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培良

平遥中学是我的母校，1954至1957年，我在这里度过了愉快而难忘的初中学习阶段。我上平遥中学时，平遥中学是当时平遥县唯一的一所省立完全中学，设在平遥文庙院内，也是全县仅有的一所普通中学。

细说起来，我家好几代人都和平遥中学这个地方有缘。平遥是明清晋商主要发祥地，一向注重对后代培养教育的公益事业，全县商家自发成立“大成社”“宾兴社”，捐设“助学基金”，以培养经商人才为宗旨。直到我们这一代上小学时，从小学二年级起，珠算、书法、礼仪照旧是学习的重中之重。平遥文庙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开始就设立了超山书院，我的爷爷董枢（字星一）和堂伯董允炆都是光绪年间秀才，都曾在书院就读，师从朱善元（字子钦），庙中现存碑文可考。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兴办新学时，超山书院改为“平遥工商实业学校”，爷爷在这里任教，并任总务主任，没有像其他县那样直接兴办普通中学，个中缘由不言而喻。

平遥文庙大成殿

1924年，随着社会进步的需求，平遥工商实业学校由商家捐资，改办为“平遥励志中学”，当年的校门现在仍保存完好，砖雕阳刻隶书校名，落款为时任平遥县知事（县长）郭学谦，实际是该校国文教师、光绪庚子、辛丑并科举人侯廷翰（字墨林）所书；励志中学数年后由公家接管，改名“平遥中学”，校址从文庙移到小察院街原明清时代“布政司”驻平遥衙门处。校训是：“急公忘私，求智解愚；学艺济贫，保健起弱。”首任校长乔凤耀（字映远，平遥金庄人），之后历任校长有雷在霄（字雨三，平遥岳壁人）、尹周（字弼卿，平遥城内人）、侯梁生（字汴春，平遥城内人）、段谦谨（字静哉，平遥段村人）。20世纪30年代，我二伯父董光照（字耀远）1933年毕业于中四班；我父亲董光燿1934年毕业于中六班，同年考入太原成成高中。我的大表兄康凝1933年毕业于中五班，二表兄康靖也是毕业于平遥中学，他们于1937年参加八路军。

1938年正月十四，日军侵占平遥城后，平遥中学被迫停办，1944年7月，平遥一些绅商、富人集资在原校址恢复平遥中学，隶属于日伪县政府，留日学生崔永忠被推荐为校长。1945年日军投降，国民党山西省阎锡山政府接管了学校，我的叔叔董光春当时在校就读，校长赵如玉。1946年10月，王尚文任校长。

1948年阎军44师和县长尹遵党（河南内乡县人）在逃离平遥时，把全体师生裹胁到太原充当炮灰，平遥中学又被迫停办。1948年平遥解放，1950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决定把太岳中学迁到平遥，同原平遥中学的残存机构和人员合并，校址迁回平遥文庙，成立“山西省立平遥中学”，并把文庙对面的娘娘庙、三官庙、太子寺等旧址，也划给该校使用。娘娘庙、三官庙中原来的平遥第一完全小学迁到小察院街平遥中学旧址。1951年起，平遥中学设立高中部，当年高中招收了两个班。

太岳中学、平遥中学合并成立“山西省立平遥中学”全体教职员工合影

太岳中学是中国共产党太岳区委于抗战时期在太岳山区创办的一座中学，在艰苦卓绝的抗日烽火中，太岳区委为日后新中国建设培养自己的人才计，创办了自己的中学。学生们一手拿书，一手拿枪，在战火中求学，在学习中参战，先后由裴丽生、刘舒侠、南川等担任校长。我们入学时，南川校长已荣升至省教育厅任职，暂由郭维藩副校长主持工作，张进寿、梁蕴山任教导主任；教导员郝雅斋、王葳蕤；校医郭世英、郭绳周。该校一直为省直中学，县处级单位，党委书记由省委组织部任命，校长由省教育厅任命。

南川校长是晋南人，还是一位精通晋南蒲剧的全把式“票友”，当时为了宣传抗日、活跃师生文化生活，南校长亲自主持，由学校师生共同组建了太岳中学蒲剧团。记得我上小学时，还看过他们在城隍庙戏台演出的蒲剧《岳飞传》《三打祝家庄》，文戏武功都很过硬，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但南校长荣升后，剧团就封箱入库，偃旗息鼓了。

1954年7月，我从平遥城内三完校高小毕业，据说那年平遥每9名高小毕业生中才能有1名升入初中，我和堂兄董培文都考上了，我们没有辜负老师和父母的辛勤养育和期盼。在同院住的各位老舅妈也都啧啧称道，夸我们董家先人有德行，夸我爸爸妈妈教子有方！妈妈激动得直掉眼泪。

1954年9月1日，爸爸亲自送我和培文哥到平遥中学报到。那时候上中学学费3元，书费也不贵，伙食费每月7.5元。当时已实行统购统销，按政策我们的户口转入学校，成为城镇人口，享受学生供应，每月成品粮30多斤。我被编到初中47班，班长董全盛（冀郭村人），团支部书记裴显哲（戈山村人），大成殿后新修的四间房是教室，东北角的那间供我们班使用。培文哥编到初中55班，在早年晋商雷家四合院的南厅，院子开偏门，和文庙的“东学”旧址相通。

1954年，平遥中学初中部共招收新生450名，分9个班（47—55班），每班50名新生。我们这一届同学，由于新中国成立前贫穷和战争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1948年小学入学时，积攒了好几年的儿童并肩入学，年龄差别很大。我算年龄最小的，同班女同学赵端比我大九岁，裴显哲大我六岁，他们上中学时已是成年人了，有的已结婚生子。班里还有外县籍同学，有文水县的李世英，沁源县的王树政、雷步青。

平遥文庙泮池、状元桥及棂星门

平遥中学初中47 班（1954-1957）毕业合影，最后排右三为作者

平遥中学的正门开在文庙尊经阁往北，校门开向北面城隍庙街，尊经阁顶脊左角上，用支架悬挂着一口古铸铁钟，每天上下课都由工友赵邦宪（洪洞人）大爷拽纤绳撞击，上课用连击两声节奏，下课用连击三声节奏，钟声嘹亮，可达城周围十数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钟声从来是一分钟不差，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子。同学们无论走到哪里，从事什么职业，永远不会忘记母校的钟声和打钟的赵大爷。可惜1958年为新建筒子教学楼，尊经阁被拆除，铸铁钟声也成为了历史。

文庙棂星门、影壁往南，隔着文庙街，有新修的生活区，称为“南校”，大门向北（1958年后架修了“天桥”）。大门两旁的两排平房为总务处、事务处办公用房，再往南是大礼堂兼大饭厅，礼堂内西部为舞台，台下平时摆放着几张乒乓球台。开会或看晚会时，移去球台摆上许多排圆木椽，权作坐席。灶房为南北走向，同大饭厅成“丁”字形相邻。南校东半部有十几排平房，多为三开间学生宿舍。我们班的住校男生就住在这里。宿舍里面是倒“U”字形木板通铺，18个同学挤在一起，中间吊着一盏小功率电灯。宿舍里人多事杂，每天打熄灯铃以后还平静不下来，所以每晚都有值班的“查号”老师督促。升初二后，我们搬到了明伦堂后面的超山书院旧址住，那里保留着原来的一些小平房，每间小平房里有一盘土炕和连着炕的吸灶火，可睡四人。

棂星门往北是泮池和状元桥，一直保留着原样，但棂星门拆除后修建了一排平房，用作教导处、校长室、主任室、团委会、文印室等；大成门和两侧的“更衣厅”“斋宿所”改建成三个独立的大房间，供语文、数学等教研组使用。文庙的“东学”“西学”分别改作女生宿舍和教工食堂。大成殿建于金大定三年（1163年），是国保文物，一直保持原貌。我们在校时，殿内供台上还摆放着高1.5米、加须弥座和云饰边框的木主，红底金箔宋体字书写“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在不动原貌的前提下，用作图书馆、阅览室，图书管理员是栗子祥老师，孝义人。东西庑殿改为六间教室，高中班占用。明伦堂隔成三间，中间为通道，两侧为教室，其余殿阁及尊经阁都作为教室或实验室使用；大成殿和明伦堂之间还增建了四间教室，那时候是47—50班的教室。大成殿以东为扩展后用夯土墙围起来的200米跑道的运动场。

据清《平遥县志》载，平遥文庙大成殿初建于金大定三年（1163年），本为佛教太子寺的大雄宝殿，明嘉靖、崇祯和清康熙年间，太子寺同北面的文庙历经三次互换，才定型为现在的文庙格局。尊经阁最初建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由知县崔元吉捐俸倡修，隆庆四年（1570年）又由知县孟一脉捐俸完工。大成殿背面仍可看出当年佛殿的后门，虽经砖砌，门檩尚存，痕迹依旧。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修葺文庙时，以麻刀石灰补抹了一个硕大白灰圆底，临摹墨书了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字文山）的楷书“魁”字。

平遥中学的三年初中生活，我一直是住校生，每周日休息一天才可以回家。这使我从13岁就开始了独立生活，得到生活磨练。宿舍、教室每天都有同学轮流值日洒扫，开饭时每十人一组，每组发给一只白铁皮桶，一个搪瓷脸盆，一个勺子；每人自备一个陶瓷撒碗，一个小碗，一双竹筷。大家轮流打饭分盛，有稀饭馒头（或玉米面窝头）、焖小米、炒白菜、炒西红柿茄子、炒茴子白等，口味不错，那时粮食供应虽不算多，但副食供应充足，能管饱吃。过元旦或国庆时还会改善生活，食堂统一拌肉馅，各班自己擦剁胡萝卜，再到大灶把肉馅领回去拌上，并领回白面来大家自己动手包饺子。

每次过节吃饺子都是皆大欢喜的事。跑校生们从家里拿来擦子、簸箕、案板、菜刀和面盆等，大家自己动手捏饺子。但是捏饺子技术良莠不齐，实在不好恭维；好多男生根本就不会捏，硬瞎捣乱，个别人（例如我）甚至在饺子皮里包上焦炭、纸团等搞恶作剧，常让个别“倒霉”的同学第二天吃饺子时“享受”到“成果”。晚上把捏好的饺子摆放到柳条笸箩里，第二天早晨抬到大灶上，按班级依次在几口大铁锅里煮，煮熟后许多饺子张着口，简直成片儿汤了，但大家照样在欢声笑语中吃得津津有味。回忆起来，三年初中生活是我记忆中最单纯最幸福无忧的一段时光。

20世纪50年代初，晋中地区21个县市中，完全中学只有六所，分布在榆次、太谷、祁县、平遥、汾阳、离石（贺昌中学）。那时候平遥中学的师资力量很强，有各科权威教师，如尹昌明、张育康、张之金、李嘉贵、刘乐村、霍联光、吕家瑜、王毓华、关维镜（满族）等，在原有教师的基础上，后又有各大学分配来的毕业生，如田振尭、王振芳、何庆文、王干青、汤渌、蓝文华、陈耆夫等，也有老知识分子侯维垣、王正一、陈定一、刘子睿、廉治国等。为了保证中学教学质量，并让社会上散落的真才实学者发挥作用，1950年，政府曾向社会为平遥中学招聘录用了一批教师，如民国时期《中央日报》编辑田生玉、曾游学欧洲数国的张学良的表弟刘国英、民国初年的高级法官赵时雍等，平遥中学一时人才济济，各显神通。

平遥中学学生话剧团剧照

在那个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时代，不仅教学质量有保障，而且学生课外兴趣活动组也培养了不少人才，例如后来成为《晋中日报》副主编的范岐山，平遥政府办文笔秀才冀民贵，平遥书画界名人段滋明、阎兆吾、胡启中、王直山等，晋中文工团台柱子演员王治安，著名音乐人赵昌本、侯凤鸣等，都是那个时期课外兴趣活动培养出来的学生。

那时学校每年“五四”“国庆”“元旦”等节日都要举办文娱晚会，各班级出演的好节目也层出不穷，不仅有常见的歌舞说唱，而且还有黄梅调《青草坡》《打猪草》，晋中秧歌《绣花灯》等上档次的传统文化节目。我一直是学校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音乐课使我学会了简谱知识，并能准确视唱，而且由于我的家族是“晋剧票友”世家，所以我12岁就随父亲学会拉晋胡、吹唢呐，学会晋剧传统的“工尺谱”。我还参加了平遥中学学生话剧团，担任主要演员及副团长，团长是高10班同学武赓，另一位副团长是我们上届同学赵宝琪（女）。我们演过《阿Q正传》《长虹号起义》等话剧。记得我第一次登台演话剧是在1956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晚会上，演出了《阿Q正传》。高11班同学王河成饰阿桂，高20班王治安饰赵老太爷，我饰演钱大少爷；后来还演过《长虹号起义》，我饰陈志航，由多才多艺的阎居仁老师执导。假期中我在村里业余晋剧团也是琴师。我曾想将来献身文艺，报考艺术院校，还给时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石联星（曾饰演赵一曼）老师写过信并得到她的鼓励支持。石老师给我回信，一方面表示支持我的理想，另一方面说我年龄尚小，首先要学好中学的各门功课，因为它是青年人进入社会的入场券，学不好功课，将来干什么都可能一事无成。我看了很感动，一方面努力学习，一方面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编著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以便用专业理论提高自己，还订阅过期刊《电影艺术译丛》，这些书籍至今我还珍藏着。可惜石老师的回信后来丢失了。

1957年春，山西省话剧团来我校演出独幕话剧，学校派我们服务保障时，我向演员老师们请教了不少知识。恰好那天著名作家孙谦也来我校作报告，晚上在礼堂看戏时我有幸和孙谦老师挨着坐，他鼓励我学习好语文当作家，还给我留下他在北京的住址，让我写好作品后寄给他。第二天晚上在大礼堂我们还共同观看了他创作的电影《葡萄熟了的时候》。我体会到大胆地接触名人对自己既是锻炼，也是一次提高的机会，这些事我仍记忆犹新。现在回想起来，那种青年时代的所谓“理想”，有时也是好高骛远或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对一个文化和社会知识都嗷嗷待哺的青年学生来说，应当也是大有裨益的。

学校虽然只有一块200米跑道的运动场，但每年都要举行春季和秋季学校运动会，也曾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运动员，促进了全体师生身心健康发展。我们班裴显哲同学，每次运动会都是5000米和10000米跑的双料冠军，所向披靡；我也曾荣获少年组100米短跑冠军。青年组100米冠军是高中同学阎振堂，文水人，后来任过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多年后我在平遥古城内“苗世明藏报馆”景点开馆典礼时见到他，相谈甚欢。平遥中学男子篮球队是当时县篮球代表队的中坚力量，主力队员有方荣山、邱尔茂、张光祥、董启福等，教练老师是毕业于大学体育系篮球班的马联祥（祁县人）。当时全县除火柴厂队及小教联队能与之一拼外，所向无敌。

我们班的班主任开始是语文老师吴禹门，后来是数学老师陈振河（运城人）。吴老师是河南人，清瘦精干，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表情一贯严肃。他原在部队从事创作工作，后转业到平遥中学任教，语文水平很高，教学有方，循循善诱，我等受教匪浅。当时我和张秉谦同学（后来曾任山西教育报刊社社长兼总编）大约在作文方面有点“开窍”，每周的作文常被吴老师表扬，并让我们把自己的作文抄贴到教室后面墙上，名曰“范文”，那时候尽管我还是年幼贪玩的“赖”学生，但在作文方面还很有点小自豪感。吴老师培养我俩的语文学习，可谓“费尽心血”啊！

先后给我们班代课的老师，还有语文老师宋振庭、汤渌，数学老师马青凡、孙立基，物理老师王九华，化学老师赵宝琦、吕旭光，历史老师刘子睿，地理老师武子新、生物老师武致中、李积寿、冯效文，还有高岐山、曹巍、肖序崖、马联祥等老师。

在平遥中学上学期间，每逢周末晚上，我们就在大成殿院看露天电影，印象较深的有《渡江侦察记》《钢铁战士》《柳堡的故事》《马路天使》《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董存瑞》《秋翁遇仙记》等等。其中有许多美好的插曲和唱段，我都能很快学会。

我在读初二时，教室里只有两根日光灯，由于当时电力供应有限，电压不足，常常弄得灯光昏暗或熄灭。为此，学校给各班配备了一个小型调压器，一旦电压不足，就转动调压器升压，太强则迅速调低，以免烧坏日光灯。我们班由任修善同学负责掌握调压器，他和我同桌，他座位靠窗，调压器放在窗台上，下学时拔下来锁到他课桌里。一天，我觉得灯光太暗，想让他调一调，他拒绝了，我说让我来调，他嘲讽我说：“就你那学习成绩，也有资格调？”一句话刺到我痛处，他比我大四岁，想发火打架吧，又觉得打不过。这时全班同学也都盯着我，我羞愧无助地低着头走出了教室，饱含泪水坐在操场的双杠上，望着月光，心潮澎湃：我真的笨吗？我就不能努力学习成为优等生吗？凭什么让别人小看？我痛下决心从那天起要迎头赶上去。当时是初二第一学期刚开学，从此，我暗暗使劲，除了专心听课做到当堂领会外，做作业也非常认真，专心致志地学习，加之自身的一点小聪明，我很快就成为全班的尖子生。譬如，物理课从初二年级开始直到毕业，大小考试我几乎没有一个不是100分的，我的物理老师王九华，许多年以后给下一代学生讲课时，还总爱拿我举例，作为他的“吹资”；我的两个儿子在平遥中学上学时，都听过王老师在课堂上夸我，这自然主要是衬托了他的“教导有方”。历史课我也是全班排名第一。历史老师刘子睿，浑源人，晚清举人，当过壶关县正七品知县，民盟平遥第一任主任委员，历经满清、民国、新中国，他讲中国近代史可谓“如数家珍”，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听妈妈讲历史故事，所以我听历史课听得身临其境，如痴如醉，记忆深刻。

我的突变，老师和同学们都很不解，其实谁也不知道我这是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的现代版，也象征着我从此度过了幼稚的少年时代，成长到相对成熟的青年时期。那时候我还是少先队员，当时平遥中学只在初中部设一个少先队中队，中队长王恩龙比我高一届，后曾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小队长是我们班的耿洪泽，他后来因体操特长被选入山西省体工队，曾任省体委处长。

我们上初中时，学生很少外出劳动，只有春天植树和秋天打“茬子”两次短暂劳动，师生们都是一心扑在教学和学习上，上级教育部门也不许任何部门和单位干扰学校教学，教师更是深受全社会尊重的神圣职业。

当时的中考政策是全省统考，各校按报考志愿录取，允许在本地区自由择校，那一年高中招生名额大幅缩减，平遥中学除本校毕业9个初中班以外，还要担负介休、灵石、文水、沁源等临近县的部分中考招生任务，总共才招收3个高中班。我和我们班同学李立业（曾任平遥县职业中学校长）一起报考了祁县高中，都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告别母校几十年来，我由高中考上山西医学院，毕业后回到故乡，在农村基层卫生院工作十几年，又根据党的需要，弃医从政，曾连续四届当选山西省人大代表，最后从平遥县政协副主席岗位退休。几十年来，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经历了多少严寒酷暑，走过了多少峥嵘岁月，永远忘不了的就是母校对我的培育，是母校给了我扎实的基础知识，我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是母校培养的结果，也是对母校的深情回报。欣闻平遥中学至今仍旧位列全国百强，在母校建校100周年大庆之际，愿母校的优秀传统和骄人的教学成绩薪火相传，永远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