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题材类型上看，陈涛的《在群山之间》是典型的非虚构乡土写作。这种文类在当代文学中对应着两种不同类型风格的写作：乡土文学和非虚构写作。前者秉承1949年以来农村题材小说对国家农村政策的阐释与图解，意在配合政治动员；后者基于对虚构主导叙事文学的“不满”，试图以主体在场的方式介入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涛的《在群山之间》融合了非虚构文学与乡土写作这两种文学创作资源，以亲历者在场的姿态记录了作者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挂职期间的亲身经历，在对地方风景与乡村习俗等的描绘中充溢着对人民的深厚情谊。陈涛近乎自然地叙述了地处西部偏远地区的自然风貌与风土人情，特别是原有乡土社会在国家实施脱贫攻坚战略后发生的相应变化。

《在群山之间》缘起于2015年7月，陈涛离开北京前往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挂职为期两年的驻村第一书记。作者经历的这种从城市到乡村的“逆向流动”，实则是国家自实施脱贫攻坚战略伊始强有力的制度举措。通过选派机关优秀干部驻村，不仅给村庄带来外部资源，更要在与当地村干部的协同配合中，深嵌乡村社会进而推动基层治理。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顶层设计，通过“城市反哺乡村”的方式，建立起新型的城乡互助关系，不仅改写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叙事对乡村社会的批判和逃离，也不同于知识分子自发性地回到民间进而改造乡村的冲动，而是带有明确的国家意志规划引领的性质。

这就意味着，《在群山之间》以非虚构书写乡村社会，首先要处理叙事者的姿态和位置。陈涛说这段挂职经历让他真正意识到个体与时代的关系——这不仅是个体融入时代的叙事，也是“渺小个体的胸腔里面，却也容纳着整个时代”。他感慨道：“一个人，能够投身于时代，参与到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当中，并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之付出力量，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作家认知与情感的变化本质上是价值观重新确立的过程。这种让个体获得在历史中前行的崇高感，似乎类似于阿尔都塞说的将个体询唤为主体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不过，《在群山之间》显然不是将大历史与个体遭遇简单对接，或是将个体完全融于时代潮流之中，而是更多聚焦叙事者在整个扶贫过程中感受到的生命体验，也就是让自我成为叙事的中心，由内而外乃至推己及人地感受全新的环境对自我意味着什么，从而避免外在性的先入为主。更何况，非虚构特有的亲历性、现场感和介入性，决定叙事者无法置身事外地观察所写对象。

从熟悉的轨道来到完全陌生的环境，陈涛不仅要克服气候、饮食等自然或生活上的不适，还要融入当地的社会氛围，真正深入到农村的基层开展工作。然而真正融入又谈何容易。陈涛直言自己刚到镇上报到时，因为“当地对我的认知是陌生的”，“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安排我”，“体会到真正的格格不入的感觉。那天我一个人沿着河边走了很久，到了黄昏的时候才回房间。”“其实许多人很难体会到那种内心的情绪，那是一种被世界所抛弃的感觉。”这种巨大的落差不仅是心理上的，也体现为作者说他“在村里工作，起初是极其不适应的”。这种感受明显来自外来者的身份难以融入乡村社会的风土习俗和伦理秩序之中的尴尬境地。这时我们大概就能理解，作为挂职干部的陈涛，何以被告诫“既要尽力而为，更要量力而行”。如果说尽力是态度，那么量力就是前提。这种看似矛盾复杂的心态道出挂职干部的实际作用。陈涛在甘南挂职的两年间做了很多实事：为乡村小学建立和完善了图书室、提供文具等用品、购置健身器械、安装路灯等等，不可谓不尽心尽力。但同时，面对基层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更多的还是无能为力。陈涛说自己和年轻人聊天时，“许多次，我兴奋于他们成长中的进步与收获，同样我也会陷入跟他们同样的束手无策，每当这时我便会内疚于自己的无能为力”。

“在小屋里的那个我并非总是安静平和，我做不到也不应该假装坚强，无视那些莫名的脆弱，我不能因为那段时光的远离而否认那些存在，因为那就是我。”这种矛盾纠结的心态，还原出挂职干部真实的内心情感。这也成为《在群山之间》不同于通常非虚构强调的客观性，充斥写作者的情感。如果追溯陈涛在挂职期间写作的由来，如他自述：“当我任职八个月后，诸般生活与工作的况味时常袭来，令我欢呼雀跃，引我唏嘘感慨。文学，在我的心中拥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于是，当我又在核桃树下闲坐的某个时刻，我突然起身回到楼上的小房间，打开电脑，写下了我关于任职时光的第一篇文章《另一种生活》。”而当翻开《另一种生活》，扑面而来的是极具生活气息与抒情性的文字：作者先是从镇政府院子里的两棵核桃树写起，然后写自己在小镇生活的感受，中间穿插童年骑摩托车的经历，但更多的笔墨还是描绘小镇街道河流的自然景观，最后回到小镇生活对自身包括人生观的啟迪。

如果单纯从自然风光上来看，甘南藏族自治州其实是景色优美的雪域和国家景区。《在群山之间》有相当多的篇幅描绘自然风貌，从地形气候到山川湖泊都极具甘南地域特色。比如，“当地的天气，总结一下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冬季，一种是大约在冬季”；从冶力关镇到临潭县城的路，“绝大部分依山而修，一边是山，一边是深沟，曲折往返。一个个的拐弯，有着相同的样貌，一个个的高坡，有着相似的坡度，看似很近的路，却需要向相反的方向行使，再迂回前行，如同人生。”再如写道路两旁上的各种动物：“成群成群的牦牛在山上吃草，更多的就那样站立着，一动不动，如同黑色的木桩。天空明净，白云半隐于远山之后，脚下山腰处密密麻麻长满了颀长的树……”还有描绘整个冶力关镇环绕在群山之间的如画风景：“整条冶木河处在冶木峡谷中，河两岸的道路一条在山脚，一条离山脚的距离也不远。其实不唯是冶木河，整个冶力关镇都被群山环绕，晴天尚好，村民的白色房子星点般点缀于山腰，若赶上做饭时分，炊烟袅袅，直叫人想起‘白云生处有人家的诗句。每逢阴天下雨时，乌云低垂，一团团似乎要压下，将一切笼罩，也有一些云气缥缈于山间，宛若仙境。”这些对自然风景的描绘极具画面感地展现甘南小镇的地域风貌，让读者感受到原本不熟悉的风景，让这部作品在非虚构写作之余带有了浓厚的抒情散文的气质。

然而，这些看上去优美的风景，同时还坐落于自然条件恶劣和经济发展落后的偏远地区。对于当地人来说，优美的自然风光无法带来审美愉悦，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生存。由于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距离太近，而无法摆脱实用目的的束缚，因此无法调动审美情感。陈涛当然意识到这一点，就连他自己面对风景，感受到更多的也不是自然风光，而是身处其中的困境：“冶力关是名副其实的山区，镇内海拔四千多米的白石山是整条秦岭山脉的起点，而邻近的莲花山则是青藏高原的末端，镇内少有的开阔平坦处早已挤满了幢幢房屋。此地道路尚且宽敞，县里有些乡镇道路更是狭窄，只有一条仅容两车通过的主干道，并且长度极短，村民住在山上或者道路两旁。我有时站在高处向下望，车辆与行人在山缝中隐现，‘困境一词不停地在我的脑海中闪过。”“当我面对冶力关这个小镇时，我体会到的是另一种困境，这种细思极恐的生活，我不敢用‘无望一词描述，但又实在很难找到更合适的词语。我无法否认这份困境中蕴含的希望，正如我很少对这种希望抱有太多希冀。”从无法进入审美的客观对象联想到直接带有具身的情感波动，这个过程不是人类在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的故事，反而是人在社会实践中被自然重新教化的“人的自然化”。因此，《在群山之间》的风景描写，不仅是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歌颂，更蕴含着从自然到风景的变化及其对主客体关系的再审视。

风景并非天然形成而是文化建构的，“是自然背后的文化”，蕴含着身份阶层民族等区隔。风景概念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真实的物质存在，但随着左翼思潮的兴起逐渐向着政治化转变，既蕴含着强烈的个人体验（比如生活、交往甚至冲突中的物质世界），也成为权力的再体现。而近来的研究也开始关注人类学或民族志的方法。不过，我们没有必要拘泥于风景的含义，倒是威廉斯说的“劳作的乡村几乎从来都不是风景”，提醒我们注意风景关联着文本内部的观看和叙述机制。正是在恶劣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在群山之间》中的风景有了别样的意味。

甚至《在群山之间》的风景也不是主观化的风景，而是风景与新的生活世界之间的联系。这与柄谷行人说的风景的发现基于“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完全不同。 陈涛看来，“小镇生活缓慢而悠长，在这里有过往有未来，有传统有现代，有落后也有开放”，但也因城里人涌入旅游区而在无形中改变了小镇原有的精神气质，“老旧与洋气的穿着装扮，偶尔加快旋即归于缓慢的节奏，本色与异化交替呈现的居民特性，这一切的碰撞交织、矛盾挣扎，都将在小镇中长期存在”。这里呈现出的时间与空间混杂的状态成为小镇的独特风景，隐喻出自然生态尽管僻静却也不得不经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和磨砺。但作为讲述扶贫经验的《在群山之间》，面对的问题正是如何借助外部力量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小镇精神气质。而这种观察到的“风景”毕竟还没能深入现实生活的肌理。因此，风景的真正意味在于它召唤了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形态。这也成为非虚构写作的《在群山之间》的中国式扶贫经验。

从这个角度说，陈涛《在群山之间》以挂职干部的视角讲述扶贫经验具有中国式典型性。作为挂职干部的陈涛更多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实现“文化扶贫”。由于乡村小学的孩子大多为留守儿童，陈涛在工作之余走遍村小学和幼儿园，自发性地发起历时八个月的助学活动，为学校送去了图书、文具、衣物、书法作品等，为学校和村子创建或完善图书室和农家书屋，体会到“只有亲身投入其中，才会获得切身的感触……我们在想象的生活中提出自己的解答，无懈可击的完美难以触及真实生活的皮毛”。还有为村子安装四十盏路灯后，陈涛仰望路灯与夜空的群星交织在一起，不禁发出感慨：“所谓的蛮荒之地，所谓的穷乡僻壤，究其本质，都与黑暗紧紧牵连在一起。如今，光亮降临了，世界的美好还远吗？”这种颇具隐喻意味的风景已超越自然，不仅是人力使然，更暗示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象征新的世界的到来。

而相对于挂职生涯中的成绩，《在群山之间》更多的篇幅还是记录了基层村镇难以化解的种种矛盾。比如《芒拉乡死亡事件》写羊德才在低保调整时候故意将母亲拉到乡政府致死，既减轻他们赡养老人的压力，又让老人的丧事得到解决，还能获得低保名额；再如《山上来客》写农妇为了占有本不属于她的六百块钱，不惜胡搅蛮缠顺带要求困难补助；还有因修路或搬迁等问题的补偿坐地起价或者僵持不下；以及村子里老辈人手艺面临失传，但年轻人又看不到未来的出路，等等。这些棘手的问题盘根错节，甚至很多时候根本无法解决。陈涛更多以观察者而非参与者的视角叙述这些真实的事件，也只能无奈地发出自己的疑问：

“是环境的艰苦与生活的复杂，让他们早早陷入各自的困境与无奈之中，还是这是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中无解的永恒困境，只是他们过早沉溺其中？小镇散落于群山的縫隙之中，是否这地理的设置早就预示并注定了他们生存空间的逼仄？他们在早早看清的人生之路面前，是悲是喜？若是喜，为何我一点都体会不到快乐？若是悲，又有多少要怪罪于生存空间的逼仄，多少归结于个体安于现状的软弱？我真的是没有答案。”

这并不是质疑挂职工作的实际有效性（其实农村扶贫一直是社会治理着力探讨的问题），反而写出了脱贫攻坚战略实施的难题，以及目前农村存在的现实问题（哪怕只是冰山一角），也恰恰显示出21世纪中国式扶贫的独特性和伟大之处——它通过逆向流动的经验资源反哺因循守旧的精神板结之地，不惜暴露出脱贫攻坚工作的艰难，但依然蹒跚前行的决心和信心。这种对于独特中国式扶贫经验的彰显，使得《在群山之间》具有不同其他非虚构作品的价值。总之，《在群山之间》继承了非虚构写作和乡土文学的脉络，更开拓了新时代脱贫攻坚文学，在时代与个体之间建立起实感的联系，以开阔的视野和细腻的文笔，同时兼具散文化的语言，拓展了新时代乡土文学的境界，践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和道路。

作者简介

杨毅，文学博士，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讲师。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等发表论文多篇。有文章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入围第十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