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鹏飞

（吉林大学 文学院中国史系，吉林 长春 130012）

辽上承隋唐，下启金元，其政权所立的二百余年是我国移民史上的关键时期。自上世纪初，学界已围绕辽代移民对移民动机、流向、安置、影响等问题作过较深入的探讨，其中对个别民族及重点区域的研究渐趋成熟。本文拟按整体、区域、民族视角，对已有成果进行梳理，以期促进辽代移民研究的发展。

一、整体视角下的移民研究

整体视角下的移民研究具有视野广、成果多、历史久等特点。学者多持宏观视野，围绕移民政策、路线、安置及影响等重要方面作整体性梳理。

受制于史料残缺，学界对辽代移民问题尚缺乏系统认识。尽管如此，依然可从不同视角勾勒辽代移民的整体状况。葛剑雄等编著《简明中国移民史》[1]以及葛剑雄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2]均注重从整体视角审视辽代移民活动，其中又以后者更为详尽。相较专著，涉及辽代移民问题的论文数量更为可观。国外学者中，较早系统考察辽代移民问题的是岛田正郎。岛田氏《辽代移民政策刍议》一文重在对辽代移民政策进行宏观描述与评价[3]。在国内，王德忠《辽朝的民族迁徙及其评价》在对辽代移民活动进行整体梳理的前提下，进一步对辽代各族移民流向及其影响进行了概括[4]。

进入21世纪，在整体视角的关照下，辽代移民研究开始在移民分期、规模等方面日渐深化。杨福瑞在《辽朝移民问题研究》一文中提出，移民活动自阿保机至圣宗朝，持续百余年，且呈现两大特点：第一，民族结构复杂；第二，移民活动呈现两大高潮[5]。武玉环《辽代的移民、治理与民族融合》一文则从整体视角出发，集中探讨了移民特点、规模以及影响等问题[6]。

随着辽史研究的整体精深化，学界开始在整体性研究的基础上深耕重点领域，这标志着辽代移民研究日渐成熟。移民安置涉及移民管理及影响等多个方面，故备受重视。国外学术界，日本学者田村实造《辽代的移民政策和州县制的建立》一文是较早围绕辽代移民政策进行宏观探讨的成果。作者认为辽朝在景、圣、道宗时代人口日繁，故建了很多新州县。另外，文章还将安置移民的方式分为四类：头下军州、隶宫州县、奉陵邑、直属中央南枢密院州县[7]。同一时期，国内相关研究亦值得关注。朱子方《辽初内侵徙民置州县与其文化之关系》一文在谈及移民置州县问题时，提出辽初移民置州县是契丹安置移民的重要手段，这对提高契丹族的文明程度具有重要意义[8]。黄凤岐《辽初对掠夺人口的安置》一文则对辽初安置掠夺人口的手段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契丹贵族将归降或俘虏来的人口分别编入宫卫、建立头下军州、编入军队、建立州县及归入家务奴隶[9]。涉及移民安置的成果还包括武玉环 《辽代的移民、治理与民族融合》[10]。

此外，部分研究还涉及移民影响、人口、概念等问题。吴凤霞《辽代移民辽西及其影响探析》一文从移民政策出发，认为契丹在辽西的移民与杂居政策是成功的，起到了稳定统治的积极作用[11]。孟古托力《辽代人口的若干问题探讨》则更多关注到了辽代的人口分布问题，认为辽代民族分布呈大范围杂居，小范围聚居的格局[12]。持相似观点的还有申友良《辽金元时期东蒙古地区人口迁徙研究》[13]等。此外，《辽代人口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在论述辽朝移民南下、西进、北上的基础上，还注意到由此带来的人口密度及城镇化水平改变[14]。移民概念方面，赵永春《关于“人口迁移”、“移民”及其相关概念》一文对人口迁移、流动、民族迁移等概念进行了探讨，提出，学界对人口迁移的概念有两种理解：一种重视过程，一种既重视过程又突出目的，作者更认同后者，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移民问题，不宜对人口迁移、人口流动、移民、民族迁移等概念作过于严格的区分[15]。

综上，辽代移民整体研究虽实现了由粗到精的发展，但亦存在三点不足：第一，研究追求全面，但深度不够。相关研究多流于介绍，缺少横向联系与纵向深入。第二，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受限于史料，当下研究对象与范围仍有拓展的空间。第三，动态研究明显不足。辽代移民具有阶段性特征，故更宜开展动态研究。

二、区域视角下的移民研究

区域移民研究属区域史研究范畴。区域视角下考察移民问题可实现以点带面，从而反映辽代移民的整体特征。在史料匮乏的条件下，该类研究可为辽代移民研究提供突破口。

（一）移民与区域社会

移民活动会对迁出地、迁入地产生影响，故不乏有从移民视角考察地区社会发展的研究，其中关注较多的区域为辽代东蒙古、辽西地区。谭其骧是国内较早从区域视角关注辽代移民问题的学者，他在《近代“东蒙”、“南满”境内之民族杂处》一文中考察了上京道、东京道、中京道地区移民州县与人数等问题[16]。此外，韩光辉《辽代中国北方人口的迁移及其社会影响》一文将辽代北方人口的迁移原因总结为：北方人口迫于五代战乱的流徙、契丹贵族乘机南下对汉人的俘掠、迁移宫卫军于辽南京、西京地区等。此外，文章还分别从葬俗、婚俗、文字、耕作经济等方面论证了移民为辽代北方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带来的影响[17]。申友良《辽金元时期东蒙古地区人口迁徙研究》则考察了辽、金、元时期移民活动对东蒙地区人口变化的影响，提出东蒙古地区移民分布呈现大范围杂居、小范围聚居，且人口迁徙与人口增减呈同步变化[18]。对于辽西地区，吴凤霞《辽金时期的民族迁徙与辽西走廊滨海州县的发展》一文集中考察了辽代移民活动对辽西经济、军事战略地位变化的影响，并认为辽朝将移民同置州设县相结合，在稳定政权的同时也促进了辽西走廊的开发[19]。相较前文，吴凤霞《辽代移民辽西及其影响探析》则更系统地考察了移民活动与地区经济的关系，将移民对辽西地区的影响概括为以下两点：傍海道、辽西走廊交通环境的改善；辽西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与经济发展[20]。

（二）移民与区域农业

移民活动多伴随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势必会造成地区劳动力短时间内的规模变化，继而对农业发展产生影响。正如韩茂莉所说，相较于两宋时期，辽金的人口迁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要更为强烈[21]。邹逸鳞《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开发》提出，汉、渤海族人口进入西辽河流域是当地农业生产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也应认识到彼时契丹内地仍以游牧业为主，农业则主要存在于草原上的插花地，并非像中原地区有大面积的农田连片[22]。同样关注移民与农业关系的还有韩茂莉《农业人口的迁入与辽塞外本土农耕区的形成》[23]以及《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核心区的转移与环境变迁》[24]。作者认为，辽初来自中原与渤海等地的移民促进了上京核心农业区的形成。此外，文章还提出移民活动背后的动机除政治、军事因素外，还与过度开垦造成的环境恶化相关。对此，杨军《辽代契丹故地的农牧业与自然环境》一文提出，辽故地人口从辽初的七十多万增加到圣宗时的八十多万，人口压力给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受此影响，统治者开始做出调整，包括将游牧人口大量抽调边疆镇戍、圣宗朝建中京、迁上京部分农业人口至中京等[25]。换言之，彼时的辽朝将移民视作解决人地矛盾、环境恶化等问题的重要措施。

总之，区域研究借移民活动实现了对地区农业、环境变迁等问题的考察，是移民研究转向精细化的有益尝试。与此同时，此类研究亦伴随着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是研究片面。区域研究多关注移民迁入地，少有涉及移民迁出地。其次是研究领域狭窄。从移民活动观察地区军事、政治、文化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最后是研究范式陈旧。当下的区域移民研究少能体现出区域史特点。此外，区域移民研究要想实现“以点带面”的构想，还需解决不少问题。区域视角下得出的结论必定受区域条件限制，因此研究更应注重整体性与区域性的有机结合。

三、民族视角下的移民研究

民族视角下的移民研究具有常见但分布不均的特点，即汉、契丹、渤海以及女真族移民研究较成熟，而其他民族研究则相对滞后。

（一）渤海族

太祖攻灭渤海后，为强化对新占领地区的控制，先后多次迁徙渤海遗民。此外，渤海人在亡国前后也存在一定规模的自主外迁。按内容划分，现有研究大致可归为：移民原因与流向、移民生存状况、移民所建政权。

1.移民原因与流向。金毓黼在《渤海国志长编》中系统梳理过渤海移民问题[26]，对研究该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移民原因，杨雨舒《东丹南迁刍议》一文从渤海亡国后辽政权内外局势出发，认为担心渤海遗族反抗活动、防范人皇王耶律倍、解决南下中原的后顾之忧应是耶律德光南迁东丹国的主要原因[27]。另有学者从石刻资料出发论证该问题。刘桓《关于契丹迁东丹国民的缘起》一文在考察《耶律羽之墓志》的基础上，提出南迁辽东为耶律倍实现脱身之计的一步，而耶律羽之愿奉耶律倍之命并上书太宗，则是出于二人的亲情关系及对东丹国长期统治的担忧[28]。关于移民流向，国内外学者分歧较大。韩国学者观点基本是对柳得恭“南北国”思想的延续与发展，目的是证明渤海与高丽属同源同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为李丙寿《韩国史大观》，作者主张渤海遗民上层为高句丽系，且在渤海亡国后这部分遗民仍归依高丽[29]。对此，日本学者李成市在《渤海史研究中的国家与民族——评“南北时代”论》中认为：“从血肉联系和同族的观点去理解渤海遗民，不能不让人感到牵强。”[30]国内学者对该问题意见基本一致，主要观点可概括为，承认渤海亡国后部分遗民流入高丽的历史事实，但认为其数量少且不足以改变高丽民族成分。代表成果有，杨保隆《辽代渤海人的逃亡与迁徙》[31]、武玉环《辽代的渤海移民政策》[32]、郑永振《渤海国的灭亡和其移民的流向》[33]等。

2.移民生存状况。金毓黼曾在《东北通史》中单独设节论述该问题[34]。国外学者中，韩国学者李龙范在《辽代上京、中京道的渤海遗民》[35]以及《辽代东京道的渤海遗民》[36]中分别谈及生活在上京、中京与东京道的渤海遗民状况。相关研究还包括李宗勋《论辽代渤海遗民的社会地位及其影响》[37]、程妮娜《辽金时期渤海族习俗研究》[38]、王善军《辽代渤海世家大族考述》[39]等。近年来也有学者就渤海遗民社会地位底下的原因进行探讨。郭威《论进入高丽的渤海遗民及其社会地位》一文认为，高丽统治者的“小中华”意识以及渤海人出尔反尔的行为举止共同造就了渤海人在高丽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40]。孙炜冉、袁华《辽代“斡鲁朵”内的渤海人移民》则认为，斡鲁朵内部的渤海人与其他民户一样，普遍社会地位较低，同时受到宫主和辽廷的双重压迫[41]。

3.移民所建政权。日本学者较早接触该问题，其中代表成果有和田青 《关于定安国》[42]。同一时期，国内学者金毓黼先后完成《渤海国志长编》[43]、《东北通史》[44]，两书对该问题均有论及，并针对日本学者的错误观点做出了有力回应。战后，日本学者一定程度上转变了战前的错误思想，但其主要观点又多为韩国学者继承。其中韩圭哲《渤海的复兴国“后渤海”研究——以研究动向和形成过程为主》[45]便是其中的代表。同一时期，中国学者的观点依然与韩国学者对立，即基本否定所谓的 “后渤海”问题，相关研究有冯继钦《辽代兀惹新探》[46]、刘浦江《辽代的渤海遗民——以东丹国和安定国为中心》[47]等。总体来看，渤海民族成分的多元性及遗民流向的分散性使得该问题能在国内外学者间得到充分论证，亦使得渤海移民问题较之辽代其他民族更显复杂多变。

（二）汉族

辽代汉族人口规模大、农耕发达、文化先进，这都放大了其在移民活动中的影响力。汉族移民研究大致可以分为：移民流向、移民影响。

1.移民流向。岛田正郎《辽朝治下的汉人迁徙问题》一文是较早以汉族移民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文章在描述汉人移民问题时，重点关注了移民流向[48]。此后，岛田氏继续考察了汉人移民的经济生活[49]。国内学者中，谭其骧较早考察了汉人移民流向问题，他认为随契丹北迁塞外，处于阴山、辽水之间的民族不下二十余种，其中汉人最多[50]。葛剑雄等在《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提及，伴随辽帝国对东北的强制开发，成规模的汉人进入东北地区，专著还以地图形式展示汉人北迁东北的规模及分布[51]。此外，王德忠《辽朝的民族迁徙及其评价》一文提出，汉、渤海移民主要流向契丹内地，分布在上京、中京、东京道地区[52]。马尚云《辽金时期中原汉人外迁与东北女真人内聚浅探》则认为辽代汉人移民主要流向是北方草原[53]。

2.移民影响。谭其骧在《近代“东蒙”、“南满”境内之民族杂处》中认为辽代汉族移民规模大、范围广，甚至对辽国之国事产生一定影响[54]，可视作对辽代汉族移民状况的准确概括。另外杨福瑞《辽朝移民问题研究》将辽代移民的影响归纳为州县制的推行、民族结构的变化等[55]。而韩光辉《辽代中国北方人口的迁移及其社会影响》一文分别从葬俗、婚俗、文字、耕作经济等方面论证移民为辽代经济社会与民族融合带来的影响[56]。除此之外，学者也注意到汉族移民对迁入地自然、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吴凤霞《辽金时期民族迁徙与辽西走廊滨海州县的发展》一文提出，汉、渤海族移民的迁入对辽西生存环境的改造及滨海交通路线的改善起了重要作用，为后期辽西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57]。韩茂莉《农业人口的迁入与辽塞外本土农耕区的形成》则探讨了迁移至塞外的汉民与辽内地农业区形成的因果关系[58]。类似研究还包括邹逸麟《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开发》[59]、韩茂莉《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核心区的转移与环境变迁》[60]等。

另外，学界对汉族移民类型、人数、分期也有关注。吴松弟等在《中国移民史》中将辽代汉族移民分为自愿、被迫两种[61]。同样，马尚云《辽金时期中原汉人外迁与东北女真人内聚浅探》在谈及辽朝汉人外迁时，亦将其分为自发性移民、强制性移民。同时认为，辽朝汉人外迁前后存在三个阶段，即太祖时期、太宗时期以及圣宗至澶渊之盟[62]。有关移民人数问题，邹逸鳞在《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开发》中推测被契丹族掠去的汉人约有七八十万[63]。武玉环《辽代的移民、治理与民族融合》则结合出土、传世文献，推测辽代移民总人数应在二百万至二百五十万之间[64]。总体视之，学界对汉族移民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其中在地区开发，社会发展等领域更是特色鲜明。

（三）契丹族

契丹族迁徙多与辽朝稳定统治，巩固政权等因素相关。本部分将契丹移民分为内部移民、大石西迁两部分。

1.内部移民。孟古托力《辽代人口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将契丹人的迁徙大致归为南下与西进两个方向，并认为南下是主要的，西进是某种因素制约下的权宜之计[65]。吴松弟等《中国移民史》则认为辽代契丹族的移民主要出于对其他民族的控制与监视[66]。同样，王德忠《辽朝的民族迁徙及其评价》一文亦认为，契丹族分别被移民北方、西北以及渤海、中原故地当是出于对其他民族的控制，但这一过程也对其自身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67]。

2.大石西迁。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研究主要集中在西迁路线、时间以及影响等方面。在西迁时间与路线的考证方面，日本学者羽田亨《西辽建国始末及纪年》一文对耶律大石迁徙的时间进行了考证，并探讨了迁徙的路线[68]。原苏联东方学家巴托尔德在其 《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七河地区史纲》《突厥斯坦史》以及《哈剌契丹》等成果中对西迁过程、时间以及路线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69]。国内学者最早关注该问题的是钱大昕，他在《十驾斋养新录》卷8《西辽纪年》条对大石西迁问题有过论证[70]。随后，丁谦《西辽立国本末考》一文重点考察了大石迁徙途中驻地北庭都护府的所在[71]。舒焚在《辽史稿》中亦专设两章论述该问题，其中对西迁时间、路线问题多有涉及[72]。余大钧《耶律大石创建西辽帝国过程及纪年新探》一文更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西辽迁徙、立国的时间分别进行考察，并反驳了巴托尔德西迁兵分两路之说，提出了一路论[73]。另外，赵俪生《西辽史新证》在西迁路线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与羽田亨不同的观点[74]。除此之外，涉及大石迁徙路线及时间的文章还有钱伯泉《耶律大石西行路线研究》[75]、王颋《金山以西交通与耶律大石西征路线新证》[76]、周良宵《关于西辽的几个问题》[77]、柴平《耶律大石北奔年代考》[78]等。此外，魏良弢《西辽史研究》[79]以及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80]等亦是研究该问题不可忽视的论著。

此外，学界对大石西迁的文化影响也尤为关注。魏良弢《西辽时期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提出，史料可证随大石西迁的移民中除契丹族外，亦有部分汉人，这批人西迁对中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者还强调，西辽政权中的汉文化是对中亚文化的补充与丰富，而非取代当地文化[81]。刘肃勇《西辽：古丝绸路上中华文化西传桥梁》则从文化传播角度入手，认为大石西迁及西辽政权的建立在古丝绸之路上扮演着中西文化的桥梁作用[82]。同类研究还包括张先革、李朝虹、潘志平 《西辽对中华文化在西域传播的作用》[83]。此外，另有学者试图对大石西迁带来的影响进行综合性分析。如杜娟《试论耶律大石西迁的历史意义》，文章分别从中原、中亚两个角度全方位探讨了大石西迁所带来的历史性影响[84]。

（四）女真族

有辽一代，女真族的移民大致可分为三类：强制移民、辽中前期的族内移民、辽末金初的扩张移民。吴松弟等《中国移民史》认为，随着契丹对女真诸族的征讨以及渤海遗民的南迁，女真族存在整体移民南下的情况[85]。都兴智《略论辽朝统治时期辽宁境内的民族》一文则从区域视角出发，否定了学界对曷苏馆女真南迁时间的传统认识，并提出曷苏馆女真南迁当与圣宗统和初的两次征讨有关[86]。肖忠纯《辽代北方民族的内聚:辽宁地区的移民及其影响》一文对该问题也有涉及，但认为太祖与圣宗时期的曷苏馆女真、南女真、北女真移民彼时集中居住在今辽宁地区[87]。

综上，学界对民族移民的研究集中在渤海、汉、契丹族，而辽代其他民族的考察稍显不足。有辽一代，生活在我国北方的女真、乌古、敌烈、奚、高丽都曾先后有过规模不等的移民活动，并对辽政权的稳定以及北方民族的融合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理应受到学界重视。

四、总结与展望

综上，辽代移民研究在史料匮乏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相当成就，不管是整体、区域或是民族视角下的研究都有代表作品。但也应看到，辽代移民研究整体仍处于落后状态，研究进度明显不及辽史其他领域。综合主客观条件，辽代移民研究仍存在诸如不系统、不深入、不全面等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研究少且分散；第二，微观、区域研究有待强化；第三，民族研究分布不均衡。针对上述困境，笔者认为可结合以下几点做尝试：首先要转变研究观念。借鉴其他学科研究范式与方法，通过学科交叉改善史料缺失造成的研究困境。研究思路要做到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研究的融合。其次要强化学术交流。善于借鉴国外相关学科成果将对摆脱辽代移民研究困境大有裨益，从而为辽代移民研究进一步向区域性、交叉性、精细化方向发展开拓空间。最后要强化基础研究。一方面，围绕人口史、移民史，加快解决辽史研究基础性、概念性问题。另一方面，加快史料建设，这其中既涉及旧史料的创新加工，也涉及新史料的出土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