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古便有探月情结，数千年来，从未停止对月亮的探索与研究。古人对月球及其运行规律的研究总结促进了历法的形成，有关月球的研究理论也深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甚至思想领域之中。

自古至今，“上九天揽月”一直是中国人探求隐秘世界中未知事物的永恒主题。作为绕行地球的卫星，月亮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演变历程中，因承载的独特文化内涵和阴阳交叠的互生规律而被人类竞相探索与歌颂。无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触景生情写下的“月有阴晴圆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是《金史·天文志》所记载的“月忽失行而南，顷之复故”，均体现出中国古人的恋月情结和探月心境。

月相形成与阴阳互根论

中国古代典籍中与月亮有关的文字记录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言：“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帝俊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上古天帝，其妻子常羲则是一位专门研究月相变化规律的天文学家。因为执迷于分析月球现象，她在给自己的12个孩子起名时均将“月”字作为主题融入其中，合称“月十二”。由此可见，两千多年前，古人已开始研究月亮，且已具备以月亮为载体开展文学创作的文化自觉。

然而，与四季交替、昼夜轮转一样，月亮也有圆缺盈亏，从而形成阴阳两极。阴阳两极作为道家哲学中的思想内核，与对立统一、虚实动静、天地两界思想联结共生，深度融进人类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之中。

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即汉武帝时期的数学专著《周髀算经》就曾对月亮的变化轨迹作过系统论述，认为月亮是阴之精，譬犹水光，“月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明尽”。这段文字可视为对月亮阴阳变化的生动诠释。书中还言：“月禀日光而成形兆，故云日兆月也。月光乃出，故成明月。”可见，那时的古人已认识到月亮本身不发光，月光是太阳光的反射所形成的。

西汉学者京房在对月体变化规律进行研究后认为，“先师以为日似弹丸，月似镜体；或以为月亦似弹丸，日照处则明，不照处则暗”（《尔雅注疏》引）。这种阴晴圆缺的互生方式被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定义为“向日禀光”。也就是说，月亮阴晴圆缺是太阳所为，从而形成周期性月相。

当这种共融共生的逻辑范式延伸至人类命理体系中，便成为阴阳哲学的重要来源。古人认为，太阳与白昼相依，月亮同黑夜共存，月亮占据阴阳太极理论中的阴极，因而被称为“太阴”。在月相太极两仪图中，当月亮运行至太阳和地球之间时，月体便处于黑暗之中；当地球位于日月之间，月体便通体圆满，光亮如虹。这种两极分化的演变形态蕴含着极刚与极柔、纯阳与纯阴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并与乾坤卦象合为互动机制，颇受道家推崇。

正是由于乾坤相交，阴阳互根论还成为中医推断人体气血的学理依据。古人深信，日月行于天地之外，实则是乾坤运转之理。人体的气血以阴领阳，以阳载阴，阴阳互变，从而产生雌雄两性和正负两端，这与月亮的圆缺满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古人一直将太极八卦和月亮两仪图融合在一起，作为修身正己、内外互鉴的人生法则，以期找到阴阳平衡的最佳临界点，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世界里最终实现自我共情。

盈亏朔望与历法演变机理

月亮的盈亏变化又被称为朔望共生。盈则满，亏则虚，因此，满月之日便是望月，阴亏之时则为朔月。《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东晋方士王嘉《拾遗记》言：“夜则映星望月，暗则缕麻蒿以自照。”数千年来，月亮的盈亏成因不仅是人类探究阴阳交互的学理支撑，也在历法构建、年岁推演中固化成一套思想体系，烛照后人在天文探究领域开拓更为广阔的科学视野。

我们熟知的阴历纪年便是中国古人在深入研究月亮变化规律后对时间推移作出的发明创造，它是以月球的月相周期为参照、以朔望月作为历月基础形成的一种历法。古人在探究月亮朔望周期的过程中发现，一月约等于29.53日，一年有12月，相当于354.36日。朔出现在月初，望始见于月中，朔望交合并与太阳和地球交替叠加，最终成为历法中的阴阳之气。

除朔望之外，古人还根据月亮的外在表现，相继为不同时间角度的月亮命名，如峨眉月、弦月、残月、凸月等，由此也衍生出许多传诵千古的诗词名句：张继的《枫桥夜泊》，便是以上弦月为主体，用“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来抒发内心的愁苦思绪；李白则在《静夜思》里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来寄托思乡之情。这些都是唐代诗人对月亮形态的直观描述，独具匠心，韵味悠长。

《易经·系辞》云：“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说文解字》亦云：“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日月的有序聚合，把时间分割成月周和岁周，并实现互相协调，这在东汉《四分历》中早有记载。而望朔月的轮换，不仅是阴历形成的基础，还将闰月确定出来，在古今历法中一枝独秀。如《汉书·律历志》记载：“朔不得中，是为闰月。”大意是说，朔望月中没有中气，而这种没有中气的现象指的恰是闰月。

闰月的产生主要归于朔望月周期与日长之间的关系。古代天文学家根据实际观测和计算发现，一个回归年为365.25天，而一个阴历年是354.36天。为解决两者之间存在的时长偏差，古人便以闰月的方式进行调整，将多出的时间计入另一个月份，即闰月之年有13个朔望月，年轮也因此可以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阴历的形成不仅让年岁有始有终，还通过时间的增减变化将五行运作的体制与机制融合在一起，同时辅以天干地支纪年的方式，以此推算阴阳变化的状态。如《易经》和卜辞中常用的六十甲子，即为古人在阴阳思維基础上演化形成的符号化系统。老子《道德经》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客观上看，也是借用月相中盈亏朔望的叙事方式和阴历法则里的循环逻辑，使得天人合一，并且达到浑然一体。

月食成因与古代礼学塑造

提及月亮，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便是月食。这种独特的天文现象可解释为月球运行至地球的阴影部分后，因月球和地球之间的太阳光被地球影子遮蔽所致。

根据《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研究和应用》给出的判定，夏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关于月食出现的相关记载。如商武丁时期一根卜骨的刻辞上写有“旬壬申夕，月有食”的文字。《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将月食的產生表述为“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易经》里所说的“天玄地黄”亦是月食。由上可知，月食现象在中国古代较为常见，并在各类典籍中均有记载。

对于月食的成因，张衡在《灵宪》中有过详细记述：“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暗虚。在星星微，月过则食。”（《日知录》引）北宋博物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还以月亮影像变化的幅度分别从初月、弦月和满月等角度对月食作出解读，为月食类型的划分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外，南朝数学家祖冲之从定量计算的角度，首次提出“交月点”的概念，并推算出其他行星的运行轨道和运行周期，对精准预测月食的出现具有指导意义。

古人认为，月食的出现是一种不祥之兆，代表着邪气的产生和恶毒的侵蚀。月食形成后，正气弱，邪气旺，怨气盛，戾气强，故称为“血月”。唐卢仝《月蚀诗》云：“传闻古老说，蚀月虾蟆精。”大意指月食是由蛤蟆精吞食月亮所致。与这一观点类似，民间还有“天狗吞月”的说法。此外，《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还将月食现象同地震、水患等自然灾害联系起来，采用隐喻的表现手法，暗指统治阶级荒淫无度和慵懒怠政的行为是导致月食形成的主因。

有鉴于此，古人在遇到月食后，通常会采用祭祀方式祈福，以期通过心理感应来获得某种自我救赎。《周礼》中说：“救日月，则诏王鼓。”使用敲锣打鼓的方式驱赶吃掉月亮的怪兽是周朝王室普遍信奉的通用法则。宋代李昉等人编纂的类书《太平御览》中也记载：“月蚀，后自提鼓阶前，把槌击鼓者三，中良人、诸御者、宫人皆击杵救之。月已蚀，后乃入斋，服缟素，三日不从乐，以应其祥。”月食出现时，教坊司的官伎纷纷奏鸣鼓乐，而且应验之后身着丧服，以示诚敬。可见，古人在面对月食时，多以击鼓的形式化解凶险。

回望历史，中国古人的探月历程不但久远绵长，而且成果丰硕。古人以月球为研究对象，既有对月亮本身变化现状的实际观测，也有与之相关的生活运用和哲学延伸，特别是在指导生产实践、解决农事问题上一度发挥过重要作用。同时，古人在探月过程中，将肉眼所见与内心所感联系起来，极尽想象之能事，创作出众多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和历史典故，诸如嫦娥奔月、玉兔捣月、吴刚伐桂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当月文化与现代文明发生碰撞，以科技融合助力的探月工程便成为人类追星逐月的恒久夙愿。

刘中才，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