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宇斌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2022年11月18—21日,由中国韵文学会、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韵文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中国韵文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徽芜湖召开,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马来西亚师范学院等13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提交了190余篇会议论文。与会专家围绕“中国古代诗、词、曲、赋文学研究”“中国古代诗、词、曲、赋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国韵文文体的跨学科研究”“中国韵文学学术史研究”“现当代旧体韵文研究”“域外中国韵文学及其他相关研究”“中国古代韵文与江淮地域文化研究”等会议主题,展开了严肃认真而又热烈活泼的讨论,从多个角度展现了近年来中国韵文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提出了众多引人注目的新话题与新观点。

在韵文文体的文学研究方面,有几个特点令人印象深刻。

一是注重文学的本位研究。如田玉琪《以韵为核心的唐宋词调字声组织》从词体本位出发,提出唐宋词调字声组织的重要原则乃在于“以韵为核心”;刘成国《谁作尘沙万里行——王安石〈示长安君〉新解》以知人论世的方法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长安君诗,重新确定王安石《示长安君》一诗的写作时间,并对诗中“又作黄沙万里行”作出新解;肖庆伟《台湾文学初起——引心文社考论》从文学群体的演变过程出发,讨论了台湾引心文社对台湾文学发生的意义;任德魁《史料还原与阐释重构:金元诗歌“西园”书写发覆》通过还原历史语境,认为金元诗歌的“西园”书写,在传统内涵之外,伴随着金朝后期历史走向,融入了游春宴赏、悼古伤今的新内涵;刘深《论清代浙西词派之自度曲》认为清代浙西词派自度曲的创作不仅在于与姜夔等宋人竞胜与对话,更在于试图以此来保持词这一文体的独特地位。其他如蔡国强从词谱制作的体例出发论述秦山献 《词系》“以时代为次”的不合理性,叶汝骏、李思弦皆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近体诗和魏晋诗,王泽华、唐定坤讨论赋的构篇创制,张立荣辨析江西诗派士人各自对七律诗风的继承和新变,郭媛考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在两宋的接受史从而折射出的两宋辞赋创作风貌,张煜以宋诗学为切入点探讨王士祯对于中国古典诗学的全面观照与学术贡献,胡小林以姚际恒家族的词学成就为中心探讨了家族文化与清词复兴问题,刘慧宽讨论近代湖湘诗人群体,黄盼关注晚清民初的春晖文社,焦宝探讨清末报刊女性诗词,郑虹霓对刘永济词的研究,王桢对郝经和陶诗的研究,刘伟生对左辅赋的研究,龙野注意到吴嵩梁迥异于嘉道诗坛的诗学取向等文,大都言之有物,立论新颖,视角各异,彰显文学本位研究的高度与热度。

二是重审文体的发生学研究。此类论文虽然较少,但关注问题或大或小,都解决了相关文体发生期的重要问题。如汪春泓《文、笔之辨:邹阳于“文”发轫之功绩——关于“狱中上书”之一瞥》以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为生发点,讨论了邹阳对于“韵文”文体的发韧之功,并披流而下,认为中国古代整个江南区域为“文”之坚守,另辟一条与“笔”书写概念有所歧异之体式和道路;叶庆兵《重辞:先秦诗文“重章”类现象的宏观考察》提出《诗经》中的“重章”现象起源于殷卜辞中的“重辞”,并讨论了先秦文体的“重辞”艺术;林桢《词体同调歌辞“句型”参差成因探赜》讨论词体同调歌辞“句型参差”成因,认为同属乐顿节的句顿节、词顿节可相互转化,顿声处打顿前拍、顿后拍非属一定,二者俱可导致同调歌辞句型发生变异。

三是文学观念与范畴的研究。如杨柏岭《“填词,智者之事”:传统人格与况周颐尊词新理据》注意到况周颐尊崇词体的重要理论“填词,智者之事”,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为词学发展注入“新”力量。又如韩凯《“野”的进阶:隆宋诗坛的生成动力》认为“野兴”是宋调的标志性审美范畴,其重要特征在于以朴野逸兴改造唐诗兴象玲珑,崇尚机心淡去、清逸俊朗、自然天成的兴味。再如汪孔丰《姚永朴“雅俗”论探微——兼论近代桐城派祛疑现象》考察了姚永朴“雅俗”论,认为姚永朴比较系统地建构起求雅去俗的方法论,其深层用意在于维护古文的大雅之道,维系桐城派雅正的审美理想。其他如张福清重论《文章流别论》“俳谐”观,张超论析《文心雕龙》“情变之数”,张勇耀讨论“豪杰”论与金元诗风的演进,孙艳红考察继昌“清真”说,韩明兴、刘学考察晚近词人对清真词“潜气内转”的接受,傅宇斌从《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抽绎出龙榆生的“意格”论,黄振新考析方苞“即境以抒指”的诗论等,或者提炼与发掘出新的理论范畴,或者对经典理论范畴作出新的解释,或者关注理论范畴与文学史发展的互动关系,均颇具新见。

四是对经典文本与作家的再阐释。如季品锋《古史辨〈静女〉公案的再审视》汲取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结合出土文物,对《诗经·静女》篇的疑难词语及第二、三章的叙事逻辑进行了重新的考订;王树森《杜甫与盛唐气象》重新论定杜甫营构“盛唐气象”的诗史地位,认为杜甫“吸吮着唐开国以来一个半世纪的盛世营养,深刻洞察持守儒家健康政治文化伦理对缔造盛世、维护盛世的关键基础性作用”,因而完成了陈子昂提出的诗史大任。其他如杨海龙论述历代集杜诗的“诗史”观,刘亮重探《诗归》的乐府诗学特征,张再林再考苏轼《水调歌头》的思想意蕴,曾肖探讨谢灵运的孤独意识和山水书写,董双从风物与时空的结构关系讨论欧阳修七古叙事诗的“情韵”生成,相明霏通过词法、句法、章法等入手揭示出杜牧诗风近于韩孟诗派的奇谲之处,这些文章都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对经典作家与作品的认识都做到了推陈出新。

五是文体会通的研究。如冯晓玉《宋代文赋作法三种析论——以文为赋、文以代赋和赋中有文》考察宋代文赋“以文为赋”的三种作法:“以文为赋”“文以代赋”“赋中有文”。梁晓颖《晋国赋诗言志之风与晋人用〈诗〉的独特风范——以〈左传〉为研究对象》重考《左传》中晋人用诗情况,认为晋人有特别高超的审美鉴赏能力。李建武《汉代诗歌孱入〈三国演义〉的作用》认为《三国演义》征引汉诗对于小说人物、情节、结构的展开以及艺术效果的呈现都有重要的辅助意义。宋学达《诗词本事的“泛化”与“自传体”解读的歧途》讨论诗词本事与作品的关系,认为在本事解读中有两种歧途,即本事的“泛化”与“自传体”的解读思路。其他如尹秋月认为李贽吸收文章学及绘画方面的理论评论戏曲,班云雷论述《远游》为游仙诗之萌芽状态,梁凤连讨论敦煌《月赋》的诗体特征,刘晓旭探讨宋人诗词中的刘禹锡形象,陈玉平综合考察唐宋文学中的伍子胥形象,李若熙注意到清末白话小说《跻春台》的拟剧表演性特征,杨志君关注明清小说对诗词的传播等文,皆从文体互通着手,对相关作家与作品的研究都有一种立体化的呈现。

六是经典文本的接受与传播研究。如项鸿强《诗题漂流记:沈约〈八咏〉诗题衍变与文学景观之关系》通过考察沈约《八咏》诗题文本流播变异的轨迹,证出《八咏》诗题的衍变与八咏楼文学景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符继成《南宋的崇苏风与周邦彦词的经典化》从文化气质、创作风格、形成机制几个角度出发,论述南宋崇苏风与周邦彦词经典化的密切关系。雷磊《论明代杜诗学中的学杜与变杜——以杨慎的张含诗歌批评为中心》以杨慎对张含诗歌的评点为切入口,深入探讨了明代杜诗学中的学杜与变杜问题。马茂军、叶彦彦《明清古文选本中的元白散文派》从明清选本收录元稹、白居易古文的情况入手,认为宋代以来存在对元白文风较为广泛的继承现象。王宏林《论〈唐诗别裁集〉对“小家”单篇经典的选评》认为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对“小家”单篇经典的选录体现了唐诗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们与“大家”经典共同构成了沈德潜所建构的经典体系。这一类的论文还有张翠爱讨论宋代词人对《庄子》适情思想的接受,胡健考察宋代类编杜集首列“纪行”诗的诗史意义,叶飞探析沈德潜对颜延之的品评定位等。

在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也有诸多值得称道之处。如戴伟华《中日文献互证的理路和方法——张志和止作〈渔歌〉一首考》提出中日文献互证的理路与方法,提出“初式”“复词”等概念,考订世传张志和《渔歌子》五首实际上仅“西塞山前”一首;踪凡《赋学文献方法论》根据赋学文献辑佚、校勘的实际经验,总结出书目搜寻、实地查阅,版本源流梳理、文献真伪鉴别、作者与年代考证五种具体的赋学文献整理方法;路成文《周邦彦丁母忧及〈友议帖〉〈祭王夫人文〉作年考》辩证旧说,考订周邦彦在教授庐州期间未曾丁母忧,“王夫人”为周邦彦结发之妻,而非续弦,且其卒年在丁母忧服满之后不久;薛泉《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考辨》考辨了明代文学权力“移于郎署”的现象,为宏观上考察、把握中晚明文学之发展、演化,提供一个别致的视角;张明强《吴农祥〈梧园词〉稿本的编定、特征与价值》发现浙江图书馆藏吴农祥《梧园词》稿本三卷,既可补《全清词》之所无,又可资考订明末清初事件和作家行实,管窥清初博鸿群体词学活动与京师词坛、江浙词风的关系;焦宝、付优、周翔等对清末民初女性报刊诗词、民国报刊词话、近现代词集评点文献的梳理与考辨展现了晚清民国韵文文献发掘的广阔空间。其他如任群对钱仪吉家庭成员和诗歌的辑考,邢云龙考论日藏本袁中道《新安集》,刘明哥考证《有真意斋词谱》,王新芳考述大名姜氏诗学家族,裔一考察《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的著作权,郑斌考辨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集唐诗》的作者等,对新文献的挖掘拓宽了我们对明清迄现代韵文史与学术史的新认识。

在文体的跨学科研究方面,本次会议也有较为丰硕的收获。

首先是文化史与制度史视野下的韵文学研究表现出宏阔的研究气象,如肖瑞峰《论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及生成原因》深入阐释了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及生成原因,启发我们创造性地阐释古典韵文中的哲学智慧、道德启示、审美经验等;丁淑梅《古代文学中的琴意书写与雅音私语》从琴乐中的歌与诗、琴艺中的公与私、琴事中的雅与俗层面,考察“鼓”琴的缘起与琴诗倚歌的衍流,从而重新审视文学书写中古琴技艺的在场性及其作为非遗的文化价值。冯小禄《制度、身份:李东阳的盟主之路与术》从政治史与心灵史出发,认为李东阳具有自觉而强烈的盟主“代兴”意识、宽博而有格调的文学观念和多样有效的文学联盟手段,突破了台阁的固有身份意识,建立了其文学盟主的地位。其他如李燕考察晋乐府鼓吹曲辞与晋室代魏建构合法政统的政治意图关系,张振谦从成都玉局观宫观官、药市、壁画造像等方面考察宋代道教宫观制度与文学艺术的关联,商宇琦抉发广西静江幕府与宋代诗风之关系,张相逢从点缀风雅、表达情谊、揄扬德义等方面揭示元代辞赋的社会交往功能,庞明启从广告、箴言与诗词交织的多重属性出发勾勒出古代镜铭的嬗变历程,李鹏从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角度考察张之洞《学堂歌》等,都提供了我们把握相关历史时期文学作品的新视野。

其次是诗史互证的方法用于经典作家的考察,得出了更为有力可信的结论。如刘培《牡丹梅花之地位升降与宋代政教精神的嬗变》从宋代牡丹、梅花书写的地位变迁反窥宋代政教精神的嬗变,彰显了皇权文化向士绅文化的转移。又如彭玉平《王国维〈颐和园词〉考论》立足于《颐和园词》的成稿过程,全面勘察了王国维、颐和园与《颐和园词》在文学、政治和历史上的深刻关系。其他如成玮从《西昆酬唱集》看钱惟演政治心态之转变,韦春喜探讨宋代史论体咏史诗与《春秋》学的关系,黄伟豪以黄庭坚两篇不明律赋与北宋科举及试赋的双向互证,李亚峰讨论晚清乙未丙申之际士大夫的办报活动与晚清文权的转移,邹丹娜考辨陈寅恪北京陶然亭诸诗以见陈寅恪“故国”情结与遗民情绪的差异等,多为精深新颖之论。

最后是文学与哲学、艺术的融通研究,也取得了较为可喜的研究成果。如武道房《王畿的哲学与诗学》考察王畿的哲学与诗学关系,认为王畿将理学与风雅合流,从而既区别于一般的“击壤体”,也区别于一般的文人诗;潘务正《感应说:钱澄之易学与诗学的会通》将钱澄之的易学和诗学相比较,认为钱澄之以“感应说”为理论基础,发展传统的诗学感物说以此纠正明清之际诗坛的弊端;刘锋焘《从昭陵博物馆藏“唐文皇小影”碑刻臆说文学与绘画艺术的互动交流》从昭陵博物馆藏“唐文皇小影”碑刻比勘文学史与绘画史中的唐太宗形象,以此印证文学与绘画艺术的双向互动;董希平《钧容直与宋词演唱》考证了宋代军乐钧容直的历史发展过程,并抉发其表演在构筑国家音乐形象的职能意义以及对宋词创作与表演风格的影响。其他如罗建新论明代萧云从对《天问》的图注,扩展了传统注疏学的范围;王楚从阮籍之啸入手,讨论文学与音乐、图像的艺术困境与互补理解;马君毅强调“琴操”的文体独立性,展示了古琴艺术与古典文学的血肉联系;崔淼讨论北宋道学家的赠僧诗以考见道学家的儒释精神会通;马涛讨论周易“几微”观与宋诗的物象书写关系;袁宪泼注意到明代复古派书画“游艺”的古典艺术精神与诗歌精神的相通;以上研究,皆从跨学科的路径出发,探讨了文学研究的多种可能性。

韵文学术史的研究在本次会议中虽非大头,但提交的论文仍展现了学术史研究的新高度。如孙克强《〈花间集〉在词学史上的影响和意义》考辨千年以来词学家对《花间词》的认识和评价,揭示了各代词学的风尚和各个词派的宗趣,勾勒出古典词学演进的思想历程;欧明俊《东坡词评价之反思》检讨东坡词评价中“合律”“可歌”“自是一家”“以诗为词”等自古论证较多的几个重要问题,意在重估苏轼在词史上的地位;张仲谋《再论明代词学的历史贡献》考察明代词学在清代以来被误解和批评的原因,并认为通过整体考察明人编纂词选、评点词集、编订词谱、明人序跋及散见词话等,对明代词学的成就应获得新的认识;沙先一《吴梅〈诗余选〉〈词选〉评议》通过比较吴梅《诗余选》《词选》与《词学通论》的关系,认为《词学通论》正是在吸收两部词选的观点上加以改进编撰的;陈水云《罗忼烈先生的学术理念与词学研究》细致全面地讨论了罗忼烈先生的学术理念与词学研究,并提出了“全人”研究的学术理念;张春晓《从东南诗学传承到传统文化普及——以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成书为例》以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成书过程为例,勾连了李瑞清—陈三立—胡小石、胡翔冬—沈祖棻的东南七绝诗学理路,揭示了东南学人文化传承与文学教化的使命感。其他如武君考察元代题名“诗学”相关著作的诗学史意义,冷浪涛对庞石帚清诗研究的讨论,许菊芳对胡小石、冯沅君学术交往的考证,杜运威讨论抗战时期诗词入史的理据与方法,程希对任中敏、唐圭璋交往信札的考释,程诚对宛敏灏《唐宋词选》油印本的阐释等文,均从不同层面拓展了我们对韵文学术史的认识。

当代韵文写作及发展趋势的研究与判断,是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思考的话题。赵义山《民族性、时代性和大众化——略论未来诗歌发展的方向》认为当代诗歌写作应走诗乐结合之路,在继承传统、融汇当下的基础上创造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大众化的“第四大诗体”,是当代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沈金浩《诗词写作的历史俯瞰与现代选择》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出发,认为古典风格是古代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真正可以代雄的,仍然是新体诗的写作;刘勇刚《叶嘉莹与中华诗教》讨论了叶嘉莹的诗词写作,认为叶嘉莹诗词旧风格中含新意境,她所提倡的弱德之美,是对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超越;张勇《细处见真章——王亚平〈说剑楼诗道〉古典诗词评论及其文学史意义说略》总结《诗刊》前主编王亚平先生的诗词批评特色,并探讨了对文学史进行个性化讲授的可能性。这类论文虽然不多,然而既有高屋建瓴的对当代韵文写作发展的审视,也有从个案出发挖掘现代诗词写作的新风貌,对于当代韵文写作均指出了“向上一路”。

域外中国韵文学研究日益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热点。本次会议涉及这一领域的三个方面:一是域外汉诗学的研究。如李杰玲《日本所藏苏轼和陶诗文献整理与研究》重点梳理了日本所藏苏轼和陶诗的18种版本及其对日本和陶诗创作的影响;何振《日本江户诗坛唐、明之诗的离与合》关注日本江户之代的唐、明诗之辨,讨论日本诗坛对唐、明诗的论争如何由时代论转向风格论,从而促进日本汉诗写作的本土化进程;巢彦婷《〈瀛奎律髓〉与朝鲜诗坛的宋诗风》注意到《瀛奎律髓》对于朝鲜诗坛而言并非限于诗法学习,而是更深刻影响海东江西诗派,对朝鲜诗坛的宋诗派起到了持续的指导作用。二是域外旧体诗词写作研究。辛文《日本汉诗人菅原道真的“雪月花”诗歌创作思想》从日本“雪月花”的汉诗创作传统讨论了日本平安时期菅原道真“雪月花”创作观念及儒道兼修的诗学思想底色;熊啸《袁枚性灵诗学与江户后期汉诗的本土化转向》考察袁枚性灵诗学对日本江户时期汉诗写作的审美流变和文学发展的影响;王兵《论新马华文旧体诗的文学归属》从中国视角、区域视角和全球视角出发将不同时期的新马汉诗创作进行细部归类,从而认为新马汉诗兼具中华性和本土化的真实样态。三是汉诗词在域外的传播。如沈家庄《略谈当代韵文在海外的传播——以文化义工经历举例》以自身的“文化义工”经历,介绍了当代韵文在加拿大的传播情况;马铁浩《行记的旅行——董越〈朝鲜赋〉在东亚传播的书籍史考察》以书籍史研究视角,考察明代使臣董越《朝鲜赋》在中、韩、日的“环流”现象,揭示其“以史为赋”的创作特征及与东亚各国学术、政治的互动关系。

古代韵文与江淮地域文化研究论文虽然不多,但也表现出了纵深化的研究特点。马大勇、王敏《近百年安徽词史论略》纵论近百年安徽词史,剖析了吕碧城作为“近三百年殿军”的词史意义,重点论述了自民国吕碧城、刘凤梧到当代网络词人潘乐乐等7个词人的创作成就;乔光辉《近世运河纪行组诗的文化特质解读——以汪元量〈湖州歌〉、文天祥〈指南后录〉、瞿佑〈乐全诗集〉、谢肇淛〈北河纪余〉为中心》深入考察元明两代运河组诗的写作,认为运河组诗具有南北文化之对话与圆融、近世文人的生命负荷、家国同构的意象特点,同时包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内核;曹辛华《论历代萧山渔浦诗词判定与补辑问题》通过判定“渔浦”的地名范畴与意象范畴,提出辑补萧山渔浦诗词的方法与路径;伏涛《乾隆三大家的“运河情结”及其文化意义》针对运河文化研究中的小说文献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截取乾隆三大家的运河诗歌写作,探讨乾隆诗坛运河诗的家国情怀与生命个性。

本次会议无疑是一场学术盛宴。从上面所举荦荦大者来看,每位参会学者都力图呈现他们的学术个性,他们的论题大都新颖,观点大都富有创见,视角和方法也都十分丰富,在学术讨论中也都十分认真热烈,体现了近年以来良好的学风与会风。因而,这次会议也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学术交流,期待学人们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