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凝聚力与自信力的核心表现形式，但近代中国的民众，在抗战之前一直没有形成民族意识。抗战之后西北联合大学内迁陕南汉中办学，广大师生通过深入民众宣传抗战、社会教育、培训师资等形式，循序渐进地提升了汉中民众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使得信息相对闭塞的汉中民众意识到支持抗战与自身利益的紧密关系，逐渐加强了大学教育与乡土民众之间的精神联系。乡土民众国家观念的形成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是迫于外在侵略的压力使然，更是师生动员与宣传教育的结果；而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提升了民众抗战动员的积极性。

［关键词］民族意识；国家观念；西北联合大学；乡土社会；社会教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科学社团资料的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ZDA214）。

［作者简介］陈印政（1981-），男，哲学博士，天津大学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天津 300072）。

一、民族意识及其时代价值

民族意识作为一个社会概念，是一个民族凝聚力与自信心的核心表现形式。不同的学者对其内涵和外延有着不同的解释，但其社会价值却是清晰的，“即近代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与掠夺，以维护和争取民族的独立与富强，一直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

梁严冰、方光华：《西北联大的民族主义与民主观念》，《高等教育研究》2014年第1期。中华民族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长期以来，却没有形成民族意识，及至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时，普通民众只知道朝廷和洋人打了起来，与自己的关系也仅限于看热闹的份，“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梁启超全集》第1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据刘凤雪的考证，“民族”一词首现于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但梁启超所使用的“中华民族”概念之内涵较为混乱，时而指代汉族，时而指代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这反映了当时的有识之士的一种社会愿望，即希望通过民族共同体来凝聚共识，抵抗外来侵略。换言之，当时的社会背景促成了“民族”观念和“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

刘凤雪：《“民族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传承》2016年第4期。。

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虽然其内涵略有差异，但经常同时出现，它们之间的交集似乎更多。拿破仑时期的德国是腐败衰弱的，但柏林大学的费希特教授（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却竭尽全力，为国民开展演讲，最后虽积劳捐躯，“而能唤起民族精神之复活……然则对大众之演讲宣传，亦大学之责任也”。

陆咏霓：《国难时期的大学教育》，《西安临大校刊》1938年第8期。正如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1925－1995）认为：“民族和国家注定是连在一起的；哪一个没有对方都是不完整的一场悲剧。”近代意义上，“没有不包含‘民族’的‘国家’，也没有不属于‘国家’的‘民族’。”

［捷］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9页。

费孝通曾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费孝通：《全球化与文化自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第85页。谢丹提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正是在国内外矛盾交相冲突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开始萌芽，而中国普通民众的民族与国家意识的自觉，原因不仅仅在于国内政治精英阶层的启蒙以及国家政权在塑造国民政治认同方面所做的诸多努力，还在于国家遭受的来自外部的威胁，使国内民众的危机意识逐渐加深。

谢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发展的历史考察和理论思考》，《内蒙古电大学刊》2016年第3期。

“中华民族”的观念在抗日战争时期，促进了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的认同；而“中华民族”也成为抗日战争的动员令与凝合剂。这一观念通过报纸、广播电台及抗日歌曲的推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特别是抗战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传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得以深入人心

周励恒：《“中华民族”观念在抗日战争中喷薄而出》，《学习时报》2015年9月28日，A6版。。探讨民族意识在乡村民众中的传播过程与路径，以及民众对这一观念的认知程度与影响因素，不但对于研究民族观念的传播规律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当前的农民素质提升，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抗战迫使西北联合大学南迁汉中办学

西北聯合大学诞生于民族抗战的危难之时。“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不断增兵华北，并于1937年7月28日轰炸南开大学，学校损失惨重而无法继续办学。之后不久，天津、北平相继失陷。国难当头，学校破碎，师生离散，爱国学者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基本”的口号，并提出内迁办学，拯救教育等措施。

平津沦陷后，教育部被迫开会讨论内迁事宜，并于1937年9月10日签发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之后，各校发出了分别迁到长沙、西安复学的通知。由于通知发出已经是9月，西安临大师生只能各自仓促赶赴西安，仪器资料等绝少带出，再加上西安既有的办学条件有限，正式上课已经是11月中旬的事情了。

即便如此办学也没有坚持多长时间。1938年3月2日，山西失守，日军占领风陵渡，一时潼关告急。4月3日，教育部又被迫发布训令：“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逐渐向西北陕甘一代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之后，学校南迁陕西汉中办学，初设六个学院，由于教室、住房、生活资源等供应紧张，西北联合大学分布在城固县城、城固古路坝教堂、南郑县、沔县等地办学，并于5月2日正式开学。

由于分散办学、不便管理等诸多原因，教育部又先后将西北联合大学各学院独立为西北工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等五所高校。直到抗战胜利后，这些高校大多留在西北继续办学，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有部分高校选择了平津复校。

从西安临时大学到西北联合大学，再到后来的西北五校独立办学，由于这些高校存在办学上的存续关系，独立办学之后，也因为各校距离较近，办学过程中存在较多的联系与合作，关系甚为密切，为了便于研究，学界常把这些高校统称西北联合大学。

三、抗战初期汉中民众民族意识薄弱

民众是抗战之基础，特别是处于抗战后方的广大民众，他们是抗战能否胜利的重要保障，“举凡修筑道路，募集公债，补充兵役，巩固秩序，努力生产，供给军需等任务，均赖后方民众。”

高振业：《抗战期间城固县之民众教育》，《西北联大校刊》1939年第11期。因此，抗战后方民众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关系到抗战事业的根基是否牢固。而抗战初期的汉中，在西北联合大学迁此办学之前，仍然处于封建传统的乡村社会状态，其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不容乐观。

抗战前的城固民众，“安土重迁，缺乏事业欲望与冒险精神，眼光狭小，重个人利害，国家观念薄弱……鸦片普遍吸食，在县城以内已登记之烟民已达六千人，约占全县人口三分之一，而实数恐将倍于此数……以政治黑暗，土匪众多，人民多欲参加组织，以互相依赖。此种组织，以‘义气结合’，以信仰结合（神），毫无国家观念存焉。”高振业：《抗战期间城固县之民众教育》，《西北联大校刊》1939年第11期。民众缺少日常的娱乐活动，只能依靠吸毒和茶馆打发时光。

（一）传统道德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观念里面，是没有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的。这是因为“我国古代的道德，大则兼爱天下，小则为我，中间则为家族主义，从没有民族主义的道德相号召者。那原因：四邻是文化不足对抗的民族，尚在其次；其最大原因，实在是杀人不怕血腥臭的皇帝，故意要提倡家族主义的道德，尤其是要利用这个孝字。”

谢似颜：《民族主义与道德》，《西北联大校刊》1939年第13期。

汉中地区在抗战初期是较为封闭的地区，受到外部革命思想的影响不大，因此决定了这里仍然是传统的道德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民众思维内部只有家族的观念，他们生活于差序格局的秩序中，對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却很少有获取信息的渠道。

（二）民众缺乏民族意识

早在西安临时大学时期，师生就曾组织下乡抗日宣传队，每到一处首先测验当地民众的知识水准，常用的问题包括“中国目前是否仍有皇帝？”“我国首都在何处？”等问题，“彼蜚于前者则答为有皇帝，后者则答为南郑。其文化低落，于此可见一斑。”

《本大学下乡宣传队近讯》，《西安临大校刊》1938年第7期。

类似的现象在抗战初期的东部地区也是非常普遍的，例如“余在九月间过山东，尚见山东省政府取缔抗日会。盖官吏军人误以此次战争为局部战争者不少也。余曾遇难民团甚多，及问其遭难之原因，而皆不能答。内有老者安然告余曰，‘这都是劫数’。此见不明了此次战争之意义者多矣。”

陆咏霓：《国难时期的大学教育》，《西安临大校刊》1938年第8期。

而对于浙江大学内迁办学的湄潭地区的普通民众而言，同样没有形成中央政府代表的国家观念。而在他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地方上的抓丁、征粮、工役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的征收，才是影响到他们切身实际利益的关键。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吴鼎昌谈到，“前线战事正酣，而不少人沉沦于吞吐鸦片烟雾的乐趣之中。他们‘慒然不知其事’，甚至‘不知是同哪一个作战，为甚要抗战’，也不知国旗是什么样式，哪样颜色。”

莫子刚：《吴鼎昌与抗战时期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探讨》，《凯里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转引自：《吴主席讲演稿存》第2册，贵州省政府秘书处，1939年。

（三）吸毒盛行

西北联大办学之前的汉中，民众仍然生活在传统的社会状态之中，吸食鸦片者众多。据烟民登记资料显示：“大半贫苦下力阶级，居烟民大半，多规避登记，已登记者不过中等阶级之民户，推断有五千以上，合计当不下一万三千，其他穷乡僻壤深居山野之民，则无法统计入内。”

伍德济：《如何改进城固县禁政》，《西北联大校刊》1939年第18期。

“城固的同胞们，一个个的面黄肌瘦，无精打采的神情，证明鸦片流毒，在陕南仍然是异常严重。在今天——六月三日——于抗战最紧张的阶段中逢到禁烟节，我们想到了那些终日躺在床上喷云吐雾的隐（瘾）君子，同时也想到了那些历尽艰苦浴血杀敌的前方将士，在这个对比之下，真令人有说不出的感慨。”

刘曾瑞：《禁烟在城固》，《西北联大校刊》1939年第18期。

正因为生活在抗战后方的民众，存在诸多不利于团结与动员的情形，民众虽有组织的必要，但缺乏正当途径，因此亟需通过教育，养成作为公民所需要的基本知识、能力与习惯。这对于抗战国防之教育，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欲达最后胜利的目的，惟有充实民众教育，发动全国民众，一致参加抗战之阵营以发挥其伟大之武力，而后最后胜利方有保障。”

高振业：《抗战期间城固县之民众教育》，《西北联大校刊》1939年第11期。正如西北联大师生所言：

爱国人人所同的，怎样爱法却是个人的自得，目下的中国应该以民族主义的道德来替换个人或家庭的道德，因为从来是以个人或家庭为本位的道德是羊肠小道，现在是以四万万五千万为一个单位的道德，那是可通行汽车的大道了。所以，民族主义的道德，并不是把从前的道德一齐〔起〕打倒，那是把从前的道德加以扩张，但道德是人类理想上所要求的一种价值，时代进步了，价值观念也从而更变……仿佛记得章太炎先生说过：爱国之心，强国之民不可有，弱国之民不可无，要持其平衡而已。

谢似颜：《民族主义与道德》，《西北联大校刊》1939年第13期。

四、西北联大的民族意识教育

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首先是知识分子等精英阶层率先觉醒，然后通过以政府为主导、广大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的文化教育事业与报刊宣传等文化传播方式，逐步向众多的社会民众扩展。

正是因为汉中的民族意识存在诸多不如人意之处，为了调动民众参与抗战的积极性，提升汉中民众的民族意识，无论是西安临时大学时期，还是西北联大汉中办学时期，广大师生都采取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行动。1939年《中央日报》发文称：“要彻底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一切规定，和国民公约来提高抗战意识和民族精神，要将精神动员的原则和理论，在个人的生活、工作行动、言论上面，充分的表现出来。”

《九一八纪念的感想——林主席昨在纪念周报告》，《中央日报》1939年9月19日，第3版。

（一）宣传抗日，唾弃“汉奸意识”

提升民众的民族意识，首先需要让民众知道西北联大为什么来汉中办学，东部地区的国土流失究竟是因为什么，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进而认识到国难当头，团结抗战是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国家是国民集体，国民是国家的分子，所以国民对于国家，应有当兵的义务。”

陈剑翛：《从军与争取抗战胜利》，《西安临大校刊》1938年第7期。从而在民众中树立主体意识、责任意识。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西北联大曾经组织三个下乡宣传队，赴凤县、留坝、南郑等地宣传抗日。所到之处，首先将携带的陕西抗敌后援会所发的宣传资料进行分发宣传，并通过演讲、壮丁训练等形式，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在其制定的训练目标中提出：“培养爱国思想与民族意识……锻炼强壮之身体，启发奋斗之精神，培养爱国之思想，增进抗敌之力量，以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

《本大学下乡宣传队近讯》，《西安临大校刊》1938年第6期。其演讲主题包括“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时局报告与分析”“我国必获最后胜利的原因”等内容。校外抗日宣传的目的，包括“开发全民抗战的意义；激动全民抗战的热情；坚强全民抗战的意识；培养抗战必胜的信念；发挥为国牺牲的精神”。

《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学生支会工作计划》，《西安临大校刊》1938年第8期。

整个汉中地区在1938年冬至1944年8月曾遭日本飞机轰炸30余次。特别是1939年5月6日、7日，日机轰炸西北联大医学院，杨其昌教授与四年级学生栾汝芹和学生陈德庥因头部重伤而亡，进一步激起了广大师生的爱国热情和为国发奋读书的积极性。日军的轰炸也让汉中民众认识到抗日与自身利益的关系，如果大家不能积极行动起来，那么日军即将占领的将是自己的土地与财产。

1939年6月3日，正值林则徐虎门销烟100周年之际，西北联大通过在师生中征集禁烟论文、演讲、歌曲、漫画等形式，动员大家的抗战积极性，并通过组建街头话剧团、城郊讲演队等形式，号召学生进行抗战宣传。

在发掘张骞墓前石刻的报告书中，对于发掘之目的也提道：“复于博望侯正史传外之添设一遗物陈列馆，则观感亲切，必更易动人。于今日一致唤醒民族意识，对外实行抗战之际，必有极大之裨益。”

何士骥、周国亭：《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西北联大校刊》1938年第1期。

经过抗日宣传，极大地调动了民众的抗日熱情。每次在乡村集会完毕，“散会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救亡曲。民众兴奋，于讲演毕，高呼‘打倒日本鬼子’，‘打倒汉奸’‘拥护中央’等口号，其热烈情绪与夫民族意识之勃发，匪言可喻。”

《本大学下乡宣传队近讯》，《西安临大校刊》1938年第7期。

（二）社会教育融入民族意识教育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内迁办学的专科以上省校应尽其才力，至少为数省或一省服务。社会教育的内容包括普及国语注音符号、防空防毒、科学常识、地方自治等讲习班，以及调查陕南城固、南郑两县风俗民情及协助各县改良陋俗。

以“国语注音符号讲习班”为例，在其制定的训导大纲中，规定训导之目的为：“在民族意识之培养，与抗战情形之认识，并使民众明了个人与国家社会之关系，同时辅导其身心发展，以养成忠诚勤朴，负责任，守纪律之良好国民。”

《本大学中国语文学会成立国语注音符号讲习班概况》，《西北联大校刊》1939年第11期。同时规定了训导之目的，包括对于国家之观念及国民应尽之义务、抗战之意义及目的、抗战的经过、敌人的暴行、敌我实力的比较、坚持必胜信念等等。

其他社会教育讲习班之课程，也安排有“讲述民族英雄之史略，以鼓舞其爱国心，分析我敌现势，以坚定其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信念等。”黎锦熙教授提出：“我国对日抗战，是长期的，根本上必须全国民众确有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

黎锦熙：《社会教育和民众组训中间的桥梁》，《西北联大校刊》1938年第2期。并进一步阐释道：

1.后方的民众，确知国家是整个的，不以暂得安全为侥幸，急速准备，参加民众组训；

2.战区的民众，确知国家是靠自己来保卫的，不只作逃离避兵的打算，踊跃参加民众组训；

3.失地的民众，确知国家，不是暴力可以征服的，只要自己不屈服，不作顺民，乘机图恢复，秘密进行民众组训——如此，才算是全面的抗战；

4.全国民众都深信国家是不亡的，确实了解“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真意义，不希望讲和，不愿意苟安，父诏其子，兄勉其弟，永远继续努力参加民众组训——如此，才算是长期的抗战。

具有上面四个心理的条件，民众组训的工作自然能够普遍而顺利的进行，事半而功倍，效力切实而伟大。我们只需闭目一想，世界近代史上，凡不能亡的国家，不可灭的民族，哪一个不是具有这种心理的条件的？哪一个不是到了战期全国民众对于组训，具有“真切的认识与信念”的？哪一个不是人人确实具有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的？

不识字的老小百姓们，大多数连“日本国在哪里”、“中国有多大”？等等事情都不知道，试问他们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从何而“有”？单靠政府的社教团、学生的宣传队，临时召集，多方宣说，晓音瘏口，耳提面命，小空间的容纳，短时间的听受，一时兴奋，逐渐忘怀，所见所闻，更无此物，试问他们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从何而“深”？况且直接听讲受教的，尽管实行强迫入学办法，在广大的民众中，究竟还是极少数。那么，这种社教又从何而“普”？

黎锦熙：《社会教育和民众组训中间的桥梁》，《西北联大校刊》1938年第2期。

抗战期间中国的民众教育，“既无性别职业之区分，亦无资产身份之限制，其本身即为民族自救之工具，在抗战期间更应充分使其量的扩张与质的改善，以达抗战建国之目的”。

高振业：《抗战期间城固县之民众教育》，《西北联大校刊》1939年第11期。而社会教育之内容，“并不以识字教育为限。乃以‘生活上必须之文字’为工具，藉以培养‘民族意识，激发爱国思想’并获得‘公民必备之基本知识与技能’耳。”

高振业：《抗战期间城固县之民众教育》，《西北联大校刊》1939年第11期。

民众教育之成败与否，关键在于能否调动民众参与的积极性。“民众教育之目的，在于造成现代国家所需之公民，在平时如此，在战时亦如此。盖培养健全公民，即所以增加抗战力量也……民众教育之成功与失败，端在对民众生活指导之切实与浮泛耳。成功之指导，在于引起民众之自动，欲引起民众之自动，必需根据民众本身需要，以达到国家之所需之目的，在抗战期间，亦即根据民众本身需要以满足抗战之要求谓也。……此间政治黑暗，豪绅当权以压迫民众，在民众教育方面，应当积极辅导地方自冶，使民众能使用四权，以奠建国之基础。”

高振业：《抗战期间城固县之民众教育》，《西北联大校刊》1939年第11期。

（三）培训师资强化社会教育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知识与政治精英阶层就认为中华民族衰弱的真正原因在于教育的迟滞与民族性的落后，故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应从教育入手。而提升汉中的教育质量，必须首先提升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

西北联大师生曾经协助组织陕南六县小学教师讲习会，提出的教训目标包括：“（一）增进小学教师教学之知识及技能；（二）增进小学教师组织及训练民众之能力；（三）增进小学教师之抗战意识。”训练内容包括精神讲话、战时教育问题、防空防毒常识、民众组训等

《陕南六县小学教师讲习会简章》，《西北联大校刊》1938年第2期。。

具体的教学内容，包括李蒸主讲“战时小学兼办民众教育之方法”、徐国棨主讲“战时教育问题”、刘拓、虞宏正主讲“防毒”、周宗莲主讲“防空”、殷祖英主讲“史地教育与抗战”等。

“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表明，没有强大的工程能力，就没有民族的强盛。”

陈印政：《工程与社团之间：〈工程〉与中国工程师学会》，《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21年第5期。西北联大在西北办学期间，面向师生和民众开设了大量的工程演讲，例如张伯声讲授西北地质课，刘钟瑞讲授导渭工程课等等，这些课程结合西北的实际，对于提升西北的工程能力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四）融民族意识于大学精神

民族意识教育，已经内化为西北联大办学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升民众的民族意识，首先要提升西北联大师生的民族意识。为了让师生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为民众教育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学校无论是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还是在集会演讲时，都会有各种形式的民族意识教育。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抗战精神，内化为西北联大办学思想。与此同时，通过开展抗战损失调查、抗战史料搜集整理等途径，进一步提升师生的民族意识。这些教育形式，对于激励师生发奋苦读，形成良好的校风、学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在自平津到达西安之初，西安临大就组织各学校统计因抗战所受损失。例如国立北平大学统计：“卢沟桥事变后，农学院即被敌军摧毁，并于八月间敌军进北平城，各学院又被敌军占用……除农学院大部房舍及农林场设备已被暴敌损毁及摧残外，其余各学院所有家具图书仪器，多被盗劫，而以法商、工两学院损失为最甚。”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统计：“教职员、学生、校工，纷纷逃避。校工有校门外观望者，竟至触怒寇军，立加逮捕绑缚，欲予枪毙，几经交涉，始得释放。对于校中什物，任意破坏或升火为炊或遗弃满地，并运走物理系无线电机。即便学生私人书籍、行李之存置学校库房者，亦横遭抢劫盗卖。”国立北洋工学院统计：“先用机枪扫射，天津沦陷后即侵入占据，一切房屋设备，均随时任凭捣毁。” 宋如海：《抗战中的学生》，重庆：大中出版社，1942年。抗战损失的统计，让师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日军的暴行，同时将这些活生生的案例作为社会教育的素材，提升了民众教育的感染力与号召力。

联大南迁汉中之后，虽然地处偏僻，但仍数次遭受日军飞机轰炸。每次被轰炸之后，师生都迅速展开损失调查，并将日军的罪行作为民众教育的生动案例。历史系还成立抗战史料纂集指导委员会，征求抗战史料。他们提出：“吾国此次抗战，为民族复兴之肇端……一方足为提倡民族复兴之助，一方使珍贵之史料得有系统之保存。”

《历史系征求抗战史料》，《西北联大校刊》1938年第6期。由此可见，民族意识已经成为西北联大办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烽火中形成的西北联大大学精神，激励着广大师生在民族危亡之际仍发奋苦读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他们自觉地把民族意识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例如徐国棨将《抗战中之青年心理》，张翠珍将《抗战期中西安中等学校之训育》，黄华卓将《抗战期中的音乐教育》，黄日全将《吾国自抗战以来所暴露之弱点及今后在教育上应努力之途径》，高振兴将《抗战期中之民众教育》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如果没有与西北民众的充分接触，没有将民族意识融入自己的研究，这些题目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五、汉中乡土的国家认同

（一）民族意识与民众利益的结合

汉中的民众是纯朴的，他们更关心自已的切身利益。在宣传抗日之初，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抗战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民众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对于宣讲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大道理，他们可能并不理解。日军轰炸之时，虽人心浮动，但并没有什么行动，各行各业照旧营业。

为了提升民众的民族意识，联大师生尝试将抗战动员与民众利益相结合的思路，循序渐进地提升其民族意识。“但民众成功之条件，不仅需有健全之组织，充足之经费，与夫优良之教师，尤需有充实之内容，如何使内容充足，必须根据国家之需要与民众本身之利益，否则不易引起民众之自动。故与民校教学之外，更宜根据民众利益，指导民众生活，以达国家所需之目的。如根据民众畏惧土匪心理，组织民众，实施自卫训练。为抵制中层剥削，组织合作团体，辅导民众自冶，以解脱豪绅之压迫；利用民众休闲，组织游艺团体。要之欲培养现代国家所需之公民，须在团体中指导民众生活，使其在团体生活中领略团体生活之真谛，并养成团体生活中之习惯。”

高振业：《抗战期间城固县之民众教育》，《西北联大校刊》1939年第11期。

（二）抗战动员与革除陋习结合

动员民众是联大到达汉中之初抗战重要的工作，而民众教育是重要工作中的首要工作！“欲争取最后胜利，缩短抗战过程，首应加紧与充实民众动员工作，发扬光大民众潜在力量，以支持长久抗战。所谓动员民众的最高目标，是使民众成为直接的与间接的，武装的与非武装的战斗员，在物质资源方面，应设法使食材及军用原料生产增加，在国民消费上，应减少不必要的消費，尽量节约，如此方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尽’的物质供给；在战斗力量方面，应设法加强民众组织，提高民众战斗情绪，有‘前仆后继’的兵员补充，有‘臂指相辅’的后援工作，如此动员丰厚的人力物力，支持长久抗战，则战局立可好转，胜利指日可待！”

王镜铭：《抗战时大学推行民众教育意见》，《西北联大校刊》1939年第15期。

如何让民众认识到联大师生到汉中办学是民族危机之时的被迫之举，而非有意抢占汉中的财产，是抗战动员的难点所在。“倭寇对于我们的文化机关，尽量轰炸，尽量摧毁，同时又用奴隶教育以消灭我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更用烟赌娼三害，以消毁我民族的生命与健康，他们自以为得计。”

胡庶华：《战争与文化》，《西北联大校刊》1939年第16期。只有让民众切身感受到抗战动员与自身利益的关系，才能更加充分地调动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从而起到更加明显的效果。

（三）大学教育与乡土民众结合

西北联大之所以能够在汉中乡村长期办学，是与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密不可分的，这首先需要处理好大学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大学教育宗旨为‘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材（才）’，但无论学术如何高深要在‘学以致用’，人才无论如何专门，贵在‘富国利民’，而且有用的学术，并不是纯粹书本可以研究，真正的人才，也不是高楼大厦中可以培养……近来民众教育运动，是一种乡村建设运动，包含着乡村各项问题的解决，大学倘能推动民众教育，则师生可深入乡村，把握住乡村问题的所在，用学术克服乡村的难题，以教育力量推进乡村，大学教育和最大多数农民生活，发生关系，农村的生产教育自治等问题，可获相当解决，而大学教育也走向新的前程！”

王镜铭：《战时大学推行民众教育意见》，《西北联大校刊》1939年第15期。

西北联大与汉中乡村的关系，逐渐发展成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关系。联大师生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乡村建设中去，并努力提高当地民众的综合素质与生活质量，而民众也为联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今日大学教育的推行民教，应将教育送进农村，将知识灌输给农民。教育与农村合一，才是民众教育的真正使命……民众训练种类甚多，如生计训练中的合作训练，卫生训练中的救护训练，自卫训练中的防空防毒训练，及防奸训练，均可加强民众抗敌智能。”

王镜铭：《战时大学推行民众教育意见》，《西北联大校刊》1939年第15期。

六、讨论

西北联大在汉中办学期间，广大师生通过不懈的努力，加强了大学与乡村之间的联系，不但提升了汉中的发展质量，而且调动了民众参与抗战的积极性，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家观念的形成。

（一）动力：乡土民族意识的形成迫于外在侵略

与西方民族国家因为自身发展原因而产生的国家观念不同，处于底层的中国民众，其国家观念的形成原因在于外在侵略所产生的生存压力，是基于对外部挑战的被迫回应。共同的民族国家观念向普通民众扩展，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共同的民族国家观念下，也还存在着各种文化观念之争。

在民族危机之时，民众国家观念的形成与民族意识的觉醒，犹如孪生兄弟。“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演进与全民族紧迫的救亡图存同步发展。民族灾难愈深重，国家观念愈强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犹如孪生兄弟，成为最能凝聚人心的精神支柱。救亡图存的神圣使命，一方面对外强化了捍卫国家主权独立的奋勇抗争，另一方面对内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在民的理念与实施。”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

（二）催化剂：联大汉中办学加速了民族意识的形成

针对汉中这样的相对封闭的区域而言，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介入，只凭借地方的力量，调动民众支持抗战的积极性，进而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短时间内几乎是不可能的。自辛亥革命至“七七事变”之间的二十多年之间，革命的思想与公民意识对汉中民众的影响之微弱，就非常说明问题。

西北工学院院长赖琏曾说：“本院创立于国家民族存亡绝续之际，合四大工学院而成，其学生之众多与系别之完备，堪称全国工程学府之冠，足征青年报国情绪之殷，而政府期待青年之切也。”而青年报国的途径很多，不做无谓的牺牲，扎根西北，提升民族的科技力量，同样是报效祖国。

正是西北联大在汉中办学期间，加强了大学与乡村之间的联系，采取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方式，并且切身感受到了师生离开平津，不愿做亡国奴，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汉中仍然坚持办学的原因，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动员效果要比其他因素有效得多。而联大师生所采取的老百姓能够理解的宣传抗战、社会教育等形式，又为民众获取信息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三）目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带动公众整体素质的提升

西北联大在汉中办学之初，就明确了要扎根西北办教育，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的目标，因此，联大师生所采取的社会教育、培育师资等措施，对于提升汉中民众的整体素质是有明显的效果的。联大对当地人民思想观念的影响，如民主与科学精神深入人心，近代女性观念意识大为增强，以及在教育、社会参与、就业及婚姻方面的意识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政治参与意识和民族责任意识是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在联大师生的启发与引导之下，汉中民众积极接受了这些理念。当乡土的民众认识到自己作为公民的身份之后，其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和发展积极性得以提升，对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善的需要，将内化为自身发展的动力。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已经作为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在大众层面广泛作用并具化为普通的社会行动。

七、结论

民族意识是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是抗战留给中华儿女的宝贵精神财富。西北联合大学在汉中办学期间，是在抗日烽火中坚持办学的真实写照，对于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民族意识的觉醒，对于提升后方民众的抗战积极性，提升抗战胜利的自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动员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当地民众的文化水平欠缺、信息闭塞，虽然联大师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民众民族意识的教育仍处于觉醒阶段，尽管如此，这也为民族意识的真正树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