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瑛子　徐增文

〔摘要〕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中国式现代化既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本质要求，又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化实践。中国式现代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而发展、丰富和拓展，开辟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的中国叙事。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认知经过总结、拓展和升华，从道路的创造凝练为理论的建构。内生于中国而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极大地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理论图景，在发展路径、方式、策略等方面为世界历史的进步作出了中国贡献。

〔关键词〕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23）04-0016-06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國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行长期探索实践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既蕴含丰富的中国特色、本质属性和重大理论原则，又续写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篇章。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只有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世界历史的宏大视野中，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现代化规律和不同国家发展路径中去审视，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实践经验和世界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开辟马克思世界历史的中国叙事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描述了各民族走向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的历史趋向，揭示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人类各民族国家的独特发展路径，最终指向从民族区域历史走向全人类的共产主义总趋势，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理论来源，并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得到丰富和发展。在此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回应了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关切，贡献了正确处理资本的中国智慧，在世界历史大变局的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回应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中国道路

东方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开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发轫于19 世纪50 年代，在当时欧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相对稳定，欧洲革命转入低潮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开始把研究重点转向东方社会，探索东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他在给俄国女活动家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俄国社会具有特殊历史环境，不能将西欧的现代化模式简单地应用到俄国，“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所有的民族注定要走向世界历史和实现现代化转型，但自然环境因素、生产力继承程度和历史文化传统赋予各个民族国家客观的现实条件，实现现代化具有多种可能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将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中的可行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经历长期探索实践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和取得的重大历史性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不懈探索。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大工业将世界范围内的国家联系起来，未开化的东方国家成为原材料来源地，或是工业品倾销地，“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2〕。中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动卷入世界历史的，但这一进程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特殊国情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了本质联系，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诉求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首先经历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这场历史性的革命实践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手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再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

（二）贡献资本规制的中国智慧

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由此决定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临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从总体发展趋势看，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资本在创造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却日益显示出其弊端。以市场经济为基本经济制度、以自由理性为内驱动力、以个人主义为价值追求的西方现代性，带来了理性主义的泛化、工具理性的滥觞，导致了资源、环境和生态危机。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现代性的本质范畴，资本本身包含着进步、对立和冲突，要享受现代性的红利，就必须建构新的现代性，正确地利用、限制和驾驭资本。

我们党对于资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历史评价为尺度，经历了从批判到建构的转变。19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出场。新中国成立后，党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限制、消灭资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避“资”不谈，以“资金”“资产”等代替使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要科学地对待资本主义，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特别是将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这样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此后，随着党对资本认识的不断深化，各类资本在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第二，以价值评价为尺度，经历了从物的增值到人的主体地位彰显的转变。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具有对外扩张、无限增值的属性，其价值主体是资本逻辑的自我展开。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运作将服务于特定阶级的主体，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决定了价值主体是整体意义上的人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在最大限度发挥资本优势的同时，抑制其对人的负面影响，始终确保发展的落脚点是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三，以社会发展进步为尺度，认识上经历了从现象到本质的转变。“资本是生产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生产关系）。”〔3〕从生产力发展的维度看，资本具有价值增值的一般属性，能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进步。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鼓励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多种资本形态发展壮大，可推动我国自主创新、产业技术升级，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从生产关系的维度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使得资本呈现出特殊的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全要素全领域提高社会生产力，也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实现两重维度的协调发展。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 当今时代，国内国际已经成为紧密联系的共同体，超越了历史文化、地域边界及市场空间范畴，世界格局、秩序及文化正面临深层次演变，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亟待变革。全球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应该立足于总体性的世界历史性的视域来分析和解决，既要将其置于世界历史的全球化历程之中，又要对这一进程进行批判性反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在这种既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又回应现时代的世界关切之中应运而生。

我们党坚持胸怀天下，以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视角寻求人類共同体的世界关切，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画好世界发展的同心圆，为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贡献了中国智慧。其一，不断丰富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先后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共同体”等概念，从区域内、国家之间再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体，涵盖了政治、经济、安全、文明、生态、网络空间等各个领域，不仅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命运共同体，还大力倡导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其二，践行正确的义利观。“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5〕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义利观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和伦理准则，“义”是利他，“利”是为己，义利则是两者相互作用的关系，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等观念成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行为规范，并最终沉淀为富有中华文化底蕴的外交理念。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6〕“大道”即为“天道”“正道”，是世界历史大势。尊崇“正道”的外交性质，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奉行“人道”外交、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是始终“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履行负责任大国的义务。其三，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全球化时代的治理难题源于各国利益、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差异性带来的不确定性，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提供诸多建构性方案。

二、中国式现代化从道路创造到理论建构

中国共产党自一成立，就不仅致力于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而且不断探索通往民族复兴的现代化道路。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就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伟大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随着实践的推进和认识的深化，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逐步从“工业化”向包括工业、农业、科学和国防事业在内的“四个现代化”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各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极大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党的二十大报告则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把我们党关于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一）中国式现代化包含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集中的阐述，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五个特征和九个要求。首先，这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根本政治保证。与西方政党制度下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使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引领时代潮流。历史发展证明，中国共产党正因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组织、动员、凝聚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得以在革命战争年代应对复杂艰苦环境并发展壮大，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和平建设年代应对复杂多变国际环境、接续完成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协调并进，以此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次，五个特征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人口数量兼具规模和质量，十四亿多人口的数量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必将给世界经济提供更强大动力；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并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物质文明的单向度发展，而是物质与精神齐头并进，既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加以时代化，又要从世界先进文明中汲取智慧加以中国化，克服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缺陷与局限性，成功规避“发展陷阱”；我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极力避免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并举的新路，保护“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类家园；走和平发展道路表明我国始终恪守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交往准则，以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又在世界和平之中谋求更高质量发展，形成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再次，“九个坚持”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其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晰了社会主义性质和领导力量；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了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为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布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价值走向，即开辟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人类文明。

（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

首先，绘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借鉴别国经验特别是苏联经验和把握中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国式的现代化”为更高阶段的目标牵引，党又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并随着对我国国情和发展战略认识的深化，党不断将“三步走”战略具体化。新时代以来，党带领全国人民历史性地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勾画出“三步走”战略的“升级版”，目前正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其次，“五年规划”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描绘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脉络，既有阶段性目标，又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全景。从“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以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为目标，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从“六五”计划到“十五”计划，以推进经济社会协调有序发展为目标，我国的规划治理进入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指引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并以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为起点，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从“十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计划，我国开始了从整体发展推动国家全面均衡的现代化建设阶段，现代化发展目标从围绕工业化和农业化为主的“四个现代化”拓展到关注民生领域，朝着信息化、智能化和生态化拓展，在时间维度上循序渐进，依据国家长远利益和现实诉求，经历了从无到有、由低水平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再次，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具有一系列的显著优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明确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职能分工，逐步构建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形成了包括重大项目、约束指标和年度计划在内的确保发展规划平稳实施的有效机制，将设计蓝图掷地有声地落实到行动实践中。

（三）中国式现代化蕴含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论。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分析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无法克服的弊病，指明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世界历史指明了发展方向。“只有按照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7〕马克思否定了“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8〕，而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明确限定在西欧国家，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从世界历史中走出，以不断中国化时代化赋予世界现代化新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既是举旗定向的鲜明旗帜，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了社会基本矛盾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指出，新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生产力未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是可以出现的，而且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一旦出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自身也有一个不断改革和发展的过程〔9〕。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改革过程中暴露出的矛盾问题，习近平始终强调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将社会基本矛盾作为整体来把握和观察，“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10〕。

三、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世界现代化理论图景

世界现代化理论形成了三次研究高潮：第一次高潮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美国科学家相继开展现代化研究，经典现代化理论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第二次高潮形成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發达国家完成经典现代化进入“后现代化”，以“后”冠名的各种学术思潮在美欧国家广泛传播，后现代化理论即是对这些思潮的简单概括；第三次浪潮形成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化研究孕育出许多新思想，如生态现代化理论、再现代化理论和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等。中国式现代化虽然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晚，但我们充分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短短几十年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式现代化毫无疑问包含了各个国家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并对当今世界开创现代化模式新图景、重塑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具有示范性引领性意义。

（一）发展规律性与民族国家性相统一的道路贡献

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阐述了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现代化过程的特点、规律和状态，是关于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理论，经典现代化理论所论述的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但其本质是西方模式向全球拓展。

现代化发展兼具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各国国情的特色。就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表现为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等为衡量指标。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发展两大奇迹，并且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打破了现代化就等于西化的思维定势。各民族国家要依据本国文化传统和资源禀赋条件，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不同于西方建立在暴力掠夺基础上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坚持共建共享、合作共赢，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的智慧贡献

依附理论是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和补充。依附理论认为后发国家能够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借助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利用巨大的消费市场，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自身的发展，因而被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尽管依附理论否认了发达国家的“标榜”和“示范”作用，但其局限性在于过度强调国家外部因素，而忽视了国家内部现代化的因素，部分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市场、技术和资金，不得不让渡部分主权，从而模糊了国家政权的基础问题。

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要求依靠自身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其一，民族独立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11〕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拥有了经济文化上的独立权，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之路。其二，坚持自力更生进行现代化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一度遭到西方国家的围堵、遏制和打压，加之中苏关系紧张，中国开启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之路，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将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其三，坚持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相统一的现代化建设方法原则。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是中国的立足点，既要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也要依靠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发展目标，坚决抵制腐朽思想，维护国家经济、政治和主权安全。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深入参与全球化进程，又不趋同于世界，兼具道路选择的自主性与国家发展的自主性。

（三）坚持“并联式”发展的范式贡献

从发展次序看，现代化作为一种接续发展的世界现象，依范式变迁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指工业革命之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生转变的时期，工业化、专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第二阶段是指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转型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现代化发展从体力型转向智力型、从自然型转向经济型。通过工业化驱动其他领域的现代化是大部分国家的路径选择，面对多重任务叠加，后发国家既要规避重大风险，也要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赶超战略。

中国式现代化在“时空压缩”的背景下，充分发挥“并联”优势，接续实现了各领域的融合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走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几百年才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世界现代化史上的奇迹。西方国家“串联式”的现代化可以在200多年时间里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依次发展，各项发展任务的界限相对分明而又相互衔接，而中国“并联式”的现代化则面临“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叠加的任务，唯有采取赶超型战略才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其风险和挑战是西方国家现代化所不能比拟的。

首先，实现不同领域融合发展。利用后发优势深度融合各产业体系，既提升传统产业，又抓住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其次，重点任务与其他任务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以高效能的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将人视为现代化的最终目的而非手段，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种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再次，防范化解各类问题叠加的重大风险。对于地域广茂、发展不平衡的中国而言，容易积累结构性矛盾，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构建建设格局。中国式现代化的“并联式”特征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具有相似性，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后发赶超提供了借鉴。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3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6.

〔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N〕.人民日报，2022-05-01（ 01）.

〔5〕林可行.论语·大学·中庸〔M〕.陈晓芬，徐儒宗，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281.

〔6〕曾 参.礼记〔M〕.胡平生，张 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41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66.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4：27.

〔9〕习近平.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7（01）：1-7.

〔10〕习近平.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 〔N〕.人民日报，2013-12-05（01）.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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