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提高收入水平，前提是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则必须不断进行技术创新，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来生产，并进入附加值更高的新产业。通过将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从附加值较低的产业转移到附加值较高的产业，才能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这种发展机制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目前，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非常高，生产力水平也非常高，其产业处于世界前沿水平，使用的技术也是世界最顶尖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唯一动力源自自主发明的新技术和升级的新产业。但是支撑发明需要非常大的物资投入，并且风险也非常高，虽然一些发明成功后可获得高额回报，但大多数发明投入都没有任何产出。

正因如此，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个世纪，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平均每年仅为1%；19世纪中叶至今，人均GDP增长平均大约为2%左右。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里，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1.8%至2%左右。此外，美国的人口增长也较为迅速，每年增长约1%，因此总增长率约为3%左右。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样重要。由于人均收入低，代表着生产力水平低，并且所掌握的现有生产技术也不是最优的，所处的产业也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所谓的技术创新，也只是指比现在掌握的技术更好。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已经处于世界技术的最前沿，所以要技术创新就必须自行发明更好的技术。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存在差距，所以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成熟的技术，只要这些技术比我们现有的更好，就可以算作是一种技术创新。

产业升级也是如此。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处于全球附加值最高水平，因此它们必须进入到更高附加值的产业中。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以引进发达国家的成熟产业来完成产业升级。因此，我们常说发展中国家拥有后来者优势，就是指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并再创新的方式，来获得更小的创新成本和风险。

“二战”以后，一些经济体得到快速发展，例如东亚“四小龙”和日本。这些国家利用后来者优势，即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实现了每年7%或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并且持续了25年甚至更长时间。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仅为3%，人均GDP的增长率也只有2%左右。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7%，那么它的发展速度将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以上。在25年或30年的时间内，这个国家将大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9%，比发达国家的增速快三倍。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利用了后来者优势，并且将这种优势持续了40多年，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后来者优势呢？

其实，判断后来者优势的大小并不在于优势保持的时间，而在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中国起点非常低，最初人均GDP只有156美元，因此我们与美国的差距相当于德国在1940年代中期、日本在1950年代中期、韩国在1980年代中期与美国的差距水平。那么，我们看看这些发展得较好的国家当时的具体情况。

在1946年到1962年期间，德国年均GDP增长率达到了9.4%；在1956年到1972年期間，日本的年均增长率为9.6%；韩国虽然遭遇了1998年金融经济危机，但其在1985年到2001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了9%。考虑到经济增长包括人口增长和人均GDP增长两个因素，现在中国人口增长不高，因此我们可以参考人均GDP增长的情况。在1946年到1962年间，德国年均人口增长率为0.8%，而人均GDP增长率为8.6%；日本在1956年到1972年间年均人口增长率为1%，人均GDP增长率也为8.6%；韩国在1985年到2001年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0.9%，而人均GDP增长率达到了8.1%。

从与我们相似的发展阶段来看，这些后来者居上的国家人均GDP增长率都达到了8%以上。这说明我们也有实现这样高速增长的潜力，在2021年至2035年这段新征程上，中国应该也有8%的增长潜力。

与德国、日本、韩国相比，中国目前在新经济方面拥有优势，即在人工智能、互联网和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具有优势。新经济有一个重要特性，即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周期非常短，通常为12到18个月甚至更短。最近大家谈论的ChatGPT，短短三个月就更新了最新版本。而传统经济和技术的研发周期非常长，一般要花费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因此，短研发周期是新经济领域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因为研发周期很短，所需资本投入相对较少，烧钱的规模也不大。那么研发最终要依赖什么呢？要依赖人力资本。新经济研发需要高素质人才。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我们的资本积累时间少了两三百年，但我们的人力资本并没有明显劣势。人力资本包括人的先天聪明才智和后天受教育程度两部分。就受教育程度来说，从幼儿园到大学再到研究所，中国人与发达国家的人基本没有太大差距。再看人的先天聪明才智，上帝是公平的，各国天才在国民中的比重应该都差不多。我国人口众多，我们拥有的天才人数是发达国家的14倍。这就好比买彩票，每张彩票中奖的概率是相同的，但你手中的彩票数量越多，中奖的概率就越大。因此，在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新经济中，我们拥有更多的人才优势。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新技术、新产品投放市场后就可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优势。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新经济领域已经超越了日本、韩国和德国。而在独角兽的竞争中，基本就是中美两国在竞争谁的企业数量更多。

当然，与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相比，它们没有面临严峻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没有被美国卡脖子。但是，这些国家也没有中国这样的大国优势。尽管美国想限制我们的发展，但是大部分技术并不是美国独家拥有，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日本、韩国等国都有类似技术。美国能限制我们的都是高新技术，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研发经费的投入取决于市场盈利的高低。因此，如果它们失去中国这一庞大市场，就会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盈利，影响到研发投资，最终影响到生产力。

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它们并没有卡中国脖子的意愿。卡中国脖子，实际上是美国出于政治动机，想维持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他们不会主动参与制裁中国。华为是第一个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公司。如果高通一片芯片都不能卖给华为，华为会很难，而高通则可能会死。因此，企业是不愿意主动参与制裁中国。而如果美国企业都不愿意，那么德国企业、瑞士企业和欧洲企业又怎么会愿意呢？美国希望所有发达国家组成一个联盟来遏制中国发展。美国企业可能不得不听从美国政府的政策，但是其他国家如果执行美国政策，那必定导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其他国家的企业不会用自己的性命来为美国保持世界霸权。因此，德国总理、法国总统以及欧盟主席来到中国说，不可能跟中国脱钩。

我们有传统产业的经验和优势，并且拥有新兴产业带来的新机遇和优势，所以我们可以举全国之力来应对可能的卡脖子挑战。因此，在2035年之前，我们的经济增长还有8%的潜力，这是平衡各种情况后的评估。

从技术供给侧来看，我们具备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但我们也需要关注需求侧，动员资源来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实现双碳目标、缩小地区差距和绿色发展是我们必须达成的目标。但是到2035年之前，我们有望达到8%的增长潜力，实现5%-6%的经济增长完全可行。用同样的方法分析，到2050年，我们应该有6%的增长潜力，可以实现3%-4%的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