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艳,程 雁,王圆媛,杨 春

(江苏省卫生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卫生健康委计划生育药具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江苏省生育力保护与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36)

婴幼儿托育服务直接影响其早期发展能力、生育率水平、父母社会参与度,也是破解人口少子老龄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前提,对婴幼儿照护服务事业的发展起着根本性保障作用[1-2]。作为最重要的三孩配套举措之一,对政策的落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4]。2020年2月,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社区服务体系[5]。新时代背景下,发展家庭满意的托育服务,使广大家庭有更多的获得感,必须了解群众的真实需求,以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才能实现托育服务的有效供给[6-7]。本研究在三孩政策的实施背景下,为了解群众的托育需求,从江苏省0～36月龄婴幼儿家庭的视角出发,以社区为依托了解家庭对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和影响因素,并对当前托育服务的供需矛盾成因进行分析,旨在为政府部门制定适合江苏省情的托育服务政策、促进托育服务事业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江苏省人口学会、江苏省计划生育协会成立项目组,通过江苏省计划生育协会三级网络系统,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方法于2021年5—9月在江苏省13个市乡镇(街道)开展项目调研,抽取符合条件的0～36月龄婴幼儿家长集中到乡镇/街道,由当地计划生育协会技术服务人员对各项目点婴幼儿照护人进行问卷调查。

1.2 方法

项目组前期对已有相关量表(《婴幼儿学习环境评量表(第三版)》)及问卷表述系统梳理,由专家对拟定量表做出评价并提出修改建议,在预调查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设计制作江苏省0～36月龄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问卷[8-9],内容涉及基本人口学及家庭社会经济水平、托育现状、托育需求、托育需求类型、对托育机构的要求、需求品质和对政府作用的期待等。

1.3 统计学处理

2 结 果

2.1 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3 106份,回收3 106份,其中有效问卷3 053份,有效率为98.3%。3 053组调查对象中母亲2 497例(81.8%),年龄17～49岁,平均(30.61±4.03)岁;父亲566例(18.2%),年龄20～59岁,平均(31.92±4.61)岁。地区分布上,市辖区1 067例(34.9%),县城地区951例(31.1%),乡镇及农村地区1 035例(33.9%)。家庭类型分布上,主要为主干家庭(祖辈、父母和婴幼儿)和核心家庭(父母和婴幼儿),分别为1 569例(51.4%)和1 434例(47.0%);父亲、母亲工作所在地大部分为户籍所在县(市、区),分别占为77.5%和87.3%。父亲、母亲的文化程度以本科学历为主(40.9%、46.1%),其次为大专(29.8%、29.3%)、高中或中专(17.9%、14.1%)、初中及以下(7.4%、7.6%)和硕士及以上(4.0%、2.8%);家庭平均月收入占前3档的依次为6 000～9 000、3 000～6 000和9 000～12 000元,分别占22.6%、20.0%和19.8%。

在调查的家庭中,0～36月龄婴幼儿的最主要照护人为母亲(57.5%),其次为祖辈(36.4%),而父亲只有2.7%。一孩家庭为1 815例(59.4%),二孩家庭1 154例(37.8%),三孩家庭84例(2.8%),调查家庭中男、女孩性别比例分别为53.9%、46.1%。本次调查0～36月龄婴幼儿的月龄占比最多的为30～36个月(41.6%)。

2.2 托育服务需求

3 053组婴幼儿家庭中有托育服务需求的为1 893组(62.0%),其中刚性需求为14.6%,隐性需求为47.4%,无需求的为1 160组(38.0%)。

超过60%的父母认为,最主要的养育困境是“经济负担”及“没有时间”。时间上,呈现随着月龄增加,托育需求呈现上升的趋势。位置上更倾向于小区内或社区周边,费用集中在<1 000元/月(44.6%)和1 000～2 000元/月(36.5%)。倾向选择日间托育(早送晚接,63.8%),其次是全天托育(13.3%)。超过80%的父母希望采用亲子活动的方式提供育儿指导。希望政府推进的托育机构主要为公办幼儿园(托育托幼一体式)占69.4%,在制定标准和规范、托育师资和保育员的培训与监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对有托育需求的家长进行托育需求关注因素调查发现,家长对托育机构的需求按重视程度排序前3位的依次为设施环境的安全性(78.9%)、从业人员资质(62.8%)、机构的品牌(56.9%)。此外,家庭对选择托育服务的其他考虑因素依次为机构离家的距离、提供服务的内容、收取的费用、机构的类型,均超过33%。

2.3 影响托育需求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以地区分布、居住区域类型、家庭结构、父母亲受教育水平、父母亲职业、父母亲工作地点、家庭平均月收入、陪伴时间、家庭子女数量、婴幼儿月龄、主要照护人为自变量,以家庭是否有0～36月龄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为因变量,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逐一分析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结果显示,需要托育服务和暂不需要托育服务的地区分布、居住区域、父亲学历、母亲学历、家庭平均月收入、陪伴时间、婴幼儿月龄及主要照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4 影响托育需求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单因素分析结果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苏中地区的家庭托育服务需求更低,居住在市辖区及县城、家庭平均月收入>20 000元、只能周末陪伴、13～36月龄婴幼儿、主要照护者是父亲的家庭托育服务需求更高(P<0.05),见表1。

表1 影响托育需求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 论

2021年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中指出,应当遵循婴幼儿发展的年龄特点与个体差异,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婴幼儿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10-11],保育重点应当包括营养与喂养、睡眠、生活与卫生习惯、动作、语言、认知、情感与社会性等[12]。本调查发现,13～36月龄婴幼儿家庭的托育服务需求明显高于0～<7月龄婴幼儿家庭,政府在发展托育机构,可根据0～36月龄婴幼儿的身心发展的年龄特点来细化。<25月龄侧重家庭养护,25月龄及以后保教并重,可以充分挖掘并利用现有幼儿园资源开设托班,有效地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满足家庭的托育服务需求[13]。

婴幼儿时期应以“养育”为主,养教结合,家长需关注婴幼儿生命的成长需求[14]。本调查的家庭中,0～36月龄婴幼儿的最主要照护人为母亲(57.5%),其次为祖辈(36.4%),而父亲只有2.7%。父亲应积极参与婴幼儿的教养,应重视自身在婴幼儿发展的重要地位,积极参与婴幼儿的教养过程,实现高质量的亲子陪伴,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促进婴幼儿更好地发展[15-17]。家庭类型以主干家庭(祖辈、父母和婴幼儿)占51.4%,表明祖辈参与婴幼儿照护现象比较普遍[18-19]。在传统家庭伦理、生育政策调整、育儿成本升高的时代背景下,祖辈托育的主导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仍将在我国婴幼儿照料体系中继续发挥基础性作用[20]。积极探索将隔代照料纳入政策视域进行整体设计,对隔代照料者提供经济补偿与育儿喘息服务,在减少祖辈照料压力的同时提高照料的质量亟待关注。

本调查发现,婴幼儿家庭对托育服务的刚性需求占14.6%,隐性需求占47.4%,即如有合适的托育机构选择的前提下,家庭会释放托育需求[21-22]。调查也发现家长在托育服务关注维度上更加重视离家的距离和收取的费用、服务的内容等因素,涉及机构的硬件软件建设,因此应以满足家庭诉求为出发点,从供给侧改革角度,增加托育机构的有效多元供给。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工程,满足家庭的托育需求除了增量外,还应关注结构的契合性[23-24]。调查发现,其托育服务需求呈现出“安全为重、保教融合、普惠可及”的偏好特征,平均月收入在9 000元以下的家庭占46.8%。父母最愿意为安全防护这一属性付费,因此,应逐步推动托育服务供给侧改革朝着高质量、保教一体化、普惠化及社区化的方向发展。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苏中地区的家庭托育服务需求更低,居住在市辖区及县城、家庭平均月收入>20 000元、只能周末陪伴、13～36月龄婴幼儿、主要照护者是父亲的家庭托育服务需求更高,提示托育机构建设应注重地区差异化供给。因此,政府持续发展普惠优质的托育服务既要重建优质的公立托育服务体系,发挥引领示范和保障兜底作用,更要发挥多种性质、多种类型的市场化服务机构的扩面作用[25-27]。

综上所述,家庭层面应积极倡导父亲在婴幼儿养育过程的重要性,提高育儿参与度,增强家庭育儿技术支持,关注隔代照护的政策支持。社会层面以满足家庭诉求为出发点,结合婴幼儿生长发育阶段差异化需求,继续完善以普惠为主的多元化服务模式,增强托育服务供给质量和结构对需求变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逐步推动托育服务供给侧改革朝着高质量、保教融合、普惠化及托幼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为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支撑。政府层面发挥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优势,通过合理资源配置,加强多方保障措施,统筹协调多方主体,加强信息化手段监测评估和监管力度,积极探索托育服务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的江苏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