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霞 彭飞 张琦琦

摘 要：经济贸易是中美两国与世界联系的战略支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也是地缘经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商品贸易额、国际市场占有率，展现了1992—2020年中美与世界贸易的基本形势，且在纳入地理因素建立拓展引力模型的基础上，评估中美与世界贸易联系潜力，并进行空间展现。结果显示：（1）1992—2020年中美与世界贸易联系强度差距在逐渐缩小；（2）中美世界贸易联系影响因素有所异同；（3）中美世界贸易联系空间格局存有差异，但受国家战略性资源需求影响。

关键词：贸易联系；拓展引力模型；标准差椭圆；中国；美国

本文索引：杨红霞，彭飞，张琦琦.<变量 2>[J].中国商论，2023（16）：-078.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3）08（b）--04

1 引言

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也是全世界贸易额第一、二位的国家，与全球大多数经济体都有着较强的贸易联系，国家之间政治利益趋于一致时，会强化经济联系密切；相反，则会削弱联系。同时，经济利益同向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抉择（盛斌、廖明中，2004；董桂才、王鸣霞，2018；Mityakov S等，2013；Kastner S L， 2007），进一步深化中美贸易相关研究可对中国“外循环”的后续部署提供一定的参考。因此，本文对中美两国贸易联系进行新视角、新方法诠释，使用1992—2020年中美兩国与世界各国进出口贸易额为主要指标，运用拓展引力模型，对中美与世界各国贸易联系格局变化规律进行直观呈现，进一步为中美共享“全球市场蛋糕”与发展中国地缘经济利益提供战略启示。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国际市场占有率

国际市场占有率（MS指数）是某国出口总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例，可以反映某国国际竞争力的强弱，也可反映其世界地缘经济联系能力（金碚等， 1997）。

其中，MSij表示j国i年份市场占有率；Xij表示j国i年份出口贸易额；表示i年份全球出口贸易总额。若MS指数越高，则说明该国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与世界贸易联系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

2.2 拓展引力模型

拓展引力模型已被证明在贸易流量研究中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且取得了较大成功，以Linnemann设定的引力模型为基础（Linnemann H， 1966），并根据Armstrong（Armstrong S P， 2007）在估算贸易流量时所提建议，相关解释变量选取在中短期内不发生大幅度变化的核心自然和社会因素变量，如经济规模、人口规模、距离、语言、边界及地理位置。基于此，本文从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IMPijt和EXPijt分别表示在t年份i国和j国之间的进口、出口贸易额；PGDPit和PGDPjt分别表示t年份i国和j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代表国家消费水平，通常与贸易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PNit和PNjt分别表示t年份i国和j国的人口总数，用于反映市场规模，预计正相关影响贸易水平；DISCij表示i国和j国的距离，用于反映两国的运输成本，预计与贸易水平负相关；LDj表示j国是否为内陆国家，是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通常认为内陆国家较沿海国家交通不便，不利于贸易活动（金碚等，1997；林玲等， 2018）；Bij表示i国和j国是否接壤，是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两国接壤会促进贸易的进行；vijt为随机误差项；β0为常数项；β0～β7为回归系数。

2.3 标准差椭圆估计

标准差椭圆（SDE）用于描述数据分布的方向偏离，结果输出为椭圆（王宝军， 2009）。其工作原理为在“有重量离散点”原坐标XOY下，假定存在特定方向，使得所有“有重量离散点”到这特定方向距离最小，那么原水平坐标轴X与现有坐标轴X'之间的夹角a为定向方向，所形成的新坐标系X'O'Y'的新坐标原点O'即该标准差椭圆的重心（见图1）。标准差椭圆包含内容有椭圆面积、长轴、短轴、重心坐标及偏移方向角。标准差椭圆作为区域差异及分析要素分布特征的重要方法，其中重心概念来源于物理学（许月卿、李双成，2005），经济学领域引进重心概念表示空间分布的平均中心。标准差椭圆面积表明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长轴表明空间分布最多的方向，短轴表明空间分布最少的方向（方叶林等， 2013；郑德凤等， 2018）。

2.4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2—2020年中美两国世界进出口贸易额进行研究。之所以选取1992年为起始研究点，是基于下列考虑：第一，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将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目标调整为8%～9%，提出了加快改革开放的具体战略部署。第二，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纳入一个产业一体化中的分工协作体制，使各国的产业优势得到更大地发挥，这对世界范围内的跨区域合作有着很强的示范效应，给世界贸易发展进程也带来较大冲击。第三，苏联于1991年解体，东欧和中亚的原苏联共和国纷纷独立，大部分地区的贸易值在之前都统计在苏联范围内。为使研究进一步精准化、明确化，更精准地表达中美与世界贸易的空间特质，故以1992年为起始研究年份。因为世界各国经济规模、人口规模、距离等因素统计数据有滞后现象，故选择2020年为终止年份。

中美两国进出口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人均GDP、人口总数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Bank）；贸易双方国的距离采用中美两国与东道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使用GPSspg输入起点与终点测量直线距离；贸易双方国家是否接壤及东道国是否为内陆国家均从世界地图中获取，有共同边界，将其赋值为1，无则赋值为0，是内陆国家，将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以获取数据。

3 中美与世界贸易联系的时间变化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同世界贸易具有以下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见图2）：

第一阶段：1992—2000年，中国在尽力扩大开放势头，尽可能加入国际贸易“大转盘”中，但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实力，与世界各国贸易虽有进展，但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同期，美国同世界各国贸易增长稳定，中美两国与世界各

国贸易联系强度呈扩大态势。此阶段，中国的贸易总额整体不及美国的20%，但中美两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差距逐渐缩小，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联系的强度逐渐加大。第二阶段：2001—2008年，中国加入WTO后，释放了作为制造业强国的潜力，出口大幅增长，中国同世界贸易额以年均26.31%的速率增长，开始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同期，中国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以年均12.81%的增长率追赶美国，并于2007年中国国际市场占有率MS指数首次反超美国（见图3），从世界贸易的边缘者成为贸易体系巨头。第三阶段：2009—2012年，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带来严重的冲击，但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小于美国，中国政府迅速调整产业与贸易相关战略，较快地恢复高增长率。美国的恢复时间较长，且由于中国产业水平的有序提升，中国产品对国际市场占有能力越来越强，进一步夯实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联系。第四阶段：2013—2020年，该时期，中国出口张力扩大，进出口贸易额超过美国，且该时期中国国际市场占有率与美国拉开差距。除了2016年，世界经济低迷，风险交织，国际经济环境整体呈现增长低、通胀低、就业低、贸易规模低、投资增速低、大宗产品价格低、负债高的“六低一高”局面。2016年以后，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国际市场占有率迅速复苏，再次超越美国，尤其是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世界贸易收缩，中国世界贸易仍保持维稳上升。

4 中美与世界贸易联系空间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4.1 中美与世界贸易联系强度空间演化分析

中美世界贸易空间格局演化呈现出不同特征（见图4）：

（1）中国与世界贸易联系强度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20世纪90年代，全球价值链的不断重构对中国贸易空间变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中国逐渐增加对资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同时中国制造业开始发力，不断拓展出口贸易空间。相比1992年，中国与世界贸易的标准差椭圆面积增长了27.48%，且中国世界贸易较美国而言，较为集中，2020年中国世界贸易标准差椭圆长轴和短轴长度分别占美国的90.72%和92.34%。但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世界贸易标准差椭圆长轴和短轴长度均有所增长，分别增长17.57%和8.42%，说明中国在国际市场的范围逐渐拓展。除此之外，中国贸易重心集中分布在西亚地区，并有向西南方向发展的趋势，虽然南美洲还未有国家出现在椭圆中，但中国与南美洲各国贸易流量的增加对重心转移方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比中国世界贸易空间分布特征，美国世界贸易重心也产生了西南移动趋势，但是变化幅度小于中国。美国世界贸易标准差椭圆面积仅缩小了0.82%，相较之下，美国世界贸易发展较为稳定。

（2）中美两国主要经济联系国家呈现明显分异特征。中国高水平联系国为美国、日本、韩国和德国，美国的高水平联系国为加拿大、墨西哥、中国、日本和德国。中美较高联系国家差异巨大，受益于中国积极“走出去”政策，相比美国，中国与更多国家呈现出较高水平联系，且更多位于亚欧大陆。美国与世界各国贸易联系呈现明显的极化效应，仅与少部分发达国家呈现较高水平贸易联系，如巴西、印度等，与大多数国家处于中等及以下的贸易联系状态。

4.2 中美与世界贸易联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OLS回归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对引力模型进行检验，由于在模型中距离呈现非时变现象，因此最终选定OLS回归与添加虚拟变量的个体效应模型替代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均符合引力模型前人研究结果，并与前文预期基本一致，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

（1）中美与世界贸易联系受各影响因素影响程度不一。现阶段，中国仍为制造业大国，与世界各国贸易联系主要受人口红利和市场影响，而美国主要受鄰近“地缘化”影响，受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影响，美国与世界贸易联系主要影响因素为接壤与否。另外，地理临近性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因素，而美国受其与贸易伙伴国的距离影响颇微。中美两国世界进出口均受到贸易伙伴国是否为内陆国家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有所差别，中国进口受贸易伙伴国是否为内陆国家影响相对较小，原因可能是中国经陆上贸易数量较大，且与欧洲、亚洲内陆国有较好的贸易关系。

（2）中美与世界贸易联系各影响因素间关系存有异同。中美两国及东道国的人均GDP估计系数均为正，且通过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中美两国与东道国距离估计系数为负，美国与其进口国距离估计系数除外，表明贸易国人均GDP水平越高，距离越小，越能拉动中美世界进出口贸易。其中，东道国与中国距离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强于东道国与美国距离对美国产生的影响，且美国对进口国距离反应轻微。

5 结语

5.1 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发展对冲，国际市场深度拓展，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及价值链发生变化，国家间经济联系发生了深刻变革。国家间地缘政治-冲突逻辑逐渐让步于贸易-竞争逻辑。本文基于贸易数据对中美与世界贸易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如下：

（1）中美与世界贸易联系强度差距在逐渐缩小，特别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与世界贸易联系强度超过美国。中国国际市场占有率在逐年上升，已然超越美国最高国际市场占有率，中美世界贸易联系潜力均处于成长期，尚存在有待开发的地区或国家。虽然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在国际市场发生变动时，中国更容易受到冲击。但是，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经济仍呈现上升趋势，更进一步维稳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2）中美世界贸易联系影响因素有所异同。中国世界贸易联系主要受人口红利、距离影响，而美国贸易联系更具“地缘化”“便利化”，沿海国家和接壤国家多与美国贸易联系密切，而距离和人口对美国影响较小，同时中美世界贸易联系均受国家政策指引。

（3）中美世界贸易联系空间格局存有差异，但多受国家战略性资源需求影响。中国贸易联系范围在逐渐扩大，在加强与亚欧大陆贸易联系的同时，逐渐向非洲、南美洲地区拓展，空间分布较为分散，联系潜力仍有上升空间。美国贸易联系空间范围有所减小，极化效应明显，联系潜力正逐渐步入成熟型，联系国家多集中于高收入国家、亚太地区及南美洲的中低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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