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军,丁馨妍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在庆祝建党百年的大会上,我们党首次明确提出“两个结合”这一重要思想,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1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再次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2]17我们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党史就是我们党不断运用“两个结合”解决中国问题的历史。“两个结合”的重大科学论断是我们党百年逐梦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凝聚着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智慧,丰富和深化着党对马克思主义本质内涵的深刻理解,促使我们党以史为鉴、开拓创新。从理论、历史、实践、价值四重逻辑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内涵,对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逻辑:“两个结合”坚持守正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在百年历史实践中,我们党不断创造性地运用“两个结合”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解决理论建构新问题、开创理论发展新境界、提升理论研究新水平。“两个结合”从理论来源、理论特质、理论发展三方面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展现着共产党人高度的理论自觉,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逻辑必然。

从理论来源看,“两个结合”揭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根源。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并未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社会主义发展可能遇到的全部问题给予详细阐释、明确回答,但为我们探索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指导思想。因此,我们应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真理,同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实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探索符合中国特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3]这种带有“中国的特性”的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从普遍到特殊且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新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表达,也是马克思主义“行”的理论呈现,既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活力,又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抽象化、教条化的做法,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新时代,我们党结合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现实特征、发展阶段、文化状况,形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普遍属性的中国化特殊理论,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的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深刻揭示着“两个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源。

从理论特质来看,“两个结合”两方面内容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层面的要求。一方面,要求我们党将具有科学性、革命性特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方法不断改造中国社会具象化的客观存在,推动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变革,展现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具有人民性、文化性的内容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注重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变革人民抽象化的精神世界,凝结变革社会的巨大力量,推动社会变革,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变革创新。这两个方面内容相联结、方法相贯通、价值相融合、优势相结合、功能相互补,是一个无法割裂、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不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辩证的统一。”[4]推动这两方面的辩证统一,有利于激发社会改革创新的无限能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两个结合”两方面是一个不能割裂的整体,但并不意味着二者所处的维度相同。就中国具体历史实际而言,我们需要从中国具体历史实践和中华文化两重维度进行理解。回顾以往,我们党总是自然地将“第二个结合”融入“第一个结合”之中,新时代我们党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并将其与“第一个结合”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这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凸显。我们党辩证思考、整体把握“两个结合”的内在统一,深入推进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从理论发展来看,“两个结合”揭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性特质。马克思主义具有动态生成性和开放发展性,它不是一种僵化教条的、固化封闭的理论,而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理论体系,“需要本土化、国别化”[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就是基于中国具体历史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行”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6]这一论述表明,我们党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点”的有机统一,并要求以一种“民族形式”呈现出中国之特色。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毛泽东思想形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7]江泽民指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8]。江泽民用“既”和“又”的表达方式,将“两个结合”第一次显现出来,突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指出:“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适应,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9]“之”是指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动“两个结合”显性化,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时期,我们党不断深化对“两个结合”的认识,在一脉相承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实现了新的理论飞跃。新时代,我们党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深邃思考、科学判断,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并在“两个结合”的指导下,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深层解读,是对新问题的科学解答,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两个结合”准确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内在成长规律,“阐释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实践根基和精神土壤”[10]。总之,这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完整序列中不可或缺的崭新内容,彰显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二、历史逻辑:“两个结合”坚持全面把握历史脉络和趋势,持续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这是我们党基于历史逻辑对百年党史所做的深刻诠释和精辟总结。我们党运用“两个结合”,立足唯物史观的大视野,从百年党史出发,全面把握历史脉络和趋势,全景式、全过程、立体化地研究社会发展,增强我们奋进新征程的主动性、预见性、创造性,持续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民族蒙羞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用于剖析和认识中国革命形势,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准确回答了有关中国革命领导、性质、对象等问题,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做了具体要求,强化历史自觉,肩负起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使命,并带领人民推翻封建专制的社会体制,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政体。中华民族被压迫、被奴役、被欺辱的旧时代彻底宣告结束了,开启了站起来发展的新历史时期,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主题奠定了稳固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满目战争疮痍、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新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工作中心问题,提出经历长期战乱的中国必须首先恢复和发展生产,党的工作重心也必须从革命时期的农村转向城市,强调综合平衡发展,农业上实行“五业并举”,政治上坚持独立自主,经济上实现工业现代化,文化上坚持“百家争鸣”等,调动人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中国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也得以建立。党立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研判新中国历史实际,提出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为新历史使命,并带领和团结中国人民推动中国从人口众多的贫穷落后大国向前途光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大踏步迈进,实现了国家发展的历史性飞跃,建立了符合中国历史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的实现打牢了制度根基、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落后生产力发展状况,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构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路线图”“时间线”,肩负起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大历史使命,坚持运用“两个结合”,带领和团结人民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变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变革封闭半封闭的对外发展政策,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方位开放的社会发展格局、总体小康的共同富裕战略等。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实现了由站起来向富起来发展的新飞跃,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主题提供了物质精神支持和体制保障。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运用“两个结合”,以前瞻性的眼光、宏观性的视野,洞察历史发展脉络和趋势,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全面把握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关联性、互动性,科学剖析、系统谋划、整体设计,确立了基本路线、理论和方略等,明确了稳中求进的总要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制定了总体框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和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11]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新时代发展实际,立足全局统筹谋划,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夯实社会发展的经济根基,补齐社会发展的生态短板,弘扬社会发展的地域、民族、文化等优势,在新时代开创一种全面的、均衡的、全方位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激活、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互动,增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历史深度、思想高度、情感温度,引领了党和人民创造历史的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实现辩证的、历史的统一,坚定了文化自信,强化了文化优势,增强了文化内驱力。“两个结合”思想的提出和运用,显示着我们党高度的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我们党将“两个结合”作为解决历史新问题的根本路径,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党和国家的事业、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推动着中国向强起来发展迈进的伟大飞跃,在新时代接续推进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也宣示着这一历史主题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新进程。

总之,“两个结合”从大历史观维度,阐明了我们党在百年逐梦中不断解决历史问题的根本路径,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百年党史的历史长河中,党总结出我们过去一百年能成功、未来持续成功的根本路径就是“两个结合”,深刻理解“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深入掌握“三大规律”,全面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排除干扰、不惧风险、坚持真理,确保有关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原则性、方向性的一系列问题不出现颠覆性的历史错误,找准历史定位,把握历史主动,树立和坚持底线思维,以历史的大视野识变、应变、求变,在危局中育先机、求生机、开新局,赓续推动中国实现新的历史飞跃,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砥砺前行。

三、实践逻辑:“两个结合”作为“化中国”的根本方法,赓续践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2]16马克思主义“行”就行在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性理论。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我们党认识到只有坚持“两个结合”,才能科学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问题,才能激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因此,我们党在百年历史实践中,始终将“两个结合”作为“化中国”的根本方法,探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和精神支撑,解决马克思主义由外入内、由天入地、由静到动、扎根中国的问题,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统一。从实践逻辑维度诠释“两个结合”,对于深刻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线,启迪实践智慧,增强实践本领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化”中国实际的根本方法,赓续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才能既克服经验主义、避免狭隘经验主义,又解决中国问题”[12]。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就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社会主义实现的历史,就是我们党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一百多年来,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提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思想、新思路、新办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的良性互动,不断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一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了“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进行革命”的问题,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径,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指明了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根本前提。二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了新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问题。“一化三改”的过渡总路线指引我们找到了具有中国标识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3],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径。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运用马克思主义,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摆脱贫困、尽快富裕奠定了制度和政治基础。三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道路选择、战略目标、行动指南等一系列有关实践的问题,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取得了重大历史成就,为中国迈进强国时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文化根基。四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刻阐释了“党是什么、要干什么、怎么干”这一根本问题,锚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线,增强社会主义实践的民族性、时代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14]这是党在百年实践基础上对“两个结合”的创新性认识。在“两个结合”的指导下,新时代共产党人将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心任务,为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好顶层设计和谋篇布局。

其次,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化”中华文化的根本方法,赓续探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撑。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掌握是中国人精神上从被动改变到主动自觉的重大标志。党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纠正、改造、发展中华文化,找到二者的共同生长点、契合点,在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频共振、同向同行、共通共融,为赓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精神支撑。我们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矫正、引领、锻造中华文化,这样一来,中华文化就提升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我们的文化就占领了道义的制高点、真理的最高处,摆脱了传统文化中封建的、封闭的、落后的成分,激活了传统文化中公平的、正义的、发展的因子,具有创造性、创新性特质的中华新文化不断生成,推动着中华文化实现自我发展和超越。同时,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具有“中华民族的独特风俗、风骨、风貌”[15]的中华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鲜“血液”,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内在伟力,为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调整文化发展战略,全局谋划、整体推进,以期达到人民精神文化状态与社会主义发展状态紧密配合、协调发展、同步同向。

一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文化,成为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科学指引和精神动力。二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现代科学文化方针,是我们营造社会主义文化氛围、对待中外古今文化的方法指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支撑。三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华文化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邓小平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化”中华文化的认知和实践又提升了一个维度。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内含着用马克思主义培育中华文化,凸显其先进性,进一步深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化”中华文化的实践。胡锦涛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将文化建设纳入“四位一体”社会发展总布局之中,持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化”中华文化的实践。四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华文化的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43这不仅显示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化”中华文化更高层次的实践要求,而且展现着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华文化的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在大变局大调整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之中,坚持贯通古今、融通中外;坚持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要;坚持既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本质,又体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坚决反对“去中国化”“去历史化”“去价值化”等的错误思想;坚定“对传统文化要有一种基本的文化自信”[16]的立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转化、创新发展;坚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夯实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的共同思想基础,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可见,“两个结合”不仅“为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根本方法遵循”[17],而且为新时代赓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总而言之,在百年历史实践中,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历史实际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法,探索出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式”社会主义实现的具体路径,提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方法,激发党和人民接续奋斗的精神动力,赓续践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线,体现着“两个结合”的内在实践逻辑。

四、价值逻辑:“两个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主旨

“两个结合”始终围绕人民至上的价值逻辑分析和解决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稳人民立场,将党性和人民性、人民物质需求和精神需要、普惠中国人民和普惠世界人民有机统一起来,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以人民为中心价值主旨的遵循。

“两个结合”彰显着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于并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识和鲜明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底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鲜明的品格。人民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历史、实践及文化状况相结合的制胜法宝,彰显着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一是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体问题,形成“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的价值认知,坚持尊重人民的主体创造性,提升人民创伟业的自主自觉,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人民力量。二是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容虽有所不同,但都指向为人民守初心担使命的价值逻辑。我们党用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不断提升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坚决反对任何脱离人民、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党打江山、守江山、创伟业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党治国理政的根本价值目标。三是以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评判标准。我们党从为人民服务、“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以人为本到新时代以人为中心的变革,清晰地呈现着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价值遵循与中国具体历史实践、社会实际和民族文化相结合,设计符合时代特征的人民性评价标准,下大力气解决人民所急所难所愁所盼的问题,下苦功夫探寻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花大心思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下大决心增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可及性、公平性,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喜欢、认同、高兴、满意、答应。可见,我们党“两个结合”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彰显着党性和人民性价值的高度统一。

“两个结合”彰显着人民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辩证统一。“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基于人民需求的全面性所做的明智选择。人的需求是蕴含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统一体。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原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需要满足的问题,生成了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差异性,但都指向满足人民自由全面发展需要。新时代,物质财富相对丰富,人民群众从过去偏重“盼温饱”“求生存”的物质需求到现在趋向于“盼美好”“求自信”的精神文化需求,精神文化需求明显提升。新历史条件下,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改造人民的客观世界,不断提升人民物质需求满足的层次和水平,这个结合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前提性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一起来改造人民的主观世界,将“异质化”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同质化”的中国文化,激发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不断满足人民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提升人民的文化自信,这个结合具有辅助性、配合性的作用。“两个结合”的两方面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方位解放人、实现人、发展人,形成人民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良好局面,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着人民物质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的辩证性、统一性。

“两个结合”彰显着普惠中国人民和普惠世界人民的有机统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2]21这一论述体现着我们党运用“两个结合”的能力和水平有所提高,彰显着“两个结合”普惠中国人民和普惠世界人民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我们党立足自身,运用“两个结合”为中国人民谋福祉。我们党运用“两个结合”,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社会变革和新时代社会价值重构,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入手,积极回应人民所急所盼所需,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社会公平正义,持续推进共同富裕,让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切实为中国人民谋福祉、谋幸福。另一方面,我们党运用“两个结合”,以宏观的视野、达观的思维,占领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人民谋福祉。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同新时代中国引领世界发展、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新形势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达则兼济天下”“天下为公”“以和为贵”等思想相结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击破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谎言,摒弃西方资本生产所孕育的国强必霸思维,坚持不同民族文明的平等性、多样性,贯通世界文明,形成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的指引下,走出一条世界各国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发展道路,从而产生中国发展普惠世界人民的强大效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党在“两个结合”的指导下生成的最新理论,凝聚着新时代共产党人高超的发展智慧,是一种超越时空、跨越国度的人类共同价值认同,是人类文明的重大创造性成果。可见,“两个结合”彰显着普惠中国人民和普惠世界人民的价值统一。

五、结语

“两个结合”蕴涵着党百年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为新时代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指明了方向;蕴涵着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为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提供了历史经验总结;蕴涵着党赓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线,为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提供了行动指南;蕴涵着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主旨,为新时代发展站稳人民立场提供了价值遵循。我们应深刻把握“两个结合”,坚持推进“两个结合”,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