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结构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

2023-08-30贾敬全陶冶

会计之友 2023年18期

贾敬全陶冶

【摘要】构建现代化税制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为避免单一要素测度共同富裕的片面性，厘清税制结构与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文章从发展、共享与可持续性三个维度测算共同富裕指数，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10—2021年长三角26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提高直接税比重对共同富裕的实现有积极作用，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機制分析表明税制结构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在不同规模的城市，税制结构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即仅在Ⅰ类小城市中成立，其他城市效应并不显著。据此，应推动提升直接税比重的税制结构改革，依托所得税改革优化税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因地制宜择机推进主体税种税制改革。

【关键词】税制结构；共同富裕；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F8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3）18-0054-07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为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从克服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角度构建完善的收入分配机制，在共享中促进效率与公平。税收调节机制天然具有调节公平属性，无疑是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有效手段。税制主要由直接税和间接税构成，二者占比孰高孰低决定整体累进性。就直接税而言，能够通过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作用于共同富裕；反观间接税，虽然筹集收入功能较强，但对收入不平等的调节功能较弱。毫无疑问，优化直接税制度改革有利于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那么税收的作用难道仅仅基于收入转移对共同富裕产生影响吗？是否还在其他领域发挥作用呢？本文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探讨税制结构与共同富裕的作用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共同富裕是建立在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之上，促进全体人民参与共建共享，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结构。目前直接对税制结构与共同富裕影响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更多是从发展、共享和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展开研究。（1）从发展的维度看，相关文献主要聚焦于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城乡差距的影响。关于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国内外学者根据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现实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就发达国家而言，复杂的累进制所得税可能会出现经济负效应，尤其是提高企业所得税导致成本的上升将严重阻碍当地经济发展[ 1 ]。相比而言，国内学者更加强调直接税的经济增长效应，认为应当建立以所得税为核心的税制结构来稳定经济增长，从而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若间接税比重过大则会造成需求结构的扭曲[ 2 ]。在促进城乡公平方面，学者主要从税制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的影响展开研究，结论不尽相同。有学者发现间接税具有累退性，导致税负最终转嫁给低收入家庭，抑制他们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变，但对高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影响甚微，从而在调节城乡收入的过程中产生逆向阻碍作用[ 3 ]。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如对部分奢侈品征收消费税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有利于城乡公平发展[ 4 ]。相比而言，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作用极为突出，能够有效完善社会收入分配机制[ 5 ]。（2）从共享的维度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力资本和精神文化方面。有学者发现以提高累进性的个人所得税比重的税制结构变迁能够刺激人力资本的投入，进而增加未来的可支配收入[ 6 ]。幸福感是精神文化的重要层面，人民群众充实的幸福感体现出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有学者指出受城镇化的影响，农村居民逐渐意识到与城市的福利差距，由于税负与幸福感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 7 ]，长期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已不利于城乡协调发展[ 8 ]，亟需完善税制体制改革。（3）共同富裕是当前与长远相统一，需保持发展协调的可持续性，关于可持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高质量发展及生态环境方面。相关研究表明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愈加难以发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9 ]，提高直接税比重有助于提升有效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重塑经济发展动力。在税制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影响关系方面，有学者发现提高企业所得税等直接税相关比重可能加大企业生产成本，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10 ]。

梳理上述文献可知，经济增长、城乡差距、收入分配、人力资本、精神文化、高质量发展以及生态环境是共同富裕涵盖的重要层面，代表着发展、共享与可持续三者的有机统一，为本文深入开展税制结构与共同富裕的研究提供了思路。但目前多数学者只是从共同富裕某一层面或选取单一因素研究与税制结构的影响关系，并未开展多维度考量，且大多研究仅仅探讨税制结构与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关系，未更深层次去探讨其中的内在机理。鉴于此，本文为弥补上述缺陷，进行以下方面改进：第一，为克服单一要素对共同富裕测度的片面性，本文从发展、共享与可持续三个维度进行指标选取，重新测算共同富裕指数；第二，为实现研究视角上的拓展，本文不仅分析税制结构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而且对其中可能存在的路径进行探讨。

本文研究贡献在于：第一，以往关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出发探讨税制结构与共同富裕之间的作用机制；第二，考虑到各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的事实，本文聚焦税制结构在异质性条件下对共同富裕的具体影响效应。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直接影响效应

合适的税制结构及其治理理念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宏观税负，矫正政府干预带来的资源错配，从而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目标[ 11 ]。直接税和间接税所对应的税种担负着不同的经济功能，二者的结构搭配与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息息相关。一方面，以商品课税为主的间接税体系倾向于经济效率的提升，为政府职能的履行奠定财力基础，但由于间接税的易转嫁性，征税对象可以轻易通过价格机制将税收负担转嫁至下一环节，导致作用链较长[ 2 ]，价格调控失灵，从而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社会物质基础的积累。另一方面，直接税的经济特征在于公共物品的筹资来源主要依靠所得税和财产税，在优化社会分配结构上具有显著优势。首先，就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而言，税负难以转嫁，有助于防止财富的过度集中，更好体现量能纳税与税收公平；其次，企业所得税作为典型的资本税，通过对资本课税发挥对资本所有者以及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缩小贫富差距。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提高直接税占比的税制结构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二）间接影响效应

纵观世界各国税制结构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即以商品税或所得税为主体，抑或以二者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 12 ]。但商品税和所得税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可能有所不同。首先，对商品税而言，差异化的税率使得企业需在選择生产要素方面进行全面成本考量。商品税税负的上升不仅会降低企业的利润空间，而且会改变产品的相对价格，企业会在利益驱动下调整生产战略，以相对廉价、高效的生产要素取代昂贵、低效的生产要素，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但是商品税具有易转嫁特性，使企业应承担的税负向前移，最终消费者成为实际负税人，由此导致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下降，约束消费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其次，对所得税而言：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会直接降低消费者税后可支配收入，为维持自身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不得不改变消费决策，此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厂商会调整其生产决策和商品供给组合，最终影响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所得税的征收虽然会直接导致企业利润和物质资本积累减少，但其不易转嫁的特性使得税后厂商依据其战略规划调整生产决策，进而推动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内流动与再配置。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提高直接税占比的税制结构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长三角作为我国创新程度最高的城市群，在经济金融领域地位一直遥遥领先，研究长三角区域税制结构与共同富裕之间的联系对其他地区起着示范作用。根据《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本文选取2010—2021年长三角26个城市面板数据研究税制结构与共同富裕之间的联系。数据处理如下：一是遵循“5年连贯”原则，确保数据至少保持连续5年完整；二是将数据进行缩尾和对数化处理。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二）共同富裕的指标说明

1.发展性指标

发展性涵盖富裕度与共同度，本文从居民收入和消费层面衡量富裕度，从城乡差距层面衡量共同度。

2.共享性指标

共享性反映社会成果是否公平惠及，本文从医疗、教育等方面衡量人们对美好生活期待与现有发展之间的差距。

3.可持续性指标

可持续性反映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相适应的程度，衡量的是社会发展的潜力，本文从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方面进行指标选取。

（三）共同富裕指标测度

基于前文对共同富裕内涵的了解，共同富裕具有发展、共享与可持续三大特征[ 13 ]。本文在此基础上选取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17个三级指标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借鉴孙学涛等[ 14 ]的做法，采用熵权TOPSIS法进行测算。在稳健性检验中借鉴韩亮亮等[ 15 ]的做法，以主成分分析法测度。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

（四）其他变量设定

1.解释变量

税制结构反映税收负担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情况，本文以税负转嫁的难易程度将直接税分为个人和企业所得税，间接税分为增值和营业税，借鉴于井远[ 16 ]的研究以比例法（直接税/间接税）测度。

2.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以高级化和合理化为主线。高级化侧重于产业结构的演进，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占主导地位，产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服务业产品，模糊了二、三产业的界限。因此，为更好地研究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方向的转变，本文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 17 ]。

3.控制变量

（1）金融发展水平（FD）。金融的发展能有效提升税收征管效率，抑制企业漏税行为的发生，有利于提高直接税比重，维护社会公平。本文将金融发展水平构造为（金融机构存贷款/地区生产总值）/2。

（2）社会消费（SConsume）。完善的消费结构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消费体现着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消费转型同时也是经济结构转变的要求，本文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区生产总值衡量。

（3）城镇化率（Cityratio）。城镇化促进农村居民市民化，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需求结构转变，有效消除城乡差异和解决农村人口就业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本文以城镇人口/常住人口数衡量。

（4）政府干预程度（Govexp）。城市相较农村具有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保障，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也会倾向于加大城市的财税政策支持，城市居民往往可以享受到更优越的公共服务，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扶持欠发达地区，本文以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衡量。

（五）描述性统计

表2结果显示选取的26个长三角地级市中共同富裕指数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城市还未达到均值水平，说明区域发展协调程度不高，城乡之间差距较大，两极分化严重。对税制结构的安排，各城市也存在较大差异，个别城市依旧实行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直接税占比较低，而间接税所具有的难以转嫁的特性有碍社会公平建设。产业结构高级化代表第三产业的演变程度，数据显示，部分城市第三产业比重较高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反观个别城市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应加大财政投入刺激第三产业发展。金融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表2数据显示城市之间金融发展程度差距明显。城镇化率是工业化发展的体现，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建设，对不同城市而言，城镇化虽然存在一定差距，但差距较小。社会消费和政府干预程度差距也较为明显，凸显各地区消费能力有待提高，以及个别地区政府干预经济程度较大。因此，政府应适度干预经济，推动形成市场调节机制。

（六）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基准回归模型。控制时间和地区效应的税制结构与共同富裕之间关系如下：

模型（1）中，CMWi，t为共同富裕指数，DITi，t表示用比例法测算的税制结构，CV为控制变量，AREA为地级市效应，YEAR为年份效应，为随机误差项。若？琢1为正，表示提高以直接税比重的税制结构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模型（1）描述了税制结构与共同富裕的直接作用影响，为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本文参考温忠麟等[ 18 ]的做法，进行中介效应模型设计：

上述模型中，MEFi，t代表产业结构高级化（ES）。首先对模型（2）进行检验，判断？琢1是否显著，若系数为正且显著，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样，继续检验，否则停止。其次对模型（3）进行检验，判断税制结构（DIT）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若？琢3为正且显著，则证明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积极作用。再次对模型（4）进行检验，若？茁2显著则满足中介效应。若？琢3和？茁2两者有一个不显著则进行Sobel检验来判断是否满足中介效应使用条件，若两者都不显著则宣告中介效应检验失败。最后对？茁1进行检验，若显著，则中介效应显著，若不显著，则是完全中介效应。综上所述，研究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关系取决于？琢3与？茁2的正负。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3实证检验了“税制结构—共同富裕”的基准关系。在控制年份和地级市效应后，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提高直接税占比的税制结构均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证实了H1的成立，说明在共同富裕实现进程中，需要不断优化直接税改革，发挥其缓解收入不公的作用，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和政府干预程度对共同富裕的实现有积极的效应。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扭转对大城市的偏向支持，使得农村逐渐趋于平等地获取金融资源，改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城镇化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实现进程，能促进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偏远地区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效率；政府干预经济，有助于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社会消费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居民消费结构的不完善，无法充分发挥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经济系统中互为因果引发内生性问題，本文选取控制变量为工具变量，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GMM）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4列（1）可得，税制结构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显著可靠性，通过Sargan和AR（2）检验证明工具变量选择有效，残差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并且从动态角度看，提高直接税占比的税制结构可以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指数，与前文结论一致。

2.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共同富裕，结果如表4列（2）显示。可以看出直接税占比的提升对实现共同富裕有积极作用，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这说明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效应愈发减弱，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商品税最终都会转嫁给低收入群体，严重影响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三）影响机制分析

前文分析税制结构与共同富裕之间的逻辑机理，表明税制结构可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影响共同富裕实现进程，本文依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流程，综合表5列（2）和列（3）可得，税制结构、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共同富裕指数之间系数均显著为正，中介效应成立。因此，以提高直接税占比的税制结构能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推动共同富裕实现进程，验证了H2的成立。这说明所得税占比的提高通过作用于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改变消费者的需求结构，企业也会主动调整生产战略，不断优化调整生产方式，实现生产资料的合理有效配置。

（四）异质性分析

为排除区域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借鉴戚伟等[ 19 ]、武英涛等[ 20 ]的做法将长三角26个城市分类，如表6所示，进行城市异质性检验。

表7的结果显示税制结构与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各城市的回归结果不尽一致，五类城市中仅有Ⅰ类小城市结果显著，而其他城市略有差异。就小城市而言，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随着税制结构不断完善，所得税制逐步优化，能不断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增进社会公平。至于大中型城市结果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攀升，公平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提高以社会公平为目的的直接税比重愈发重要，但深入直接税内部，各税种在经济发展中的选择存在差异，个人所得税占比过重造成企业产能过剩与居民消费不足等问题，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低下，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公平的作用。对特大及以上城市效应相反且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在很长时间内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政府公共物品供给提供了充足的财政保障，有效提升经济发展效率，所产生的经济绩效抵销了由此产生的累退性等负效应，从而出现“逆向调节”的现象。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构建现代化税制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学界共识，然而鲜有研究优化税制结构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进程。为此，本文从理论层面诠释税制结构与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并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税制结构与共同富裕的实际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提高直接税比重对共同富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过内生性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基于间接效应检验发现提高直接税占比的税制结构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推动共同富裕实现进程；第三，通过对不同城市规模的划分，税制结构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且仅在Ⅰ类小城市结论成立，其他城市略有差异。

（二）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税制结构的调整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为其他地区如何进行税制结构改革推动共同富裕实现进程提供政策启示。

一是推动提升直接税比重的税制结构改革。应进一步优化直接税内部结构，健全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避免税收优惠流于形式，从而充分发挥所得税增进社会公平的作用；逐步降低间接税比重，从而实现“一增一减”相结合，协同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二是依托所得税改革，注重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个人所得税分类与综合相结合，提高个税调节功能，激发市场需求引导产业转型；完善企业所得税抵扣制度，提高企业创新研发抵扣额，推动产品产业创新，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

三是因地制宜，择机推进主体税种税制改革。在保持宏观税负稳定的前提下，根据不同地区对税负承受能力的差异，在普惠性和稳定性兼容的税收政策基础上，相机决断如何简并增值税率。对于小城市而言，应动态调整税收政策，提高税收优惠，促进城市发展；大中型城市应持续优化主体税种优惠政策，通过间接税改革为直接税优化腾挪空间，间接提升直接税比重；降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重视社会公平问题，推动发展与共享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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