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

从政府到社会，拼经济、强信心都很努力，形势不容乐观，原因是什么？除了人口的结构性变化、全球增长乏力和地缘政治影响，以及收缩性政策造成的“合成谬误”等等，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压力之源，在于较为普遍的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又和GDP优先目标下的政府行为相关，即过于重视投资拉动，而对产出的效率、效益缺少应有的重视。由于需求侧的劳动者保障不充分，遭遇困难时的直补也很有限，所以一旦增速下行，居民但求自保，节俭过日，导致供给过剩更为严重。投资由负债驱动。负债并不可怕，只要能带来有效回报。但我们很多地方的投资，要么空空荡荡，要么产能同质化，企业打价格战，打得收入和纳税都不达预期，又导致政府税源不足，只好进一步举债，这又使负债率越来越高。

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的最基本问题。现在的情况是，政府心太急，太急于出成绩，把经济发展当成造房子，说几天造好就几天造好。事实上，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的成长是有规律的，有的可以快一点，有的恰恰需要慢一点，就像不同植物的成熟期都不一样。硬要快出成绩，恨不得一个季度招商引资就上台阶，半年就有一批企业投产，一年就大见成效，这是不符合规律的，稍微复杂一点的厂房一年也盖不起来的。出不了成绩，还要报出成绩，只能在数据上做文章，“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哄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的老毛病始终无法根除。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数据归真，但考核机制不改变，归真也难。

新华社最近有一篇调研，反映部分地方政府为争项目加码招商政策，互挖存量企业，“招商内卷”“超常规优惠”等问题，认为这种“血拼”内耗不利于发展。有的地方的受访干部说：“自从上马了大项目，财政几乎被掏空。”这种情况的本质，还是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急于求成。

我一直认为，产业调整和升级要渐进而行，不能过于主观化。一个产业，只要市场需要，依法合规经营，就不应该被经常性地干扰。如果基础消费、基础产业（如房地产）都失灵了，很多高精尖也会失去用武之地。

就我个人的观察，很多官员的眼睛都在往“高处”看，往“别处”（别人在做什么）看，而不是往下看，往眼前看。一看到高大上的，就眼睛发亮，拿出各种优惠条件。而对脚下的土地，对现有的经济形态、就业形态，对在市场经济的自然肌理里长出的东西，则往往看不上、看不起，不是想着怎么帮他们就地提高，而是想着如何关停并转。

我们的资本市场说要搞注册制，其实还有很多窗口指导，对一般制造和食品等消费都是低看一眼，A股似乎已经不需要、不欢迎这些东西了。殊不知，那些高大上的科创题材，真能为投资者创造价值的未必很多，而可口可乐、农夫山泉这样一目了然的消费品公司，难道就和高质量无缘了？

最近重读新发展理念的有关论述，感到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理念中，协调做的是最不够的。其余四个理念易于理解把握，但什么是协调？如何协调？这个重要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对各地政府来说，我认为协调发展的一个紧迫要求，就是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基础产业之间要平衡发展，不要简单化地做高下之分，而要尽可能地包容，充分考虑到现有产业的内在逻辑、成长脉络，再进行恰当的优化。大量传统产业/基础产业还是地方的“现金牛”，也不用政府投入，何必在新興产业的增量并没有真正起来的时候，就先漠视起存量来了呢？

最近我去了欧洲几个国家，西班牙、匈牙利、奥地利、德国等等，也去了日本，感觉和多年前去的样子没有多少变化，但运转很正常。因社保、医保完善，老百姓也很安心。所以，在存量经济为主和经济增速不高的情况下，也有发展的模式。相比之下，我们把大量资源投到建设中，社保、医保特别是农村、农民工的保障相对欠缺。过去我们有发展增量的条件，走大干快上、外延扩展之路问题不大，就算效益不佳，还可以通过新的增量解决老问题。但现在我们的经济也越来越存量化了，如何基于存量做文章，而不是一味做增量，需要在战略上想清楚。

前几年我在德国一些公司考察工业4.0，最触动的是他们的工厂是百年工厂，100多年了还是同一个地方，不断改造升级，一直到今天的4.0。这才是对资源的善待，才是他们最牛的地方。最怕的是一直另起炉灶，一直摊大饼，直到把资源耗到不可再耗。

（摘自“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