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宇航 叶原

自太和十八年（494）北魏迁都洛阳后，北方社会在各方面都受到了南朝的影响。就佛教而言，主要表现为以建康（今南京）、会稽为中心，依附玄学发展而来的义理之学取代了稍早前北方流行的禅修传统。然而，从北魏洛阳时期的佛教造像来看，南朝义理新风的影响虽大，但这种影响在北方各阶层中的接受情况依然存在差异。在谈及南朝义理新风对北方佛教造像影响时，以往学者多提到按照玄学名士形象塑造的秀骨清像样式的佛教造像。其典型特征为，造像穿着玄学名士带悬裳座下摆的褒衣大袖服饰，体态轻盈瘦削，衣褶动态感十足。

事实上，除秀骨清像样式外，北魏洛阳时期还有很多维摩诘题材的佛教造像，这种造像也与义理新风的传入有关，不过学界对此关注较少。

维摩诘题材佛教造像为南朝顾恺之所创，且被陆探微、张僧繇等名手所仿效，在彼时颇为流行。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当时只有《维摩诘经》传入中国，无造像仪轨或粉本传入，这无形中为本土信众提供了不依常例、自由创作的空间。其次，南朝佛教义理之学重思辨而轻禅修。按《维摩诘经》中的描述，维摩诘为修习大乘菩萨戒的在家居士，虽不出家，也不重戒律，但在佛教义理的修为上却鲜有可媲美者，这恰与义理之学的主张相符合。最后，《维摩诘经》强调“心性”的觉悟和不依靠外力的“唯心净土”思想，这又与玄学“有无之辨”主旨相似，故南朝对开凿维摩诘题材佛教造像有相当大的需求。

再来看北魏迁都洛阳后北方的阶级构成。统治阶层大致以汉人士族为主。除此之外，还包括鲜卑族皇室和部分鲜卑贵族等崇尚汉族文化的群体。这个阶层以儒学见长，同时信仰佛教。市民阶层以汉人庶族为主，还包括保持着武勇作风的部分鲜卑贵族。4 世纪初，市民阶层由于长期受北方“胡风”浸染，其中的鲜卑贵族汉化程度远不及汉人士族，文化水平亦与汉人士族相差甚远。就佛教造像而言，秀骨清像样式佛教造像与维摩诘题材佛教造像在统治阶层与市民阶层中的接受情况区别也很大。

一、北魏洛阳时期秀骨清像样式与维摩诘题材接受情况

北魏在洛陽及周边地区兴建的造像众多，本文仅选取洛阳古阳洞与宾阳洞作为考察范本进行研究。古阳洞主要向民间开放，不过也有贵族在此造像，且有北魏在洛阳地区开凿的年代最早的造像，之后也一直保持着较为活跃的造像活动。宾阳洞是为北魏皇室成员开凿的规模最大、装饰最豪华的石窟造像，颇能反映出这一时期统治阶层对佛教的信仰程度。若按照阶层划分，古阳洞第二层左壁、右壁、正壁造像与宾阳洞造像的开凿者皆为统治阶层。古阳洞其余造像则大多由普通百姓或尚未完全汉化的鲜卑贵族所开凿。

从样式来看，古阳洞第二层被断代为迁都洛阳初期开凿的龛窟。石窟仍保留有北魏在汉化改革前的特征，无论是哪一阶层所开凿，都呈现出造型浑圆、身着域外通肩或偏袒右肩服饰的秀骨清像样式。从造像题材来看，维摩诘题材佛教造像主要见于宾阳中洞与古阳洞正壁、第二层左右壁等由统治阶层开凿的造像中。那么，同为南朝义理新风影响下的产物，为何秀骨清像样式的佛教造像能被各阶层所接受，而维摩诘题材的佛教造像则主要由统治阶层所开凿呢？原因可能在于造像题材与佛教思想息息相关。相较于造像样式，题材与信仰对造像者的影响更深。对北魏信众而言，维摩诘题材中强调的“唯心净土”思想与其原先秉承的禅修传统在宗教实践方式上相冲突，因而市民阶层接受这一题材时颇有难度。这一时期，统治阶层与市民阶层各执义理。不过，在北魏覆亡后，义理新风与禅修传统在造像中实现了融合。

二、北魏覆亡后秀骨清像佛教造像的式微与维摩诘佛教造像的兴起

北魏汉化改革的影响集中在都城洛阳附近。在远离都城的边远地区，“胡文化”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在北魏政权倾覆后，汉化改革也随之戛然而止，原境内又重新出现胡化潮流。在佛教造像领域，胡化潮流主要表现为秀骨清像样式被体态丰庾、穿着域外服饰的新样式所取代。尽管北魏覆亡后， 造像样式发生了由汉式转向域外的变化，但在题材方面，维摩诘题材却并未因胡化潮流所带来的影响而式微。北周、北齐维摩诘佛教造像体态健硕、丰满，虽然不再有秀骨清像样式的典型特征，但仍穿着汉式服饰。此外，彼时维摩诘佛教造像较之北魏在洛阳地区时的数量有所增加，且成为佛传故事、法华经变、涅槃经变、“佛说法图”、“释迦多宝说法图”的一部分。

那么，为何与义理关联相对松散的秀骨清像式佛教造像在北魏覆亡后迅速淡出，而与义理关联更紧密的维摩诘佛教造像却随之兴起，甚至突破原先的阶层藩篱，频频出现在不谙佛教义理的市民阶层所龛凿的造像中呢？笔者认为，这主要与胡化潮流的成因有关。胡化潮流的兴起是因代表汉化的政治势力被清除后，原先受压抑的、认同胡文化的群体重新把持了北方政治权柄。相比于有明确目标与具体实施措施的汉化改革而言，无论是北周还是北齐，胡化潮流均不被官方所推行，而是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风气。

就佛教造像而言，秀骨清像样式在北魏佛教造像中的迅速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官方服饰改革的影响。正因如此，秀骨清像样式虽能凭借官方的支持而风行一时，但却由于缺乏佛教仪轨、经籍方面的根基而无法被北魏佛教信众真正接受。一旦政权发生更迭，原先只为体现官方意志的秀骨清像样式便没有了优势，转而被符合佛教仪轨、经籍且拥有信众基础的域外样式所取代。相比之下，维摩诘造像题材中反映的“唯心净土”思想虽与稍早时期北魏盛行的禅修传统有所冲突，但至少其是依据《维摩诘经》而作，并非信众脱离佛教经籍的虚构。

因此，即便在传入之初，维摩诘题材与禅修存在冲突，但在士族阶层的推广下，其也更容易在之后的北齐、北周社会，尤其是市民阶层中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三、结语

6 世纪上半叶，秀骨清像样式佛教造像在北方社会由盛转衰，同时维摩诘题材佛教造像却由衰转盛。两者截然相反的际遇，一方面说明这一时期佛教信众较为关注造像样式、题材背后是否有仪轨，或是否有经籍支撑。另一方面说明信众对仪轨、经籍的遵从并不严格，而是拥有相对自由选择、表现的余地。正是得益于信众与佛教仪轨、经籍间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主要源自域外佛教的禅修传统才能逐渐与从本土玄学衍生而来的义理新风相融合，最终促使佛教为本土带来新文化的同时，又深刻地植根于中国社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一般项目“6 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地区佛像民俗化研究”，项目批准号：20BZJ014；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朝佛教造像中的儒、佛文化互动研究”，批准号：2018QNYS6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SWU1709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