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鹤 张娣

(聊城大学，山东 聊城 252000)

一、 引言

隐喻属于语言比喻方法的一种，与明喻相比，隐喻的内涵更为含蓄且隐晦。 汉语读者与英语读者之间因为文化差异、意识形态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对同一事物的认知理解也存在较大偏差。 这种情况下，对英语隐喻的翻译难度明显增加。 如何在保证留有原文实际含义、减少翻译痕迹并保留原文原有意境的前提下展开翻译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认知语言学可称之为是一种语言的哲学，在其视角下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思维方式。 基于此，从认知语言学角度上构建英语隐喻翻译思路，对提高翻译质量，加强读者对含有隐喻的文本理解，获取跨文化信息知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对隐喻的内涵挖掘

对隐喻这种语言现象的探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古希腊时期的隐喻语言在诗歌、神话中较为多见。 思想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对隐喻进行系统研究的人物，其古典主义理念对后世的西方隐喻语言研究奠定了理念基础。 20 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隐喻现象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 目前来说，隐喻从“修辞学”研究深化到“认知手段”研究后，其基本类型可分为四种:并列隐喻、修饰隐喻、注释隐喻、复指隐喻。 从语义形式层面上来说，隐喻的一般形式为“A”代表“B”。 即通过言语修辞手法实现某一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 这种角度上可将隐喻称之为一种暗示性语言逻辑关系，具体可表现为语言、心理以及文化[1]。 从结构上来看，隐喻包含本体、喻体和喻底三部分。 我国汉语文化中许多成语、谚语、诗词、文章等都具有强烈的隐喻性，甚至可以说隐喻是汉语言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英语文学中“隐喻”这一手法的存在性也较强，这种“含而不露”的语言表达形式具备丰富的意象特征。 这种特征使其在文学领域内具备几乎不可替代的感染力渲染以及文学情感表现能力。 卡西尔对隐喻的理解较为深刻，在亚里士多德的解释“通过将属于另一个事物的名称，用于某一事物的构成，这种转换可以是从种到属，或者从属到种”的基础上，将隐喻划分为广义隐喻以及狭义隐喻，为不同文化的隐喻翻译提供了一种创新思路。 “隐喻的解读并非局限于修辞学，隐喻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由此可见，对隐喻的本质挖掘应从认知方面进行探究。 由语言学家莱考夫的学说可将隐喻认知划分为“喻源域”与“目标域”两方面，认知投射是隐喻的最直观表现方式，即利用二者之间的暗示实现人的直观感知与体验。 如“She is a woman with a stony heart”直译为“一个女人拥有一颗石头心”，暗喻这个女人冷酷无情、铁石心肠。 在西方英语文学中隐喻几乎无处不在，在进行翻译时必须要明确本体、喻体的关系，实现语言本质意义的跨语言传递，从而奠定语言思想情感基础[2]。

三、 认知语言学对英语隐喻翻译的影响与方法

在英语语言学的发展过程中，单词的意思也会因为诸多因素影响而产生变化。 在这种过程中隐喻这一方式便起到了较为重要的推进作用。 单词除了能够表达自身含义外也增加了其他的不同释义。 如“blue”这个单词除了能够表示为蓝色外，还能形容心情糟糕、烦躁的意思。 认知语言学下对英语隐喻的深入研究，对英语翻译工作提供了一系列有效方法。 尤其将英语隐喻翻译为汉语中的成语或俗语，已经成为使用最频繁的翻译方法。 例如在对“practice makes perfect”进行翻译时，就可将其译为“熟能生巧”，增加翻译效果。

(一)认知对等时的翻译

从认知角度来说，汉语与英语之间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 因为二者间存在对等认知，在部分翻译时可使用直译法进行翻译。 “to add oil to the flames”可译为火上浇油；“bitter smile”可译为苦笑等[3]。

(二)认知不对等时的翻译

相比于认知对等情况来说，认知不对等在汉、英两语中较为常见。 如“胆小如鼠”就翻译为“as timid as a hare”；“as quiet as a mouse”可翻译为成语“静如处子”。 认知不对等情况下的翻译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直接翻译法。 认知语言学角度上的语言可称之为“理性存在者进行现实世界与认知世界的融合产物”。 因此，语言的前提就是“认知”。英语隐喻表达形式在结构中存在多种类型，如“TIME IS MONEY”的结构隐喻主要是通过具体的认知域到抽象的认知域的映射情况。 进一步细化后，可分解为以下两种“Can you give me a few minutes”以及“You are wasting my time”[4]。 在汉语文化中，“时间就是金钱”的流行观念就可用“TIME IS MONEY”这个隐喻进行翻译。 除此之外，要将出发语的隐喻概念向目的语上作直接的移植。 部分翻译人员对直译法存在一定误解，认为这种翻译方法过于直白、简单。 但在实际应用中，直译法为保留英语的最初含义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直译兼意译法。 这种方法指的是不直接处理概念向目的语映射，主要是通过含义的解释、阐述使其他国家地区的人在接受词意时拥有更强的接受度。 比如，在对“鲁班门前弄大斧”这一俗语进行翻译时，可用“the master carpenter”首先介绍鲁班的含义，实现翻译的语境转化。 第三，换喻。 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语言”是理性存在者对客观世界的抽象解构后在意识中的整合。 语言既可以称之为客观世界的抽象体现，也是各理性存在者互相影响、作用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社会、民族文化对语音的影响较为深刻。 换言之，隐喻表达往往也代表着一个社会或民族文化的表达。 比如，在《红楼梦》中冯紫英说:“你是个刁钻古怪精灵，你是个神仙也不灵……”霍克思对这句话中的“刁钻古怪精灵”直接使用了“Mary Contrary”进行翻译[5]。 由此可见，二者在喻义上存在相似度。 但是在翻译时经常会遇到英、汉语言的喻义相同，但喻体却不甚相同的情况。 因此，翻译人员可利用目的语隐喻代替。 但是需要注意，为了保障认知相同度就需要加强西方文化背景的人接受源语言概念域的映射。 第四，意译法。 此方法主要是以出发语的隐喻概念映射角度出发进行语义翻译。 比如，在对汉语中不同的菜名进行翻译时就必须要利用意译法进行翻译，否则将很容易产生歧义或误解。 比如，“老婆饼”“夫妻肺片”等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菜名就必须要进行意译，掌握好英语特点后进行翻译。

四、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英语隐喻翻译思路

文章基于认知语言学，从英语隐喻角度上进行汉语读者与英语读者不同的语言表达习惯明确，从而采取相关的隐喻翻译思路。 实现出发语的转化，利用完成隐喻翻译的手段实现文化的跨区域交流。结合上述内容，以汉语读者与英语读者对事物认知异同的前提下制定三种翻译思路，即保留隐喻意象、转化隐喻意象以及舍弃隐喻意象，传达内在含义三种[6]。 当汉语读者与英语读者对同一事物具有相同认知结构时，则选择保留隐喻意象策略；英语读者与汉语读者对同一事物具备不同认知时，可采用转化隐喻意象；在部分情况下作者为了增加文章文采或内涵有意识地进行隐喻意象，且该类隐喻仅涵盖于英文读者的认知结构中时，则可以选择舍弃意象方式。

(一)保留隐喻意象

中西方民族虽然在文化、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因为人类这一物种的生理结构相同，因此在人类共有的身体部分认知层面上存在极大的相似性。 以此为基础，汉语读者与英语读者的认知对等隐喻表达方式屡见不鲜。 比如“我陷入麻烦了”在英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I am in trouble”，此种情况下汉语读者与英语读者能够将抽象的困难概念隐喻为“Trouble is a container”具体的容器概念，翻译时则可以保留这一意象。 另外，也有部分学者指出隐喻与文化存在直接性联系，比如“上下空间隐喻”方面无论是汉语读者与英语读者都认同“Goodness is up”。 如果译者选择全面舍弃原文意象，则必然会导致对西方民族特色的隐喻意象完全丧失，较不利于汉语读者跨文化获取信息。翻译时保留隐喻意象是一种信息的直观传达，不仅有利于保留英语语义的原本含义，且还能帮助读者实现跨文化的无障碍获取知识[7]。 以英语财经新闻报道为例，原文中作者将经济和金融市场隐喻成人类，即“Economy is a person”和“Financial market is a person”。 这类词汇经常与“人类”一词搭配使用，这种比喻属于一种实体隐喻。 该类手法应用在财经文本中能够加强术语的生动性与可读性。 因此，在对该句进行翻译时，应保留其原有一项，将“reeling from an unusual illness”“jolted awake to”翻译为“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疾病”“金融市场猛然意识到”。

(二)转化隐喻意象

因为民族文化、社会结构以及知识结构的差异性，使得中西方读者对同一件事物的认知可能存在不同。 甚至因为认知结构的差异，对同一事物的语言表达隐喻意象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 例如，在汉语文化中，“狗”具有消极的否定含义，在汉语口语中常常带有攻击性，如“狗仗人势”等。 但是在西方语境中，“狗”带有积极的肯定含义，如“lucky dogs”等[8]。 因为这种语言规范与文化差异性较为突出，译者如果选择整体留下隐喻意象，则必然会引起读者的理解障碍。 但是如果直接舍弃意象，则也不利于读者领悟原文内容。 因此，译者在对汉语进行翻译时应尽量找寻英语读者与汉语读者之间的认知共通点，从而实现隐喻意象的转化。 如果原文的隐喻意象难以实现对等转换或缺少相对应的词汇，译者也需要对原文的重要信息进行传递，结合汉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减少翻译痕迹。 除此之外，如果原文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文学性，译者就需要针对性添加注释，帮助读者理解。 如，英语“A soul's a sort of fifth wheel to a wagon”直译为“灵魂是马车的第五个轮子”。 从常识上来看，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但从具体的喻体内涵层面上来说，马车的“第五个轮子”是“多余的”。 因此，在进行翻译时需要对西方文化的喻体内涵进行意象转化，从而实现文化层面的转换便于读者理解。 再如，对“What vain weather cocks we are(呼啸山庄原文)”进行翻译时，汉语语境中“weather cocks”的理解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汇。 因此在进行隐喻意象的转化是可从文学语言层面进行翻译，“我们是多么傲慢、反复无常的人啊”，这种隐喻的转化更加符合汉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在对文学特性语句进行翻译时需要注重极多的因素，包括生活习惯、经济水平以及宗教等[9]。 比如，在对“A dock in public was usually an echo of his superior”进行翻译时，作者对“echo”的阐释为“回声”。

“回声”的翻译较为生硬，但如果舍弃了这一隐喻直接进行隐喻意象呈现，则必然会导致与原文喻义不符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进行意象转化，将其译为“应声虫”，不仅保留了作者意境，也能帮助读者理解。

(三)舍弃隐喻意象，传达内在含义

尤其是在文学创作、杂志刊物领域，许多作者为了增加文章内涵或文采，经常会使用脱离汉语读者认知结构的隐喻意象。 这种类型的隐喻意象通常是本民族、国家，甚至是作者个人的经验范畴内的产物[10]。 对此类意象不仅是汉语读者，包括部分英语读者常常也不知所云。 隐喻是信息的代指与折射，如果保留该类具有浓厚个人气息或主观气息的隐喻意象而不加区别，则汉语读者往往会难以理解。 因此，原文与译文之间如果存在难以跨越的文化隐喻或远超出汉语读者认知结构的隐喻译者可选择直接舍弃。 此情况中只需要对该类隐喻进行直接传达或引申义翻译即可。 “shrouded”原指“包以寿衣”，为了加强抽象事物的具体性与直观性，通常与抽象的“future”搭配。 在原文中作者强调世界局势受诸多因素影响变得动荡不安，如果选择保留此意象，则必然会导致汉语读者产生误解。 因此，译者可运用实体隐喻“Inflation is a person”表现这一术语。

五、 结语

综上所述，隐喻作为一种非正式的使用语言，常常被认为是一种作为修饰语的普通修饰手段。且因为不同地区、国家的读者文化差异以及阅读习惯的差异较为明显，使得英语隐喻的翻译难度较大。 文章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英语隐喻含义进行剖析，并针对性地提出翻译思路。 由此可见，英汉隐喻的翻译过程中尤其需要明确汉语英语读者的认知结构特点，从而明晰隐喻理解过程中的差异性与共通性。 译者在翻译时，应结合出发语以及目的语之间的认知对等程度灵活选择翻译方法。 随着全球文化的不断冲击与交融，汉英读者之间的认知结构将越发同化，隐喻的认知也将更加统一。 翻译人员需要紧跟时事，全面明确汉英读者的认知结构与阅读习惯，减少翻译痕迹，为读者跨文化获取信息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