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晋，徐利颖

（1.内蒙古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2.赤峰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引言

中国传统语境下的“治理”一词多指国家统治机构有效运用政治权力巩固政权，《荀子·君道》中有“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的说法，这里的“治理”与现代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理念有较大差异。在中国古代治理体系中，语言治理一直都是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等并行的治理方略，是解决稳定和发展的国家手段。历史上，中国历代政权都高度重视语言规划和治理工作，尤其是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传播。“雅言”“通语”“国语”“普通话”等不同称呼，印证了不同政权在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通用语言的高度重视。历代王朝以推行通用语言文字为手段凝聚和强化中华民族国家意识，增强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民族认同感。

在传统话语体系下，受“民族国家”和“中原中心”观念的影响，研究中华民族通用语言文字发展的学者较多关注秦、汉、隋、唐、宋、明等“中原王朝”“农耕王朝”“汉族王朝”推行的各类语言文字政策及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影响，而对北魏、辽、金、元、清等“游牧王朝”在推动多民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分析阐释不足。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版图最辽阔、人口民族成份最复杂、多民族文化共存与融合最典型的时期。元代的语言文字治理，不仅成为安邦治国的工具和策略，还有效促进中华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认同、吸收、借鉴与融合，推进统一多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进程。

一、元代国家语言治理的基本方略

学界普遍认为，忽必烈及元王朝实行的政治文化体制，与其祖辈父兄明显不同，主要采用的是“蒙汉二元”政策，既行汉法，又存蒙古旧俗。李治安对这种蒙汉杂糅政策的主次关系做了进一步分析，认为元代政治文化二元政策主要表现为“内蒙外汉”，即蒙古制度占据内核部分，汉法制度居外围或从属位置。这一政策在元代的官制、军制、宫室视朝与帝号等领域都得到了充分体现[1]。语言政策作为元代政治文化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集中凸显出鲜明的“内蒙外汉”特点，即形成了“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的“双语文”制度。

蒙古统治者最早制定的语言政策是成吉思汗确立的。1204年，铁木真在征服乃蛮部落的战争中，俘获了乃蛮太阳汗的王傅兼掌印官塔塔统阿。塔塔统阿生性聪慧，精通畏兀儿文字，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于是成吉思汗“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书国言”，这是元代历史上第一次有目的地实施的语言政策。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尊八思巴为国师，命八思巴制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以诏书的形式正式颁行八思巴创制的文字，八思巴新制的蒙古字成为元代官方法定的文字，后世称之为“元国字”或“元国书”。自元世祖忽必烈始，元朝十一帝都强制推行蒙古新字“八思巴字”，规定省、部、台、院用八思巴蒙古字“译写一切文字”。忽必烈推行八思巴字时，还颁布了一条法令——“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其中，“国字”指各地原来通行的民族文字，“国字副之”的政策为元代多民族语言文字发展融合提供了契机，在元代辽阔的版图上，业已形成“大抵汉字用于中国本部，畏吾儿字用于葱岭以东，亦思替非文字用于葱岭以西诸国也”[2]的多民族语言文化并存融合发展的态势。

二、元代国家语言治理下的多民族语言融合

元代大力推行“内蒙外汉”语言政策，有效促进各民族语言文字交往交流交融，从而型塑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语言融合景观，各民族习国语蔚然成风、汉语汉字成为各民族交际媒介、多语并存融合成为元代语言新生态。

（一）各民族习国语蔚然成风

至元六年（1269），元代统治者将八思巴字定为官方法定的文字，为使八思巴文字在全国推行，统治者充分行使政府在语言文字地位规划中的职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使更多的人学习和运用八思巴文字。如在学校教育方面，至元八年（1271），元代下诏立蒙古国子学，专门为蒙古人、汉人官宦及怯薛子弟教授八思巴字蒙古语，在地方设蒙古字，组织人力编写《蒙古字百家姓》和传写本《蒙古字韵》等识字课本，从而逐步建立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蒙古字学教育系统；通过“免一身差役”“授以官职”等优厚待遇加以激励，以达到使八思巴字“传布永久”目的。

元代“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人知国字之足以进身而竞习之”在元代蔚然成风，习国语成为“当今所尚，莫贵于此”的时髦事[3]。如成宗时中书省奏准事理即提到“如今蒙古文字学得宽广也，学的人每多是汉儿、回回、畏元儿人有”。明人王世贞言：“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大江以北，渐染胡语。”北上的赵璧曾奉敕“习国语”，笔译《大学衍义》，忽必烈称赞他“汉人乃能为国语深细若此”。南人官僚杨国材本人“习通国字语言”，元末的张士杰“入胄监，习其书又精其言”，许师义“尤精于国字与言”，李师尹“精于国语，习于国字，口宣耳受”。元末曾下诏“禁汉人、南人勿学蒙古、畏吾字书”，但诏令一出立即引起汉族士大夫的不满，中书参知政事许有壬曾面谏直言，“争止之”。可见，元代汉族士人学习蒙古、西域语言文字的人数众多。“国字”凭借其在元代特殊的官方通用语言地位，对包括汉语在内的很多语言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元代杂剧是汉族和蒙古族语言融合的产物，据方龄贵先生考释，现存元明戏曲剧目中含有的蒙古语词语多达两百个，这进一步说明了元代汉族士庶已对蒙古语的日常词汇耳熟能详。

（二）汉语汉字成为元代民间通用交际媒介

元代疆域辽阔，族群繁复，文化多元，但在众多文化中，中原文化的历史最为悠久、文明程度最高、辐射力最强，这使得汉语汉字成为元代民间通用程度最高、流通范围最广的交际媒介用语用字。

元代统治者虽将八思巴字作为官方文字加以推行，但八思巴字使用范围主要限于官场，并未发展成为元代社会的通用文字，其主要原因包括八思巴字是因政治需要而被创制，其使用者多为蒙古族特权阶层，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流通范围窄；译写蒙古、汉、藏文时拼写法适应能力不强，因此，元代政权垮台后，在政治上处于优势的八思巴字便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很快成为一种死文字。

从相关史料看，汉语汉字是元代各族人民交往交流的通用媒介。如马祖常曾言：“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偏气之语，不相通晓，互相憎恶。惟中原汉音，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喜于习说。”“四海同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中原音韵·白序》），这些表述都是对元代市井语言生活的真实写照[4]。周德清指出，“中原之音”是当时的标准音，它不是一隅一地之音，而是在北方广大地区通行的、应用于各种交际场合的一种共同语音[5]。

元代边疆各民族因作战镇守、任官、分封诸王、灾害、降附及避战乱等原因，不断迁入中原定居，各族人士凝聚在一起，爱慕华风，纷纷学习汉文化。如元代内迁的女真人与汉族通婚后改用汉族姓氏，在元代已等同于汉人。萧启庆指出，进入元代中后期，熟谙汉文化的蒙古、色目人士日益增多，他们与汉人联系紧密、关系融洽，互动频繁，共同开展诗文唱酬、雅集游宴、书画题跋及著作编刊等文化活动，各族间共同的士人群体意识也已超越种族的藩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多族士人圈”，使元代文坛色泽纷呈、异常活跃[6]。元代文学的特色之一，是不同民族的文学家使用母语以外的汉语进行文学创作，形成双语文学现象。如元代的蒙古族、畏兀、唐兀、西夏、康里、撒里、大食、钦察、回回、拂林、葛逻禄、乃蛮、阿鲁浑、克烈、塔塔儿、雍古、天竺等数十几个民族人士形成双语文学作家群，这是元代社会和谐因素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以《全元诗》而论，元代有作品传世的双语诗人就有202人，存诗5800首以上，这是中国文学史所从未有过的盛况，为中国文学史所仅见[7]。

元代的回回先民进一步加强了与汉族的融合。回回是元代人数众多、社会成分复杂而又分布最广的群体[8]，其身份包括贵族、官兵、军人、学者、商贾、工匠等，回回人初到中国时，大都讲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并保持着原来国家固有的文化传统，如像马哈木·牙老瓦赤、扎马刺丁、赛典赤赡思丁、马合木、阿里、伊思马因等都是回回先民的名字，大多为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音译。元代语言的逐渐统一是回回民族逐渐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回回迁入中原者人数最多，但他们居住分散，遍布在全国，以致后人有“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印象。另据记载，“从十四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中叶，回回的经济条件、地域条件和心理条件都已达到可以形成一个民族的程度。并且在同一时期，回回逐渐习惯于以汉语作为本民族的共同语言”[9]。如萨都刺、薛超吾（马九皋）、伯笃鲁丁、丁野夫、丁鹤年等回回人，不仅精通汉语，且皆以诗名世。

更为典型的是，元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分割局面，国内各族群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契丹族融入广大汉族及蒙古等北方民族之中并陆续转用汉语，导致本民族的语言不断走向濒危。从元代的契丹人改名来看，入元后，姓氏、甚至名字全然汉化的契丹人比比皆是。以库烈儿后人为例，自库烈儿起的前五世为库烈儿——脱罗华察——也鲜——查剌——库禄蒲，名字仍保留契丹遗风，而此后的石良辅——石继祖，名字已同汉人无异，可见，元代契丹族语言已退居次要地位，基本为汉语所取代。在迁移和民族融合的作用下，“契丹”之名在史书上消逝。同样，元代的女真人或从军，或为官，或从商务农，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他们在元代已基本完成了语言转用，女真文基本被汉字所取代，到明中期以后，女真文逐渐变成了一种死文字。

（三）多语并存融合成为语言新生态

元代疆域空前辽阔，“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10]。元代民族种类繁多，蒙古人、唐兀人、汪古人、回回人、畏兀儿人、康里人、钦察人、哈喇鲁人、吐蕃人、女真人、契丹人、汉人、南人等其所操语言不同，语言差异巨大。但在统一的大趋势下，边疆民族人口内迁中原，与汉族长期杂居，频繁交往，再加上异族通婚、军事征伐、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少数民族与汉族形成融合发展之势。

国家的大一统为经济、文化的繁荣和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元代文献来看，西域曾出现大量多语人。《多桑蒙古史》记载，伊儿汗国的合赞汗“蒙古语为其母语。然亦略悉阿剌壁、波斯、印度、迦叶弥尔、土番、中国、富浪等语……对各国人即用其国语言与之言，人常异之”[11]。《元史》载，耶律阿海，“辽之古族，通诸国语”，这里的“诸语”主要指通汉语、蒙古语、波斯语和突厥语。元代著名畏兀儿翻译家安藏，世居别失八里，幼习浮屠法，兼通儒学，他精通蒙、汉、畏兀儿等语言。北庭人必兰纳识里“幼熟畏兀儿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及诸国语”“是时诸番朝贡，表笺文字无能识者，皆令必兰纳识里译进”[12]。 《元史·桑哥传》称他“能通诸国言语”，藏文史料《汉藏史集》具体地描述桑哥“通蒙古、汉、畏吾儿、吐蕃等多种语言”。元代著名的色目人官僚世家汪古马氏家族中第四代昔里吉思（马庆祥）“善骑射知书，凡诸国语言文字靡所不通”，元好问指出他能“通六国语，并与其字书识之”，其中的“六国语”具体指高丽、西夏、女真、蒙古、突厥和汉语[13]。

元代是中国古代民族交往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繁盛的经济活动刺激着语言活动和语言发展，元末明初人孙贲在《广州歌》中形容：“广南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语声咿哑。苛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户室。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良辰吉日天气好，翡翠明珠照烟岛。”此外，有人还描述了江浙沿海的太仓商业贸易的繁荣，时称太仓“番汉间处，闽广混居”“粮艘海播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当时谓六国码头”，太仓当地各族群语言接触之广泛可见一斑。

三、元代国家语言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发展

“国家治理是大一统王朝的基本职能。”[14]元代国家语言治理是“大一统”政治实践的结果，在元代蒙汉二元政治体制下，统治者采取“因俗而治”“分而治之”“宜施于用”等方式治理各民族语言，其核心是奉行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多元文化政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发展。

（一）以语言治理强化国家政治权威

蒙古族直到12世纪末还没有自己文字，“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忽必烈即位后意识到“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把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当作弥补元朝‘一代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缺陷”[15]，将语文问题作为他的统一战略和治国方略的组成部分，与军事、政治、文化事务一体化推进。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以诏书的形式颁行八思巴字，并明确告知这一语言政策改革背后的深层思考：“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事达言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其余公式文书，咸仍其旧。”忽必烈认为“字书有阙”是国家制度的缺陷，考察 “古今之通制”，比较诸国之先例后，他把语言文字提到国家制度的高度、置于政权统一的战略中。

元代统治者没有从官方层面大力推广白话汉字，也未推广畏兀体蒙古文，其目的在于创制一种可以“译写一切文字”的官方统治文字，以期利用这一实用性的文字及其一系列的文字教育来维持政治统治。简言之，制定推广八思巴字是忽必烈“新国家建设政策”的一环，表明他建设新国家的决心[16]。八思巴字的推行，客观上强化了元代蒙古统治者的国家政治权威，对建构新的国家认同、保证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秩序发挥过重要作用[17]。元代推广普及八思巴字的蒙古字学整整存在了一百年的时间，它对整个元代国家政治统治模式的维护、文化教育发展格局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特别是蒙汉文化间的彼此渗透与交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及民族语言文字教育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典型性。

（二）以语言治理推进多元一体格局演进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是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绝后的一个时代，从语言接触史的视角来看，元代也是我国语言接触史上语言接触最为频繁、语言关系最为复杂的一个时代。为了巩固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形态，元代实行了一整套“因俗而治”“分而治之”“宜施于用”的语言治理政策，形成了一套运行有序、特色鲜明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语言治理模式，体现了元代统治者“大一统”国家政权建设的整体意识，客观上起到维系大一统广袤疆土、丰富多元民族文化内涵、有效推动元代经济、宗教、出版等融合发展的作用，也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发展。

自古以来，“大一统”思想就是中国历史演进的主旋律。元代政权建立后，蒙古统治者在构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时遇到的最大阻力是文化层面的认同，他们率先学习汉语汉字和汉文化中蕴含的治国方略、礼仪制度等，在“思想一统”的“大一统”观的指导下，逐步以中华文明的正统传人自居，以“混一寰宇”作为最基本的政治目标。1271年，忽必烈采用中原王朝建元之制治理广袤复杂的多民族国家，据汉文化经典改建国号“元”，取《易经》“乾元”之义，忽必烈深刻认识到语言是文化认同的主要标识，积极探索治国的语言策略。元代空前大一统多民族融合的现实，使蒙古统治者打破了前朝对语言地位整齐划一的管理思维模式，为元代营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社会语言环境，以此来有效降低各民族交际成本，提升不同文化群体在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文化适应与融合能力。正如元人吴澄《送萧九成北上序》云：“自古一统之世，车必同轨，书必同文，行必同伦”，元代“则器用各有宜，不必同轨也；文字各有制，不必同文也；国土各有俗，不必同伦也。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而一统之大未有如今”[18]。作为中国历史上统治疆域最为广袤的封建王朝，元代国家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显示出与前代不同的特征：语言状况更具多样性与复杂性，语言治理更具开阔性、广泛性；语言生活更具融合性和深刻性。元代奉行多民族语言文化秩序，既坚持或扩散蒙古本位文化，又吸收汉法，同时兼容并包接受各类异质语言文化。如元代的出版语言，既包括行用千年的汉字，也有官方推行的蒙古新字八思巴字，还有藏文、察合台文、梵文、西夏文、契丹文、波斯文、粟特文、突厥文、叙利亚文、回纥文、阿拉伯文等十几种民族文字，这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19]。这从侧面映射出元代社会用字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疆域广大、多族共居的元代社会，各族人民以开放的态度积极接受和肯定多民族语言文化并存共融的发展态势。如汉族文人吴澄在《送杜教授北归序》中高度赞誉八思巴字：“皇元兴自汉北，光宅中土，欲达一方之音于日月所照之地。”一代文宗虞集说八思巴字：“合音以成言，累文以成字，以同四海之文，以达四方之情，以成一代之制。言语文史莫不用。”在市井街头，多民族语言文化秩序得到更直观地展示，如元代杭州城是有元一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是当时世界东方的一大国际性都市，亚欧非各族相互杂居。当时在杭州民间活跃着一支可用波斯语、汉语和阿拉伯语三种文字演唱的中西合璧乐队[20]。多语合唱团的出现，是元代城市经济国际化的明证，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杭州多民族融合发展的普遍性和广阔性。

元代多民族语言兼容并蓄的治理方略，为元代多民族语言融合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有力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涵化，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涵化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相互接触并互相影响，从而发生文化变迁过程，进而使不同文化的相同性日益增强[21]。如元代“汉儿言语”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文化涵化的产物，且在我国通用语言的发展历程中具有特殊价值。汉儿言语是北朝以来汉语同北方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语言接触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汉语地方变体。太田辰夫《关于汉儿言语——试论白话发展史》指出，在从魏晋至元代、清朝的北方民族大交融中，产生了广泛通行今中国北方的“汉儿言语”，这是汉语受阿尔泰语系语言影响而形成的，是北方少数民族学习和使用汉语的产物，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国北方诸民族（包括一些汉族）口语交际层面所使用的通语。汪维辉认为，现代汉语民族共同语的远源是北朝以降形成的“汉儿言语”，近源则是明代以降的“官话”[22]。元代的“汉儿言语”上承魏晋以来的北方“汉儿言语”，后在元明易代过程中逐步被明代官话所替代，其在通用语言发展历史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有待进一步深入梳理。

元朝历时不足百年，民族融合和接触却异常活跃，有效而共通的语言媒介在这两方面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语

语言是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民族共同体的构成性元素之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历史进程中，语言一直发挥着关键纽带作用，共同的语言文字、历史记忆、传统价值观和共同心理特征等已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和支撑。

元朝的国家语言治理充分考虑了元代族群和文化多样性的社会现实，在“蒙汉二元”政治制度下，采取了更加积极、直接的方式治理语言生活，承认语言文化多样性，因俗而治，分而治之，宜施于用，有效促进了各民族语言大融合大发展。事实证明，元代的国家语言治理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传统，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增强了元代各族人民的国家意识，是元代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