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森 赵逸琳

关键词 延安时期 劳动伦理教育思想 无产阶级化 价值取向 现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Ａ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０７－０１１０－０８

高尚生活从来孜孜为德，①革命人生无不潜心向善。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在“知”与“行”两方面的“完全无产阶级化”而彰显了旨在民族独立之“德”和阶级解放之“善”。②作为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基本概念，劳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③ 合乎逻辑地凝结着道德实践意义。在此，劳动是彰显先进道德理念的道德行为，也是现实化了的革命道德精神，体现着唯物史观“辩证的历史决定论”。④这种劳动伦理思想在其所凝结的特有理论创新性和阶级价值向善性上，⑤发展了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类特性”。⑥马克思立足于“人是对象性存在”的唯物主义基点，⑦通过吸收德国古典实践辩证法并将之改造为“人是对象性活动”，即“生产劳动”，从而超越了旧哲学的实践论，建构起了自己的“实践的唯物主义”。⑧这是一种表征无产阶级劳动的“劳动本体论”。① 毛泽东的劳动伦理教育思想，即如何通过劳动培育劳动者道德精神的思想观念体系，正是以此为基点，结合“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在劳动本体论深度创新道德精神培育的哲学思想根据，在物质生产领域开拓道德革命的现实生成途径，从而构筑起一种以劳动为核心、旨在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无产阶级化”的道德教育逻辑理路，并为后来尤其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劳动伦理教育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厚植劳动伦理教育的本体论逻辑理据

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受日蒋封锁、自然灾害和边区传统落后生产方式等因素影响，边区和根据地的财政供给发生严重的困难。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倡导下，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毛泽东看来，大生产运动不仅能够解决财政供给问题，而且还能够解决思想改造问题，解决劳动者思想道德的“无产阶级化”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劳动伦理教育的作用。这既与当时涌进边区和根据地革命者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成分及其思想有关，也与他所秉持的儒家“苦劳心骨”文化修为相关，②更与他所熟稔的马克思劳动“主体性”道德思想取向一致，③是用现实的“劳动”而不是抽象的“上帝存在、人的存在和一般实在”作为道德生成和发展的合理性根据，④是用历史的劳动实践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教育思想和中国优秀传统劳动道德文化在本体论层面的创造性发展。

首先，结合新民主主义历史条件下的劳动方式实际，在本质上揭示劳动何以促成“人的改造”。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劳动作为系统性的教育方式，只存在于“最先进的国家”条件下，⑤即只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共产党宣言》“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的思想，⑥《资本论》对“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思想的肯定，⑦表明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劳动陶冶事物”“劳动的实践教育”等劳动教育思想。⑧ 早期毛泽东道德修养思想与马克思劳动教育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并且在延安时期实现了创造性发展。⑨ 毛泽东显然放宽了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教育语言的使用条件和范围。虽然说的都是“劳动”，但是他们各自的“劳动”在劳动主体和劳动关系等方面存在很大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作为真正教育手段和目的的劳动，是抽象知性意义上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劳动，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理论家所说的劳动，更多的是具体感性意义上的发生于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条件下的劳动。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认为这两种不同的劳动具有相同性质的塑造道德人格的作用：劳动可以“改造人”。⑩在他看来，劳动是物质生产和道德生产的统一。劳动的意义已经大大溢出感性劳动本身了。通过赋予劳动以崭新内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伦理在中国革命历史境遇中的“无产阶级化”理论创新。

其次，变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劳动教育思想，在本质上揭示劳动何以与教育“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的劳动伦理教育思想是在本体层面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劳动伦理思想的继承创新。不同于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二分的西方近现代经济哲学，⑾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整体上来看，是将“劳力”与“劳心”分开来加以对待的，只有“劳力”才被看作西方语义中的“劳动”，也就是说，只有从事物质生产的体力劳动才被看作“劳动”。至于对劳动本身的价值及其包含的道德意义的评价，则大致经过了一个相对性的“前扬后抑”的历史变化过程。这种变迁规律显然与社会分工发展、等级制度观念和士子阶层社会地位沉浮等原因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放在“耕读关系”与“穷达境界”中把握劳動范畴的思想史价值界划。西周及其以前，教育与劳动生产的结合是以某种接继传统且比较自觉的制度安排形式存在的。所以有诸如“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①“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傅农事”之说，②颇具淳古大禹“形老天下”之刻苦进取德风。③ 春秋之后，官学已经不再崇尚生产劳动，而汉代以后情况发生进一步的实质性变化，“官学教育抛弃了生产知识的传授”，④对生产劳动则持歧视态度。自此，对于劳动和劳动者的排斥情绪一直延宕至明清之际。期间，虽然尚勤精神的涓涓清流从未间断枯竭，但已非主流。在“邦无道”的政治条件下，⑤从事生产劳动被赋予了积极的或消极的两种不同的美德实践形式。儒墨将劳动当作“日用伦常实际”“体认天理”的道德修养途径，⑥而佛道则将生产劳动当作“寄情林泉”释然超脱的出世隐逸之道。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和劳动相分裂几乎已经到达“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矣”的地步。⑦ 对此，梁启超说：“中国念书人思想笼统，作事颟顸，受病一千多年了。人人都好为阔大精微的空论，习斋（颜元）专教人从窄狭粗浅的切实练去。……何只当时，在今日恐怕还是应病良药罢。”⑧青年毛泽东深受康梁影响，其相关见地如出一辙。正如其所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⑨ 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实践功夫看作“狭窄粗浅的切实”，而是看作工农大众的伟大劳动。毛泽东从事或创办的各种类型和层次“讲习所”名称背后所透射的哲学思路，最为形象地宣示了一种崭新的“知识—劳动”伦理关系及其新思想。毛泽东认为：“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⑩不限于此，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倡导的那样，要求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一项必须贯彻的基本政策。⑾“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伦理生活史上首次系统地完成了从伦理思想到伦理制度的现实化跃升。⑿总之，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劳动伦理教育思想具有其自身特殊的理论内核和文化风骨，有别于旧知识分子的“新民德”抽象主张，有别于早期革命先驱的“伦理革命”乌托邦主义。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劳动伦理教育和劳动修养思想，建基并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劳动道德本体论，吸收并弘扬了西方实践哲学现代化的先进思想因素，革新并超越了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劳动精神，以一种纵横捭阖的理论气魄在现代中国劳动伦理领域掀起一股“无产阶级化”道德理论新风和道德实践运动。

二、开拓无产阶级道德在物质生产领域的现实养成途径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并领导的“生产运动还包含着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①发挥着养成革命道德的道德教育作用。在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涌现出数以千计的劳动模范和劳动英雄。②毛泽东称赞他们是“人民的领袖”，在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发挥了“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③ 与以往历史上的军垦不同，三五九旅“生产、战斗、学习”三丰收，“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④ 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和学习劳模运动营造了浓厚的劳动舆论氛围，⑤ 提升了群众的劳动道德觉悟，强化了劳动者个人命运与边区生存的伦理联系，锻造了延安劳动道德精神，具有深远历史意义。⑥ 毛泽东把毛岸英参加劳动锻炼称为赴“劳动大学”学习。⑦ 他还说，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战斗”。⑧ 因为劳动是劳动者自我完善的根本途径。

首先，生产劳动能够磨炼党员干部的革命道德意志。面对“真是大极了”的经济困难，⑨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军民自己“就得要生产”。⑩党政机关和军队要千方百计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克服种种自然客观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积极开展农业、手工业和轻工业等不同形式的生产劳动，从而彻底打碎敌人的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有效解决边区和根据地所面临的严重供给困难和财政问题。为此，毛泽东倡导并指挥了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和学习劳模运动。⑾在毛泽东看来，经济工作是此时陕甘宁边区最重要的工作，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要组织干部、党员、知识分子和军民投身到劳动生产中去。而且，参加生产劳动，既能够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还能够磨炼党员干部自身的革命道德意志。他说：“干部要参加生产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⑿所以，毛泽东鼓励干部、党员和知识分子要勇于吃苦，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发扬英雄的劳模精神，获取丰硕的劳动成果，争先“作为全国的榜样”。⒀正是通过大生产运动和学习劳模运动，从而促成“示范者”與“模仿学习者”之间在道德人格上完成个人与集体、内在与外在、意志和行动的善的统一。⒁也是基于此类伟大的劳动道德实践经验，毛泽东总结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⒂在异常艰苦的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和根据地的干部、党员、知识分子和革命军民勇于开展生产斗争，敢于夺取生产斗争的胜利，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的道德实践及其宝贵经验，磨炼了他们的革命道德意志，进而也提供了民族解放和革命胜利以充沛的精神力量。

其次，生产劳动能够培养党员干部的阶级道德感情。“劳动光荣”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崇尚的最重要劳动道德规范之一。与中国传统劳动伦理思想相比较，它所蕴含劳动伦理主体要求和人格发展理想是全新的，是革命的，是“无产阶级化”的。投身艰苦的生产劳动不仅仅是培养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党员干部群众革命阶级感情的基本途径，而且同时也是培养新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革命阶级感情的基本要求。抗日战争时期，数以万计的“不同信仰、党派、阶级”的“青年职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因其具有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就会被边区和抗日根据地所接纳，一些小资产阶级思想也随之渗入革命队伍。所以，在边区和抗日根据地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情感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显然，劳动伦理教育可以解决这一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毛泽东积极倡导将“生产劳动”作为这种思想改造和道德教育的“第一课”。毛泽东向来重视劳动教育，劳动情结和对于劳动人民的热爱情感可谓终其一生。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道德感情，是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思考中，在积极发动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一步步形成并加深的。青年毛泽东一度认可“工读”思想有其合理因素。他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患无大表同情于吾人者。”①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同情吾人者”已经被“扬弃”为“忠诚于中国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延安时期，这种革命阶级感情在道德实践领域，具体化为“知识与劳动团结”方式，从而“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②进而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色鲜明的劳动伦理思想和劳动伦理教育思想。在毛泽东看来，通过生产劳动这种最基本的社会实践形式，不仅能够使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掌握边区、根据地乃至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而且还能够去除残留的或新近渗入的非无产阶级道德习气，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劳动观念”，培养对劳动阶级的革命道德感情，③促成思想的改造和精神的升华。

再次，生产劳动能够实现党员干部的主体道德价值。大生产运动的直接目的在于解决边区和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财政经济问题。然而，大生产运动和学习劳动英雄模范运动，也使得作为劳动主体的广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革命军民，在物质利益和精神人格等方面实现了自我道德价值，同时也创造出一种兼具现实性与理想性、手段性与目的性的新型劳动荣誉观，④即作为中国历史创举的学习劳模运动倡导“劳动是光荣的”的新型劳动荣誉观。⑤ 面对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毛泽东坚定地决断：“还是自己动手吧”。⑥ 这集中彰显他伦理思想的实践性品格和劳动精神，合乎毛泽东伦理学的劳动逻辑理路，要改造“旧天地”，“改造世界”，解决实际财政问题，就必须通过生产劳动充分发挥主体的道德能动性。这就是毛泽东“与天奋斗”“与地奋斗”而实现“心身可以并完”的道德价值体现。⑦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正是通过史诗般的大生产运动，其财政供给和军民生活困难问题才得以解决。大生产运动造就的劳动模范、劳动英雄和劳动群众一起，锻造了伟大的劳动伦理主体精神，并且实现了其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从道德人格塑造和道德价值实现的角度看，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并在其中努力学习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等道德榜样，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就能够如美德伦理学所谓的“把人造就成真正的人”了。⑧

最后，生产劳动能够提升党员干部的行政伦理本领。延安时期，基于具体的历史境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立场出发，把经济工作作为边区政府的中心任务之一，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中培养干部的社会伦理本领。⑨毛泽东明确说，生产和教育是陕甘宁边区整个工作链条中的“两个中心工作”或“两个环子”。⑩处在特殊而具体的历史方位，毛泽东看到，大规模的生产劳动不仅可以纾解供给困难，融洽军民伦理关系，增强党员干部的道德纪律意识，⑾重要的是，参加生产劳动还能够提升党员干部的社会管理本领和发展经济本领，解决好他们的“本领恐慌问题”，⑿从而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建设锻炼和储备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可见，在毛泽东的劳动伦理思想中，劳动不仅具有现实工具属性，而且具有道德目的地位。毛泽东说：“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不算好军人、好公民。”⒀这里的“好的领导”之“好”“善”就是善于从生产劳动中练就两个最基本的行政伦理才能：⒁一个是善于有效组织全社会聚力社会经济发展等核心问题的伦理动员能力，另一个是勇于突破条条框框限制破解现实具体难题的实践智慧。⒂

总之，延安的劳动伦理教育理论和道德实践，体现的是一种全新的“无产阶级化”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美德伦理思维方式。我们应该在中国近现代劳动伦理思想发展史角度，客观评价延安时期毛泽东劳动伦理教育哲学思想的理论逻辑意义和社会历史价值。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上一些知识分子发动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改造”运动及其社会伦理成效，与延安时期毛泽东劳动伦理教育理论创新及其社会伦理改造成效相对比，无不黯然失色。可以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卓有成效的劳动伦理教育，解决了边区和根据地的财政供给困难，更重要的是，完成了整个党在政治道德上的“无产阶级化”，并借此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道德教育和修养这一鲜明“特点和优势。”①

三、彰显劳动教育在马克思主义伦理中国化进程中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面向２１世纪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展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梦”现实化的现代中国历史走向，可以说，延安时期毛泽东劳动伦理教育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劳动伦理精神消极面的“摧毁廓清”和积极面的“继往开来”，②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思想近百年来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逻辑基点，并显现出别开生面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劳动伦理教育思想，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关劳动伦理教育实质、方式、目标和意义等重要论述展现其自身的时代精神和丰富内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两者在“无产阶级化”道德教育哲学思维和道德教育价值追求等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无产阶级劳动道德精神，勇克时艰，取得了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新时代，发扬社会主义劳动道德精神，埋头苦干，也一定能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首先，通過劳动伦理教育让共产党人保持创造历史、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本色。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看来，包括道德意识在内的所有思想认识在本质上都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参加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就能改造人们的思想，并形成无产阶级道德意识。与此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共产党人保持政治本色的重要途径，是共产党人保持政治肌体健康的重要手段。”③显然，从道德意识发生学的意义上看，劳动从途径、手段和保证条件三个方面对共产党人无产阶级政治道德的涵养发挥了基础根脉作用。“政治本色”“劳动精神”和劳动实践物质过程之间具有内在的辩证统一性。因为，“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④ 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社会，劳动也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劳动伦理精神。所以，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在包括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在内“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⑤

其次，通过劳动伦理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时代新人，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生力军。延安时期，毛泽东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提出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转化为一项适用于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所有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基本政策和制度。与此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对劳动教育的地位、内涵和作用等在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概括和创新发展。他说：“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⑥他为此而主张将劳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制度体系。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这标志着劳动教育被抬升到教育制度伦理规范和伦理原则的高度，从而“补齐劳动教育在构建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中的短板，实现劳动教育与整个教育体系的有机融合。”①教育“无产阶级化”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层阶时代化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时代新人”道德要求，以便“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②

最后，通过劳动伦理教育在全社会树立起学习劳动模范争当劳动模范的新风尚，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道德精神动力。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表现出具有史诗风采的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理想人格追求，在生产斗争、军事斗争等方面涌现出大量英雄模范人物。他们作为“道德榜样”，以实际行动移风易俗，鼓励人们树立起以“劳动光荣”为核心的崭新劳动道德风范，诠释着“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的道德判断。③ 与此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也非常重视通过劳动教育培养“时代新人”，弘扬劳动精神，锻造劳动美德，营造“劳动最光荣”的劳动道德舆论。在学校道德教育层面，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青少年“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通过劳动播种希望、收获果实，也通过劳动磨炼意志、锻炼自己。”④在社会道德教育层面，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素质”，⑤要结合新时代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需要、培养健康和全面发展的人的内在需要，“要坚持艰苦奋斗、不贪图安逸、不惧怕困难，不怨天尤人，依靠勤劳和汗水开辟人生和事业前程”，⑥要自觉于“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⑦

另外，通过劳动伦理教育找到有效解决现代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意识问题的思想方法，为深刻体悟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提供社会事实镜鉴。对于如何正确认识“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伦理思想而言，⑧毛泽东以实践劳动为基础的道德教育思想具有正源清流、返本开新的理论意义。在当代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道德意识的生成和涵养问题已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难题。而“毛泽东关于劳动锻造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思想，在另一维度上为这一问题开启了新的思路。”⑨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其整体的相对主义理论“创新”中，不可能有效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道德修养问题，而只能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抽象、缥缈和困难。实际上，卢卡奇、施密特、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等人的理论努力，并没有使得解决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无产阶级意识问题变得简单、清晰，而是间接取消了这一问题得以解决的现实性逻辑基础。这样，由于思想倾向选择上的岐出，“他们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得越是深刻，在实践上就越是缺乏操作性。”⑩问题的症结表现为：

其一，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道德意识形态的发生和扩充，绝不可能完成于平静的书斋之中。理论活动与现代工人阶级劳动生活实际的深度分裂，尤其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自己的“实践性终结”以后，⑾导致了知识和劳动彼此之间不断加剧的相互指责和厌倦。到底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弱化了，还是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劳动阶级立场蜕变了，直到今天已经成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又一个普遍的总体性问题。假如知识分子仍然在内心深处秉持着追求劳动正义的良知动机的话，如何消弭他们之间在非“结构”之社会“局势”层面产生的深度隔阂，①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道德问题和实践任务。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通过“劳动教育第一课”改造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其最终所形成的旨在“工农商学兵团结”政治伦理局面的道德教育思想，无疑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现实性路径。否则，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走出将斗争风暴自囿于思辨的困局。

其二，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中的劳动异化和“物化”现象及其衍生的伦理意识的批判，绝不可能在无视劳动阶级高阶物质利益需求合理性的道德立场上走向深入和彻底。站在历史辩证法立场，无论是从逻辑维度看，还是从历史维度看，仅仅将批判分析限定在“劳动异化”本身的狭小范围，是根本不可能在理论上更不可能在实践上解决劳动异化问题的。劳动异化产生的原因，根本就不在劳动自身之内，而在于所有制关系之中，在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中。至于拜物教意识，从一开始就不是无产阶级的道德意识形态。而对于劳动者发生于“异化”“物化”过程中的所谓“麻木不仁”的指责，②本身就是带有自外于无产阶级感情的强烈理论歧视。这种所谓的“无产阶级意识失落”，究竟是一种失落、一种无奈、一种反抗，还是一种放弃、一种背叛、一种罪孽，这分别属于同情和敌視两个不同序列的评判性语言家族，显然昭示着明显的评价性主观色彩。事实上，“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选择了后者，即英雄史观的叙述方式。与此不同的是，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劳动教育思想，是以尊重并实现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需求为根本宗旨的，以群众史观为基本立场的，是怀着诚恳的“志愿”向人民群众这个“先生”学习的，③是怀着谦虚的态度向劳动实践这个“大学”学习的。④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在道德意识形态上，同时实现了“无产阶级化”的道德境界跃升。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社会主义历史实践角度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角度看，抑或从道德理想的彼岸性特质看，劳动伦理教育“无产阶级化”的“完全性”，都表现为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统一、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所以，无产阶级劳动伦理教育的“无产阶级化”就成为一个不断向善跃升、不断积累效应的辩证历史过程。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每个阶段都有自身借以存在且为后来提供进阶的成功，每个阶段同时也都面临有待解决的历史挑战和任务。在当代中国，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劳动伦理教育“完全无产阶级化”相对性问题得以滋生的现实社会经济渊薮。忽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及其道德教育的“无产阶级化”是不正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当代中国“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观点，那种以为科技进步条件下工人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⑤因此，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强化劳动阶级认同感和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也就成为一条最为现实的革命道德生成路径。可以说，对于如何在深层价值观领域解决“完全无产阶级化”的初心使命问题，无疑，毛泽东关于劳动道德生成的实践辩证法，提供了最为妥帖的科学逻辑进路，而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德思想谱系的习近平劳动伦理教育的思想，则提供了最富时代精神的现实路径。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纯洁。对于一代代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尤其是对于２１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应该真正把劳动修养和劳动教育看作在初心使命上实现“完全无产阶级化”的革命现实主义伦理转向。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