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曦，董凤华

0 引言

斯里兰卡是南亚地区典型的宗教主义国家，佛教在当地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诞生了众多宗教遗产，斯里兰卡对宗教建筑的保护和修缮自古以来就存在。斯里兰卡的佛牙寺，于1988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逐渐成为斯里兰卡以及全球佛教徒心中的佛教圣地。寺庙于1998 年被泰米尔恐怖分子炸毁，在修复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的处理以及最终决策都体现着活态遗产不同于传统遗产的价值认知和真实性的判断。

本文根据斯里兰卡国家的遗产保护传统和佛牙寺案例，探讨对于宗教建筑这类活态遗产的价值属性以及宗教教义对遗产价值的影响，进而探讨在活态遗产中真实性的理解与定义。

1 经典遗产认知与“活态遗产”认知的区别

遗产保护学科形成于19 世纪初的西欧国家，而作为保护的关键概念，“真实性”本质上是西欧文化历史的产物。西欧世界对工业时代肇始的快速变化感到不满，产生了对过去艺术文化的怀念。遗产保护学科的基本目标设定为保护过去的物质遗产，使其免遭当下的损坏。因此，在对当下不满的背景下形成并仍在运作的遗产保护方式，造成了被认为属于过去的遗产与当下社会进程之间的不连续性[1]。

这种当下和过去之间的不连续性，使遗产的真实性成为不可“更新”的概念，同时也定义了有关遗产的主要保护原则，如《雅典宪章》和《威尼斯宪章》中所提到的。西欧的保护方法在世界其他地区被推广，甚至强加给前殖民地，斯里兰卡就是在英国殖民统治者的管理下，打破了传统的遗产保护管理模式，接受了这种不连续性的管理模式。殖民者完全忽视了斯里兰卡当时大多数的遗产所具有的活态特征，而这种明显的活态特征意味着这类遗产的连续性，也意味着遗产保护的价值判断与不连续的遗产存在着多层次的差异[2]。

图1 展现了经典遗产不连续的历史观念的局限性，及基于“活态遗产”连续性的历史观念在基本特征、权益相关方、价值抉择和真实性几个层面的不同：

（1）遗产保护主导群体

1980 年代以来，基于不连续性的遗产保护方法在《巴拉宪章》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鼓励重视遗产保护过程中当地社区以及其他群体的价值观、声音和观点。但在此之后整个保护和管理过程仍掌握在强有力的管理者手中，他们负责确定利益相关者群体和保护措施，同时决定着不同群体中价值观的优先级。与不连续的遗产认知不同的是，在活态遗产的相关者群体中可以分为核心社区、外围社区和更广泛的社区，其中核心社区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并且明显区别于其他社区[3]。这一概念在《巴拉宪章》中被定义为“对遗产地有特殊情感和意义的当地社区”[4]。2005 年《法鲁公约》中进一步强调社区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时核心社区被定义为“一群珍视文化遗产的某些方面，并且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公共活动，使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延续并传给后代的人”[5]。而在以社区和连续性为主要特征的活态遗产中，核心社区是遗产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并且在传统社会中他们有传统的机制和做法对遗产地进行持续地管理和维护。因此，在活态遗产的保护中他们更具有主导权。而保护专家、游客以及其他相关群体，只属于外围社区。

（2）价值观的优先级别

经典的遗产保护方法试图充分考虑多方群体的价值，但是不同价值冲突时，并没有充分的标准和方法来确定它们之间的优先顺序。对于掌握主要权力的管理机构来说，在实践中往往会以保护专家的价值判断进行取舍。而对于宗教背景深厚的活态遗产来说，保护专家所认为的科学保护原则通常并不适用。例如对于佛牙寺这类活态遗产而言，遗产的核心社区大多由佛教信徒构成，他们的价值观深受佛教哲学的影响，并形成了一系列当地的工匠制度和社区规范来完成遗产的维护，这些思想和机制在现代保护原则形成和确立之前就已经存在[6]。

（3）真实性含义

《威尼斯宪章》中指出修复要“基于对原始材料和真实构件的尊重”，首先将“真实性”一词引入遗产保护领域，因为撰写宪章的人都有相似的背景，因此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争论。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文化遗产语义和语境的不断扩大，遗产保护界开始意识到《威尼斯宪章》的局限性，因为它往往会在时间上“冻结”一座建筑，而很多地区的遗产往往是“活态”的。在印度建筑师罗米·科斯拉（Romi Khosla）看来，“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建筑和工艺……是古老的、不断发展的、真实的，并且能够无休止地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环境”，因此“很难区分保护、保存、修复、重建和当代作品”[7]。1994 年《奈良文件》将真实性编纂为一个全球性的术语，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其背后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含义。该术语的模糊性使得亚洲各国根据其特定的文化、社会、历史和政治背景发展自己的保护和实践，从而“转译”并扩展了真实性的含义，如2001 年的《会安协定》、2005 年的《曲阜宣言》、2007 年的《北京文件》等。2009 年，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ICCROM）首次提出了“活态遗产”的概念，强调真实性体现在遗产的延续性中[8]。2014 年，《奈良+20 文件》强调了亚洲语境中真实性的活态特征，指出“真实性……是一个演进着的文化传统的有意义阐释，并且（或者）能够引起社会个体间的群体认知上的情感共鸣。”[9]

经典保护方法中专家与遗产的关系是疏离的，保护专家往往通过历史资料以及对当地历史文化的了解制定遗产保护方案，保护的目的就是将过去某一时期的物质实体作为真实性的目标进行遗产的修复，保护中所遵循的真实性原则还停留在《威尼斯宪章》时期，大多聚焦于遗产本身的结构、材料等元素。但在众多活态遗产传统保护语境中，似乎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理念：遗产的真实性概念中，物理材料和结构没那么重要，维护的重点往往是场所功能的延续性和遗产完整形象所具有的某种象征意义，因此这里的“真实性”需要一个更宽泛的定义。

定义活态遗产的关键概念是连续性，并在活态遗产保护方法中提出将遗产延续性作为保护策略的重点，这与基于价值的传统保护方法所认为的——遗产的现在和过去之间的不连续性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同时遗产保护价值观的侧重决定了保护策略的特点。下文将以斯里兰卡国家为例，深入了解当地文化背景和遗产保护传统，并进一步聚焦当地的佛教圣地佛牙寺，探究宗教遗产这类典型的活态遗产的保护观念和价值特点。

2 斯里兰卡遗产保护的积层与激变

在斯里兰卡，佛教在当地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社会时期诞生了众多宗教遗产（图2）。早在公元5 世纪，斯里兰卡已将佛教圣人遗物分为身体遗物（包括圣髑盒）、使用遗物（属于佛陀或与佛陀有关的东西，如长袍、碗、菩提树）和纪念性遗物（信条、图像和佛塔）3 类。巴利语中“遗物”的复合词是cetiya，它的词源来自词根ci（堆积/构造）和相关词根cit（感知/提醒）。因此，cetiya 相当于拉丁语中的monumentum（词根monere，意为“记住”），这两个词都是指记忆的物质载体。圣人遗物和遗迹最初的目的是提醒信徒们注意佛陀的生活和教导，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物品往往超越了纪念的功能，不仅仅是象征而是圣人或是神圣性“纯粹和简单地”的存在[10]。同样，斯里兰卡的佛教遗产的价值认知也从对过往的圣人遗物纪念性的膜拜转变为对当下的遗产本身神圣性的集体认同。

2 佛牙寺和宫殿建筑群

斯里兰卡的传统社会中具有强大的种姓和阶级制度，宗教遗产的维护由专门种姓的工匠负责，而这种传统工匠体系和管理方式的形成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诸事无常（巴利语：anicca，梵语：anitya），即所有事物均不会永远存在。这种思想认为任何事物都会经历“成、住、坏、空”四劫，同样任何建筑都会随时间流逝而腐朽老化。在佛教无常思想的影响下，斯里兰卡传统社会中宗教古迹的维护工作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传统工匠种族包括：木匠、金匠、泥瓦匠、象牙雕刻师、军械师、铸造工和画家，约占总人口的1/10[11]。除了在宫殿里工作的皇家工匠，其他地方工匠居住在寺庙附近，甚至居住在佛寺建筑中，为佛寺提供持续性的维护工作。工匠的技术以世袭制的形式代代相传，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用不断发展的技术和材料对有形的宗教物品和场所进行加固和维护。

16 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强有力的统治和策略性的进入，带来了当时西方社会的遗产保护思想，并对斯里兰卡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 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在斯里兰卡建立了考古部门，而考古学系成立后，这些古迹的维修及管理工作交由考古学系负责，由专业人士进行修复工程[12]。以物质内容为核心的价值观成为遗产保护的主要思想。同时，在过去600 年里一直存在的社区工匠保护和管理古迹的模式被完全改变，维护佛寺方面的技能也逐渐从社区中消失。后殖民时代，虽然考古部一直保留至今，但国家重要的宗教遗产在修复与保护过程中，宗教方的意见与佛教教义重新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就意味着保护专家与宗教方存在不可避免的价值冲突[13]。

3 佛牙寺保护与修复中的活态遗产特征

佛牙寺（Sri Dalada Maligawa，图3）是斯里兰卡僧伽罗佛教徒身份最有力的国家、宗教和文化象征，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佛教徒占总人口的69%。据《摩诃瓦姆萨》与《斯里兰卡大纪事》记载，佛牙舍利于公元4 世纪被带到斯里兰卡，此后佛牙便作为斯里兰卡神圣的象征[14]。4 世纪，在阿努拉德普勒（Anuradhapura）修建了第一座佛牙遗迹神庙，直到11 世纪，随着首都的迁移，它被移到了波隆纳鲁瓦（Polonnaruwa）。13 世纪以来，行政首都转移到了6 个不同的地方，最终在17 世纪结束于康提（Kandy），而当时为保存佛牙维摩拉达摩1）修建了本文所讨论的佛牙寺，康提最后一位国王加建了八角亭（Pattirippuwa）和护城河。寺庙坐落在王宫的正南端，两者都朝向西[15]。

3 佛牙寺

1998 年2 月4 日是斯里兰卡脱离英国统治独立50 周年。政府安排在康提举行庆祝活动。为了准备庆祝活动，这座城市进行了整修，佛牙寺被粉刷成新的白色。然而在1 月25 日，佛牙寺遭到了泰米尔恐怖分子轰炸（图4），这座建筑物的前部遭到严重破坏，深灰色区域受到的破坏最严重，浅灰色区域受损程度较轻（图5）[16]。整栋建筑结构遭到破坏，作为建筑主要特征的八角形屋顶上出现裂缝，建筑入口结构出现大裂缝，主入口前的木地板、地板饰面、桥梁完全被毁。建筑外墙的灰泥大多开裂剥落，内部的墙面石膏和壁画也受到损坏。尤其是入口处有200 多年历史的月光石和守卫石在这次爆炸中严重损坏[17]。

4 爆炸后的佛牙寺

5 佛牙寺首层平面

3.1 寺庙仪式的连续性

爆炸的发生严重影响了独立庆典和常规宗教仪式的进行，此次爆炸发生前，佛牙寺的僧侣每天黎明、上午和晚上都在寺庙内进行礼拜，主要是为寺庙内供奉的佛陀献上祭品。另外每周三进行一次寓意着为佛陀清洗沐浴的“Nanumura”仪式，除了象征沐浴的仪式内容之外，其路线与常规礼拜基本一致。常规的仪式路线是从寺庙入口向右进入一条南北向的通道，通道尽端向东才能到达寺庙的大门，祭祀者从大门进入再经过一段像隧道一样的走廊才能到达寺庙的大堂。大堂东侧院子中央的圣殿就是供奉佛牙和进行主要仪式的地方。祭祀者从圣殿一楼的长厅进入二层，穿过檀香棚，祭祀仪式主要在二层存放佛牙的神社中进行[18]（图6）。

6 寺庙仪式行进路线与圣殿内仪式行进路线

而这次爆炸发生后，寺庙的前半部分遭到严重的破坏，寺庙的入口、大门以及祭祀必须要经过的走廊和进行宗教仪式表演的大堂都无法继续正常使用。在寺庙的修复过程中，寺庙的祭祀仪式一直没有间断。祭祀者设计了另一种循环模式来进行常规的礼拜—祭祀仪式直接从寺庙南侧连通街道的侧门进入内院，再通过圣殿的南侧门进入长厅，从而在圣殿内完成仪式（图7），这种祭祀仪式一直持续到1999 年1 月修复工作完成。不仅是在这次爆炸中，一直以来佛牙寺的物质形态不断在变化，但祭祀仪式从未间断，其功能长期延续，同时在佛教教徒心中的神圣地位也持续传承。而这些因素使它与不连续性遗产的保护理念有本质的区别，同时也影响着此次损毁后佛牙寺修复和管理策略的制定。

7 损毁后寺庙仪式行进路线与圣殿内仪式行进路线

3.2 核心社区的主导地位

在这项修复工程中，国家领导人明确表示“所有最终决定应由两名大祭司和负责看管圣殿的非宗教监护人作出或经他们同意”。这项规定意味着保护专业人士所坚持的保护理论必然要受到重大挑战，斯里兰卡的宗教遗产保护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分析和修复，而是要尊重作为核心社区的宗教方和一系列利益相关方的意愿。与传统保护思想不同，对于佛牙寺而言，宗教方和国内信众是与其他群体有明显区别的核心社区，保护专家属于外围社区，因此核心社区的价值观决定了佛牙寺修复的主要方式。

灾难发生后保护工作立即启动，保护工作主要由两方决定：一方是总统任命的工作小组；另一方是由两位大祭司和寺庙的看管者构成的宗教顾问小组。工作小组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经过宗教方的认可，并且每一项修复设计都要经过宗教方同意后才能实行[19]（图8、9）。另外，公众也在修复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媒体了解保护项目并表达意见。保护工作的决策看似由保护专家和宗教方共同制定，但实际上宗教方掌握最终的决定权。这种协商程序在后文所涉及的八角亭和月光石案例中将具体阐释。

8 保护过程示意

9 设计阶段流程

3.3 物质的真实V.s.想象的真实

在宗教社会中，圣物（基督教和佛教都是如此）常常成倍增加，这是因为宗教信仰者会依据精神原型，并在记忆的作用下，将复制品作为佛教视觉文化中典型的图像制作模式，将熟悉的记忆性物品复制到新的物体和地点，复制品的完整形象可以延续佛教社会记忆，同时也拥有“光晕”2），这也契合了“无常”的佛教思想[20]。在这种宗教文化背景下，信仰者完全接受宗教物品的复制和建筑遗产的翻新，而真实性更倾向于非物质内容，也就是保证宗教功能和使用功能的延续。

（1）建筑功能的延续性

作为康提国家象征的八角亭（图10），在这次爆炸中它的大部分屋顶结构被破坏，宗教方与保护专家在取代还是修复破损的屋顶以及结构和材料选择这些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八角亭始建于1802 年，在拉贾辛哈国王3）统治期间由皇家建筑师建造，成为国王向周围民众展示圣牙遗物、观看寺庙节日、在重要场合向他的臣民发表讲话的地方[21]。在英国殖民时期，它被改造为一个东方图书馆，楼上用于容纳图书，楼下为图书管理员办公室（图12、13）。

10 损毁前的八角亭

11 修复后的八角亭

12 八角亭首层平面

13 八角亭二层平面

在此次八角亭的修复工作中，大祭司希望把破损的尖顶保留在博物馆里，并利用这个机会制作一个新的尖顶，这样新的尖顶可以再承受200 年的风吹日晒。破坏前的屋顶结构使用的是斯里兰卡的柚木，所以保护专家决定使用相同的材料，但当时要在该国找到相同质量的柚木非常艰难，于是保护专家决定从缅甸进口相同质量的木材。但这一决定遭到宗教小组的批评，他们希望找到斯里兰卡本国的柚木来代替。另外，宗教小组还要求用类似的成品铜瓦代替传统的黏土瓦作为新屋顶的瓦片，这样可以使新屋顶更加坚固也便于后期维护。这两个问题最终都服从了宗教方的意见，木材使用了本国公众捐赠的当地柚木，瓦片也全部更换为新的铜瓦[22]（图11）。在宗教团体看来，八角亭作为国家形象的象征，它的完整性与保障功能的延续性更加值得重视。八角亭实体材料与结构的真实性并不会影响它在民众心中的精神价值。

（2）宗教物品的象征性

寺庙大门处的石雕也是这个保护项目的关键部位之一，这些石雕一直以来被用作所有佛教神殿入口的主要特征，被严重破坏。如图20 所示，翼石（Korawakgala 或Koravakgal）位于宗教建筑入口处台阶的两侧。月光石（Sandakada pahana）是一块精心雕刻的半圆形石板（图17、18），通常放置在楼梯和入口的底部。月光石在佛教中象征着轮回，最早出现在阿努拉德普勒后期，通过波隆纳努瓦和康提时期演变而来。守卫石（Muragala）位于石栏杆端部（图14、15），主要是为了保护沿着入口楼梯一侧延伸的栏杆。这3 个部分构成了斯里兰卡大多数佛教建筑入口处独特的建筑特征。

14 原本的守卫石

15 损毁的守卫石

16 重新制作的守卫石

17 原本的月光石

18 损毁的月光石

19 重新制作的月光石

20 台阶平面示意

面对石雕修复这个问题各方发表了不同看法，建筑师建议保留损坏的雕刻品，在此基础上进行修复。但宗教小组反对这一决定，他们要求用新的雕刻代替这些石雕，他们认为寺庙不宜有破损的雕刻品，因为它可能会破坏奉献者的平静心灵。受损的雕刻品可以作为恐怖分子对佛牙寺造成的损害的证据在寺庙博物馆展出。这项讨论最终接受了宗教小组的决定，建筑团队不得不用新的雕刻代替损坏品。这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即如何获得质量相同的新雕刻品，因为在当时，斯里兰卡国内已无法找到来自石雕世家的传统工匠。建筑师决定与印度工匠4）一起完成工作，但这一决定遭到了寺庙当局的强烈反对，他们不希望任何外国人参与这项工作。最终在考察了遵循传统制作方法的1:1 的石雕样品后，建筑团队从10 名使用传统方法的斯里兰卡工匠中选出了一名工匠来完成这项工作。雕刻完成后，新的月光石和守卫石与原来的石雕有明显的不同（图16、19），但新的复制品在公众和宗教方看来，如原作一样具有神圣性。如格里斯沃尔德教授（Alexander Brown Griswold）5）所说的用“记忆图片”来到处复制佛像或者佛塔，而风格特征则取决于工匠的技能：“复制品必须像原作，但不一定看起来像原作”[23]。此类宗教物品所承载的精神价值才是民众心中的忠实信仰，替换后的复制品虽然与原作有所差别，但它同样拥有“光晕”，可以继续延续当地的佛教社会记忆。

4 活态遗产的真实性反思

圣物的真实性是其具有宗教地位的原因，但却从未妨碍其真正的繁衍和复制能力。始于佛陀火葬时开始的对遗物的崇拜，后来已经发展成了泛亚崇拜，这与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遗物崇拜相当相似[24]。美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J·盖里（Patrick J.Geary）关于这一主题的启发性文章值得引用：

当一件文物从一个社区转移到另一个社区时，仅仅是文物的流通是不够的，新获得的文物必须证明自己。它的真实性必须得到证明，因为它被转移的事实本身就令人怀疑……然而，“真实性”并不是指对某位圣人身体的认同，而是指在公共需求的功效。[25]

在遗产保护和管理实践中的真实性一词是从西方传入斯里兰卡的，在此基础上虽然承认真实性是斯里兰卡遗产保护决策过程中一个有用的概念，但当地传统和管理制度仍然活跃和强大。面对不同遗产关于真实性的定义，要置于当地的文化遗产语境中来理解，同时也要给予与遗产关联的核心社区充分的话语权。面对宗教遗产这类活态遗产，遗产真实性的定义由核心社区的价值观所建构，“活性”“连续性”和“原始功能”构成了活态遗产的核心价值，这些属性使一个活的神圣场所成为现在的实体，而不是属于过去的东西，对宗教遗产而言，关于真实性的定义往往不是最初建造时材料的真实性[26]。

这种更具包容性的真实性概念已被概括在《关于佛教、文化记忆和遗产保护的思考》一书中，成为亚太地区保护的核心原则之一：“真实性，遗产的决定性特征，是一种文化上的相对特征，可以在连续性中找到，但不一定只在物质的连续性中找到”[27]。保护作为一种虔诚的和科学的实践，旨在对抗人造物的腐朽，而在斯里兰卡佛教遗产的保护中，“无常”说明了物质自然腐败的本质，同时也是佛教教义的一个核心要素。人们认识到在某些宗教文化背景下，替换原来的建筑材料并不一定会损害历史建筑的真实性，同时遗产的活态特征促使人们把遗产定义为“变化的东西”，把遗产保护定义为“处理变化”。

在亚太地区的一些宗教国家中，宗教是一种鲜活的传统，真实性往往存在于宗教遗产的非物质领域。真实性的概念是在演变发展的，也就是说真正的意义不能被锚定在一个单一的意义中，而是被锚定在众多的意义和价值中。这是因为宗教遗产和遗产有关的人生活在当下，而当下作为一个时间维度，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遗产不可避免地是一种过程的表达，而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的表达。当下活态遗产的定义以及活态遗产保护方法（Living Heritage Approach，简称LHA）、以人为中心的保护方法（People Central Approach，简称PCA），提出了功能的延续性和以相关社区为本的价值理念[28]，使真实性完全从物质维度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基于遗产专业的方法和文化背景理论的探讨。因此真实性可能存在于遗产的连续性、完整形象的神圣性，在不同的宗教文化语境中，真实性可能还有更多元的定义。

注释

1）维摩拉达摩（Vimala Dharam Surya）是康提1590-1604年的国王。

2）光晕：梵语术语prañapratistha，字面意思是“用生命能量进行的圣化”，与灵光的字面意思完全一致。

3）拉贾辛哈国王（Sri Vikrama Rajasinha）是统治斯里兰卡康提王国最后一个僧伽罗君主制的4位国王中的最后一位。

4）佛牙从印度传入斯里兰卡时，也带来了10位不同工种的匠人，因此印度工匠与斯里兰卡工匠同宗同源。

5）格里斯沃尔德（Alexander Brown Griswold）教授，1907-1991年，主要以对艺术史和泰国历史研究的贡献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