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俊峰，柴泽高，白瑞，李岳岩，陈静

0 引言

乡村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隐藏着中华文明演进的动力。近年来乡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空心化凸显、人地矛盾突出，广大乡村地区赖以发展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资源基础被不断压缩，当下的乡村人居环境发展困境业已成为全党全国关注的重点。由于我国乡村聚落具有地理要素和人文要素的区域差异性，对于聚落的类型谱系研究是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聚落分类分区发展的时代需求。自1995 年中国建筑学领域提出“人类聚居环境”的概念之后，吴良镛院士奠定了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整体架构[1]，陆元鼎先生受社会学家罗香林先生的“民系”理论启发提出了民系民居理论[2]。近年来，值得一提的是同济大学常青院士引入了西方风土建筑理论，从语言的文化关联入手，提出了我国风土研究的新观点和新方法，构建了风土建筑谱系的研究框架[3-4]。之后，各地学者从方言谱系、空间形态、景观基因等角度展开了相应风土建筑[5-7]以及乡村聚落[8-9]等方面的谱系研究，为本文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础思路。

聚焦到内蒙古地区，游牧与农耕文化交织、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滞后的经济发展使得内蒙古地区城乡二元矛盾逐渐加剧，并且伴随着政策措施的落实、生产生活状态的变迁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进程，导致内蒙古不同地区乡村人居环境的空间格局、形态、质量等诸多要素的“地域差别”现象明显[10-11]，同时也致使内蒙古当下的乡村发展混乱无序，分类分区缺乏依据。因此，唯有识别内蒙古乡村聚落人居环境特征、厘清不同地区聚落分布规律与谱系类型，才能探寻出适配于内蒙古区域生境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路径，为其他具有复杂地理环境和人口民族构成区域的乡村人居环境研究提供实践思路。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从乡村人地关系系统中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关系出发，从人口迁移、产业经济、方言习俗等方面将人类活动子系统予以扩充和综合；从地形、地貌、植被覆盖、水文等方面，将地理环境子系统予以拆解和分析，来反映地理区隔下的聚落分布及空间的变化。具体而言，产业经济格局和社会人口结构等数据主要来源于内蒙古统计局、林业和草原局等官方网站，历史发展变迁和方言习俗文化等资料主要来源于第2 版《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清史稿》《蒙古游牧记》和各地地方志等相关文献史料；DEM 高程、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等地理数据信息主要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信息系统等数据库。基于数据采集的条件，结合高清卫星影像将其加工处理，并对上述两类数据均建构了空间数据库，统一采用CGCS2000投影坐标系。

1.2 理论认知与研究方法

乡村的人地系统，是一种基于乡村范围内的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互动协调的复杂巨系统，这种互动是人与地在复杂地域系统下的组成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由于不同地域的要素及互动方式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的乡村聚落类型及对应的聚居模式，体现了乡村人地关系的地域性[12-13]。1990年代，吴传钧院士引入系统理论，提出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14]，在此之后，人地关系广泛应用于多个学科和领域，从演化发展和规律机制的理论研究[15-16]到发展模式和优化调控的应用研究[17-18]，人地系统的研究成果不断更新完善。受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启发，本文从人地关系依存、驱动、重构3 个维度作用于乡村人居环境的思考出发[15]，延伸乡村人地关系内涵，提出乡村聚落的地缘、业缘和族缘关系，以此构建乡村聚落谱系区划的理论逻辑（图1）。在人地依存关系层面，内蒙古复杂的自然生态对乡村人地关系的决定体现在所在地域的地方性资源禀赋，包括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等一系列地理要素，这些要素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形成了人类因生存繁衍需求所依附的基础环境，即乡村聚落的地缘关系。在人地驱动关系层面，内蒙古聚落内部的人口要素和社会文化基因提升了聚落环境的生产力水平，而环境本身也对聚落发展存在一定的制约和反馈，事实上，聚落规模和集聚程度的稳定也正是这种综合作用的体系表征，即乡村聚落的业缘关系。在人地重构关系层面，随着人地要素的不断变化，要素种类的增加和层次的加深，使得内蒙古乡村人地环境的各种内生和外缘要素呈现多元化趋势，同一地理单元下的乡村聚落呈现出了分异化特征，进而直接影响乡村人类聚居形式和状态的不断演化，即乡村聚落的族缘关系。本文基于此，从生态本底下的地缘关系、生产景观下的业缘关系以及社会关联下的族缘关系3 个方面分析人地关系影响下的乡村人居环境，以乡镇为基本研究单元做修正，基于生态聚落区—产业聚落区—文化聚落区三维特征，采用组合矩阵方法进行分类，凝练出相对稳定的聚居模式类型。

1 理论逻辑关联

2 内蒙古乡村人居环境区划特征识别

在人地关系系统中，人和地两个层面的组成要素需要在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交错，构成具备其结构特征的内部功能机制，由此形成人地系统。因此，随着生态本底、产业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内蒙古地区人地关系不断演化，人居环境空间分布与形态等差异显著，这种长时间稳态的聚落空间差异性反映了不同资源禀赋条件下内蒙古地区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

2.1 地缘依存：地理区隔下的生态本底承载

乡村聚落选址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选择和适应过程，由此而形成的互动依存是稳定地理单元内乡村聚落人地关系的完整体现和表征。内蒙古自治区地势较高，地理空间狭长，平均海拔高度1000m 左右，呈现出了包括草原、森林、湿地、荒漠、黄土高原、沙漠、戈壁等多种地貌类型的环境多样性。顺应这一不同气候类型、不同地形地貌条件下而形成的村落和嘎查成为内蒙古多元文化的重要载体。内蒙古地区虽地形起伏不大，但内部呈现出的与其巨大跨度相匹配的复杂地貌和生境就成为了决定内蒙古农村牧区聚居模式差异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本文以地缘依存作为内蒙古地区乡村聚落人地关系的立足点，结合由此环境资源禀赋形成的聚落空间格局，将内蒙古地区的乡村聚居模式划分为草原聚落、平原聚落、山地聚落、丘陵聚落4 大类型（图2）。

2 内蒙古生态本底承载和生态聚落区分布

草原聚落区是内蒙古地区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相统一的典型区域，具有多种文化属性和特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多样性草原景观。平原聚落区受地形因素的影响较小，地势平坦，大小河流汇集冲积，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的可供聚落生存发展的资源和气候条件有着明显的优势，聚落分布比较集中。山地乡村聚落空间与自然的关系极其密切，由于受到地形的限制，聚落规模以中小型为主，空间形态以带状、团状为主。丘陵聚落区由于地势复杂多样，因此聚落群落的分布也主要根据地形变化，多呈坡阶状分布，既有呈山峦丘岗式布局，也有山脉型沟谷式群落分布[19]。

2.2 业缘驱动：农牧交错下的生产景观格局

决定地理单元内乡村聚落“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区域格局的关键不仅在于生态资源本底特征的差异，更在于地理条件开发的优劣。简言之，对所在地理单元中土地资源等空间载体的改造生产是乡村聚落业缘驱动的符号特征。内蒙古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复杂的地理环境作用于广阔的地域空间，历经多年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农林牧为主的生产格局。生产方式和类型对乡村人地关系的影响，反映了人类要通过劳动来满足除自身生存以外的多样性需求，代表了人类对于生产认知和改造环境的意识。地区资源环境要素的生产开发条件对乡村地区的人地关系的影响至关重要，聚落生产决策主体对环境的不断调整和适应过程的循环往复逐渐形成了区域内业缘驱动下的地域性乡村聚落，大体可分为农业聚落区、牧业聚落区、林业聚落区和农林牧交错聚落区4 个主要的产业集聚区（图3）。

3 内蒙古产业聚落区分布

农业聚落区地势平坦，受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与河流水系的关联尤为密切。由于大小河流汇集冲积，土质富有营养，聚落分布更为集中，空间布局更为规整，斑块规模也相对更大。牧业聚落区为保证草原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适应水、草在空间上的异质性，自发地呈现出一种大分散，小聚居的空间格局。聚落整体高度分散，各个聚落组团之间、聚落组团与多聚落的行政中心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远。林业聚落区的居民点规模小且较为分散，随着天然保护林工程政策的推行，传统的林业经济逐渐转变为以资源保护的生态旅游模式，林区乡村聚落人居环境被不断地整合集聚，呈现出集聚与分散相结合的空间特征。农林牧交错聚落区由于农业耕作、畜牧放养与生态林业等不同类型生产景观的叠加，高原、低山、丘陵、平原等不同地形地貌的交错，加之地处干旱向湿润的气候过渡区，产生了时农时牧的土地利用方式，造就了独特的乡村聚落营建模式，使得本地区的空间分布呈现农牧交错的特征。

2.3 族缘重构：人口迁移下的社会文化关联

乡村聚落的人地关系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结构形态，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的人地互动类型，以此来驱动乡村聚落空间的发展，而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地域文化通过族缘关系重构着乡村聚落的社会结构。内蒙古全区南北跨度大，东西直线距离长，地跨三北，相邻八省，近代以来，随着内蒙古地区的政治秩序由盟旗制度向旗县双立的二元并置制度转变，内蒙古地区的人口结构与地域文化也在时间的长河中发生了重构，经历了从以蒙古族为主的传统游牧社会逐渐演变为以汉族为主、多民族融合、牧耕并举的现代社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内蒙古地区不断受到外来因素影响，内部社会性差异较大，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风俗、习惯与自然生态和生产技术共同支配下的组织结构，长久以来的交融碰撞也使得乡村聚落空间的重构发展在这片土地上重复上演。由于内蒙古地域的狭长空间，本土的蒙古民族各具特色，基于族缘关系重构下地域文化关联的与分区对应特征，逐渐形成了4 个部分比较集中的文化聚落区：兰银文化关联聚落区、晋陕文化关联聚落区、冀鲁文化关联聚落区以及关东文化关联聚落区（图4）。

4 内蒙古文化聚落区分布与移民迁徙2-4来源：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3266号标准地图绘制，底图无修改

兰银文化关联聚落区早先生活的是额济纳土尔扈特族和阿拉善厄鲁特旗为主的蒙古部落，但由于地广人稀，与甘肃、宁夏接壤，周边的汉族移民不断迁入该地区，蒙古族和汉族人民长期共同生活，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乡村聚落人居环境也呈现出更加多元的态势。晋陕文化关联聚落区原为察哈尔、土默特、乌拉特、鄂尔多斯等蒙古聚落的聚居地，历史上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逐渐成为了大量山西和陕西背井离乡的移民的目的地，使得该地区原有单一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生产结构繁荣发展的聚落区[20]。冀鲁文化关联聚落区的移民来自于河北和山东逃荒的民众，随着华北冀鲁地区的文化习俗不断涌入，并与当地的巴林、科尔沁、喀喇沁等蒙古部落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彼此影响，形成了兼备多种文化特色的共生交融文化[21]。关东文化关联聚落区由于毗邻东三省，除原有的巴尔虎、布里亚特、扎赉特等蒙古部落和达斡尔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民众，后期迁入的移民主要是原有迁居东北各省的内地人口再次向内蒙古东北部的蒙旗移民[22]，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因大兴安岭的影响，孕育了颇具特色的森林民族、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

3 人地系统下新时期内蒙古乡村聚落的谱系区划

乡村聚落的人居环境是一个整体，是居民与自然发生关联的空间载体，其中，人是核心，自然是基础。内蒙古地区复杂多样的地理单元与空间结构，多元繁荣的社会形态和民族文化使得内蒙古地区各地的乡村聚落的空间都呈现出巨大的地域性差别。从区域发展的视角出发，综合自然环境下的“地缘”关系、生产格局下的“业缘”关系以及文化交融下的“族缘”关系，将存在着极强关联性的区域划分为一个风土聚落片区，内蒙古全域可划分为西北、中部、东部以及东北4 个风土聚落片区。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采用组合矩阵的方法（图5），以乡镇空间边界作为基本研究单元，细化聚落地域谱系类型划分，将内蒙古地区的乡村聚落划分为阿拉善草原文化聚落区、西辽河平原文化聚落区等14 个典型人居环境聚落区（图6）。

5 组合矩阵原理

6 内蒙古乡村人居环境聚落区类型划分，来源：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3266号标准地图绘制，底图无修改

3.1 西北风土聚落片区

西北风土聚落片区（表1）主要包括以内蒙古西北各旗县乡镇为主的阿拉善草原文化聚落区。自清廷实行放垦蒙地的政策以来，周边的汉族移民不断迁入该地区，其中甘肃民勤地区的移民占据多数，进一步加强了汉族移民和蒙地的联系。由于该地区整体环境恶劣，多为戈壁沙漠，人烟稀少，各个村落嘎查之间的联系较弱，聚落的中心也不明确。此外，由于自然资源条件的制约，当地的居民生产还是以牧业生产为主，农业较少，乡村聚落用地范围并不规则，使得嘎查聚落形态无明显的规律性。并且在长期的定居化和城镇化推动过程中，聚落空间还延续着小聚居、大分散的双重特征，但随着各项设施向苏木、乡镇集中，碎片化聚落的活力也呈现出弱化的趋势[23]。

表1 内蒙古西北和中部片区聚落图谱

3.2 中部风土聚落片区

中部风土聚落区（表1）主要是指以阴山和黄河串联起来整个区域的晋语文化聚落区，主要包括6 个不同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条件下的典型聚落区。中部风土聚落区的移民过程不管从时间跨度还是人口规模，都尤为最甚。历史上曾有传言，山西人在绥远地区是无县不有、无旗不有，甚至到了无处不有的地步，形成了以晋陕文化为代表的晋陕移民圈[22]。其中，乌兰察布与鄂尔多斯草原聚落属于典型的牧业聚落区，处于草原与荒漠的过渡带，降水变化大且分布不均，草原的生态承载力不容乐观，人居环境空间面临着巨大挑战。丘陵文化聚落区囿于地形的限制，聚落的分布和山地地区类似，多依丘陵山坡阶地顺着地势布置，形成类型复杂、结构多变的聚落空间形态。此外，阴山山地农牧文化聚落区和沿黄河干流平原文化聚落区由于临近陕北和晋北地区，自然资源条件丰富，成为了历史上走西口移民的核心地区。因此该聚落区除了呈现出自然资源禀赋和产业方式影响下的聚落特征，还呈现出明显的晋北和陕北聚落文化影响的特征。

3.3 东部风土聚落片区

东部的风土聚落区（表2）历史上迁入了来自河北和山东逃荒的民众，主要前往内蒙古的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等地，主要是指现今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的大部分区域，这一路线是历史上闯关东的一个重要支脉。其中，以农业为主导的西辽河平原文化聚落区，区别于牧业主导型的聚落空间，为留出集中的土地用作耕种，形成了相对聚集的结构格局。科尔沁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位于欧亚大陆温带草原的核心区域，属于气候变化敏感区域，随着多年来的放垦和过牧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沙化现象，草地生产力下降。大兴安岭南段农牧文化聚落区主要为大兴安岭的低山和丘陵地段，临近科尔沁草原、锡林郭勒草原，附近还有燕山和西辽河平原，自然环境特征交错，人口构成复杂，因此形成了蒙汉文化交融，农牧景观交错的聚落空间。

表2 内蒙古东部和东北片区聚落图谱

3.4 东北风土聚落片区

东北风土聚落片区（表2）自然生态环境优越，气候也相对湿润，人口较为稠密，农林牧各产业也相对发达。历史上清末东蒙放垦后，受自然条件的吸引力，闯关东后东北三省的移民沿辽河西上北进也体现了明显的分区对应特征[22]。其中，大兴安岭带来的独特林业资源和动植物资源，使得林俗文化聚落区长期以来一直是达斡尔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的聚居地，这也成为了这一地区独具特色的聚落人居环境。此外，大兴安岭的西侧是呼伦贝尔草原文化聚落区，在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下，此区域为了适应草原特殊的生态系统而形成了大格局分散、小组团聚居的地域特色聚落空间布局[24]。大兴安岭东侧主要是嫩江右岸平原文化聚落区，整体区域面积较小，主要是受到嫩江的冲积而形成了肥沃的土地，聚落的分布与嫩江的支流呈现出密切的关系。

4 结语

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华五千年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本文从人地关系出发，对乡村人地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加以分析，重新解构内蒙古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系统，挖掘乡村不同聚居模式，是一种以地缘、业缘、族缘综合为基础的聚落谱系研究成果，是对当下乡村聚落谱系类型区划的一种更新和补充。在乡村人居环境类型划分这一研究方向上，传统民居角度挖掘的建筑形制、营造技术等指标过于微观，难以把握较大区域的聚落格局。自然生态角度划分的聚落格局更多注重复杂地理环境影响下的聚落分布和形态，可能会忽略背后的社会人文因素。因此，本研究综合生态本底承载、生产景观格局和社会文化关联3 个层面的因素，能够较为全面地分析不同区域乡村聚落的人居环境，并为下一步的聚落片区尺度人居环境的地域性、层次性和规律性特征研究提供依据。基于本文研究思路划分的4 类文化聚落片区、14 类聚落亚区的差异化特征显著，能够较为完整地反映内蒙古地区不同因素影响下丰富的乡村聚居模式，阐明了不同影响因素作用于乡村聚落的人居环境特征，验证了乡村聚落本质上是自然和社会的综合体，进一步说明影响乡村聚落空间的变化和发展不是由一个或几个因子主导，而是由嵌套在乡村人居环境中的诸多因子共同作用。此外，由于数据资源的局限性，关于不同聚落区的特征总结也有待对每个聚落区做更深入的分析研究后得出。总之，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下，结合乡村不同聚居模式，尊重当地营造规律、探索原真地域文脉，因地制宜地对乡村聚落进行精准分类分区，探讨乡村聚落的自然环境保护措施和社会应变协调途径是未来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