袋包在里面。杨节端着装满衣服的盆，走到桑拿房旁的水龙头边，“借”这个水龙头的水洗起了衣服，薄薄的塑料梳子漂在水盆里，像块浮萍。

那是颐粟城春夏交接的五月末，别看白天热，其实夜里的时刻还是像冬天那么冷，我们大概能猜出杨节经常用凉水洗衣服，难怪手指的关节肿大。这水是真凉，杨节黑黄色的手很快红涨起来，光溜溜的身体抖着，上下牙齿在打架，发出不易察觉的嗒嗒声，这是我们凑近才听到的。

杨节这种“借水”的方式显然是违规的。浴室为什么要插卡洗澡？就是因为在这里的每一滴水都得花钱，得“走表”。杨节这样“借水”，甚至可以算是“偷水”。但普通宿舍的洗衣机两元一次，洗漱间只在早晚各开放十五分钟，也难怪杨节要用这种方式洗衣服。

杨节用肥皂尽情搓着衣裤，可以看出她对这件事已经轻车熟路了，搓澡阿姨不在，很少有人管这种闲事，她只需要偶尔打量一下周围就行。但这一天，杨节心情好像特别好，一直专注搓着衣服，搓得很冷很快乐，肥皂的黑沫顺着冲衣服的水从杨节脚下流出，像冲走了一些悲伤，杨节被水泡湿的头上，反出一股皮痂的油臭味儿，大众浴室的高位让这股味道向上飘了，我和高放站着就能闻得很清晰。杨节越搓越忘我，盆里的衣服被水载着，唱歌似的，哗啦哗啦荡漾着。

可今天似乎是杨节的倒霉日，我们观察到，有一个与杨节有着相同肤色的短发女生在远处抱着衣服，虎视眈眈看着杨节。高放和我看了一会儿明白了，哦，这个短发女生也想“借水”洗衣服。

杨节很明显一时半会儿洗不完，她有一盆的脏衣裤呢。我们以为短发女生会上去商讨，或者先走开等一会儿再来，却不承想，她扒着连通值班室阿姨的窗户，扒开了一条半掌宽的缝，喊道：“阿姨，有人……”短发女生的口音很重，“有人”喊得像“油人”，好像确实精准形容了杨节。

但短发女生的后半句没有喊出来，因为她被人高马大的体育生高放一把拽过来，捂住了嘴。杨节蹲在原地，抬头看着我们，一下子愣住了，高放擺摆手，示意她不用跑。

阿姨已经走到窗缝这边来了：“有人什么？”

我上前一步，探头说：“有人嫌水凉，麻烦阿姨加热点，辛苦了。”

“好，我往上调调水温。”阿姨走开了，我将窗缝关严实，看到高放正在与短发女生沟通：“同学，可以商量嘛，何必告御状？”高放语气温和，可是作为体育生的体格高大得吓人，短发女生看着高放点点头，迅速跑回了淋浴区。高放扭头，极力伪装成漫不经心的样子，对杨节说：“没事儿，你接着洗。”杨节看着我们定了一会儿神，就回头继续洗衣服了，背影却颤抖起来，她蹲着，过于瘦的后背让脊柱一节一节突出来，好像我幼年有段时间因为胃不好很瘦的时候，脊柱也是这样突出来的。我才发现，赤裸相见的时刻，同为肉体凡胎，我们和杨节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

高放拉着我回到淋浴区，快速潦草地冲洗完，我们好像都对“皮痂是怎样洗掉的”没有了之前的兴致。我们都不再好奇杨节是怎样将皮痂剥下头皮的。贫困怎样才能从她的身体上剥下来呢？她该怎样将自己从同样需要“借”水洗衣服的人们的恶意中洗脱呢？是唯有读书高吗？好像也不能确定这就是一条光明的坦途，没什么是能绝对保证人生胜利的，即使对杨节而言胜利只是温饱。

我们逃也似的穿好衣服往出走时，无意间看到了杨节正在淋浴间洗头，短暂的瞬间，我们看到了杨节弯着腰，一头长发垂下来，帷幕般一圈盖住了她的脸，肥皂沫打满了她的长发。杨节把薄薄的塑料梳子当钢叉用似的，一下一下，将脏污从头皮上“刷”了下来，用力的程度让我看着都觉得疼。“皮痂谜团”终于解开了，在我们不再期待答案的这一刻。

高放和我快步离开大众浴室，或许是因为天花板上水蒸气凝成的水珠砸疼了我们吧，我不记得了。

从那之后我们三个达成了一种奇特的默契——再听到有人议论杨节的时候，我们都不再凑上去了，但我们也没阻止过别人对杨节的谈论，只是在听到杨节的名字时，不约而同地陷入沉默，洗漱间的流水声，暖瓶的碰撞声，抑或是国际部宿舍里人来往的脚步声，无一例外从以往我们八卦时的背景音反客为主成了主旋律，在每一个有关杨节的时刻代替了我们三个以往的叽叽喳喳。

但不久之后的一次跑操時，杨节竟然主动找我们来了。

那时我们三个照旧在休息区，懒洋洋地看着一个个方阵跑过，卷毛甚至还唱着“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高放拧开一瓶运动汽水——“嗞”，我的眼神却飘了出去：“她来了！”我用气声喊道，一瞬间我的双手拉紧了卷毛和高放，她们两个也看到了，杨节从远处跑了过来，黑色的庞然大物……此时跑操已经结束，学生们拿着单词本散开后各自回教室去了，杨节在人潮中本应是不显眼的，但对我们三个而言她却有些刺眼，她跑向我们的时候身体里有陨石坠落的加速度，像一面硕大的高清镜子即将冲到我们面前，清晰而突兀。我们三个不约而同拉紧彼此的手，如临大敌。

杨节伸出手，是个拳心向上的拳头，展开后，掌心里是三颗玻璃纸糖果，从糖纸外就能隐约看到里面糖果形状的那种：“谢谢。”杨节浮肿的、大大的身体发出小小的声音。

我们错愕着，一人拿了一颗，紧张到忘记自己究竟有没有碰到杨节的手心，忘了为来不及体会那来之不易的触感而遗憾。

“这个糖纸可好看了，对着光，可美了。”杨节黄黑色的脸皮泛起红霞，然后迅速跑开了，跑开前，她甚至扭了几下身子，高兴而害羞的样子。

但其实我们三个都没吃那颗糖。打开糖纸后，卷毛刚放进嘴里就吐了出来。

“一股糖精味儿，色素味儿！”卷毛的脸皱成一团，那个时候我们都流行一款熊猫图案的果汁糖，据说里面添加的是纯果汁，显然，这颗玻璃糖和熊猫果汁糖品质相差甚远。我和高放迟疑着打开，没敢像她一样直接放进嘴里，我只是舔了一下就觉得不大行。我们都把糖扔了，连同那三张糖纸。但我在扔掉糖纸之前，拿起它朝着太阳看了看，上午的阳光里带着清风，有些清冷，穿透糖纸后，是彩虹的光晕，再用校服当底板晃晃看，缤纷耀眼。

糖纸后来常被我提起，在我们这群朋友里，大家通常爱好各种各样的奢侈品和电玩，没人注意到，一张糖纸居然可以变成彩虹。所以后来我常常向朋友们炫耀一下，那种糖我常在快餐厅结账台的小盘子里见到，免费拿取，于是我每次都把里面的糖丢掉，然后对着身边的朋友将糖纸展开：“看！”果然，每次身边的人都会小小地“哇塞”一下，为那张糖纸短暂地惊叹一次。但每次我炫耀那张糖纸时，都并没有提起杨节的心思，甚至没有想起她才是让我最初发现糖纸里光彩的人。

后来很多次，糖纸折射的彩虹让我的生活浸染过快乐。我也一直以为，那糖纸折射的彩虹，会如童话中的谶言般，顺理成章预示着杨节光明腾达的未来。这是毋庸置疑的坦途——如果不是我后来又遇见她的话。

虽然我的大学分数线离“双一流”差了两个卷毛的距离，但意外的是，我和杨节的大学物理距离却如此之近。我和杨节的大学都在上海大学城，只不过杨节的学校是“双一流”，而我上的是一所普通一本。两校的新闻社团联谊时，我与几位玩得还不错的社员在那所“双一流”大学的食堂聚餐，是社长提议的，让我们互相尝尝对方学校食堂的味道。在一楼的打饭窗口，我就看到了杨节。

杨节长得并不醒目，而且还由于卫生要求，戴着厚厚的口罩。但我仅凭背影就注意到她了——她居然穿的是我们颐粟中学的校服，是校服的背面首先吸引了我的目光，颐粟中学的校服很像藏青色的运动装，唯一的区别是胸口有个校徽，我迟疑地看着，等着那套运动装转身，却发现校徽的部分被一块米老鼠布贴盖上了。本来想转身就走的，但宽大的额头又揪住了我的眼睛，好熟悉，一瞬间我叫出了声：“杨节！”那张戴着口罩的脸抬头看了看我，是熟悉的怯懦的眼神，只是好像不如以前亮了。杨节向我点点头，然后继续麻利地盛饭，长柄饭勺被她抡得飞起。我看了看杨节工作的窗口，至少排了二三十人，肯定是没时间和我搭话了，几位社员叫了我一声，我识趣地和几个新闻社的朋友上了三楼，在小灶聚餐。

吃饭时有位女社员主动向我提起了杨节，她个子不高，但是皮肤雪白雪白的，脸上常年有自然的粉嫩红晕，像打了腮红，我们都叫她“汤圆”。

汤圆坐到我身边，用手掩着嘴，声音却并不小：“你认识杨节？”

我点点头：“高中隔壁班的。”

汤圆很惊奇地拍拍我的肩膀，似乎觉得我与她同病相怜：“救命，我是她同宿舍的，她是不是高中就声名远播了？”

我在这句话中嗅到了微量的恶意，杨节在女寝的处境可见一斑，但我硬着头皮笑了出来：“还好，我当时没太关注，只知道她好像学习挺用功的。”但出于新闻专业提问的话术，好奇心促使我问出了下一句：“她怎么声名远播了，之前我没什么了解。”

“唉，”汤圆望着天花板叹气，发愁的样子可爱极了，其他几个社员忍不住发笑，“可真不是我们坏，可怜之人必有……奇怪之处。”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汤圆向我们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她和其他室友的遭遇。

这所“双一流”大学虽然学历高级，但住得却比其他普通学校差多了，由于历史悠久，宿舍楼年久失修，里面的木地板经常吱呀吱呀地唱歌。杨节每天早起背英语，不论有没有第一节课，她都五点起床——这是我们颐粟中学的军事化作息表。不论杨节如何轻手轻脚，地板总会在每天五点半，吱呀吱呀问候着所有室友，素质极高的室友们嘴上不说什么，心里自然是没少问候杨节。

还有杨节的兼职带来的“空气问题”。杨节在食堂兼职做打饭师傅，总会带回一股油烟味——那套高中校服的料子本来就吸味道，早被食堂的油烟浸透了。只要杨节回去，什么空气清新剂、祖马龙香奈儿都作废，油烟味无孔不入地钻进其他人的衣柜里，让每一件衣服与油烟味紧密拥抱在一起。

“就好像我们整个宿舍都在食堂兼职打饭似的！”汤圆托着腮长吁短叹，“我男朋友都问我是不是住在食堂了，身上一股油烟味。”大家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我也笑了，这些“非人的经历”没有人听了会不笑。傍晚，卷毛在电话另一端也笑到打嗝：“那些补助金她都用哪儿去了？”卷毛的背景是车水马龙，听起来应该是刚结束饭局，上了出租车。

“不知道。”我恍然想起，听说杨节有个妹妹，“可能是把钱用在妹妹身上了？”

“嗯……”卷毛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你觉得，这所‘好大学的经历，让她‘更上一層楼了吗，我怎么觉得有点‘欲穷一家子呢？”卷毛叹了口气，“还不如让我上‘双一流。”

卷毛这句话听起来无理取闹，还有点痴心妄想，但只要肯细细琢磨，就发现她说得有道理。这是无数小城学子验证过的课题的终极答案——如何留在大城市？学历与分数，提供的只是一个为期四年的宿舍，和工作时万里长征的一双跑鞋，显然并不能让人留在大城市。卷毛的父母，从她考上大学开始，就给她在南京市中心买了房。用卷毛的话说：“奇迹或者家底，是小城人类留在大城市的唯二途径。”杨节作为无数只小白鼠的其中一只，钻进了虚幻的分数谎言里，在踏出高考的那一刻开始，这些谎言的梦幻在一层层被打破。

据汤圆说，杨节并不适合新闻专业，杨节大二开始就找实习，为的是尽早工作，以免以后实习期租不起房子——现在起码可以住在学校里，但是新闻专业的实习，起码得有台笔记本电脑和领导对接工作邮件吧，得有台相机方便拍摄现场图片吧？再不济……录音笔总得有一支，采访素材难道全靠脑子记？不是每个记者都会拥有公司配备的相机，尤其是实习生。所以杨节几乎在每份实习记者的工作中失败得极其迅速。但是杨节好像格外死心眼，依旧把天道酬勤的生活套路当作信仰，一头扎进各种有关记者工作的实习中，于是无论寒暑假，杨节都不回家，选择申请“假期滞校”，但即便如此，她的履历还是一塌糊涂。汤圆分析，应该是杨节不善言辞，没见过世面，笨手笨脚的，当初不知是谁给她填的志愿，脑子一热填了新闻，说出去是好听，“双一流”的王牌专业嘛，但是做起来，无论是新闻专业需要的脑力，还是新闻专业必须有的财力、物力，根本不适合杨节嘛！这志愿填的，幼稚嘛！汤圆居然替杨节打抱不平起来。我也在汤圆的“义愤填膺”里认同地点着头，就算想当“贵子”，也要选对道路，不然就还是“贫子”，或者变成“一贫更贫子”。

那段时间里我又见过杨节几次，我和汤圆成为朋友后经常去学校找她玩，偶尔去汤圆的宿舍等她化妆，杨节也在，杨节会和我笑着打招呼，然后背过身去做题，要么就是急匆匆抱着一摞书去图书馆了。杨节实习较早，实习的工资明显改变了她的生活质量，她穿得干净了，有几套不错的淘宝爆款运动服，均价一百一套的那种。大二下半学期见到杨节的时候，她甚至染了个头发，栗棕色，还有几个卷在发尾，我忍不住夸赞：“呵！好家伙，挺漂亮啊。”杨节也不似高中时那样难为情地扭捏不说话，而是笑着点点头：“还好吧。”一种看似合理却不合时宜的谦虚飘在女生宿舍的空中，让我不好再接话。

“她又把天聊死了。”杨节抱着一摞书走后，汤圆笑着对我小声嘀咕。

杨节会在女寝值班室里用公用电话打给家里——在宿管阿姨不在的时候。几次汤圆路过，听到杨节在里面哭，哭得呜呜隆隆的，应该是工作不顺，但隔着玻璃汤圆听不清内容，只觉得杨节哭起来像动物世界里的河马——汤圆后来去了动植物相关的纪录片频道做记者，转正后满世界跑，她经常用英文将珍稀动物的生活习性讲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大四时我去隔壁学校蹭自习室，在图书馆里碰到过杨节。当时，杨节的头发肯定已经是干干净净的了，衣服也是一套新的白衬衫黑裤子了，但本该越来越好的她，眼神却变了，暗暗地失焦，上面还罩了两个厚厚的酒瓶底近视镜片。我和杨节在电梯中相遇，真好，只有我和杨节两个，电梯门合上的那一刻，我和杨节有机会独处了。

杨节抱着一摞专业书，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和我寒暄着，她好像已经没那么怯懦了。杨节的消沉模样，让我知道那一刻我不该与她谈论“未来”，如果问出“实习”“工作”“考证”“毕业”，我可就真是个无耻的人了。

于是，我尝试谈“过去”。

“哎，杨节，你送的糖纸，折射的光线特好看，彩虹似的！”我露出笑容，期待眼神与她交会。

“啊？”杨节的反应是我始料未及的，她沉吟片刻，眼皮垂下去，淹没在两个酒瓶底下，“我，不记得了。”

“好吧。”走出电梯，我和杨节甚至没有道别，只是互相点了次头，就随着春光里的风，飘往各自的路去了。

那便是我大学里最后一次见到杨节。毕业后我留在上海，卷毛留在南京，我们偶尔见面、吃饭，还打视频给远在海外的高放。国际记者汤圆也参加过我们的饭局，听她说杨节毕业后去了一家日报社，试用期没过。

再往后，传闻多种多样，汤圆口中的比较靠谱。杨节在报社试用期没过后，本来打算回老家，但一个学姐帮助了她，让她留在了和本专业不太相干的“互联网大厂”里，做新媒体编辑。学姐对杨节伸出援手，是因为杨节在大学时期做过食堂里打饭师傅的兼职，杨节是打饭的，学姐家里是承包食堂的。所以学姐每次去吃饭，都有“领导视察”的自觉。于是学姐很快注意到了杨节，她干活麻利，不像其他兼职学生那样懒散，如果她所在的窗口在饭口高峰期排起长龙，她手里的勺子会抡得飞起，光是看着都让人觉得胳膊酸，“长龙”很快变“短龙”，但其他窗口的队伍就要排很久了；还有就是无论天气多热，杨节在兼职打饭的时候，从不把口罩和头套摘下来，即使这个食堂没有人监督她。偶尔学姐想送杨节几套衣服——只穿过一次的那种运动服，杨节也推三阻四地不要，直到学姐强势地塞给她，说这些衣服可以用来当工作服，不怕脏，杨节才收下了。学姐也只能送运动装了，因为杨节高就算了，还有点虚胖。

汤圆听学姐说，当时她所在的“大厂”里只有新媒体编辑这个岗位是空的，虽然专业不对口，杨节还是去了，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杨节以前很少接触电脑，大学期间也只在微机课上学了最基本的文案办公软件，所以在新媒体编辑岗位的实习期过得很艰难，基本的排版、字符、图片自适应、海报设计，杨节全都一窍不通，甚至打字都经常打错，要其他编辑检查好几遍才能最终确认。这不能怪杨节，毕竟她和许多早就拥有属于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的同学不一样，她大学四年连个笔记本电脑都没有，微机课都是勉强用平时分做加成才通过测验的。杨节在微机课上勤学好问，把计算机一级所需的所有基础文案办公软件都学透了，可惜这个年头要求的计算机“素质”根本不是会打字、做文档，想胜任新媒体编辑岗位，需要对电子产品有极为熟悉的操作能力，不但要会专业的公众号排版软件，还要专门会做设计。

杨节不服输的个性在此刻又发挥了作用，她起早贪黑地到公司练习，很快就达到了和其他基层编辑一样的水平，试用期考核通过，杨节可以留在这个岗位了。

听到这里我本来舒了一口气，想着杨节总算有个起码不算惨的结果。

但很快，汤圆摇着她刚剪的波波头，话锋一转：“试用期结束了，‘大厂的新媒体矩阵部门却受了短视频兴起的冲击，开始裁员，杨节业务能力只能说是及格，肯定不如老编辑，只能离开了。”我想起，自媒体博主正做得风生水起的卷毛也提过，新媒体编辑能转型成功的都是有剪辑技术的，不然一定会被自媒体的风潮淘汰，卷毛自己的团队里，就有三个编辑之前是做新媒体出身的。

“再后来呢？”我问出这个问题时，上海正值台风过境的时节，咖啡厅窗外的大小树木随风剧烈摇摆，好像这偌大城市的风雨里，哪棵树、哪株草都得在风浪中受点创伤才算活着。

“后来就真没信儿了，没有后来了，连杨节从‘大厂中离开这件事儿，都是前年了。”汤圆喝了口粉色的果汁，打开了笔记本电脑。毕业五年后，我和汤圆都学会了在休息日沉默无怨言地加班，于是忽略了被隔离在窗外的风声，专注地修改着策划案。

机缘巧合下，我又遇到了杨节，是在今年，我去华山路打九价宫颈癌疫苗第二针的时候。宫颈癌疫苗每一针打完都要留在接种室外的休息区观察四十分钟才能离开，在休息区我和杨节捂着胳膊对视上的那一刻，都不约而同叫出了彼此的名字。然后我们一起坐在休息区的沙发上交谈起来。

杨节看起来过得不错，她的身高在瘦下来后发挥了作用，整个人显得修长无比，她比以前白了点，斜刘海掩盖了她偏大的额头，高领黑色毛衣，加修身的灰色牛仔裤，是无论什么价位都能显出质感的穿搭手法，也很适合今天阴冷的天气。

我们最开始交谈的话题，必然是来打疫苗的女生的常规讨论：“你是第几针？”原来我们两个都是第二针，只不过我打的是九价，杨节打的是四价。

我不好直接打探杨节的近况，轻描淡写地用新闻专业学到的“引导交谈”的手法，先谈了谈我的近况，然后才开口问了杨节。杨节居然没有犹豫，很痛快地告诉我，从“大厂”离职后，她去了一个新闻App旗下的文化板块工作，专门负责发布和审核一些新闻。杨节不再似以前那样自尊心过强地唯唯诺诺，甚至笑着和我讲起，虽然被“大厂”裁员了，但那份工作让她学会了熟练使用电脑和后台编辑手段，在下一份工作中，这些技能发挥了作用，让她终于在新岗位上站稳了脚跟，一直到现在工作都很稳定。

我们将手伸向了休息区茶几上的糖果盘，里面不是半透明的玻璃纸糖，而是被金色锡纸包裹得密不透风的巧克力。杨节还大方赞美了这里的环境不错，确实，这家健康中心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的复古建筑里，连窗户上的玻璃都是洋人工匠纯手工制作的。我和杨节耷拉着打完针的那只胳膊，走上前去看其中一块窗户玻璃。

我脱口而出：“你有没有觉得，这块玻璃，可能像糖纸一样可以照出彩虹？”

玻璃上凸起的涂料立体分割成不同的颜色，在阴天的情况下都显示出五彩斑斓的美丽，护士指着上面涂抹不均匀的部分，告诉我们这种“瑕疵”反而是高级手工的证明，只有便宜的机器烧制的玻璃才是光滑的。

“嗯……”杨节点点头，说了句我意想不到的话，“其实当年我挺感激你们的，高中的时候，真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应她，如果说“都过去了”，未免显得太看不起她的过去，我只好点点头：“你这么优秀，不用感激任何人，其实我们都挺佩服你学习的毅力的。”听完我的话，杨节笑了。我还准备说点什么，但这时感到胳膊上打针的地方疼得有些难以忍受，身边的杨节也捂着胳膊不敢轻易挪动，但好像并没有我那么疼。我不禁问护士：“我这个九价是比四价疼吗？”

护士认真地告诉我：“不，一样疼的哦，但很明显疼痛的结果不太一样，你的九价能防更多种类的病嘛。”这个安慰让我有些尴尬地看向杨节，但我没想到杨节居然接了话，她笑着，甚至带了坦然的松弛感：“诶，九价贵一点，肯定能预防更多疾病嘛，要是和四价的结果一样，那还多花钱做什么，难道当冤大头吗？”我也跟着她笑了，笑声响起时我们似乎都暂时忘记了这些针扎在我们的肉里，一样的疼，却因为不一样的钱，得到了不一样的结果。

宫颈癌疫苗分为二价、四价、九价三种，“价”的数量对应预防疾病的数量，价钱也就不同，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要打三针，第一针和第二针间隔两个月以上，第二针和第三针间隔四个月以上。三次接种时，无论你打的是几价，医生都要把那根细针戳进你肉里豁几下，保证你之后一个月胳膊都是肿的，甚至打完针后的半个星期里，走路时晃动双臂都感觉疼，所以有些人懒得排医院的队，直接飞去香港打针，花费更高昂，三次往返机票不说，每次打完她们还要在香港住上几天，购物、下午茶，养养胳膊，没那么疼了再登上返程的飞机。我打的九价疫苗也是最难预约的，还是加了钱又排队了半年才在这家私立医院搞定的。

因为我租住的房子就在华山路附近，所以我一个人来打针，杨节和我说起她是男朋友陪着来的。一听到“男朋友”，我来了兴致，不禁凑近她要听“八卦”。杨节则立马没了刚才的松弛，害羞起来。我不好盘问太多，一直在听她讲，大概知道了这男孩是内蒙古人，也是大学毕业留在上海打拼，学历没有杨节高，也是做新闻后台的，杨节和他是在同行交流群里认识的。对了，杨节还说这个男孩最大的优点，就是对她特别好。从她发黑的皮肤中都能看出两朵红晕浮现在双颊上，是屋里空调太热导致的，还是因为亦真亦幻的幸福感，不好判断。

我们一起乘电梯下楼，在一楼告别后，我看到杨节走向了大堂休息区的沙发，一个和她身高差不多，甚至还要瘦些的男人从沙发里站起来，和杨节一起向外走去。走出门口，男人打开伞遮雨，那把伞起初并没有偏向杨节，尽管她打了针的胳膊在伞外那侧。两个人又走了几步，那把伞倾斜到了杨节那边。快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之前，那个男人又换了个位置，让杨节打了针的胳膊处于伞的内侧，两人的身体之间。三次伞下位置变化中，间隔的时间不算短，在我这个外人眼中，这个男人对杨节的“好”，更像是一种对生活的迟钝。

打九价疫苗最后一针时，我没再遇到杨节。那是个大晴天，上海已经快要入夏，窗外阳光的照射下，手工烧制的玻璃在屋内的象牙白大理石地板上投下斑斕诱人的光辉，这玻璃真是巧夺天工，难怪昂贵，那光辉甚至有油画的质感了。在等待观察期的近一个小时里，我都陷在柔软的沙发中，看着那璀璨的光斑发呆，它反而没有糖纸折射出的光像彩虹，更像衡量价值的滤镜，故意将阳光变成别的模样。这里没有那种便宜的玻璃糖纸，我无从对比，只不过我知道，无论什么颜色与形态，当阳光照射在每个人的身体上时，都是一样的温暖。

责任编辑 孟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