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华 徐喜琳

摘要：选择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相关文献，利用可视化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分析中外网络媒体治理的整体情况、发展演进、研究主题等发现：从2014年开始网络媒体治理受到中外学界广泛关注，国内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可归纳总结为数字社会治理研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媒体平台治理研究、网络空间治理研究4个方面；国外相关研究的热点主题主要包含技术和安全研究、政治和管理研究、经济和商业研究、生态和环境研究4个方面。目前网络媒体治理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国内在机构合作度与研究范畴等方面较国外均存在不足。未来，网络媒体治理研究应在立足国情、借鉴国际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深化交流与合作、加强理论研究、丰富研究方法，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网絡媒体治理；可视化分析；数字社会；舆情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0；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3.04.011

文章编号：2096-9864（2023）04-0078-09

随着互联网与移动终端设备的迅猛发展，网络媒体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已深入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整个运作系统当中，深刻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与舆论格局。网络媒体又称为互联网媒体，是指借助网络传播平台，通过计算机、手机等终端进行信息传播的一种数字化、多媒体的传播媒介［1］。近年来，网络媒体的双刃剑特性愈加凸显，在为信息传播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如谣言和不良信息泛滥、网络舆论失范等，如何促进网络媒体的健康有序发展成为必须回应的现实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学科与视角出发，对网络媒体治理进行了探讨。国外关于网络媒体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不仅关注网络媒体自身的发展、应用和效果等［2］，同时从政府治理［3］、电子医疗［4］、环境保护［5］等角度展开了探讨。国内研究一方面围绕媒介技术本身探究了网络媒体技术的发展情况［6］、网络媒体平台的自我监管［7］，另一方面则聚焦如何提升网络媒体舆情治理效能［8］、构建清朗网络空间［9］等进行了研究。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外网络媒体也在不断发生新的演变，当前对网络媒体治理的研究综述较少，多是基于实践经验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现象描述与理论探索。鉴于此，本文拟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作为样本，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计量分析，以期清晰把握中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学术脉络，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一、研究设计

1.研究工具

本文采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可视化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 6.1.R3进行研究。CiteSpace是一个采用Java语言编写的可视化应用软件，该软件根据共引分析理论，采用寻径网络算法对特定研究领域的文献资料加以计算，并通过绘制可视化知识图谱来展示该领域知识的主要发展路径与关键知识拐点，实现对该领域内潜在发展驱动因素、前沿动向与趋势的分析和探索［10］。本文选择使用CiteSpace文献分析软件，能够实现对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整体情况、热点议题和演变趋势的勾勒，并对中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异同点展开多维度的比较分析。

2.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限制权威期刊检索方式，以确保所选取的文献具有较高质量和较强代表性。中文文献来自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将期刊来源选择为北大核心与CSSCI，分别以“网络媒体治理”“网络媒体＋治理”“互联网媒体治理”“互联网媒体＋治理”“新媒体治理”“新媒体＋治理”为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发现国内最早发文年份为2005年。英文文献来自WOS，以TS=（internet OR online media OR media OR network media）AND（treatment OR governance OR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OR control）为检索条件，发现国外最早发文年份为2007年。因此，为了使研究更加全面并保证时间的一致性，本文将国内外文献检索时间均设置为2005—2022年，先按照上述主题词重新进行检索，分别得到中文文献253篇、英文文献223篇；再人工剔除文献类型与本研究不符、信息不全等无效文献后，最终得到215篇中文样本文献、218篇英文样本文献作为本研究的中英文数据来源。

二、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整体情况分析

1.总体发文量自2014年起增长趋势明显

对发文量进行统计整理，可直观体现出一个研究领域的整体趋势和研究热度，2005—2022年中英文样本文献发文量见图1。整体来看，2014年以前国内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年均发文量较低，数量均在10篇以内；从2014年开始，国内外网络媒体治理的论文发表量增长趋势明显。

2014年成为发文量增长的重要节点，主要原因是2014年全球网络媒体发展进入新一轮变革。在这一年里，国内网络媒体发展取得重要进展，如传统媒体纷纷开设官方网站，争夺互联网入口；门户网站发力移动互联，加速向移动互联网转型；网络视频行业成为资本宠儿；等等。同年，国外网络媒体实施“移动优先”战略，移动客户端的开发和运营成为各大网络媒体竞争的新焦点，各种手机报、社交网站、移动视频等也成为其争夺的新阵地。媒介技术的进步与媒介治理的发展密不可分，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使网络媒体治理研究面临新的现实问题和挑战。目前，网络媒体治理研究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2.网络媒体治理引发中外学者高度关注

关键研究者对研究领域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与促进作用。中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领域的主要发文作者与发文量见表1。由表1可知，中文发文量最多的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黄楚新（4篇），排名第二的是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王丹（3篇），排名第三的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匡文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唐绪军等。英文发文量最多的作者为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S.Burch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H.Schroeder，均为3篇。国内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发文者大多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的知名学者，具有深厚的研究积累和强大的学术影响，同时对网络媒体治理研究极其重视。但是，国内在这一领域内还没有形成专业的学术共同体，跨机构合作仍需加强。

三、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分析

1.关键词共现分析

从关键词共现分析能够窥探周期内研究中高频关键词的出现情况与相关关系，反映出当下研究热点［11］。运用CiteSpace软件分别绘制国内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2和图3）。由图2、图3可知，中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都表现出对媒介技术的关切与重视，但存在明显不同的关注焦点。

国内研究领域的热点关键词为网络治理、网络舆情、新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等，中心性依次为0.58、0.32、0.31、0.20、0.20。其中，“网络治理”一词处于知识图谱的核心位置，是本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交叉点。此外，新媒体、网络舆情、自媒体等也具有较高频次与中心性，是推动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因素，这说明国内研究不仅关注制度、技术和管理等方面，还关注网络舆情、自媒体等，试图从不同视角探讨网络媒体治理相关主题。国外研究领域的热点关键词为governance、network、social media、climate change等，中心性依次为0.59、0.58、0.34、0.15。其中，“governance”一词位于图谱中心位置，

国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关键词关联性更强，不仅关注社交媒体、网络等媒介技术的应用性问题，还显现出对网络媒体帮助解决气候变化、经营管理等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与探索。

2.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能够对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反映出当前的研究重点和热点问题。采用CiteSpace对

国内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生成聚类图谱（见图4、图5）。其中，国内网络治理研究关键词聚类的Q值為0.674，S值为0.906 6；国外网络治理研究关键词聚类的Q值为0.575 3，S值为0.845 8，这说明国内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关键词聚类团结构显著，结果信度较高。

（1）国内分析

国内研究共形成9个聚类，分别为#0 社会治理、#1网络舆情、#2大数据、#3自媒体、#4媒体融合、#5网络媒体、#6网络、#7媒体治理、#9智能传播。为使主体更加突出，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文献阅读法对各关键词聚类团的内容与标签词进行归纳总结，发现国内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学术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

其一，数字社会治理研究。此类研究包含电子治理、公共管理、电子政务、政府公信力、信息社会等主题词。当前，加快数字经济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在此形势下，中国对网络媒体的发展进行了战略性规划，同时也对“数字中国”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12］。学者们多从管理学视角出发，将媒介治理与政府管理、政务服务相结合，剖析网络媒体治理与政治参与类型、政务服务体系和政社关系建构之间的内在耦合逻辑，并试图通过探寻某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使媒介发展与社会治理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和谐的状态［13-14］。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网络媒体治理应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全媒体传播矩阵的合力，形成“社交网络中心化模式”，为媒体治理、数字社会创新提供更为高效的新型政治传播机制和条件，从而更好实现国家现代化建设［15］。但国内研究更多倾向于从政府主体角度进行相关研究，强调政府在媒介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从社会组织、传媒机构和受众等主体角度展开的研究仍显不足。

其二，网络舆情治理研究。此类研究包含舆情治理、舆情传播、舆情生态、舆论危机等主题词。媒介技术迭代更新助长了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发展，新媒体的介入又为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活跃平台。而网络舆情的持续发酵极可能会诱发群体性舆情事件，甚至升级为负面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网络舆情治理成为学者们争相研究的热点话题。学者们围绕网络舆情的传播模式、传播特点、演变机制等进行了相关研究［16-17］，也有学者针对现存网络舆情治理模式的困境与误区提出了相应完善措施［18］。研究者普遍认为，网络舆情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完善网络立法体系，提高多元治理主体协同性与行为规范性等方面入手［19］。整体来看，目前有关网络舆情治理的研究多是规范性分析，从理论上反映舆情的性质与传播规律，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且研究多处于概念、模型层面，缺乏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和具体的技术操作实践。

其三，媒体平台治理研究。此类研究包含大数据、网络自媒体、媒体融合、青少年、文化等主题词，主要包括两大主题：一是以媒介本身为主体进行的研究，包括从整体上对网络媒体发展现状、治理困境和治理策略进行概括［20-21］，以及针对某一类新兴网络媒体，如自媒体、短视频平台、县级融媒体、政务新媒体等进行的具体研究［22-23］，强调新媒介技术对于实现网络媒体平台优势、完善平台治理的作用与影响。二是对新媒介技术给社会生活、青年教育、文化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剖析［24-25］，强调青年健康成长、文化有序传承对治国理政、民族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文关怀特征。然而，现有研究尚缺乏全局性、整体性思维，各研究成果间的关联程度不大，且研究大多以理论解释和概括性描述为主，缺乏对实践效果的定量评估和量化分析。

其四，网络空间治理研究。此类研究包含网络反腐、网络内容治理、多元共治、算法素养、治理策略等主题词。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虚假新闻、网络谣言、网络侵权、网络媚俗化等乱象时有发生。随着网络媒体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空间的安全问题已经从虚拟领域扩展到了现实世界，并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治理网络乱象、净化网络空间成为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对此，国内学者围绕不同网络乱象形成的原因、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可行的治理手段等展开了相应研究［26-28］。其中，网络谣言治理研究较为热门，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多。

综合国内相关研究情况，可发现目前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对一些基本问题也已初步达成共识，但仍然存在跨学科合作研究不足、研究成果不够丰富、系统性研究相对缺乏等问题。

（2）国外分析

国外研究共形成#0 environmental justice、#1 social media、#2 climate change、#3 social network、#4 information、#5 ceo cuccession announcements、#6 economic benefits、#7 global health partnerships、#8 auditing、#9 strength of ties、#10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11个聚类主题。从聚类主题分布可以看出，与国内研究相比，国外相关研究明显更加注重实用性。总体来看，可将国外研究主题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

其一，技术和安全研究，主要研究网络媒体的技术和安全问题，包括如何保障网络媒体的信息安全、防止网络犯罪等。网络媒体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记录往往涉及用户个人隐私、组织利益乃至国家机密，因此，做好信息安全的保护十分重要。一些学者通过研究相关文献，以综述的方式对现有网络媒体安全实践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如K.Soma等

［29］

为了更深入了解信息时代影响传播可持续性的方式，对信息治理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一些与信息治理领域相关的研究议题；S.I.Tamrin等［30］考察了社交软件应用与信息系统安全之间的关系，并对2010—2015年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通过提出假设、设计概念模型等方式对网络安全治理中的制度规范、道德伦理、技术革新等问题进行了探索［31-32］。现有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对后续的网络媒体技术与安全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但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提出概念性的假设，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可行性尚待验证。

其二，政治和管理研究，重点研究网络媒体治理对政府治理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网络媒体的高度普及为公众提供了政治参与、政治表达的便利渠道，而公众意见的表达能够对政府的决策和行为产生影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给政府治理带来了诸多机遇和挑战。学者们从公众角度出发，考察了媒介化政治对网络政治参与者的政治态度、民主参与和参与者相互之间信任感知网络的影响程度［33］。例如，W.W.Zhang等［34］调查了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不同类型社交网络的使用对选民态度和行为的多重影响，包括政治参与、政治利益、选择性曝光、选择性回避和党派关系等；M.P.R.Bolivar等［35］从政府角度出发，对地方政府在提供电子公共服务时采用的治理模式进行了评估。但国外学者对此领域的研究多采用单一的电子实证调查法，这种调查方法搜集到的信息并不具备全面性和完整性，且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也无法保证，因此可能会导致最终的调查结果与结论存在偏差。

其三，经济和商业研究，重点研究网络媒体治理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为决策辅助工具的网络媒体目前正在现代商业世界掀起波澜，这使得国外企业网络媒体从业者和研究人员更加热衷于探究通过合理应用网络媒体实现提高企业组织绩效目的的有效手段。一些学者运用实证分析验证了规范管理下的网络媒体与企业运作之间的关系。例如，B.Abedin［36］对澳大利亚20个组织进行采访，证明了社交网站治理是中小企业在有效实施Facebook客户关系管理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因素；J.Paniagua等［37］则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了社交媒体对董事会规模与营业额的中介和调节关系。也有学者从作用机制角度出发，研究了网络媒体帮助提升企业工作效能的运行机理，如V.Fernandez＼|Perez等［38］研究了社交网络帮助首席执行官从外部来源获得信息的机制。这些研究大多只集中于某一方面，并且研究结论往往仅限于它所涉及的实证框架，对其他经验框架的分析还相对匮乏。

其四，生态和环境研究，该研究涉及生物学、医学、环境学、农学等多个学科，重点研究规范管理下的网络媒体对于生物科学、医疗服务、环境治理等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对网络媒体的治理有助于更好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制定未来的环保治理模式。在该研究领域，有关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较为热门，国外学者重点考察了电子监测在空气、水资源质量管理和气候变化监测等方面的应用［39-40］。有关医疗卫生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一定重视，学者们多热衷于通过研究高效的网络媒体治理模式来增强医疗网络媒体矩阵的协同作用，从而达到升级病情电子监测系统、搭建新型智慧医疗服务平台、创新医院管理模式的目的［41-42］。此外，一些学者在生物科学、渔业管理、农业种植等方面也进行了相应探索［43-44］。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续探寻媒介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平衡状态提供了多元的研究角度，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总体来看，国内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它们都聚焦于网络媒介技术发展、网络媒体应用实践等问题。但由于国别背景不同，中外研究也呈现出各自独特的研究趋向。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紧密围绕人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展开，因此尤为重视网络媒体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信息安全、网络空间治理等方面的主题，研究并不局限于评价网络媒体治理在实践中的操作性、应用性，而是更加注重网络媒体治理和人的发展、社会发展之间相互协同、和谐共生的问题。但同时也应看到，国内研究整体上以描述性、解释性为主，且质化研究较多，量化研究相对薄弱，现象类解释、观点类综述等非实证研究方法始终占主导地位，需要进一步提高研究方法的创新性。

四、结论与展望

1.结论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和WOS数据库，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国内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分别从整体情况、发展演进、研究主题等方面得到中外之間在该研究领域的差异。

在整体情况方面，近年来网络媒体治理相关研究开始受到关注，中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总体发文量自2014年起增长趋势明显，且国内发文量的增速要高于国外。我国的科研机构和学者数量较多，但分布相对松散，学科交叉与融合程度不足；而国外研究机构则表现出较强的关联性，相互间的合作交流更加紧密。

在发展演进方面，国内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发展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国内网络媒体治理研究在起步时间上虽然略早于国外，但在理论构建、技术应用等方面有所欠缺，致使研究发展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和跟随性。

在热点主题方面，国内外学界以不同的研究视角贡献了多元的研究主题：国内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可归纳总结为数字社会治理、网络舆情治理、媒体平台治理、网络空间治理4个方面；国外相关研究热点主题主要包含技术和安全研究、政治和管理研究、经济和商业研究、生态和环境研究4个方面。与国外相比，国内研究各主题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共现频次不高。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国内研究多集中于逻辑思辨，而国外研究除传统思辨法外更注重对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研究的科学性。

2.展望

近20年来，网络媒体治理研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极具学术价值和发展前景的热门领域。未来网络媒体治理研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其一，加强交流合作，建立网络媒体治理研究学术对话平台。目前我国新闻传播领域对网络媒体治理的研究存在较多单兵作战现象，研究机构间的协作还比较松散，个体独立研究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网络媒体治理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前沿学科，应加强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弥补新闻传播学科相关理论与方法的缺失。未来，政府应鼓励各高校、研究所、技术型企业等网络媒体治理研究主体积极开展跨机构合作交流，建立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网络媒体治理学术对话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套网络媒体治理学术交流的合作与研究体系，引导国内学者积极参与国际交流，鼓励中外学者交流互鉴。

其二，加强理论研究，构建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特色理论框架。网络媒体治理是一个具有较强学理性的理论议题，但从知识图谱分析结果来看，我国对于网络媒体治理的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深入。目前学界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网络媒体治理理论体系，且研究多止步于实践层面，理论上的深入研究还不多见。未来应加强有关理论方面的研究，构建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应在立足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以中国实际为依据，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智慧，吸纳西方先进理论和治理经验，探索与我国快速发展相适应的网络媒体治理模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媒体治理体系。

其三，丰富研究方法，拓宽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学术认知边界。已有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主要采用经验分析、逻辑推演和价值判断等，缺乏必要的定量研究方法。未来应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范式，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宽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学术认知边界。例如，可通过具体案例研究展现我国在网络舆情治理、虚假新闻治理等方面取得的进步；或是综合运用定性、定量、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当前存在的一些网络乱象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并给出具体可行的改进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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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毛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